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讲的是明代宗朱祁钰在病重之际,石亨、徐有贞串通宦官曹吉祥,在孙太后的默许下,带兵潜入长安门,由曹吉祥做内应,打开宫门,进入南宫,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位。群臣早朝时,发现龙椅上坐着的竟是太上皇,惊恐万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朱祁镇就这样重新登上皇位。这个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政变。
夺门之变发生时,于谦的官职是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行首辅之权,可以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还进行了一项军事改革,从原来的三大营中挑选精锐,组建团营,训练出了一支十分精锐的皇家禁卫部队。按道理说,于谦有足够的条件获取政变的预谋,也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事变的发生。可是,政变发生前后,于谦什么也没有做,反而坐以待毙,最终以谋逆罪抄家问斩。
于谦明明是有能力阻止明英宗复辟的,那他为什么无动于衷呢?究其原因,还得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说起:
明代宗当上皇帝是在特殊情况下无奈的选择。但对于坚守皇统、让皇位重回明英宗一脉,于谦是有所期待和做出过努力的。所以在朱祁钰病危之际,朱祁镇复辟重回皇位,他没有理由反对。
土木堡事件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瓦剌太师也先率军攻打北京,借机要挟敲诈大明王朝。朱祁钰临危受命,被于谦等大臣们拥立为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朱祁钰当皇帝后,于谦发动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大军,朱祁钰也由此坐稳了皇帝大位。朱祁钰在位八年,没有太监弄权、也没有奸臣当道,政治清明,国家安定,气象一新。在于谦等忠臣的辅佐下,朱祁钰这个皇帝当得还真不错。
可是在朱祁钰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于谦是有不同看法的。在朱祁钰坐稳皇位后,废掉原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于谦当时极力反对。于谦认为,朱祁镇虽被尊为太上皇,但皇统未变,太子还是合法的太子,皇位最终回归英宗一脉才符合皇明祖训。
可是,朱祁钰坚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偏偏朱祁钰的儿子朱见济不争气,立为太子仅一年就不幸夭折。按道理说,在朱见济死后,朱祁钰膝下无子,应该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了吧,可是朱祁钰不甘心,认为自己再努把力,还会有诞下皇子,所以一直让太子之位空悬。直到他病危之际,也没有盼来儿子。由此引发了大臣们对大明王朝国本的担忧,也让石亨、徐有贞等人有了不轨之心和可乘之机。
所以,在明代宗朱祁钰病危且未立太子之际,于谦对于朱祁镇复位,大明朝的皇位重回明英宗一脉,他没有理由反对。
于谦的忠诚,不是简单地对某一个皇帝的忠诚,而是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忠诚。于谦的忠诚,不是基于个人私利的狭隘的忠诚,而是对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皇统稳固、国家太平的忠诚。不管谁当皇帝,都是大明朝的皇帝,所以他没有理由反对。
于谦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他生性耿直,快人快语,忠诚无私,勤勉干练。永乐大帝朱棣十分看中于谦的才干,交代太子朱高炽要好好培养、好好历练。但朱棣有一个心病,他的皇位是靠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手中夺来的,所以他十分在意大臣们对靖难之役的看法。有一次,朱棣问于谦:如今永乐盛世,天下大治。可是还有一些文官谏臣仍然暗地里骂我得位不正。于谦,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于谦知道朱棣出的题是个容易掉脑袋的题,但他也没有含糊,直接说:太祖把皇位传给建文,是铁的事实,无法篡改。朱棣大怒,又问:既如此,那你为何还考我的进士,做我的官?于谦也不惧怕,反而接着说:我中的进士,是大明朝的进士。我做的官,是大明朝的官。朱棣气得想杀了于谦,转念一想又觉得于谦的话有大格局,所以也没有计较。
在于谦的心里,他首先效忠的是大明王朝,皇帝只是大明王朝的守门人。所以,在朱祁镇被俘时,他第一个提出来另立皇帝。而当朱祁镇复位时,虽然皇帝换了,但大明王朝仍然是大明王朝。再加上朱祁钰病危且没有太子,太上皇复位又有何尝不可呢?
所以说,于谦的忠诚首先表现在对国家的忠诚,是一个种大格局的忠诚。当他看到朱祁镇重回皇帝宝座时,眼前的皇帝还是大明朝的皇帝,天下还是大明朝的天下。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实际上,夺门之变发生后,于谦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也十分坦然地接受这个结局。
他是有能力、有机会去阻止夺门之变的。可他清楚地知道,阻止和镇压夺门之变,会有一场更大的流血牺牲,会有一场更大的朝局震荡。对大明王朝最好的忠诚奉献,就是牺牲自己,以最小的代价让大明王朝皇统延续。
死是忠臣成就名节的最好方式。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后世的袁崇焕亦如此。于谦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对自己的人品有信心,对自己的忠诚有信心,就正如他的诗里写到的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