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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明朝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团伙,经历了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左右时间。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是正直与正义的代言人,但随着党争的日益白热化,逐渐变成了一个意气之争的存在!而这种意气之争有时又是片面的,比如在崇祯十四年,东林党人就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在这件事情当中,原是阉党的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党人苦苦哀求索要贿赂”东林党人对阮大铖奉上的贿金悉数收下,但坚决反对阮大铖出仕,搞得周延儒左右为难。东林党这种收钱不办事,翻脸不认人的风格又岂是君子所为。实际上,在门户之间,党派斗争的日益白热化下,东林党人已丧失了结社聚义时的初衷。

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出仕以来并未做一点有益于社稷、百姓的事情,其最大的业绩就是讲学结社,高谈阔论,以”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天下无事。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争夺权力。著名的反清义士夏允彝就曾批评东林党人道:“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可谓是一针见血。

总体来讲,东林党还是一个代表了先进、正直、清明的政治团体,但虽着明末党争的日益激烈,政见之争逐渐转变成政党之争,随着政党之争的日趋深化,又病变成了意气之争。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而治国理政又岂是黄宗羲一句“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从万历时期到崇祯时期,甚至南明政权时期,东林党都始终活跃在明朝政坛之上。不仅如此,作为抵抗魏忠贤一党的主力,东林党一直都被冠以“清流”之名。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东林党一直都是正面形象出现。可是,就是这么正义的一个群体,在魏忠贤伏诛后,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仍旧没有阻止大明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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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党呢?在明朝那个时候,党,指的是朋党,大意就是对在朝廷中拉帮结派,组成势力的一些人的称呼。

东林党的最初起源其实是东林书院,该书院是万历时期被朝廷罢黜的吏部大臣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后为讲学而设立的。

被罢免的顾宪成归乡后,鉴于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境况,再加上上门求学者众多,便和弟弟顾允成以及好友高攀龙等一起兴修了这所书院,扩大其规模,用来宣讲儒学,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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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宣讲儒学,一是阐明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道,提倡学者、士大夫等务实;

二则是在讲学过程中涉及到对时政的批判与建议。除了日常的讲学与授课,东林书院还会开展讲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且不限制参加的人员。

就这样,东林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言论所产生的舆论作用也越来越大。而在此过程中,东林书院的一些观点,诸如广开言路、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工商皆本等,触犯到了宦官以及其它官员的利益。而其所宣扬的观点和掌握的舆论主动权也引起了朝中其它势力的不满,比如浙党、齐党等以地缘关系结为一伙的官员。

由此,赞同和宣扬东林一派观点的官员被认为是东林党,而东林党这个名称正式出现则是在熹宗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整理出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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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东林党是怎么建立的?以后东林党的发展不在问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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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其并非是明政府设立的什么专门机构。

所谓的东林党,如果搁在今天,放在现今社会,那就是愤青和精英的混合体。

东林党人骂起政府来,是独一门儿的,而且骂起来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又因为政府对言论相对比较开放,他们更是表现得肆无忌惮。打嘴炮可以,让他们真正去工作的时候,马上就露出他们的原型来了。

东林党就是一些只会扯淡的愤青和精英,这样说肯定会惹来封建卫道之士的大呼小叫。因为东林党也曾经占据了大明帝国政府的主要职务,而且拥有翻云覆雨的权利。

那么这些东林党人获得权利以后,到底干了点什么正事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什么正事也没干,就知道天天借着鸡毛蒜皮的事儿兴风作浪。掐指算算,东林党自出世以后,恐怕也就干过三件最值得称道的事儿。

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万历皇帝没有废掉太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保住了国本。

第二件事儿就是没有让光宗的小老婆控制了小皇帝,按当时的说法叫移宫。

第三件事儿就是查清了光宗的死因,是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儿造成的,按当时的说法叫红丸案。

