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件装备的评价并不能片面看待，且不能以固定的单向思维去看待。三眼铳确实算不上一款优秀的火器，但在南北差异下，它所获得的评价也趋于两个极端，在南方只是预警性质的存在，而在北方战场却饱受实战欢迎。话说回来，狼筅都能被戚继光用来作为鸳鸯阵的核心武器，三眼铳为何不能成为北方战场的杀手锏呢？当大类目兵种趋向精细化的战斗阵型发展时，每一种武器配备都有它独特的作用，三眼铳的推崇正是具有针对性的装备，在北方军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它就有普遍存在的道理！
明朝的战争形态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相对于宋朝火器的萌芽状态，明朝时火器的应用对战争走向起到了核心作用。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在长江流域“发家致富”尝到了甜头，朱元璋的队伍算是江南起义军中唯一一个装备火器的，这在对抗元朝的骑兵、陈友谅的水师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朱元璋更加注重火器的发展，为新兵种、新装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神机营建制）
到了永乐时期，神机营建制就产生了古代第一个独立的炮兵兵种，他与五军营、三千营装备火枪、火铳不同，是以炮兵为核心的大型战斗编队，标志着火器第一次由辅助走到核心的位置。明成祖能够五次纵深漠北，神机营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到明英宗土木堡之役时，挥霍了祖辈们打下的基础，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直到嘉靖皇帝时才重组三大营。但明朝的火器在国防事业的发展中并未中断，也随着嘉靖时期的边患迎来了发展高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俞大猷创立的车营，以火器结合战车的形式对抗蒙古骑兵，并以一百辆战车、三千步骑兵战胜了蒙古十余万骑兵。
俞大猷的这种战阵模式也被另一位抗倭英雄戚继光参考并改善。当戚继光调任北方后，认为车营“行则为阵、止则为营”的优势明显，于是建立了七个车营。他以重、轻车结合的方式建制，重车每辆装火炮两门，配备二十名士兵，其中正兵十名，两名管马，六名管炮，一名车长，一名舵手。另十名为骑兵，其中鸟铣手兼长刀手四名，两名为藤牌手，两名为镋把手，队长、火兵各一名。轻车配备十名士兵。每营兵车一百二十八辆，官兵三千一百零九名。
在这个军阵中，除去1061位军官、杂役、车夫等，战斗人员为2048人。其中768人负责256挺佛朗机、8门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512人各持一枝鸟铳。也就是说60%以上的兵员是以火器为战斗装备的，其余的长枪手、藤牌手仍旧是以冷兵器作战。
与车营配合的作战单位是步兵营，满编2699人，除去军官、杂役等539人，实际战斗人员为2160人。其中1080人各持一枝鸟铳，另外的1080人持冷兵器作战（216名党耙手，以火箭为装备），火器装备率为50%。由此可见，戚继光在北方也并不愿意使用三眼铳，而是普遍以鸟铳作为单兵火器装备，为何如此呢？
“（鸟铳）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尤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号炮必用三眼铳。一则一可兼三，二则轻于行李，三则装放速。”——《纪效新书》
戚继光认为鸟铳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按照他的原话是“马上、步上惟鸟铳为利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利能洞甲”的破甲能力强，二是“尤可中金钱眼”的精准程度高。
破甲能力强，主要是因为鸟铳的枪管比早期短粗型的火门枪长，更能发挥火药的推力，即“腹长则火气不泄”。
精准度高，主要是鸟铳在南方已经的到了很好的优化，枪管下面有木托，发射时用手扶住枪管，既不会烫伤或者炸伤手，又能保持枪管的稳定性。
戚继光的这种实战理论不仅仅夸奖了鸟铳，同时也指出了北方人不用鸟铳的原因，即“粗笨急躁”，所以不耐烦使用鸟铳，而他们所执迷的快枪（火门枪）精准度不及鸟铳的十分之一。但戚继光也指出了三眼铳的“优点”，即适合当做预警、下达指挥口令的信号枪！
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受命蓟辽督师，主理辽东战事，他同样筹备起了车营。在其建制中，满编6627人，除去军官、随侍、传令、杂役和车夫后勤等1027人。步兵3200人、骑兵2400人，共计5600人的战斗人员。
