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文学发展脉络，许多文学作品多是文人在贬谪后创作出传世名篇，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贬谪，作为古代帝王惩罚犯错官吏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被贬后，其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对苦难和死亡的畏惧，也有借对亲友的思念表达对入仕功名的执着，甚至还有诗人在儒释道观念下开始超越悲怨苦闷，变得乐观旷达。这也恰好说明了，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够创出传世名篇的关键原因。本文从诗人被贬后的这三种创作心态来解释其写出佳作的原因。
文人对苦难和死亡的畏惧，促使他们开始兴寄抒情，永垂史册
古代的文人一经贬谪，都会被分配到物资匮乏、治理难耐、气候恶劣甚至有性命之忧的蛮荒之地，很多文人不如武将之士体力充沛，故而在赶往贬谪之地的路上命丧黄泉，所以文人面临贬谪时，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恐惧的。
比如荒远的岭南，古人将之视为畏途，古时还是一片尚未开化的野蛮之地，因气候炎热，瘴气弥漫，疾病肆虐，故也被许多文人称为“瘴疠之地”，历代帝王也会将政见不同的“罪大恶极”者分配到岭南，来表示对他的惩罚，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就曾被一贬再贬至岭南（惠州），在赶赴惠州的途中，苏轼写下《过大庾岭》来表达自己人格的高洁，诗中写道：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由情而变得更加感人，苏轼在贬谪至岭南后，他借岭南美景直抒胸臆，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道出了自己虽遭贬谪，但却满腔爱国之心，身心高洁的人格。文人写诗作词，不仅仅是为了消遣愁闷，他们更渴望流芳千古，与后人对话，从而获得人格的不朽。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认为，文人著文是真挚的有感而发，而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所以他们作的文章更应该将自己的心灵寄托其中，传诸后世。“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一句正是点名了，那些不用心写诗文的人，他们的名声就像草木一样脆弱，反之，就如同金石一般坚固，永垂不朽。所以，那些被贬谪的文人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他们更遵循君子之道，认为自己应该用诗文来获得不朽。
在很多诗人眼中，被贬谪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当他们的生命遭到沉沦与无助时，便将个人的性情寄托在诗词中，来表达自己的人格清白与正直，希望得到有识之士、同道中人的认可。这种含蓄委婉的创作手法不由得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从而触及读者心灵，达到与古人的心灵对话，使被贬文人的佳作流传百世。
文人对入仕功名的执着，促使他们想通过诗文明志，从而得到再度重用
古代社会一直强调“学而优则仕”，以至于文人将入朝做官作为个人的毕生追求。在朝为官时，文人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怀着积极的济民生、安社稷的进取精神。然而，当他们陷入贬谪之后，将这种入仕情怀和悲愤愁绪交织在一起，往往开始为得到再次重用而发出呐喊。自先秦时期的屈原被贬写下《离骚》，到唐朝时期贬谪的高峰，许多文人传世的作品均杂糅了对仕途理想的追求和身陷囹圄的凄楚。
如盛唐的天才诗人李白，由于出身商人家庭，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辗转半生，好不容易通过玉真公主的举荐供奉翰林院，却惨遭他人谄媚诬陷，不得不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集失落与壮志为一体，写下这首《行路难》，道尽了自己对仕途的执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有着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他这一生渴望“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在建立盖世之功后功成身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节节败退。这首《行路难》正是写于赐金放还之后，诗分两段，第一段写李白这些年来虽然物质丰足，而官阶却很低，更别提为国立功了，而第二段正是袒露自己在被贬之后，渴望重用的心绪，“垂钓碧溪”的是姜太公，后来再次受到周文王的重用，助周灭商，而“乘舟梦日”的是伊尹，后来受到商汤的聘请，助商灭夏。李白借用两个典故意在说明自己对仕途的执着，尾句用“长风破浪，云帆济沧海”来形容自己对未来的自信。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就比较关注“诗何为而作”的问题，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学说提出“诗言志”之说，意在强调诗歌的主要功用在于抒怀言志，据《尚书·尧典》中记载：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在这里，“诗言志”中的“志”正是指诗人的人生志向，在强调仕途经济的古代，他们遵循借诗抒发个人情怀的习惯，故那些被贬谪的诗人也更想在贬谪之后，表露人生志向，渴望这些诗词作品被君王看见，从而再次得到朝廷重用。
中国古代被贬谪的文人很多，贬谪后的文人既有为自己的忠心未被君王重用的悲哀愤懑，也有心怀壮志，希望在贬谪的地方移风易俗，建设发展，为百姓服务，通过务实的方式来贡献国家，体现出贬谪诗人对功名的追求与执着。
文人对悲怨苦闷的超越，促使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寄情山水，变得乐观恬淡
在历史上，“诗教”观念一直紧紧地维系着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汉儒将这种功能具化为“美刺”，所以文人在做官期间，试图用诗文来干预政治，含蓄委婉的劝谏君王，在党争纷繁的朝代中，很多文人会因进谏而贬谪，贬谪之后的文人往往是“发愤抒情”、“不平则鸣”。然而，贬谪至此，不得不重新寻找精神寄托，在儒释道的精神思潮下，很多文人开始借助山水来排遣内心的苦闷，将隐逸之人作为榜样，开始与苦闷和解，把愁苦的心绪消解，转而变得豁达平和。
一般来讲，隐者多是自愿贬谪，他们的内心是旷达自然的，而贬者却是感伤怨愤的，所以古代文人在贬谪后，常常以高洁的隐者为榜样，借以调和心态。山水隐逸之宗陶渊明开一代山水田园诗之风，而他对苦难的超越，深刻的影响了后代人，如盛唐“诗佛”王维，惨遭贬谪之后选择隐居终南山，享受着惬意的山水生活，他在《山居秋暝》中写道：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精通音乐，擅长绘画，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歌中，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诗境，而这首诗正是以清新宁静的山水为背景，展现了一幅“山居秋景图”，通过“青山”、“秋雨”、“明月”、“清泉”、“浣女”、“荷花”、“渔舟”等意象勾勒出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乐趣，尾句的“王孙自可留”正是将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展现出了恬淡闲适的内心，这正是对苦难的超越，也体现了古人在遭贬之后，扩大了诗词的功能，即透彻之悟，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贬谪之诗最早是兴起于唐朝，而唐诗的创作并非辞藻的堆砌、资料的改编，而是有着自然、完整的审美趣味。“不可凑泊”就正是凸显唐诗的生命观，而“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句正是体现了诗歌语言的意蕴性，诗人在自然中寻找意趣，将个人贬谪后的苦闷与四时之景结合，从而消解了贬谪后的伤痛，开始用一种旷达的心绪，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文人被贬谪后的内心受到极大的挫折，在对抗浑浊世道失败后，他们开始自我拯救，进而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在的关注。当文人的生命疼痛达到极点，他们要么自我灭亡，要么重获新生，而魏晋时期的山水诗正好成为后人精神上学习的榜样，从而使得文人在孤独中学会了消解苦难，变得愈加乐观旷达。
结语
总而言之，贬谪的政治惩罚可追溯到先秦，却在唐朝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诗人因贬谪而行诸歌咏，这是对个人发展行径做出的命运刻画，也是对仕途不济的负隅顽抗，更是对失落之后的苦难消解，开始独立的追求个人理想，这些都构成了贬谪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成就了文人的诗歌流芳百世。
作者：蔡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