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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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给李世民写奏章时，是没有文章名称的，就像现在你给别人写信一样，虽然有主旨，但没有标题。《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字是后来编史的人给起的，毕竟那么多奏章，你不起个名字，还真不好记忆与分辨。李世民生前，人们都称其为皇帝，没有人称他为唐太宗；等他死后，李治起他安了一个庙呈，称为唐太宗。后世写史的人，为了避讳尊者，不会直书其名，而用庙号代替，故李世民本名在史书中出现得少，唐太宗这个代表他的庙号出现得多。

现代社会，庙号、谥号、年号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姓字，人们常常都直呼其名，因为大家都没有庙号、谥号、年号。不过“为尊者避讳”的传统还是流传下来了，人们称呼有地位的人，一般用领导或者“姓+职务”的方式。比如你的上级姓王，姓名叫王二蛋，职务是总经理，职称是教授，那么你不会直呼其名王二蛋，而是称其为王总或者王教授！如果王二蛋没有职务或者职称，那么根据他的年纪，人们会称呼其为小王，或者老王。

Answer 2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一般来说是皇帝死了之后，儿子和大臣才能定出庙号，所以，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在生前的时候是没有庙号的。

按照这个结论来说，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也不能说绝对，话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出现啥样的事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三国时期的魏国第二任皇帝曹睿来说，在活着的时候就定了自己的庙号，而且还是烈祖，也让人感觉不管啥时候话都不能说得太满。

那么，曹睿为何会生前定庙号呢？而且是烈祖呢？

曹丕篡汉称帝的时候，尊曹操为太祖，等到曹丕去世的时候被尊为高祖，到了曹睿的时候，按理来说已经不能称祖了，因为庙号中一般来说有开国之功才能称祖，其他的都是宗，很明显曹睿是担心自己死后，别人给他评个宗，感觉没面子。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曹睿的庙号是活着的时候有人说：“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曹睿可以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将庙号滥用，导致祖号乱用，正常情况下，唐朝之前的皇帝都不称庙号，一方面是因为庙号在魏晋南北朝时候被玩烂了，另一方面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

不称庙号称什么呢？那就是谥号，比如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这样都是谥号，真正到唐朝时期，由于把谥号玩烂了，只能称庙号，比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李世民在位期间，文治武功都不错，唯一的遗憾就是得位不正，由于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夺来的皇位，为了留下一个好名声，开始进行官方修史，导致唐朝之后的历史不是太真实。

但是在庙号上，李世民做得还是不错的，以庙号制度来说，李世民也算是开疆拓土的一代明君了，即使是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唐世祖之类的也没有人会反对。

后来李治给李世民上庙号为太宗，将庙号制度严肃起来，有李世民镇着，想必后世那些没有多少功劳的皇帝也不敢随意称祖。

扯了这么多，书归正传，唐太宗活着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称太宗呢？

如果要是小白还真就咬不准，别说是小白，就是一些历史编剧都未必能搞懂，在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唐太宗有一句台词就是：“我唐太宗乃一代名君。”

由于台词惊人，曾引发剧烈的讨论，实际上，唐太宗在公元649年去世之后，才定谥号为文皇帝，庙号为太宗，葬于昭陵。

可以肯定，唐太宗没有干出曹睿那样的混账事，当然，即使要干，也会如我前面所说，直接搞一个祖字不是更好。

既然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没有太宗的庙号，如果魏征在文章中称太宗，可以说是在李世民死后，称已故皇帝的庙号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这又是绝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魏征是死在李世民前面的，李世民后来把魏征的碑砸了。而且这个文章是《谏太宗十思疏》，如果李世民都死了，还谏个什么劲？

所以，可以肯定文章可能是魏征写得，但是这个《谏太宗十思疏》的名字肯定是唐太宗死后，别人加的。

这篇文章当时的名字叫做《论时政第二疏》，这种政论在古代很多，但是由于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太多，尤其是李世民还曾经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李世民的这面镜子，当然就是魏征啦！

