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棣年间的七下西洋，和朱元璋时期就制定下来的“海禁”制度之间并没有联系，下西洋虽然是证明大明国力以及造船技术强大的直接证据，可是海上战斗力强大，也不代表朱棣就会解放海禁。
从元末以来，倭寇之乱就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这期间所有的战斗几乎都是在陆地上打的，和海战没什么关系，直到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出马，以海军和以海商为代表的倭寇队伍开战，兵锋一直打到了越南地界，彻底把危害了嘉靖朝数十年的倭寇全数肃清了。
七下西洋是历史上远洋航行的一次盛举，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还要早八十多年，被誉为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朱棣继位后，以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南京龙江宝船工厂为主，开始建造大船，一年之内就建了一百多艘，永乐三年，文治武功都已具备的明成祖朱棣，开始把目光指向了更加广阔的海洋，先是在翰林院内设立“八馆”，专门挑选科举士子们训练通晓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再在江苏、南京、福建三地建造宝船，精挑细选了一批外交人才，在多方考察后，选定了心腹太监郑和为外交使臣，准备出海事务。
当年七月，郑和率领由三万多人、六十二只宝船组成的船队，带着大量丝绸、瓷器、铁器和布帛，自江苏太仓出发南下，途径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此后二十九年里，郑和七下西洋，行程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会向当地国王赠送天朝皇帝所赐予的礼品，以表示建立与其外交的心意。
郑和的七次西下，大大地开拓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地理认识，画师所画的《郑和航海图》、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些书籍画作，详细地记载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就连当地的奇珍异兽、琐事趣闻、马戏技艺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是当时国人认识世界的绝佳读物，也是政府了解帝国周围环境的指导性文件。其中《瀛洲胜览》，由于记载详细，更成为了清朝张廷玉修纂《明史》的参照资料。
可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耀武扬威，而是为了交通各国，战事只是旁支末端：
- 虽然《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为了找寻消失的建文帝下落，二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也不得不承认，郑和的军队是“不服则以武慑之”，除了一些不服号令、眼红金银而打劫船队的人外，郑和的军队基本上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 郑和西下最主要还是示以友好，和当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活动也得到了当地国王和百姓的认可，纷纷为其建造纪念馆以纪念郑和，直到今天，爪哇的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泰国的三宝寺等文物古迹，无一不彰显着郑和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欺人；
- 既然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朱棣自然也不会在海军上多下功夫，就算是郑和以武力去处罚不服从的部落首领，也多是在陆地上进行。事实上，倭寇虽然自海上来，可他们并不是海盗，所侵略的目标也基本都是福建、山东这些沿海地区，抢完就跑，同样也是在陆地上进行的。
在明朝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像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既然能造成远赴重洋的宝船，自然也能造出用于战事的战船，尤其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所俘获的对手数百艘战船，是日后大明战船的基础模型，可见当时的明帝国是有能力制造出战船的，可是朱元璋为什么还是实行海禁呢？
朱元璋实行海禁的目的，不是为了倭寇，而是为了防止沿海一带叛乱的兴起，扼杀之前对手的势力，同时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片板不得下海”
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自战国时期就有以海外贸易为生的商人集团，汉武帝时期更是开辟了与西域丝绸之路相对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中就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帝国船队已经远航到了印度洋一带，经过了苏门答腊、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而且汉朝和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除了西域丝绸之路外，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站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是重点。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衣冠南渡，东南沿海的船支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而东南沿海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了当权者用于剥夺的最佳选择，在征税过于频繁以至于商人们无法负担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始组建军队自保，和朝廷对抗。琅琊人孙恩就四次占据海岛起兵反晋，一直坚持到东晋灭亡前夕，孙恩、卢循的势力才被刘裕给歼灭了。
