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原为英文nation,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后期)发明的政治概念。20世纪经日本引人中国。所以,民族是西方的舶来品,是一个政治概念。与家,家族,宗族,等社会文化概念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民族是政治谎言
与民族一起被发明的叫血缘,西方以血缘不同区分不同民族。但是,DNA技术是近年发明的。16世纪的时候,西方根本无法分辨血缘的不同,民族是什么鬼?
民族一词并不简单,以非洲卢旺达为例。把一个种族的人,以贫富差异区分为两个民族,胡图族、图西族,培养少数富人去奴役多数穷人,最终导致卢旺达历时100天的民族灭绝性大屠杀,100多万人失去生命。西方利用民族的人为概念,愚昧,屠杀,殖民,例证多的是。
第二,民族是政治需要
徐福东渡日本,是日本种群的一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徐福东渡者的后裔现在是什么民族?大和民族。这就是政治。日本统治者利用西方的民族概念,实现了政治上的“一国即一族,一族即一国”。至于血脉?文化?呵呵,通通被剿灭了。只剩下民族。
于是乎,天皇、军国主义,在此基础上被强化。
第三,中华文明五千年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雅克语)。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诞生。而中华却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由此上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华2000多年都没有政治制度的创新了。但是,中华文化的本色、或者叫底蕴还是客观存在的。以西方的民族论,中华的家、家族、宗族、世族是刻入骨髓的。“五百年前是一家”,五服、祠堂等等,类似的概念在民间并未被灭绝。与西方伪造的民族不同。中华的家族概念是有标准、可操作并实际执行了几千年的。是充满泥土气息的、活的文化。
“所谓汉人胡人者,大抵以汉化胡化论,而不以汉种胡种论”。比如说,李渊李世民所建立的唐朝,是汉人王朝还是胡人王朝,跟李渊李世民是什么血统没有关系,而是由长安的建筑风格决定的。作为皇城,整体是中华风,唐朝就是汉人王朝。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杨贵妃初夜权考》,用大量的实例,论证了中华家、家族、宗族和世族的区分标准。所以,民族这个千年之后发明的政治概念,不适用中国、不适用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语)。
第四、面子和里子
近代中国的沦落是不言而喻的。元朝和清朝,八国联军和倭寇入侵。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掌控在西方少数有钱人的手里,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跟英文为联合国通用语言是一个道理。民族这个词汇,真是不行不行。除非,你关闭国门,不跟外国人打交道。
但是,使用民族这个词汇,并不代表我们屈从于西方的民族概念。比如说,一个张姓汉族男子,娶马姓回族女子为妻,收养了一个父母不可考、实际上是苗族的孩子。去派出所上户口,孩子是什么族?从父,为汉族;从母,为回族。选择权在养父母商量。这就是国家现行的民族政策。请注意:父母认定,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无论亲生、过继、抱养,只要父亲赐予姓氏、给予命名,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就从此成年,受法律保护。
第五、梁启超先生是有功的
民族一词传入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民族一词包藏政治毒素,梁启超先生早就警觉了。《中华史绪论》中,梁启超先生梳理了中华历史上五大种群的迁徙过程和路径,并明确表述,一如中国人分不清欧洲各国人种的差异一样,西方人也分不清中华各民族的不同,甚至连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等东亚各国人都分不清。粗陋的、甚至是无知的把这些统称为蒙古族。此其一。其二,西方14到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最终实际是大量抄袭中华传统文化。从向往中华(哥伦布漂到美洲,以为自己到达了目标中华的附近、印度,把美洲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到偷师中华,再到否认中华,一来是剽窃丢人,二来是当时的中华已经比较羸弱。其三,则是敌视中华。血缘和民族,民主和自由等等,很多政治概念都是瞄准中华设计的。比如民族,内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56个民族分裂肢解的理由就成立了。
因此,梁启超先生发明了两个词汇:中华民族、华夏民族(请注意,这是20世纪的事,皇汉们往往把汉族穿越到汉朝,有意无意的迎合西方)。梁启超先生明确表述:推荐使用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的大民族称谓,反对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小民族的称谓。其中的根由,我相信读着一目了然。
总之:炎黄子孙是我们的共识,中华民族、华夏民族是更历史的、更智慧的选择。
跟着西方拽汉族的,梁启超先生早有定论。----摘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五节人种》:
立於数千年之后。而指前者发现於历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实之。非愚则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