所以，人们自然很感兴趣魏征到底都跟唐太宗都说了啥，把唐太宗激动成这样，在后世的很多文集中，自然要把这篇精彩的争论收录其中。

为了方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人们就会自己加上标题，比如有名的《古文观止》，并非是后世作者原创的内容，而是编者将《左传》等作品中的优秀篇目节选出来，自然也要加一个标题，比如《曹刿论战》《介之推不言禄》等题目应该都是后人加的。

说到这里，大家对魏征的文章《谏太宗十思疏》，以及唐太宗的庙号问题，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吧！

Ans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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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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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

什么是庙号？

庙号是东亚地区君主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但是在隋朝以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他们在去世后都会有的是“谥号”。

什么是谥号？

“谥号”兴于周代，是对天子、后妃、诸侯、臣子死后的称呼，用一两个字，体现对死者的评价。这些谥号，帝王是由臣子议定，而臣子就由帝王赐予，所以基本上能算得上一生的总结，比如周文、武王，那必是文治武功，周厉、幽王，那就是残暴，昏庸。

但是发展到后来，皇帝对祖先不断追加美谥，把所有好听的字都用上了，这也就导致了谥号越来越长，在史书和普通称呼之时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也无法体现对皇帝的真实评价。比如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谥号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那这怎么搞？又不能直呼其名，总不至于写关于皇帝的书，一半的字都用在称呼上吧。这个时候庙号就取代了谥号的作用，因为庙号一般都不复杂，特别是早期很多帝皇都没有庙号。因为皇帝在去世几代后就要毁去单独的庙，迁入太庙合葬。合于太庙祭祀称之为“祧”，为什么要“祧”？总不能让当今皇上去祭拜祖先，跑上几十座庙吧？这和今天很多景区把山上众多小庙集中到山下大庙是一个道理，为了方便我们上香。

而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庙号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美言，只是一个代表。这反而给后世的人称呼带来了方便，既是尊称，没有犯僭越之礼，又简单明了地指代了那位皇帝。

唐太宗就是这种情况。他去世后最开始的谥号是“文皇帝”，当时的文章可能就尊称他为“唐文帝”，就好像“汉文帝”、“汉武帝”一样。但是到了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可能文章还能称其为“唐文武圣帝”，不过就有点麻烦了。

到了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皇帝”，这还怎么称呼？所以这种复杂繁琐的谥号称呼就只停留在记载上了，而广大文化作者和老百姓就直接使用了庙号“唐太宗”来指称李世民。而且庙号用字一般不会与后世的皇帝起名字发生冲突，而谥号则经常冲突，冲突了又要避讳，总之是件麻烦事。

用庙号称呼，既简单，又尊重。这是语言、文笔上的自然选择。

回到题主这个问题，庙号、谥号都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事情。所以魏征是绝对不可能在李世民生前写出《谏太宗十思疏》这种题目的，也可能当时的奏疏根本就没写题目。又不是应试考作文，只要把事情说清楚，把要讲的讲清楚，为什么要有标题？皇帝看奏章是必须要看的，又不像我们今天在网上看文章主要看标题。公文写手当时绝对不是标题党，当然今天的公文写作也不是标题党。

所以这个题目，肯定是后来的文人在整理记录奏疏的时候添加上去的，类似的情况多得很，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出师表》都是如此。

这其实算是一个常识，特别是在古文中。即便在古诗词中，这种现象也非常多见。

比如《诗经》里面的诗，为什么很多都是首句作标题呢？因为这首诗当时就没标题，采诗官整理的时候，没有标题就没办法归类，就选了第一句做标题。这种现象在诗中后来还不多见了，除了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也是用第一句诗作副标题），一般都会拟个标题。

但是在词中就太多见了，甚至没有标题。大量词牌的标题就够就是《词牌名·第一句》，比如《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鹦鹏》、《菩萨蛮·满宫明月梨花白》、《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这种情况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阅读古文，古诗词的时候要清楚这一点，并不是文人会穿越，而是后人的补注，因为我们在后人的后面，所以承认并且通用。

这在历史文学上是非常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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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4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为了劝谏唐太宗李世民戒奢以俭，居安思危而写的奏章，此篇名并非魏征进谏时所用的篇名，因此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并未成其为太宗。