东林党所做的事大都是围绕着与此相关的、类似的八卦新闻进行的。

有一个人拿了一根木棍闯进东宫。本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无意中闯入了东宫。但是东林党非要说这是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所以指使人到东宫来暗杀太子。于是就因为这件事儿,掀起了一波保卫太子安全的热潮。是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杀手,这样的刺客呢?一点儿武功也没有,而且拿着一根木棍子,大白天跑进皇宫大内去暗杀太子,这种事太离奇了。翻开人类历史,暗杀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这种暗杀的方法,还从来没有过。既然是暗杀,好歹拿把刀吧,没有正经刀,你拿把切菜刀、水果刀也行啊。其实有点儿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闯入东宫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杀手、刺客。但是东林党就是揪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一切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才是太子的守护者。当然,东林党这一系列付出并没有白付出,太子当了皇帝以后,马上就开始重用东林党了。

其实,皇帝喜欢哪个儿子,要对哪个儿子好,想让哪个儿子继承皇位,皇帝喜欢哪个媳妇儿,对哪个媳妇儿好。这管外人什么事儿啊?但是,东林党就爱管这事儿。

太子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在东林党的编导下,太子的身世就成了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故事。换言之,皇帝搞了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儿,生下一个儿子来,但是始乱终弃,不愿意为此事负责。于是这对可怜的母子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扯淡事儿,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儿,因为偶然原因生下皇子,她的身份地位自然会得到提高,这根本就用不着细分析。关键是太后也一直都承认这个儿媳妇儿的身份,她地位再低能低到哪儿去,地位再低也是妃嫔吧。

谁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东林党,这个宫女儿生的孩子,有可能无法成为皇位继承人。但是你要说这对母子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那纯粹就叫扯淡。让大街上讨饭的小孩儿情何以堪呐?

但是东林党就是靠这种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故事,让人感觉他们的行为是充满正义色彩的。

至于说这个宫女儿生的儿子成为太子以后,还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在宫中得不到任何关爱尊敬,那就更叫扯淡了。他再怎么说,也是太子吧,太子是什么人呐?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只要你能取得他的好感,这就好比抓住五百万大奖一样。但是你得罪了他,将来的后果就太可怕了。这种道理,难道只有东林党懂吗?宫里那些太监、宫女儿都傻吗?普通的邪党成员们,他们都不懂这种道理吗?

事实上,太监王安就是因为一直跟着太子朱常洛混,最后变成太监大首领了。太监魏忠贤也是因为一直跟着皇太孙朱由校混,所以也成了太监大首领。至于客氏,无非就是因为他当奶妈的时候,对太孙朱由校关心得无微不至,所以后来变得权顷朝野了。

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愿意在朱常洛父子身上做政治投资的人,那真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就是一个傻子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不要说别人,就说郑贵妃母子。当他们发现无法动摇太子地位的时候,也会及时地向太子示好。因为一旦结下仇怨,后果会很可怕,根本用不着细分析。事实上,无论是太子朱常洛还是朱常洛的两个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在他们当皇帝以后都没有打击报复过郑贵妃母子。这就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像外界所说那么紧张。

为什么朱常洛以一个宫女儿的儿子可以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呢?

原因也是特别简单。如果说郑贵妃的儿子当了太子,就是福王朱常洵如果当了太子继承皇位,请问这跟别人有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吧。这是因为皇帝老爹特别宠爱自己的母亲,所以人家就当太子了,对吧。

而朱常洛当了太子,并继承了皇位,显然是因为众多正义之士支持的结果。老皇帝不喜欢他母亲,他能竞争过郑贵妃的儿子,就是因为许多正义之士支持他,所以朱常洛当了皇帝以后,自然会感激这些人,重用这些人。这也就是东林党积极支持朱常洛当太子,继承皇位的主要原因。

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东林党在这些问题上上蹿下跳,无非是想借此机会捞政治资本而已。事实上,东林党就是借相关事件发家的。

所谓“保国本”,那就叫扯淡。

皇太极死的时候选接班人了吗?康熙死的时候选定接班人了吗?雍正死的时候选定接班人了吗?甚至说乾隆死的时候,他选定接班人了吗?哪一个满清皇帝临死之前确定了接班人?重要的是谁敢说满清这种皇位继承制度有问题。

为什么万历皇帝迟迟不决定让谁当太子?为什么万历皇帝打算从皇子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皇子接班儿,马上就成了万历皇帝昏庸的铁证呢?而臣子们就为了这种其实非常扯淡的事儿,上蹿下跳,把帝国整得乌烟瘴气,反倒成了他们忧国忧民的铁证了。

