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发展那么久，经历了无数次瘟疫，而很多瘟疫一直流传到现代。如此多的传染病唯一被彻底消灭的只有天花一项。天花是十分可怕的传染病，在世界各地都有爆发，天花传染性强，致死率极高。在古代，得了天花基本看命，比如说顺治，最有可能的死因就是天花。而他儿子康熙呢，据说就是因为小时候得过天花而痊愈了，所以才被选成皇帝。
在古代，即便是皇帝，得了天花也是无可奈何，古代皇宫的医疗水平是最高的了，但是在天花面前束手无策。天花传染性强，致死率高，不过天花有个特点，得过一次扛过去就可以获得永久免疫，因此康熙才能获得皇位。
天花应该是古代最主要的瘟疫之一，一旦感染爆发任何医生对天花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攻克天花的是英国人琴纳1796年一个小男孩身上种植牛痘，小男孩从此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当然了，琴纳的发现得到承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很多人对牛痘抱有恐惧之心，甚至说种牛痘会长牛角。经过长期的实践，加上拿破仑军队士兵种植牛痘以后获得有效免疫，琴纳对天花的攻克才被世人承认。
实际上在琴纳之前，世界各国已经有一些对抗天花的措施，不管是我国古代还是中世纪的欧洲，都有用天花患者的痘液对健康人进行轻微感染来预防天花的记载。不过这种预防方式风险较大，理想状态是轻微感染，让病人产生抗体，然后不得天花。实际情况则是经常会出现重度感染的情况，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风险比较大。是牛痘的出现才算是真正掌控了对付天花的方法，后来，疫苗不断改进，一直到1979年，终于将天花在人类世界中彻底消灭，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的一次巨大的胜利。
除了天花以外，其他传染病有特效治疗方案的并不多，比较典型的比如治疗疟疾的奎宁，现在还有了疗效更好的青蒿素。然而对不少传染病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效药治疗。
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远不能跟今天相比，如果出了瘟疫，基本上都是靠人扛。尽管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有中草药来治疗疾病，但大部分情况下中草药只能调理病人的整体生理机能，而不是特定的针对特定的病毒和细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病人抗不过病菌，导致死亡离世，而有一部人类呢，要么战胜瘟疫，顽强活下来，要么根本不会感染瘟疫。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瘟疫杀死了一部分不耐受的人类，留下了可以耐受人类。另外一方面，随着气候变化，很多病菌生存环境变化，导致消亡，瘟疫至此结束。
实际上，古代面对瘟疫基本上都是无能为力的，医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所以古代有不少瘟疫都会造成人口的大量消亡。不过古代有个好处，那就是人口流动性不强，除了像天花、黑死病等大规模瘟疫，很多瘟疫都是局部性、时令性爆发。
一般来说，古代瘟疫经常会跟战争一起爆发，像东汉末年，群雄四起，战乱不断，瘟疫也是此起彼伏。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会管普通老百姓死活，瘟疫加战乱，人口大幅度下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说的就是那时候的惨状。
古代防治疫情没有什么有效方法，主要依靠自然隔离和人本身的免疫力，不过，古代有些人传播瘟疫的手段倒是一流。比如元蒙大军很擅长用死尸打生物战，他们会把感染瘟疫的死尸投入敌城或接近的水源，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消灭敌城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人口稀少的蒙古人由此可以大规模攻城略地，侵占了令人震惊的大规模领土。
按照这个思路，要想阻断瘟疫的一个必要措施就是要集中销毁感染而死的尸体，最好的方法就是集中焚烧。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可行，古代交通不便，又流行土葬，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上也是很难的。
总而言之，古代出现了瘟疫，是没有好的防治手段的。当然朝廷也会重视，但主要重点是放在防止民变上面。不是说那时候朝廷不想救治，而是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和对瘟疫的认识实在拿不出什么有效方案来，只能尽量让感染瘟疫的地方安顿，阻断人员流窜，等候着瘟疫尽快消失。
