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本来就是美国式的，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当时也兴起过地方自治，孙中山也主张建立美国式的总统制。
但是，他在把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的时候，为了限制袁世凯，重新弄了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来（原来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把美式的总统制改为法式的内阁制，其实就是架空袁世凯的权力。
本来，美国式的道路，是各州通过协商，制定出统一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成为国家权威，权力呢则属于总统。
法国式则是另一条路子，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之后，没有通过联合制宪来重建国家权威，而是各党派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角逐最高权力，都自认为代表人民，所以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
不是没有宪法，而是宪法太多，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也就无法形成“法统”，所以，就在革命与复辟中徘徊。
民初的中国走得恰恰是这一条路，无论是袁世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这是整合之后的，最初的时候一下子冒出来几百个政党。
其实很多根本不能称之为政党，没有信仰，没有组织，没有纲领，其实就是利益集团，后来通过整合逐渐变为两大党加一个军事强人的格局）。
大家都只顾着权力的争夺，完全忽略了对国家权威的重建，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人说，临时政府不是有个约法吗？
对，但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传统，严重缺乏法治传统，从政治家、士绅到平民百姓，都不把那个约法当回事。（其实，孙中山临时修改约法的行为也很儿戏）梁启超说：
“今则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尝有约法存。即全国人心目中，盖皆未尝有约法存也。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法只是统治的工具，只有法制(rule by law)而无法治(rule of law)，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权力可以超越于法意并创造法意，权力的尊严总是盖过法的尊严。
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王朝统治，却无法改变旧的政治传统。迷信权力、漠视约法成为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趋向。
国民党要求实行内阁制，掌控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而进步党希望建立总统制，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些，围绕的都是权力如何分配，而制定一个根本大法却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了。
所以，民初政治表面上看来非常民主，召开国会，组织内阁，开放党禁，党派林立（从武昌起义到1913年底，新成立的党会有682个，政治团体312个），其实说到底还是各派的权力角逐，无不以宦海弄潮为志趣。
包括国民党，关心的也是权力的扩张，是自己这一党利益的最大化，立宪只不过是实现权力扩张的手段。斗争的结果，就是宋教仁被暗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袁世凯所为，但即使不是杀伯仁者，但伯仁因他而死，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国民党也失去了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的耐心，直接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很快失败。
那么，沿着法国式的这条路往下走，新的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的人物就必然会出现，那就是中国的拿破仑——袁世凯。
他一再僭越法治，先是当选正式大总统，并且是终身大总统，接着就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自己重新拟定约法，把内阁制改成总统制，一步步走向了总统独裁。按说，袁世凯已经做了总统了，为什么还要称帝呢？
因为，他的权威还是不够。
他的几个亲信都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大家都是兄弟，现在成事了，都当了国务总理或者各部总长，袁世凯反而很难控制他们，又不敢动真格的，尤其是那些手握重兵的军头。
当时各地也出现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动荡，边疆出现分裂，因为皇帝没有了，效忠的对象没有了，还有外国的渗透。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现了重大问题，就是日本趁着欧洲打一战，发动了对青岛的德军的攻击，取代了德国人的统治，甚至想着借此吞并中国，所以，弄出个《二十一条》。
盛世未成，乱象仍频，袁就迫不及待地称帝，岂有不败之理。袁世凯贸然称帝，就成为他最后的滑铁卢，最终悲剧收场，在一片讨伐声中郁郁而终。
袁世凯死了以后，国家权威陷入持续的危机，各路军阀和政治势力相信的是军事和势力，但枪杆子里所出的只能是权力，而国家权威则来自于“法统”：宪法和国会。
但在军阀和政客横行的时代，所谓法统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从1916到1924年，内阁频繁更迭，如同儿戏，南方孙中山也有自己的法统，还有联省自治的省宪，上海各界的民间制宪。
凡此种种乱象，说明袁世凯这个强人去世以后，中国已经四分五裂。
在中央，北洋军阀内部分裂，直系、皖系、奉系，府院之争。中央政权软弱，地方军阀崛起，还曾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同时，南北分裂，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新的革命。
这一时期的最高原则，不是什么法统，而是传统的“有道”还是“无道”。各派势力都假借天道、民意，以有道讨伐无道。
所以，很多关心政治的人非常失望，不再追求、向往法治，而是怀疑法治、轻视法治。法治的权威没有了，那就诉诸于革命，用不断的革命解决前一次革命出现的问题。
所以，后来孙中山把视线转向了苏俄，开始联俄联共，搞国民大革命，北洋军阀时代就终结了。
【“祥说近代史”问答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