东林党的行为其实就是标准的政治宣传腔调。非常扯淡的事儿,他能整出一大堆道理来。

所谓“移宫”,东林党更是极尽耸人听闻地信口胡编。

如果没有东林党强行把太子的母亲和祖母赶到后宫,帝国政府就有可能让这两个女人控制了。

其实在明帝国那种政治格局里头,太后想控制皇帝,根本就不可能。翻开明帝国的历史,从来就没发生过这种事儿。

太后要想控制皇帝,必须得建立在太后、太监首领和官员首领的默契协作之上。

且不说这种事情的出现,可遇而不可求。更主要的是,既然这三股力量达成了默契合作,就意味着这三股力量的代表人物联合起来控制帝国,这就绝对不是太后在控制皇帝了。

这三股力量如果不能达成默契,皇帝想要收拾谁,那都是小菜一碟儿。比方说太后想要专政,太监们纷纷支持皇帝乾纲独断,官员集团也纷纷支持皇帝乾纲独断,太后还不抓紧时间退回后宫吗?

换言之,太监首领和官员首领想专权也是一样。

在这种背景之下,只要皇帝不信任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她们不抓紧回后宫,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如此背景之下,皇帝不信任大太监,大太监马上就会被收拾。大太监王安、魏忠贤在皇帝信任的时候,权倾朝野,可皇帝不信任的时候,就跟一条死狗一样,无声无息地就死了。

如此背景之下,皇帝不信任官员首领。官员首领再牛掰,也得抓紧时间靠边站。要不然的话,杀身之祸随时会到眼前。

帝国的权利都是一定的,所以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永远都存在着竞争,整个帝国已经官僚化了。换言之,绝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豪门家族存在。所以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的首脑,想要让大家都听他的话,那是无法实现的。

皇帝处于权力的中枢,下边是一群想要争夺权力的人。皇帝想要收拾谁,那都是小菜一碟。

因为哭着喊着想要取代相关权利者的人,成群结队。黄帝一声令下要收拾某个人,肯定会有数不清的人扑过来收拾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由校当皇帝以后,随便一个暗示,大太监王安就死于非命,。随便再来一个暗示,东林党就被打得销声匿迹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崇祯当皇帝以后,随便一个暗示,魏忠贤就被打的灰飞烟灭了。

在一个成熟的官僚社会当中,官员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打工仔。你别看某个人是总经理,好像他可以指挥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全都听他的。问题是,明天老板炒了他的鱿鱼,他当时就什么也没有了。

在现实社会中,作为高级经理人,自然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封建帝国里呢,皇帝炒你的鱿鱼,你说你还能干吗?

对于整个官僚集团而言,皇帝是一点儿招也没有。但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官员而言,皇帝的爱憎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比如说皇帝讨厌东林党,东林党当时就得靠边站。如果东林党不服,当时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再比方说黄帝特别喜欢东林党,东林党人马上可以“众正盈朝”。

作为一个皇帝,最大的困惑就在于他可以决定具体官员的命运,但是他无法决定官僚集团的命运。换言之,邪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老样子;东林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那样;阉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老样子。

总而言之,皇帝无论怎么折腾,也无法改变大家一块儿做假账,一块儿侵吞帝国财产的事实。所以当天启帝的母亲和祖母不愿意退回后宫,只是希望天启皇帝尊重她们从前的利益,绝对没有控制天启皇帝的意思。因为控制皇帝,在明帝国那种权力格局当中,这本身就是不存在可能的。这也是魏忠贤权势熏天,却不敢与崇祯皇帝进行任何对抗,也无法组织起任何对抗的主要原因。

因为皇帝处于天下利益的汇集中心,而且在成熟的官僚社会当中,又无法产生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军政大佬,所以皇帝发挥借力打力的技能,几乎就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换言之,黄帝要想收拾谁,都是死路一条。

别看明帝国曾经出现过权顷朝野的太监、首辅。但是通常这都是因为皇帝信任他,支持他,只要皇帝的信任、支持消失了。他们马上什么都不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忠贤了,自称九千岁,曾经风光无限,但是信任他的皇帝死了,崇祯一上任,他马上狗屁都不是。

对于皇帝而言,后宫总会有一些值得他亲近的人。这个女人不是太后,就是皇后,不是皇后,就是某个宠妃,不是某个宠妃,就是某个太监。如果大家总希望皇帝在后宫不能亲近任何人,那不就扯淡了吗。因为你就是这么要求一个普通老百姓,老百姓也得跟你急,你他娘的管得也太宽了吧!