2、如果翻阅从古至今的疾病抗争史，我们现在所用的四大招是古人是从一场场瘟疫中总结而来，我国的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抗病经验，很多思想和理论对现在防治疾病也有这重要借鉴意义。
人类一开始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有限，生病多通过祈祷、巫祝等迷信手法。不过当瘟疫爆发时，人们发现单单靠祈祷和巫祝似乎并不能阻止瘟疫的传染，而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如果保持好周围的卫生环境和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可以减少瘟疫的传播。
古人在做好个人卫生方面提倡不外乎和现在差不多的勤洗手、勤换衣和勤洗澡。
在《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
每天洗五次脸，而对于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这与现在提倡的防病毒概念一样，勤洗手将病毒从手上洗去。
饭前便后洗手也是要洗手，朱熹写的《童蒙需知》中提出
“凡如厕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着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于洗洗”
古人对于痰的处理方法也是和现代差不多，古人也注意到唾液可能会传播瘟疫，所以不随地吐痰。
在《汉官仪》载:“武帝时以安国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
古人也喜欢窗明几净的感觉，都会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他们也知道要保持室内通风，比如在《鼠疫治法》中强调
“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居家个人卫生，个人可以解决但是公共场合的卫生并非个人能够解决。政府就会出台政策。从西周开始就有了专门负责除草、除虫、清洁水源等公共卫生工作的官职。
而在秦朝的时候更是要对“弃灰于道者”进行刑罚，东汉末年还专门制造了洒水的工具，从汉代出土的“箕帚俑”可以知道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街道的卫生。公共厕所也开始逐渐的普及，方便街道卫生的管理。到了北宋时期，京城还会专门配备洒水的车子减少灰尘。
水源的清洁与否也是造成瘟疫会不会传播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也会合理构建排水系统。对于水源沟渠也是定期清理。
春秋时期《管子》中已经提出“春三月”要“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如果不注意疏通沟渠、水道，久而久之则会积累污秽之气，引发疾病。
除此之外，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一些动物也是疾病的传播者，比如老鼠、苍蝇之类的。在清代的时候刘松峰提出：
“识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由此他提出了“逐蝇避疫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所以，古人一早就知道疾病的预防要从日常的卫生习惯开始，勤洗手，多通风。
当瘟疫来时单靠预防显然不够，对于疑似病例和患病人员的隔离和治疗是战胜瘟疫很重要的一环。
中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古人在防治瘟疫时会外用和内用药物同时使用。
外用药物多采用芳香药草，外用药物的方法很灵活，药草也很多。最常用方法有悬挂、佩戴和烧熏等，除此之外还有涂抹、塞鼻、洗浴等多种方式。
悬挂和佩戴多采用红布或者绢帛包裹药物，悬挂门前或者佩戴身上，有挂于手臂之上，也有挂于头顶。里面包裹的药物也是多种多样，有单味药剂也有复方药剂。单味的要比如会采用《神农本草经》中认为有“味辛平，逐邪恶气，杀鬼温虐，辟不详”的女青，也会采用在《本草纲目》中认为有“辟恶气鬼毒”的马蹄屑。复方包括老君神明摆散、太乙流金散等多种方剂。
悬挂和佩戴由于比较方便，所以比较受人们欢迎。
烧熏是将药物燃烧，燃烧的烟气达到的范围比较广，对于大面积的预防比较有效。
对于内服的药物，对于一些经常与病患接触的人员，也会先熬制一些补药，让他们喝下，提高免疫力。古人可能不知道何为免疫力，但是他们知道有些药物对身体有好处。
如果不幸真的染病了，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瘟疫初来之时，人们对它的了解很少，往往会造成多人感染死亡，就像清明时期的鼠疫和霍乱，死人无数。瘟疫来时如果政府处理不当便会产生社会动荡，就像张角就是借用瘟疫聚集十万人发动起义。政府为了让社会稳定会在瘟疫爆发时期做出措施，尽快解决瘟疫问题。