“十思”与“奏疏”

“十思”是指奏章中主要说的内容，即十条引人深思的问题。

“疏”即“奏疏”，是古代封建王朝臣子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议论文文体。 战国统称为“上书”，秦统一六国后开始称之为“奏”。唐宋以后臣子给君主上奏文书统称“奏议”，即称为“奏疏”。

“奏”是指进上，即是向君主进上的意思。“疏”是梳理分析，可以理解为对问题进行逐条分析。“奏疏”也无需特别另起标题篇名。

“谏太宗十思疏”的写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吸取隋炀帝覆亡的教训，实行了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休养生息，历经十多年的勤政，百姓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国库充盈，边防稳固，一派祥和，唐太宗李世民逐渐忘记初心，骄奢风靡，广寻珍宝，四处巡游，修建庙宇，对此情况，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看到了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谏太宗十思书”的篇名由来

魏征以敢于谏诤而闻名古今，“谏太宗十思疏”言辞恳切，切中利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对历史乃至今日都有积极的意义。清朝人吴楚材、吴调候选录了此篇著名的谏诤奏疏拟题为“谏太宗十思疏”于《古文观止》中，更是盛赞扬此文:“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德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谏太宗十思疏”由此得来。

再有“太宗”为李世民的庙号，那何为“庙号”？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即为庙号。魏征进谏时更不可能称其为太宗。

综上所述，“谏太宗十思疏”为后世之人为这篇流传于世的著名奏疏题的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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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5

那当然不可能啦，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而庙号是指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说白了“庙号”是死后才产生的，活着的时候当然不会被这么叫啦。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份奏章，劝谏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而《谏太宗十思疏》这个题目是后人编纂魏征的作品时加上的。

古代对死去的帝王所用的称呼主要有三种——谥号、庙号、年号。另外还有一种尊号，因为不常用，我们就不说了。

第一种，谥号。“谥号”是古人死后依其生前行迹而为之所立的称号，而且它并不是皇帝独享，皇后、诸侯、王公大臣等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也会被赐予谥号。称呼唐代以前的帝王时多用其“谥号”。

第二种，庙号。“庙号”是皇帝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唐代以前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的，只有像刘邦这样的开国之君，或者刘秀似的中兴之主才有资格拥有。而到了唐代，所有的皇帝都有了庙号，加之他们的“谥号”所用的字数也越来越多，所以在称呼他们时就改用较为简洁的庙号了。

第三种，年号。“年号”是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由汉武帝首创。在明清之前，每个皇帝在位时所用的年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常会多次更换，像汉武帝用了十一个，而唐高宗则用了十四个。

而明清时期的皇帝们都不再频繁的“改元”了，一般都是一个年号用到底。所以除了正史上依然使用庙号外，通常人们就用其在位时的年号称呼这位皇帝。

Answer 6

历史和历史书是两回事。

比如，在同一个家族内，晚辈对长辈的称呼一般是“大伯”，“三叔”之类的敬称，而家族之外的人通常就直呼其名了。

历史和历史书的区别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当历史正在发生时，为了表示尊重，避讳等等原因，对于别人的称呼不会那么直白。而历史书是后人在整理时为了便于理解和统一，称呼起来自然就不那么隐晦了。

“唐太宗”里的“太宗”指的是李世民死后的“庙号”。所谓庙号，指的是皇帝死后，单独为其修建的用于单独祭祀的家庙的名字。“太”就是“第一个”的意思，“宗”则说明这个皇帝的功绩是“德”大于“功”。因为，给皇帝确定庙号称“祖”还是“宗”的时候，讲究的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这种区别还体现在该皇帝陵前的“功德碑”上。“祖”的功德碑称为“圣功文德碑”，而“宗”的则称之为“圣德文功碑”。不仅如此，“祖”和“宗”只表明此皇帝的“文德”和“武功”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先后关系。比如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儿子清世祖福临（顺治帝）以及他的孙子清圣祖玄烨（康熙帝）。