皇帝处于天下利益的汇集中心。所以任何一个人能与皇帝拥有亲近的关系,就相当于抓住五千万的大奖了。

基于东林党的意思,他们希望皇帝只亲近他们和他们指定的人。比如在后宫里,只能亲近大太监王安。为什么?因为王安愿意跟东林党合作;在外头你只能亲近所谓的政治官员,什么人呢?就是传说中的东林党。

问题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皇帝他不是傀儡,他有自己的情感,他有自己的想法。别说官员想这么控制皇帝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想这么控制自己的儿子,十有八九都无法实现。

东林党与大太监王安害怕皇帝的祖母、母亲分享他们的权利,所以就把这两个女人逼走了。

皇帝的奶妈出现了,东林党又能怎么办呢?

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早就不吃奶了,所以皇帝的奶妈早就应该离开皇宫了。

问题是皇帝一心就要留下自己的奶妈,官员们难道还能和大太监联合起来,一块儿冲进皇宫,把皇帝的奶妈赶走。再进行一次类似于“移宫”的政治斗争吗?显然是不行的,管得也太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常洛能当皇帝,甚至说朱由校能当皇帝。主要是因为东林党一直上蹿下跳地支持他们。这一切都是显然的,没有东林党上蹿下跳,万历皇帝就有可能让福王朱常洵继承皇位了。福王继承皇位了,朱常洛自然就不会当皇帝了,那么朱由校自然也没有机会当皇帝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东林党在保国本一事上,虽然对于帝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朱常洛和朱由校的意义却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说到移宫一事,则对朱由校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说对国家好像没什么影响。因为没有移宫的事,朱由校也是乾纲独断的皇帝。换言之,谁敢试图控制朱由校,那都是死路一条。

移宫这件事儿,虽然让朱由校远离了他父亲的宠妃,爷爷的宠妃的影响,但是却让皇帝受到他奶妈的影响。换言之,东林党与大太监王安联手,把可能主宰后宫的两个女人清理出局了,结果让皇帝的奶妈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光宗宠妃李氏和万历宠妃郑氏没有退入后宫。那么奶妈客氏还能主宰后宫吗?估计那就很难啦。因为太皇太后在宫里,太后也在宫里,皇后都在宫里,一个皇帝的奶妈,算个什么玩意儿啊!

更主要的是,如果客氏没有主宰后宫,魏忠贤还能够权倾朝野吗?

虽然历史不会那么简单,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所谓的移宫一事,只是为客氏和魏忠贤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是这对整个明帝国不会有任何积极影响。对东林党更没有什么积极的影响。

所谓的红丸案,更是东林党清理异己的手段。

因为皇帝病死了,东林党就上纲上线,要把责任归于某些人。他们本身的动机就值得怀疑。

事实上给皇帝看病是最困难的。这里头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你把皇帝给治死了,恐怕就得给皇帝偿命。这也就是许多皇帝得了重病以后,本来是有治好的机会的,但是只能错过治疗的最佳机会。因为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采取冒险的治疗方案。很明显,用保守的方法把皇帝治死了,最多算失职,虽然有可能也会被杀头,但是这个风险小。如果你用冒险的方案把皇帝给治死了,用了一些虎狼之药,那就有可能被怀疑有谋杀的嫌疑。这绝对不是你一颗脑袋可以了账的事,而是诛九族的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除非皇帝最亲近的人,而且非常有身份,也能承担起相关责任的人,才敢实施冒险的治疗方案。

其实从红丸案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东林党的行事风格。东林党行事的风格就是没事坐在那儿扯淡,什么正事也不干。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休想把责任跟他们联系起来。