政府对于患病人群或者疑似病例均会采取隔离措施。
对于患者的隔离秦朝的制度非常的残忍，秦朝规定：“疠者有罪，定杀”。方法很直接了当，但是方法显得残忍。
对于疑似病例的隔离在晋朝就开始了，晋朝为了防止瘟疫的扩散规定：
“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人宫。”
从晋朝就知道要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皇帝也会派御医为患病的大臣看病。
而对于百姓，政府也会有相应措施。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专门收治患病的的医院。
古代收治患者的地方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的一种是长久固定的。
临时性的隔离场，一般是瘟疫来了，病人太多临时性建立一些地方隔离。比如苏轼就曾经在瘟疫来的时候，在杭州建立了很多临时性的病坊。他还叫了很多僧人进行管理，让僧人每天按时给病人送药和送粥。
还有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比如武则天时期，建立了有官员管理的疠人坊，专门给麻风病人居住，宋朝时也有专门收治病人的安济坊，其实前身就是苏轼建立的临时性的病坊。不过宋代的时候设立的专门收治病人的地方较多，不同的地方收治不同的病患。比如有养济院是专门为外来人员治病的地方，福田院专门收治孤寡老人。
病坊的医生会专门建立技术手册，记载了每个医生自己的技术长短和短板，也会作为医生年终考核的依据。而在病坊中的病人看病的钱都是有政府拨款。
这是政府对于普通百姓的隔离，而对于监狱里的犯人，政府也很重视。监狱比较密集，如果感染瘟疫后果更加严重。在五代的时候，监狱中就会设立病囚院，病囚院的药费也是由官家给。到了宋朝甚至将这项支出列入国家预算，不可以随意挪用，否则将受到刑律的制裁。
这些隔离病坊的出现比秦朝直接将病患处死更加人性化，不仅让病患免于被杀，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而对于病死的尸体，政府也不会任意处理，古人也知道尸体还是具有传染性。而且随意让病患尸体曝尸荒野也会让民众的情绪不稳，所以政府设立了专门敛葬的场所，在宋代有一个叫做漏泽园的就是专门安葬贫困死者和无主尸骨的场所。
古代时，政府会整理编辑一些简单易用的方书，刻在木板或者石板上，放在村中各个道路上，以此来提醒民众应该注意什么。唐朝时期，唐玄宗还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要求各个郡县按照《广济方》中主要的内容刻录在石板和木板上，放置在村中要道。宋朝时期还会印制大量的医术，让各个郡县向民众推广防瘟疫的知识。这些做法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医学常识和防瘟疫的知识，让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
如果是瘟疫流行期间，政府还会派官员采购药物，派医生到各个村巡视，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官员也必须如实上报。
政府也意识到，瘟疫给百姓带了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损失。瘟疫期间政府除了提供医疗上的帮助，还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经常会开仓放粮、减免租赋等措施，比如西汉宣帝就下诏：“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从古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防疫措施从古代的一无所知，到后来的注重卫生和疫病发生时期的应对措施，都在不断的提高。国人的历史是一部跟疫病抗争的历史，一般来说战争越多，疫病就会越严重，单单桓、灵、献三帝70年间大瘟疫就有16次，平均四五年一次，三国两晋有35次，南朝13次，北朝11次，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比较大的疫病。
隋唐五代时期，有30多次，而唐太宗时期社会政治稳定，但是也有6次瘟疫，而两宋期间有51次，明清期间更是严重，277年的明朝居然有180多次的瘟疫，平均2.34年来一次。而这180多次瘟疫分布在118年中，换句话说在那118年的时间里，每年会发生1.58次瘟疫。清朝根据《清史稿》记载，在清朝267年的时间里有瘟疫出现的年份有134年。
不得不说，瘟疫在古代很流行，但是古人没有被疫病吓倒，而是众志成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数千年来他们昂首挺胸与病魔殊死搏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