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里面就根本没有农民。里面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如宋江之流的小吏，有如卢俊义之流的财主，也有过去的将领，还有土匪强盗、地痞无赖。但是，他们与其它人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有追求，他们不愿在这一隅之地度过余生。即使是李逵这样的杀人魔王，也说过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做大皇帝，宋江做小皇帝，大家都做大臣这样的“人生理想”。所以，《水浒》的本质就是在写，一个时代中，无法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际上，招安是这些人最好的下场。在历史上，真正“夺了鸟位”成功的只有刘邦与朱元璋，但这两人一是开启了杀戮功臣的历史，另一个杀戮功臣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即使真是这帮人夺位成功，首先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帝，晁盖宋江先要对杀，然后就是要清除这帮老弟兄了。所以，宋江毒死李逵，也就是一个缩影而已。

《水浒》告诉我们，在那样的时代，如何考不了科举，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究竟有哪些。但是，宋江最终失败了，说明这个社会根本不会给不配合这个体制（哪怕是曾经不配合体制的人）任何机会，而这个社会，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也已经走向了尽头。（一向认为作者施耐庵或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

非常感谢作者的邀请。

读过《水浒传》原著的人都能看得出，梁山108将聚义其实不能算是农民起义。首先，他们并没有夺取大宋政权的野心，头领都想着被诏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推翻朝廷的主观愿望；其次，梁山每次攻打周边州县，虽然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他们攻打周边州县一来是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来是保卫自己梁山的安全；三来是收拢更多的人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梁山要支持庞大的军队开销以及安保工作，108将的“工资”，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财产从何而来？必须到山下去“抢”。然而梁山打着正义的旗帜，不可能象王伦那个时代的梁山那样没钱了就到山下去抢劫的吧？所以哪里有金银财宝他们就攻打哪里，比如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之类的，当然了，这些地方确实也有该被“替天行道”的地方，所以攻打之顺理成章、言正名顺。以此分析，《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因为梁山根本没有什么起义。

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据说作者施耐庵原先是在元蒙当权的时候干过好多年小官的。那时候元蒙对汉人的压迫是很严厉的，施耐庵作为汉人的官吏而对这些压迫非常气愤以至于告老还乡，专注写书创作。作者写《水浒传》的意图就是想借此书宣扬一种反抗元蒙暴政的思想。

我不太赞同《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这个观点，但同时也同意题主的说法，施耐庵其实并不是有意图的去写农民起义，《水浒传》另有深刻的含义。

这样讲，岂不是很矛盾吗？且容绿野老道回到施耐庵的文本中，看看《水浒传》到底写没写农民起义，这部书又隐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

梁山好汉中只有一个农民吗

普遍观点认为，梁山好汉中，只有九尾龟陶宗旺一人是农民。陶宗旺是农民，这个说法《水浒传》也支持，书中说他是：“庄家田户出身”。陶宗旺与军官出身的欧鹏、科举举子蒋敬、小番子闲汉马麟一道，占据黄门山，也算得上“起义”了。

但是，陶宗旺只是坐第四把交椅的好汉，到了梁山之后，位置更低，仅排在第七十五名。即便陶宗旺是农民，但却不能代表梁山就是“农民起义”。问题是，梁山真的只有陶宗旺这一个农民吗？

所谓农民，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指居住在农村的农村居民，而不单指“庄家田户”。如果以侠义的定义来理解，陶宗旺是农民中的“农夫”。假如以职业范围划分，那么，梁山上的农民就绝对不止陶宗旺一人了。绿野老道做过粗略统计，梁山好汉中有这样几类人可以划入“农民”阶层：晁盖、宋江、李应、李逵、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杜兴。

除此之外，还有穆弘、穆春兄弟。这两人虽然是揭阳镇一霸，但也是出身于农村的农家子弟。

写到这里，列位看官估计又要质疑了，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李应是李家庄的庄主，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等人也是财主子弟，怎么就算农民了？绿野老道刚刚讲过，农民不一定就是亲自下田种地之人，在农村生活，靠种田种地过活的人应当都属于“农民”。这个概念现在也讲得通。

那么，宋江算不上“农民”呢？当然算，他家里就是正牌的农村人，弟弟宋清还在田地里忙活着。虽然在郓城县做押司，但却不妨碍宋江的农民出身。陶宗旺都做了山贼了，还被视为梁山上唯一的农民，宋江怎么就不算了呢？同样，黑旋风李逵也是农民出身，犯了罪的“农民”难道就不是农民了？

当然，在这些农民中，有地主老财、恶霸乡绅，不过，这只是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大范围讲，出身于农村且靠着土地养活的人，都应当是农民。

《水浒传》中对很多好汉都做了职业简介，上山之前是做什么的，大多都有交代。其实，农民代表的只是一种职业。

梁山两任寨主都是农民，算不算“农民起义”？

《水浒传》是不是写的“农民起义”