其实，李世民也知道自己死后的庙号大概率是“太宗”，那么他高兴吗？李世民可能不是那么开心，但也没办法，因为比“太宗”更让李世民心仪的庙号已经给他的爷爷李邴用了。那就是“唐世祖”。毕竟，以李世民都“武功”来说，当个“祖”也实至名归。只是唐高祖李渊在唐朝建国以后，追谥了两个皇帝，一个是他的爷爷唐太祖李虎，一个是他的父亲唐世祖李邴。到李世民这儿的时候，也就只能当他的“唐太宗”了。

这都是一个皇帝的“盖棺定论”。是不可能出现在当时的。由此可见，魏征肯定不会称呼李世民为“太宗”的。虽然他也知道李世民驾崩之后的庙号大概率是会被称“太宗”的，但在李世民还活着的时候就这样称呼的话，魏征显然是觉得自己活的太长了。

至于所谓的《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字，是后人整理时处于便于区别，分类等原因加上去的。类似的情况太多了，比如更常见的王朝前面加的“前后东西南北”这些方位字，都是后人在整理前朝史料时加上去的 ，而称呼本朝，更多的是用“大”“上”“天”之类的牛X字眼。比如如今我们隔壁的俩弹丸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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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和庙号体系出现之初，曾经有过帝王生前给自己加谥的，比如周文王、周武王都是生前就自称文王、武王，楚子熊彻是第一个称楚王的春秋楚国国君，也有记载称他生前就自称“楚武王”，此外，西汉吕后七年（公元前187年）南越王赵佗自称“南越武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自己给自己加谥号的帝王了。

自春秋后期以后，谥号、庙号照规则都是本人死后由后人根据其一生事迹拟定，有“盖棺论定”之意，汉代“以孝治天下”，儒家学者对此非常较真，自汉以后，生前加谥号的事几乎再未发生过，唯一的例外是元顺帝，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给当时还活着的元朝皇帝妥欢帖睦尔，朱元璋称他放弃大都北逃是“预知天命，应天顺人”，所以给事实上活到公元1370年的他一个“顺帝”的谥号，其目的一是显示宽大，二是要借此公告天下“元朝已经结束，现在是大明的时代”，事实上元（北元）人自己从来不管“元顺帝”叫“顺帝”，而是给了“惠宗”的庙号。

而“生前加庙号”则亘古未有——庙号是加给已死的祖宗的，活着进宗祠吃香火，这是嫌活得太长么？

因此汉代以后，大臣当面或书面称呼皇帝都是叫“陛下”，对旁人则称“陛下”、“皇上”、“今上”（值得一提的是太后只能称呼晚辈皇帝“皇帝”而非“皇上”，因为她地位比皇帝更“上”，这点老电视剧版《末代皇帝》表现得非常准确，而其它绝大多数大辫子戏都大错特错），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写于汉武帝生前，汉武帝的本纪就被题为《今上本纪》。

不过古代著书立说的周期很长，且许多作品在作者本人去世后还会被一再发表、传播，其标题也会被相应修改，甚至有些作品原本没有标题，也会被重新起一个。这时候就会出现“活着见谥号庙号”的有趣现象——但这个毛病实际上是后来的整理者、发表者的，他们做整理、发表工作时那位帝王已是古人，自然知道其谥号、庙号，也习惯用这种称呼（尤其如果整理、发表在同一个朝代，他既不能说“今上”、“陛下”，因为皇帝换了，更不能直呼其名，因为“大不敬”，称呼谥号、庙号或年号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办法）。

正因如此，司马迁原版《史记》中的《今上本纪》，后人整理后就变成了《孝武本纪》。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从《魏征公文集》中摘录的，而这个文集是清代人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整理发表的，虽然署名“魏征撰”，但作为文集其实魏征生前并未“过手”，这个《谏太宗十思疏》的题目自然也不是魏征本人、而是后人给加的，魏征死于唐太宗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李二的谥号和庙号的。