同样的，元朝末年也是一样，当时占据东南地区的群雄普遍拥有商人的出身，或者是和商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像方国珍、张士诚都是。而朱元璋出身于穷苦百姓，在他心目中，农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加上自古以来商人重利的劣根性，让他很难相信商人，尤其是东南沿海那些和外国人接触频繁的商人，更让他害怕“通敌外国”这种情况的发生，像大明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他最后被定的罪里，首要一条就是“外通日本”。
此外还有那个传说中拥有聚宝盆，富可敌国的吴县沈万三，同样也遭到了朱元璋的忌讳：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乃释秀，戍云南。
也就是因为这样，朱元璋才会大力控制沿海商人的活动，除了设立卫所，以三十万军队驻守沿海，打造一条海防长城之外，还把撤销了自元朝以来，专门用于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压制住商人的发展，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
而对于日本，朱元璋还是吸取了前元两次征讨日本不成，反而损兵折将的教训，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元朝的海军是很强的，仅灭亡南宋的时候就出动了战船一千余艘，运粮船三千余艘，征日本时，前后两次共出战舰五千余艘，大军数十万，还包括了善于水战的南宋降兵，可最后还是在台风和海啸的恶劣环境下吃了亏，大军十不存一，狼狈地逃了回来。
以元朝忽必烈时期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尚且无法拿下日本，何况是战乱连年，百业待兴的大明初期，而且朱元璋也不是没试过以海军对付倭寇，在洪武十六年的时候就下令福建建造战船五百艘、广州一千艘，一起去倭寇滋扰最严重的浙江捕倭，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在朱元璋规划里，心腹大患是残存的蒙古势力，不是日本，所以朱元璋才会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
所谓的海禁，其实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开始解除了，之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隆庆开关，才彻底废除了海禁
事实上大明王朝的所谓“海禁”，并不是我们认为地那样闭关锁国，而是将东南沿海的商家们统一归入朝廷设立的市舶司管理，统一征税。对明朝来说，为祸东南沿海最严重的并不是从日本来的倭寇，而是在当地有家财、有家业的海商们。
朱棣时期为了给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同时也为了加强朝贡体系，将朱元璋时期封住的泉州三处市舶司又给重开了，而这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倭寇案件虽然时有发生，但都是小打小闹，大明和日本也建立起了朝贡贸易，双方还算是和平相处。
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东南沿海的商人因为感到自己做生意的利益大多都被朝廷安排的市舶司收了去，自己一趟下来并不能达到自己预想的收入，于是就开始走私了，将货物脱离市舶司自行贩卖，不让朝廷抽水。走私问题使得朝廷在东南的关税骤然减少，影响到了国库收入。
所以自宣德皇帝朱瞻基之后，正统帝朱祁镇、景泰帝朱祁钰都实行过大力打压走私的政策，结果引起了海商们的抗议，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正统十二年，福建、泉州、广州爆发的邓茂七起义。这次是大明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次起义，史称“控制八闽，三省震动”，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朝廷不得不将北方各处卫所的精兵调入南方，使得北方防务空虚，被瓦剌也先乘机而入，并造成了正统十三年的土木堡之变。
到嘉靖年间，大明依旧实行海禁，而且由于正德、嘉靖皇帝个人生活奢靡，对于东南地区的税收也是一加再加，这样势必影响到商人们的收入，辛辛苦苦跑一趟不说，关键是大头还得被朝廷收去，用自己的性命去供那些王公贵族花钱如流水的挥霍，所以商人们对开放海禁的呼声与日俱增。那个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海盗王直，他最大的心愿不过就是解除海禁，开放自由贸易而已，他们不是不愿意交税，只是至少不要收那么多。
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解放海禁，有利于平息当地商人的怨气，可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到朝廷的税收，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其结果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最为严重，但这不是来自于日本的倭人作乱，而是东南海商、葡萄牙人、百姓联合起来反对朝廷的情况。著名的“阳明心学派”的首脑人物欧阳德就曾经进谏过，说“以海禁防海盗，犹如抱薪救火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放海禁才行。
请注意，欧阳德所说的是“海盗”，而不是“倭寇”，指的是沿海一带有商人背景，却因为朝廷税收过重而不得不下海的海盗们。
总结：郑和的西下西洋虽然证明了大明有着强大的水师，可是并不代表就能解决倭寇，元朝的海军够强了，能在海上灭亡南宋朝廷，可依旧解决不了日本，而海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防备倭寇，而是为了增加税收，防备东南商人敛财肥己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建国以来的精锐士兵都折在了战场上，导致了以后不管是对待蒙古还是对待东南，朝廷大多只能采取防御手段，一直到嘉靖朝戚继光这位名将的横空出世，才使得东南倭寇的气焰得以压制，否则的话，大明很可能都撑不到崇祯时代。
这从中也可以发现：大明并不是没有力量去解决东南祸乱，只是自古以来帝王自身的多疑性格，对武将的忌惮，采取以文制武，导致了一大批不懂武事的文官、太监在前线瞎指挥，影响了武将们的发挥而已，只要放开手脚让武将干的话，其战斗力是十分惊人的。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避开了采用朝廷那些好吃懒做的士兵，自己在浙江义乌收编的勤恳农民为主力，加上没有文官、太监的掣肘，这才能成为大明帝国中后期的护国基石。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