很明显,东林党不是最关心皇帝的死活吗?那为什么不给皇帝推荐良医,寻找好药啊?或者说拟定一套你们认可的治疗方案。为什么非得等皇帝死了再去追究相关的责任人?东林党的具体工作大约都是如此的。

其实东林党就是靠这种法宝在政治舞台上混事儿。如果说有例外的人,恐怕也就是孙承宗了。

总而言之,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事,大家伙都靠边站。遇到极为扯淡的事儿,东林党就上蹿下跳,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但是遇到正经大事,东林党从来都是当好好先生,他们才懒得坚持自己的意见,更不会去干可能承担责任的工作。你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有事儿千万别找我。事后为了抢功,又会发表言论:我当年也曾经这么说过。这也就是崇祯皇帝对东林党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皇帝不需要你讲大道理。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能讲一大堆,而皇帝需要你负责具体工作。换言之,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方法不对,你给我们拟定一套可以具体实施的工作方法。你要是觉得他们的工作方法不对,你就代替他们负责相关工作。但是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成天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有意义吗?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只是一个局外人打打嘴炮,发发牢骚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身为国家高级官员,就抱着这种态度工作,你这不扯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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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术机构发展起来的政治集团

公元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时任吏部郎中顾宪成提议的人事问题,不合万历皇帝的心意,顾宪成被削职回家。顾宪成在无锡修复了当时已破败的东林书院,从事讲学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东林书院逐渐名声大噪,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的同时,也使得许多官场失意的官员参加进来,发起了东林大会。顾宪成等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受到朝廷中持相同政见的官员的支持,逐渐形成松散的政治派别。后来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一个党派,实际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

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是: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东林党和其他党派的基础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读书人,背后是士绅商贾群体。在政治见解上没有多大区别,主要的分歧在于政治行为。

明末党争

党争的根本是权力的斗争。浙党、齐党等派别和宦官集团合作,掌控了朝政大部分权力。东林党则反对和宦官集团合作,主张权力归于文官。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斗争从最初的政治分歧演变成意气之争,无视事务的正确与否,以党派来决定是否赞同,造成朝政急剧恶化,导致国力衰败。


如何评价东林党

一、东林党人主流是标榜气节,崇尚实学,敢于言事,注重操守。

二、东林党人多数是“清流”,是理想主义者。虽有政治理想,却没有实施理想的政治手段和方略,更多的是空谈。

三、东林党人最让后人诟病的是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由于他们的出身,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宦官集团的衰败,没有了制约,东林党人的提议得以实行,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农民税负加重,朝廷收入大幅减少,造成军备的松弛和农民起义的爆发。

总体来看,东林党人是崇尚道德的理想主义者,其人格精神是值得钦佩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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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并不是明朝正式的统治机构,而是一个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东林党人在当时遭到宦官魏忠贤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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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东林党”并不是明朝政府专门设立的实权机构,而是东林学派的反对者们定义的一种党派,意指东林书院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统称“东林党”

明朝中期,朝廷封建压榨人民,忠言难荐,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了“东林党”;主要成员多为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以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为代表;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以及反对矿税等思想。

那么“东林党”放在现在来说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其实就是一个舆论新闻集中地。从古至今舆论在社会上都是起到一种重要作用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朝中期忠言难荐,人人自危,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不敢有要多言论,只能在东林书院里面的谈论一些国家政事。

“东林党”在东林书院讲学,标榜气节,崇尚实学,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不少有志之士,想等到规模壮大以后发动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和思宗崇祯三朝,最后于1625年宣告失败,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杀害。“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

“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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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时期到崇祯时期,甚至南明政权时期,东林党都始终活跃在明朝政坛之上。不仅如此,作为抵抗魏忠贤一党的主力,东林党一直都被冠以“清流”之名。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东林党一直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可是,就是这么正义的一个群体,在魏忠贤伏诛后,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为什么依然没能拯救大明王朝?