其火器配备是：单兵火器1984枝，其中鸟铳只有256枝、三眼铳1728枝；大小佛郎机256挺；红夷、神飞、灭虏等重型火炮88门；偏厢车(战车)128辆。由此可见，孙承宗更偏向于三眼铳装备军队，那这又是为何呢？
“北方地寒风冷，鸟嘴必用手击，常易为劳。一开火门，其风甚猛，药信已先吹去；用辗信则火门易坏。一放之后，虏骑如风而至，又不便执此为拒敌之具。”——《兵录》
首先是北方气候问题，明朝军事学家何汝宾在著作《兵录》里谈到：北方风大，鸟铳火门敞开，容易被风吹散引火药，这就造成鸟铳在北方的“水土不服”。而自闭火门的鸟铳又颇为费事，所以也就没能成为孙承宗的首选。
那么戚继光调任北方为何没有体现出鸟铳的“水土不服”呢？实际上戚继光编练的车营是用于蓟门（今蓟县）的防御，明朝廷调派戚继光到北方的目的也是看重了他在南方抗倭的经验，以练兵为主。隆庆元年（1567年）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向朝廷请求派戚继光对新兵进行训练。戚继光本身于南方偏爱鸟铳，所以到了北方将此装备推广普及，这在情理之中。
（明军鸟铳手伏击）
值得注意的是，何汝宾提出风沙问题是在万历三十四（1606年），说明前者并没有在北方使用火器的经验，大力推广鸟铳是惯性思维与自身专长主导的。而俞大猷的车营蓝本中，并没有配备太多鸟铳，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可供借鉴。那么不妨大胆猜测，何汝宾所提有没有可能是以戚继光的这次尝试为依据呢？气候问题确实对火器的使用影响较大，明成祖征漠北时，就有风雪天气导致神机营“哑火”的记载。
其次是作战需求不同，鸟铳在南方盛行是基于抗击倭寇，倭寇以步兵为主，而且也是以冷兵器与火铳混合编配。戚继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以虎蹲炮造成倭寇阵营混乱，再凭借鸟铳的射程与破甲能力进行精准收割。而且由于南方的地形影响，战场往往“不在山谷，则在蹊田之内，鸟铳照定施放，中敌极准”，所以戚继光在南方打伏击能够屡屡得手。
“有狼筅挨牌之类在前，纵冲来此足拒之。若三眼铳，其杆甚短，其去不远，对真不如鸟铳之准；执之以御倭刀，利钝相悬，人易生畏。”——《神器谱》
而当发生遭遇战时，戚继光的鸳鸯阵能够很好的压制倭寇冲杀，鸟铳手便可以精准的找到射杀目标。而三眼铳是一种短管火器，其射击精度不足，就不适合与此类射击，若操作不精还会伤及队友，故而难以于南方立足。且倭寇的近战武器东洋刀堪比我国古代唐刀，轻便且锋利，一旦陷入肉搏，战士持笨重的三眼铳基本上达不到钝击武器的功效。
（持三眼铳的骑兵）
而到了北方，明军应对的是鞑靼、后金的铁骑兵种，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倘若鸟铳一发不中，敌军可能在其填充弹药之际就冲至本阵。所以鸟铳面对骑兵时，火力单一，瞄准目标难度大（移动靶难以命中）的缺陷就暴露出来。
三眼铳则具备三连发，或者三弹齐发的功能，甚至到了实战，明军在每一个铳管里填充两到三颗铅蛋，虽然精准度不高，但是打击面成片状，将敌军放近至四十步时，能够确保敌人中弹。由于骑兵冲锋的加速度，加剧了铅弹的穿透性，所以破甲能力也并不弱，虽然对于板甲难以穿透，但对锁子甲目标的杀伤还是很可观的。而往往对战马的杀伤会导致敌军落马，三眼铳则又成为对付板甲骑兵的武器，它以笨重的铳头形成钝击类兵器，这是对付板甲的最佳武器。所以三眼铳更符合北方战场的需求。
最后是工艺要求与战争规模的关系。在那个时期，可以将鸟铳理解成狙击步枪，将三眼铳理解成散弹枪，二者在工艺上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说明倭寇的这种神器传入明朝时，就是在东南沿海一带。
“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唐顺之六编.武编》
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在宋元时期基本形成定局，其中对手工业影响较大的就是精干匠人的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尤其喜好抓匠人北迁）。到了明朝，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地域差异已非常明显，“百工技艺之人，多出于东南”，所以鸟铳传入后，南方匠人经仿制和改良，能够生产出精品鸟铳，而北方工艺和技术较为落后，制作的鸟铳多“粗恶不堪”，爆铳、弹道不稳等问题都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
（制作工艺精细）