当然，这种乱用谥号、庙号的做法古人就有，比如京剧《过昭关》里的伍子胥就大唱“不杀平王我的恨不休”。但这种现象在古代只出现在小说、戏剧里，因为小说、戏剧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容易犯这类错误，睢景臣在《杂剧般涉调.哨遍 高祖还乡》最后写“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 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则是故意用这种讽刺性手法来出汉高祖洋相，而不是不知道刘邦的亲戚不会在生前知道“刘三”的谥号和庙号。

Answer 8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而庙号是过世皇帝被供奉在太庙里的称号，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通常只有在去世以后才能被后继之君追封庙号，因此，李世民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叫太宗。至于魏征写的这篇劝谏疏为什么叫《谏太宗十思疏》，而且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完全是因为后世之人在编撰史书时，重新给这篇著名的劝谏疏取的名字，而魏征给李世民上的这道劝谏疏原本就没有题目，只有内容。

庙号的讲究

中华文化历来都很注重祭祀活动，尤其是祭祀祖先，庙号也与祭祀有关，古代的君主死后都会被后人立庙祭祀，而庙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商朝规定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也就是说只有死去的君王才会被立庙祭祀，只有被立庙祭祀才能被追上庙号。

庙号形式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此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再给予祖或宗的称号。

给故去的皇帝上庙号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起初，并非所有的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只有那些有大功大德的皇帝才能被上庙号，比如汉代一共有29位皇帝，拥有庙号的仅仅7位（西汉4位、东汉3位）。

汉代以后，庙号的评定标准开始逐渐放开，到唐代的时候，庙号正式成为皇帝标签，每位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人们对皇帝的称谓也由谥号转为庙号，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都是以庙号为称谓。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的背景和内容

唐太宗贞观中期，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的辅佐之下，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将唐朝的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李世民任用李靖、侯君集等一干名帅大将扫清了突厥边患，大唐帝国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

在取得贞观盛世的成果之后，李世民逐渐开始放纵自己，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于是，他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这篇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四疏之一，因为按顺序这篇奏疏是第二道，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这道奏疏最经典的部分当属那段“人君十思”，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这道奏疏之后，猛然警醒，为此还特意给魏征回了一道《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并且这篇奏疏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在李世民之后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这篇奏疏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

“太宗”出现在魏征奏疏上的真正原因

了解完庙号的讲究和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的背景之后，按理说李世民“太宗”的庙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李世民尚且在世的时候，这不仅不合常理，而且非常的犯忌讳，因为按照庙号的授予标准，虽然李世民死后肯定会被追上“太宗”的庙号，但在李世民没死的时候，这样称呼李世民，绝对有诅咒他的意思，这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绝对是死罪，魏征作为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其实，《谏太宗十思疏》这个题目跟魏征没有半点关系，他最初给李世民上这道奏疏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题目，而且古代臣子给皇帝上奏疏，都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写文章写信一样，先写个题目。一般而言，古代臣子给皇帝上的奏折，都是以“臣”自开头，加上自己的爵位官衔，然后就是写奏疏的具体内容，最后还要写上“诚惶诚恐，微臣草上”、“叩请圣裁”之类的内容。

《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称的真正来历实际上是源于后世，因为李世民和魏征皆为历史名人，而且魏征的这篇奏疏也堪称经典，所以这篇经典的劝谏奏疏肯定会被记录在史书之上，后人为了方便记录，就根据这篇奏疏的内容，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而将这篇奏疏录入史籍的时候，李世民早已过世，“太宗”的庙号也已确定，史官们以庙号“太宗”来尊称李世民也符合历惯例和传统，所以这篇奏疏也就叫《谏太宗十思疏》。

Answer 9

当然是先写文章，后世才被命名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吧。

像《诗经》，创作历经数百年，地域横跨上千里，难道这无数的人不约而同的想到要给自己的作品起名“诗经”？也没见谁为命名权而打架呀？

李商隐有大量的“无题”诗，难道是他自己命名的？杜甫的“绝句”，是自己起的名字？曹植的“七步诗”，也是作者定的吗？

还有“春秋”“战国”这些历史时代，难道是当时人起的名字？“同志们，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了！”“各位爱卿，让我们一起努力，在伟大的战国时代大放异彩吧！”

没有这么搞笑的。历史又不是抗日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