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