梁山好汉中，尽管农民不占多数，但除了农民外，还有最底层的渔民，车贩走卒，屠户猎人、下级军官等等。施耐庵写“官逼民反”，这是确信无疑的。而两任首领都是农民身份或者农民出身，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便是在“官逼民反”的大背景下的“农民起义”，其实并没有大毛病，也是讲得通的。

有一种观点说，梁山好汉都是些流氓地痞，杀人恶魔，而且，相互挖坑，设计陷害，大多数好汉都不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在一百单八将中，有的是因为自己作奸犯科，便上山落草为寇，有的则是宋江等人采取各种阴毒手段，害他们上梁山作乱的。比如，开黑店的孙二娘夫妻，杀人如麻的黑旋风李逵，做贼的时迁，等等，原本就是江湖黑客，上山落草，算不得“起义”。

再比如，朱仝上梁山是宋江、吴用、李逵、雷横陷害的。卢俊义好好的做着当铺掌柜，为了实现宋江的个人阴谋，却把玉麒麟害惨了。

这样的观点确实也没错，《水浒传》就是这样写的。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破绽，就是脱离了《水浒传》的大背景、大前提，有不见森林之嫌。

那么，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设置的又是一个怎么的大背景、大前提呢？这个疑问，其实在《水浒传》开篇故事中便有答案了。

无论哪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回书之前，有一段“引首（金圣叹把这段故事并入“楔子”）”，讲的是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故事。从这段简短的故事中，可以读出施耐庵为全书立意，这个立意其实就是四个字：“天下太平”。所以，《水浒传》的回前诗便改写了邵雍的一首七律，集中表达了“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这层含义。并且，特别交代，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

讲完赵匡胤的故事，便对北宋的皇位传承进行交代，说太祖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真宗，真宗传位于仁宗。

施耐庵说，宋仁宗继位后的前二十七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也就是说，在宋仁宗嘉佑三年误走妖魔前，仍然是“天下太平”之世。因为“天下太平”，所以，“百姓受了些快乐”。

《水浒传》的立意就是“天下太平”。太平世界，谁会逼反民众？老百姓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有几个人愿意上山做强人？

书中的所有上梁山的好汉，不管是什么途经、什么形式，都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大的前提下，被“逼上梁山”的。不然，为何施耐庵不写宋徽宗之前，江湖上有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大规模的在梁山聚众造反，且由农民出身的人做头领，带着一群以底层人物为骨干力量的人揭竿而起。尽管施耐庵没有刻意或者明确的写“农民起义”，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肯定具备“农民起义”的性质。

施耐庵是怎样写“农民起义”的

嘉佑三年时，乐极生悲，因为一场瘟疫，导致洪太尉误走了妖魔。妖魔出世，便“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这伙“妖魔”，其实就是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

天下太平时，妖魔被镇锁在江西信州龙虎山佛魔大殿的地窖中，瘟疫出世，天下便不太平，妖魔也就出世了。但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施耐庵继续写到了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这个时期也是“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妖魔没有闹事。而妖魔闹事，肯定就是因为天下不再太平了。

按照北宋的历史，宋哲宗之后就是宋徽宗。《水浒传》中，宋徽宗一出场就不是个好皇帝，声色犬马，“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端王赵佶一登基，便任用奸臣高俅，从而引发了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梁山好汉从此粉墨登场，开始聚义造反。

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在晁、宋二位头领的带领下，绝对是反宋徽宗的。即便晁盖最先提出了招安的主张，但此时的山寨，宋江才是实际上的领导者。施耐庵这样写，并非讲的是梁山上的晁宋之争，而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隐含了另一层寓意。

宋江是道家妖魔中的“天魁星”，晁盖则是佛教的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的托塔天王，梁山是道家“妖魔”大聚义，宋江是当然的召集人和“把寨为头”的寨主。施耐庵以梁山故事，隐含自己的真实意图，寄托自己的宗教思想——佛道合一。

宋徽宗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崇道抑佛”皇帝，宣和元年下“革佛诏”革佛，打破了北宋立国时“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格局。施耐庵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也是宋徽宗乱国祸国的一大罪状。于是，托塔天王（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当然要奋起护法，维护佛教的尊严了。

宋江则是“天魁星”，虽然与晁盖的教派不同，但因为宋徽宗失道误国，走到了“天下太平”的反面。因而，道家也不能容忍宋徽宗这个假道君。所以，施耐庵说“晁、宋二位头领替天行道”。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的寓意是追求公平正义，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替代“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书中以杨志的花石纲事、生辰纲事这一暗一明的故事，揭露了宋徽宗朝的失道，绝了百姓的衣饭，从而，“官逼民反”，晁盖、宋江这两个农民出身的头领在梁山聚义、起义。