一、东林党过于执着党同伐异,这个目标在他们眼里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一群人当然不可能拯救明朝

东林党最早由万历年间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因为反对万历皇帝废长立幼而被罢黜,不得已回乡教学。

但这并没有熄灭他的政治野心,回到家乡后,顾宪成利用他远离京师的优势,召集乡党好友,重开东林学院,以讲学为名大肆讽议朝政。这种行为吸引了一大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很快东林学院因为聚集了很多为人变得名声在外。

在当时,由于教育普及率不高,文人往往掌握着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大量文人集中抱团,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就引起了朝中官员的注意。

很快就有一大批官员上门拜访,这批官员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加入东林党,借着东林党对舆论的影响力来帮助自己升官。

正好,东林党人也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两者一拍即合,立刻形成了政治同盟。东林党拥有朝堂势力后表现出了更强的攻击性,而他们日常的讽议朝政也慢慢转变为了针砭人物,通过贬低或者抬高时下人物来达到攻击政敌的目的。

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朝中官员的不满,当时朝中除了东林党以外还有楚党、浙党等政治团体,他们对新兴的东林党表现出了巨大的抵触,两者之间逐渐势同水火。

为了应对变化的局势,东林党逐渐开始调整战略目标,集中火力应对各党的打压。但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转向直接让东林党发现了新世界。

因为东林党聚集了大量的文人,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拥有近乎压倒性的掌控能力。这一点在澄清朝政方面没有多大用处,但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却无往不利。

很快,明白自己优势的东林党开始大肆攻击其他党派。在东林党舆论武器的打击下,各党纷纷不敌。自著名的“宫廷三案”过后,其余党派陆续衰弱。

而借着舆论攻击的武器势如破竹的东林党却渐渐沉迷于党争,有时为了争一时长短,甚至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导致大量能臣含冤受屈,更加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东林党中大部分人就是出生地方豪绅,代表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可能从国家层面去思考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拯救明朝

在东林党成立早期,受顾宪成等人名气的影响,江浙一带有许多的大商人、大地主纷纷出资帮助,或者派遣子弟前往受教。而彼时的东林党正值新生之际,自然不会拒绝这种无偿援助。

然而,正是这种人情交往之中,东林党开始了解大商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需求,鉴于“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道理,东林党的言论也开始明显倾向于大商人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就更坚定了大商人、大地主阶级投资东林党的决心,于是,在东林党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大量的地主豪绅出钱出力为东林党摇旗呐喊,从某一方面来说,或许也正是这么多地主豪绅的加入,壮大了东林党的声势,给予了他们插手朝政的机会。

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这一点几乎无可指摘,连正史都如此记载。但在支持地主豪绅是否有利于当时的明朝上,自古以来就有很大的争论。

总所周知,最终覆灭明朝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此之前,大明的北方农民起义也是络绎不绝,如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多次被镇压,之后又多次起义。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农民阶层绝对是失去了仅有的活路才会如此铤而走险。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底层百姓运气好的可以靠卖身为奴勉强生存,运气不好就只能沦为流民,生死看天。在这种恶劣的大环境下,农民要是不起义才奇怪呢!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助长了农民起义的潮流,因为国家到底是需要税收的,既然不能从地主豪绅身上收上来,那自然会被摊派到底层农民头上。

当然,也有人说东林党不仅反对收地主豪绅的税也反对收底层农民的税,这就是胡搅蛮缠了,谁的税都不收,你让朝廷喝西北风去?

其实从史料来看,明末的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就意味着大商人阶级已经掌握了雄厚的资本,大地主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并非土地,而是矿业、盐业等国家战略性产业。可以说,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大地主,都是当时明朝最有钱的一批人。

对于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而言,收一些税并不会伤筋动骨,毕竟底子摆在那里。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就曾经派遣大量太监前往江南破坏性地收取矿税和商税,也没见多少大地主、大商人破产。

而反观底层农民阶层,由于明朝皇庄制度的盛行,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整个明朝北方,竟然找不到多少拥有土地的农民。天启年间就数次降低农民赋税,这才堪堪稳定住局势。

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受东林党影响,大肆削减江南地主豪绅的矿税、商税,直接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崩溃。为了弥补国家财政,崇祯皇帝不得不对底层百姓进行摊派,这就直接把刚刚稳定的局势完全打垮了。