“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臣请鸟铳五千杆，又臣新造三眼枪五千杆。”——《崇祯长编》
除了工艺水平的不同以外，战争规模也对装备的生产周期提出了要求。明朝末期的后金军队时常发兵数万乃至十万，这对明朝的战备要求造成很大压力。从张宗的备战请求中不难看出，明朝有能力调配南方制作的精品鸟铳，但由于军备需求迫切，赶制工艺较为复杂的鸟铳显然更为困难，所以新制火器以工艺较为简单的三眼铳为主。也就是说战争规模的扩大，就对军备生产的转化率提高了要求，三眼铳的生产制造周期短，战场上的实用性强，所以就成为辽东战场上的主战单兵武器。
（迅雷铳）
三眼铳在实际运用中的作用
三眼铳是一种短管火铳，管长约一尺，大多由熟铁制作。三管攒而为一，以铁箍固定，铳后再以木柄捆扎固定。一般装填三钱铅弹，没有鸟铳那样三点一线的瞄准，有效射程也不如鸟铳远。据《神器谱》载，三眼铳在三十步（50米左右）内可破重铠；五十步（80米左右）内可重创裸甲目标。而《天工开物》记载的三眼铳铳管达一尺三寸长，使用一钱五分的铅弹，二三十步内可杀伤披甲目标，在三十步到五十步之间，则不具备破甲能力，主要设计目标就成了不披甲的战马，至敌人落马后，后续部队进行收割。
结合三眼铳的有效射程和性能特点，辽东军阵的步兵、骑兵在使用上也有所不同。以孙承宗的车营骑兵分队为例，一小队25人，管队、背招、传督各1人，再分左右两什，每什11人，什下分两伍。除了背招、传督以外，23人可使用装备，其中有大炮手2人，三眼铳手10人，弓箭手13人。此阵营可根据战场情形由直阵变横阵、或三角、圆周型阵式。
步兵分队也是25人制，什伍与骑兵一致，于队内设奇役1人（勤务兵），火兵1人。每队配属运载火炮的偏厢车一辆，队长执旗任车正、什长为车副，持刀牌。一伍用炮，一伍用枪。配属朗机2架，每架3人操作；鸟枪2支各一人操作；三眼枪6支，各1人操作；火箭手2人，弓箭手2人，长枪手2人；炮弩手兼用短兵。
由上可见，一个战斗序列里，包含着诸多武器装备。在火器配置上，步兵方队里是以鸟铳和佛郎机在前列，三眼铳、火箭分列于后，更出迭入以达到火力的延续性。同时以佛郎机的续航火力造成杀伤和扰乱敌军阵型，以鸟铳的精准火力造成有效收割。此轮过后，敌阵骑兵冲锋距离拉近，后排三眼铳轮番至前排射击。前排压制无效时，三眼铳可将三条引线合并，打出齐发，扩大“弹雨”打击面；前排压制有效时则选择三连发，提高火力的持续性。
（神机箭同样支撑火力网）
“近者三眼枪制亦如此以代銕枪之，用远击近剌，其用博矣。”——《皇明经世文编》
骑兵则重在冲阵，所配三眼铳常于每根铳管填装两到三发铅弹。冲至敌阵三十四步内若有下马结阵的机会，则选择连发模式，对敌形成火力压制；若无下马机会，则三管齐发。后续骑兵依照次序轮番冲阵，且战且行，有近无退。三眼铳后置木柄可长可短，骑兵一波铅弹发射完成后，若发生近身战，则以三眼铳为钝击型兵器，也有配备腰刀的说法。另一种形式是在铳尾链接刺刀、刺枪，三发弹打万，则将铳反过来，握着铳头，以铳尾的刺枪为近身武器。
作为一个战斗体系，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在作战时，不仅骑与骑、步与步自相更迭，而且骑之与步，步之与骑也互相更迭。即“一营之马、步、炮、矢，无一人一器不更番叠阵”，长短兵器，冷热兵器连环叠用，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火器威力的发挥。
“虏马未必即能蹂踏而来，倭儇未必即能跳跃而进。求战不得，其气必深，俟其气惰，我乃开壁。用长枪翼火铲、三眼枪而出，此平原必胜之法也。”——《防虏车铳议》
由此也能看出，三眼铳的作用是在一个战斗体系里得到升华的。明万历年间的军事家赵士桢就指出，以连铳为主力的牌车连铳、噜密铳与三眼枪配合作战，组成远、中、近距离三重火力网，是对骑兵形成压制的有效方式。三眼铳的连发、齐发、钝击、刺击功能，其简单概括为“遇众喷击，缘冲齐发，摧锋殿后”。
（牌车模式的战斗体系）
在牌车体系中，车上两门鹰扬炮、数门连珠炮，若敌军结阵推进，则于二三百步进行炮击，“势必星散”；然后以噜密鸟铳捉准零打于一百步之外；再近以三眼铳连发车内。这个体系的效果就是“数里之中敌锋已挫其半，我之杀手全然不劳”。
综上所述，明朝于万历之后普遍推广三眼铳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其一为北方风雪天气下的点火原理要求；其二为工艺水平和战争需求极速扩大的备战要求；其三为符合特定战争对象的打击要求；其四为符合战斗编阵的诉求特点。一件装备的优劣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固有特征，而是由战争的客观条件、主观需求所决定。正如二战时的虎式坦克，横行于西欧战场没有对手，但到了苏德战场的复杂地形上暴露出越野性能差的弱点，沦为鸡肋。
参考史料：《皇明经世文编》、《兵录》、《神器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