梁山好汉攻城略地，不断袭扰官府，团灭朝廷缉捕官军，斩杀国舅慕容知府。说《水浒传》不反皇帝，是没有道理的。不反皇帝，又何来“农民起义”之说？

容与堂本《水浒传》在梁山大聚义之后，有一首赞诗，讲到了梁山好汉无论身份贵贱、贫穷富有，都抹平身份：“都一般儿哥弟称呼，皆一样的酒筵欢乐”。这不就是“均贫富、等贵贱”的“替天行道”吗？这样典型的打着特殊烙印的表述，怎么能说《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呢？

施耐庵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底层民众的造反，揭露宋徽宗的失道亡国，抨击这代皇帝激起无数民变，导致北宋王朝走了灭亡。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隐射两个王朝

上文讲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从赵匡胤立国开始讲故事，在“楔子”中历数北宋七代皇帝。到了梁山好汉故事阶段，则以“二龙”来隐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在前七十回书中，宋徽宗是明出场，宋钦宗则是暗出场。“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回书中，施耐庵让宋江提前预见了北宋灭亡的最后一幕——二龙戏水。这个场景，寓意的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在五国城坐井观天。

“二龙”这个隐喻在《水浒传》中还有“二龙山”、“父子客店”。这两个符码，都与花和尚鲁智深有关。鲁智深这个形象无比重要，简直就是贯穿《水浒传》中北宋徽、钦时期的整个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是因为“父子客店”间壁的“待诏”的召唤，在一顿狗肉醉酒，怀揣狗腿的醉酒状态下，搧倒亭子，撞破山门、打坏金刚、打伤僧众、亵渎选佛场。这一切，都真实的反映了宣和元年（1119年）时，宋徽宗革佛的历史。

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就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的事情，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以道教渗透佛教，异化佛教来达到禁佛、毁佛的目的。这重隐喻，是以“待诏”说的六十二斤禅杖来隐藏作者真实意图的。六十二斤，意味着从鲁智深逃出佛魔大殿的嘉佑三年（1058年）到宣和元年，正好就是六十二年。

花和尚当了宋徽宗的打手，因为“狗”隐喻的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生于1082年，就是个属狗的。而鲁智深打上二龙山，战据宝珠寺，也是反叛了宋徽宗。这个“狗皇帝”激起民变，连和尚都造反了。

书中的“二龙”就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施耐庵这一真实意图，隐藏的就是一段北宋灭亡的历史。而综合前面的故事，北宋九代皇帝悉数登场，“九纹龙”这个符码，其实就隐藏了北宋王朝的兴亡历史。

在“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个故事中，施耐庵以地窖中的妖魔照应梁山一百单八将。于是，便以梁山故事为主线索，隐写北宋的亡国历史。但是，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却是一击双鸣，不单是隐藏了大宋王朝放出了妖魔，还隐射大明王朝也是误走妖魔，导致天下不太平的“洪太尉”。

施耐庵说，“朱洪武”误走了妖魔，这个妖魔就是“孙立”，即立孙子朱允炆做皇帝。于是，无比崇拜北方真武大帝（三月初三是真武大帝诞辰）的燕王（龙虎山上的锦毛虎，清风山的燕顺，以及王英）极端不满，发动靖难之役，导致了四年的夺位之战。如此，天下便不太平，百姓便要遭受缧绁之祸。《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其实也是针对大明王朝的。

《水浒传》中的“二龙相戏”，同样隐藏了大明靖难之役的帝位之争。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也是在隐喻这一段大明秘史。

《水浒传》中施耐庵写的是农民起义，但不是刻意的去写农民起义。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施耐庵在其中隐藏着这样的几个真实意图：

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天下太平的境界追求、“替天行道”的公平正义、“保境安民”的家国情怀。……

赞同！《水浒传》确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

首先，农民起义是近世才有的一个概念，拿这个概念去套古代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勉强的事。然后，来具体说说《水浒》为什么不是写农民起义的。

有人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是农民，所以说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的。其实这个说法略微牵强，梁山好汉确实没有庄稼汉，但农民也不是单指庄稼汉，阮氏三雄以打渔为生，难道渔民就不能算农民么？还有像陶宗旺虽然当了寨主，最擅长营造房屋，但却是田户出身，你能说他不算农民么？

所以根子并不在于梁山上有没有农民，而在于梁山群体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个人以为，农民起义的目标在于争取经济上的权力和自由。农民起义，是严酷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底层民众造反，造反之后，弱则占山为王，强则抢钱抢粮抢夺皇帝宝座。简言之，“钱”是农民起义的第一推动力，如果闹得动静大了，则会因钱而抢权。

