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白先勇先生对其父亲的评价是:“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这个国当然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对这样的历史定位,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举个例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粤军一些部队竟然批量装备有“三八大盖”,哪里来的?
(李宗仁)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前,白崇禧不顾李宗仁的劝阻,跟陈济棠一起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而实际上,两广都接受了日本人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10000支“三八大盖”。桂系军队里也聘请了日籍军事顾问,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才驱逐,那么问题来了,1931年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尽露,白崇禧又可曾将“国家利益”完全置上?
“两广事变”最终是和平解决的,主要是陈济棠的大将余汉谋以及广东空军的倒戈,“南天王”无奈只好宣布下野。而30万中央军之所以未与桂军大打出手,源于黄绍竑和刘斐的奔走说和,蒋某人更急着调兵去围剿陕北,这才就坡下驴停止了军事行动。五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那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白崇禧)
余汉谋的倒戈虽然有私心,但其通电说明的道理却是站得住脚的:“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确实,国家内忧外患,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再“窝里斗”,不正是给外敌以空子吗?完全的不合时宜。余汉谋明白这个理儿,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难道看不透?杀了我也不信。
日本不仅给他们提供步枪、机枪和平射炮,又运来两批飞机共60架,一起来的还有飞行员60余人和日本军事顾问100余人,耳目众多的白崇禧不知道?归根到底,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是军阀思想作祟,就是认为蒋某人的水平和能力不应该高居老大的位置。“江山轮流坐,明日到我家”,这样的思想从1927年桂系第一次逼蒋下野开始,贯穿了其后22年的始终,而民族利益显然被他们置于团体利益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
之前的1931年本是多事之秋,两广势力却利用“胡汉民事件”第二次联手迫蒋下野,而扶上台的汪精卫、孙科等人,既调不动一兵一卒协助东北军反击关东军,也不能在军费军需上给张学良以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这个少爷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上脑,终于下令20万大军不战而弃守锦州撤进关内,丧失了收复沈阳的最后机会。
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第一责任人固然是张学良,难道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白崇禧就没有责任?面对外敌,理当暂时摒弃内部矛盾同仇敌忾,结果却是窝里斗的一塌糊涂。蒋某人在对日立场上软弱不堪,背后也是因为内部一盘散沙的无奈。
至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历史贡献,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在1937年以后,率先响应抗日,立场也比较坚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坚持在中原抗敌,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参赞中枢出谋献策,在大的战略问题上预见准确,比如反对死守南京、武汉会战屡挫寇焰等等,这一点可以肯定。
其二就是1948年大决战期间再次拆台反蒋,其中李宗仁不顾蒋的阻拦非得竞选“副总统”,让本来就派系林立的南京政府更加分崩离析。而白崇禧先是不肯就任“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拒绝统一指挥参战蒋军,又在淮海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坚不允许宋希濂第14兵团和张淦第3兵团东调,坐看中央军嫡系部队灰飞烟灭。
当战场双方兵力都已用到极限的情况下,第3和第14兵团如果及时投入战场,淮海战役的局面怎么发展真的很难说。所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文一武的举措,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缠斗22年后,李宗仁终于问鼎“最高权力”。此时如果李白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减少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那就应该止戈息兵,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画押。
结果又是怎么样呢?白崇禧坚决反对解放军过江,最终也影响了李宗仁不接受和平协议,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如果为他们的所谓民国,那么就应该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第三次逼蒋下野毫无意义;如果是为了天下黎民,那就争取握手言和,实在想不通的是,黄埔嫡系百万大军都一败涂地,凭借不到20万的桂军就能扭转乾坤了?
(李宗仁上台)
所以说白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只是为了“新桂系”小团体的利益,既无形中帮忙摧毁了蒋的统治基础,也没能在政治上有什么新的作为,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李宗仁还曾经彷徨犹豫过的话,那白崇禧连想都没想过。1949年10月,在蒋灌的迷魂汤之下,白崇禧甚至要求李宗仁“还位”给蒋某人,桂系两个大佬之间首次出现裂痕,也标志着这个集团没有未来了。
到1949年12月,桂军残余被林彪和陈赓一扫而光,宣告桂系这个军政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年6月,准备去香港参加起义的刘斐曾经在广州密会李白二人,最后进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点头应允,白崇禧默不作声,至于结果如何,想必军史爱好者们也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