应该说,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的政治主张是需要为明朝灭亡负责的。或许东林党也不希望一味压榨百姓,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限制了他们的行为,最终成为了明朝的掘墓人。

三、明末局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相互纠缠。而东林党中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之人,就算他们真的想拯救明朝,也没有那个能力

东林党没能拯救明朝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能力问题。早在天启年间,东林党就出现过一批具有传统儒家气节的杰出人物,如杨涟、左光斗等。但是不可否认,即便是这么一群堪称东林党柱石的杰出人物,在朝政上依旧败于魏忠贤之手。

透过这群人忠心的光环,其实不难发现,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能力。但是就是这群人,已经是东林党中最杰出的一批人了,东林党被魏忠贤团灭后,稍有能力的东林党人也大多被杀,此后剩下的就完全是歪瓜裂枣了。

不过这个时候,东林党人的无能还没有表现出来。直到崇祯皇帝上位后,强势诛灭魏忠贤,这群幸存的东林党人上位,形成“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东林党的无能才被表现到了极致。

乃至于崇祯皇帝这个一直支持东林党的皇帝最终都发出了“文臣皆可杀”的感慨。

不过平心而论,明末的局势确实太过混乱了。首先就是世纪天灾“小冰河期”的肆虐,直接导致了北方农业的跳崖式减产。不仅直接冲击了明朝的财政,更诞生了大量的流民和盗匪。而两者结合又使得农民起义大量兴起,从根基上对明王朝造成了巨大打击。

除此以外,后金的崛起也使得明朝的外部压力剧增。偏偏当时的大明军队内部贪腐成风、派系林立,更有甚者甚至相互仇杀,极大的降低了军队战斗力。

而军中名将,意欲改革的进取人士又受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根本放不开手脚,于是对外战争一败再败,后金的军事扩张也完全变得不可阻挡。

最后,崇祯皇帝多疑善忌的性格特点也是明末危局的一大原因。在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崇祯皇帝九换主将,直接导致了军心浮动,也给几度被逼入死地的农民起义军续了好几次命。

而在对外战争中,擅杀大将袁崇焕也导致了关宁铁骑叛变,最终导致了前线战事全线崩坏,好几支明朝劲旅投降清军,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这等复杂危难的局势之下,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解决的。但问题是,此时的东林党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在不断添乱。

一味强调不能向江南地区收税,直接卡死了明朝的财政来源。在崇祯皇帝放下尊严向大臣借钱时一个两个借口清廉没钱,而在李自成打进京城时又动辄被抄出数万两,连李自成都觉得“国有此臣,何愁不亡”。

客观公正地说,东林党最先创立时的目标是好的,在顾宪成等人还在时也一度做出过一些积极之举。但他们对其它党派的极度排斥,和对地主豪绅的支持注定了他们根本完不成救国的重担,只能在不断的党争中沦为一头没有理智的“政治怪兽”。

8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神宗万历元东林旧迹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顾宪成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

高攀龙画像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

无锡东林书院旧址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

东林书院旧址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9

东林党不是一个机构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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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其实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在明朝末期的党派斗争中形成的,一个由正直官员组成的政治派别。

当时由于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朝廷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朝臣们因而自成派别,争斗不已。讲气节、敢诤谏越来越成为受人推崇赞赏的品德,虽然有时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声望却反而大大增长,特别是对于比较正直的官员尤其如此。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起,朝臣中的正、邪两派的斗争进一步激化,由正直派官员组成的东林党开始形成。

无锡人顾宪成为人正直,敢言直谏,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被罢官回家后,重修家乡的东林书院,在此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为人正直、遭当权的邪恶势力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讲学,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和被贬斥的正直官员。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顾宪成及其共同讲学者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这个书院里的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来,东林书院逐渐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由此,使东林书院名声在外,朝廷内外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在正直派逐渐被称为东林党的同时,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政治集团后,进行了一系列空前激烈斗争,到万历末年,东林党一度被邪党势力压倒。

形势在天启初年得到扭转,大批被罢官的东林党人陆续应召返回朝廷。但好景不长,随后形成的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又进行了严酷的迫害,这样的境况一直到崇祯皇帝即位后才告结束。而此后,东林党与阉党残余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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