然而，梁山的好汉并不是这样。

108将上梁山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遭受严重的不公待遇，换句话说，是因为恶劣官僚的压迫，比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卢俊义、花荣、柴进等人；第二类是有罪之人，或是因形势所迫成了罪犯，或是一直打家劫舍混迹江湖，比如鲁智深、石秀、杨雄、周通、燕顺、孙二娘等；第三类则是机缘巧合、前途不顺等原因而上了梁山，比如李应、徐宁、关胜、黄信等人，以官员和财主为主。

可以发现，水浒的笔墨多数都给了第一类人——被恶劣官僚欺压的人，这说明反抗时代官僚体制才是这部书的重头戏。

因此，梁山所有好汉的终极目标都不是为了钱，当然上了梁山确实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他们不是以掠夺金钱，实现“财务自由”，乃至极致享乐为终极目标。这点，他们甚至比进了北京城的李闯和刘宗敏“高尚”得多。

梁山人的终极目标是——舒展自己的志气，做一个扬眉吐气之人！

他们真正追求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击败曾经给他们不幸的贪官污吏、奸佞之徒；二是尽忠报国。前一个目的是报仇雪耻，后一个目的建功立业（从而赎罪）。

所以，宋江作为领袖树立的“受招安”目标，是梁山所有人的终极目标，中间虽然也有过个别反对的声音，那是针对具体的挫折而言的，梁山的大方向大目标始终是坚定的：杀恶官、报国家。

因此这部书前半部是“反书”，主要讲恶官把持的朝廷，为了快意恩仇，不得不反。

后半部书是部“忠义书”，征四寇，田虎、王庆、辽国、方腊，无论征讨哪一方，为了忠义报国，不得不战。

最终，报国的行为抵消了前面的反叛和一些凶残的犯罪行为，或死或伤或善终，完成了整体的救赎。梁山众人本是魔君下界，先造反后招安，先犯罪后赎罪，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其自带的恶魔属性才被消除，解除了自身魔鬼的封印。

因此《水浒传》这部书猛一看，总会令人感觉前后反差巨大，甚至很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完整一体。它始终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著作，主旨思想贯穿始终。

那些认为宋江是把梁山好汉带偏了方向，乃至认为七十回之后的故事是续作，是对这部书的误读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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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反映的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着重在黑暗统治下，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同时，体现官逼势必民反，即使象林冲这样的，吃官饭的也会加入梁山起义的队伍！！

《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诚然，水浒的108个英雄好汉里，出身农民的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地主阶级，有军官，有落地秀才，有做买卖的，就是农民最少。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108人说的是首领。梁山可不是靠着108个人就能占据一方的。真正让朝廷忌惮的，是通过这108个人所聚集起来的人。

那些人才能称之为军队，才是造反的主力军，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出身呢，都是农民。

我们总把自己带入英雄好汉的角色，但如果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喽啰。在政府的欺压之下，权臣当道，没有生路，上了梁山。

跟随着这样的108位首领，以为他们能带领我们过上好日子。结果还是悲剧收场。

这不就是一个农民起义失败的故事吗。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无产阶级的命运只能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手里，托付给其他阶级，都是不可靠的。

《水浒传》是写农业社会的农民阶层起义。

农业社会不是光种地，同样的农民阶层并不是只有种地的农民，还包括有依附于农业这一基本经济行为上形形色色的各种职业。

三教九流，僧道商士、平民百工、匠作营造，娱乐从医卜星相面。

这些职业是任何时期、任何年代都有的社会因子；造反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性事业，当然社会性行业的人比例高了。

这很奇怪吗。

多次看了水浒传，书中描写的人物看不到农民起义的影子，从宋江到第三十六排位，没有一个是农民，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相证，后面的72排位，也没有一个代表农民起义的相证，更没有一项为农民起义的诉求！宋江，是宋衙门押司，就是一个政府小职员，卢俊义，更是大地主 ，梁山五虎上将，八骠骑都是宋王朝的底下的基称军官，他们不会代表

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也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水浒传中梁山组成人员好多都是社会垃圾，痞子，还有一部分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的罪不可赦的罪犯！就是站山为王的山贼，他们代表不了农民的利益和诉求！王英 ，张青，孙二娘能代表农民起义吗？李逵，施恩 ，柴进能代表农民起义的利益吗，不能，绝对不能！但是，水浒传反应了宋王朝的腐败，以及奸臣当道的社会背景，描写了被逼上梁山为寇不得不反的社会发展，也树造了几个英雄形象，也刻画了宋江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政治诉求，总之一句话，还是威护宋王朝的利益 宣扬的是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没有一点代表农民起义的利益和诉求，替天行道，在那里呢，征天虎，平方腊难道是农民起义的诉求吗？，征天虎，平方腊难道是替天行道？实质上是替宋王朝行道！对不对，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