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城托孤”的史实想必家喻户晓，而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刘备的嘱托，在余生十几年的时间里，尽心辅佐后主刘禅，为蜀汉的稳固和发展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其实，帝王临终前托孤给重臣的史实，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大都没起到期望中的效果，有甚者还导致皇位易主、国家动荡。比如，东吴丞相濮阳兴，便堪称三国最不靠谱的托孤重臣。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生年不详，父亲濮阳逸是当时的大名士，在汉末战乱中逃往江东避难，官至长沙太守。据史料记载，濮阳兴年轻时便以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知名，深受孙权的器重，由上虞县令做起，逐渐升迁至尚书左曹。吴蜀两国恢复邦交后，濮阳兴曾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成都，因表现卓越，回国后升任会稽太守。
太元元年（252年）四月，权臣诸葛恪为防范琅琊王孙休，便将其迁往丹阳监管，并授意太守李衡多次以法律为由侵扰他。孙休不胜其扰，便接连向朝廷奏请迁居会稽，诸葛恪迫于舆论的压力只能批准。孙休迁居会稽6年间，濮阳兴跟他深相结纳，两人由此建立亲密关系。太平三年（258年）九月，权臣孙綝废黜皇帝孙亮，并在濮阳兴和左右将督张布等人的建议下迎立孙休为帝，是为东吴景帝。
孙休登基后，征召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册封外黄侯，而张布则晋升为左将军。等到权臣孙孙綝在同年底被诛杀后，濮阳兴又晋升为丞相，全面执掌军国事务。濮阳兴执政之初颇有作为，但由于他执意修建根本不具可行性的丹杨湖田，结果把国家搞得疲惫穷困不堪，使军民怨恨不已，而他的名声自此大幅下滑。
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吴景帝孙休驾崩，遗诏由太子即位，并令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辅政。由于此时蜀汉已亡、曹魏虎视眈眈，国内又有交趾叛乱，左典军万彧遂以多事之秋宜立长君为由，劝说濮阳兴、张布改立跟自己交好的孙皓，并得到两人的同意。同年，孙皓被迎立为帝，时年22岁。孙皓登基后，加授濮阳兴为侍郎兼青州牧，张布晋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
孙皓即位之初表现得颇像一位贤明之君，通过虚心听从谏言、节省宫中用度、放粮赈济灾民、释放大量宫女回家婚配、放归宫中圈养的野兽等种种措施，赢得朝野内外的交口称赞。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孙皓稳住皇位，便迫不及待地露出骄奢淫逸、残暴好杀的本性，不仅先前参与诬陷、谋害其父孙和（故太子）的宗室和朝臣被虐杀，就连对朝政颇有微词的人也往往丢掉性命。
为了威慑群臣，孙皓特意重用酷吏，并让他们设计出诸般酷刑，其中最残忍的莫过于剜眼和剥面皮。孙皓如此残暴好杀，以至于宗室、大臣们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做诀别，一旦能平安回来，便不啻于重生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朝堂内外人心惟危，没有人会感到安全。
除滥杀以外，孙皓还沉溺于酒色和营建之中，在国内大范围地征集5000名美女入宫，以供其玩乐，同时在建邺、武昌等地大规模营造宫室，导致劳民伤财、怨声四起。除此之外，孙皓还痴迷于谶纬之学，经常凭借运历、望气、筮卜、谶语之类的原因来决定如迁都、战争、皇后废立等重大事件，并梦想着消灭晋朝、统一南北。上述行为，无疑把东吴搞得乌烟瘴气，为它的灭亡埋下伏笔。
对于孙皓种种暴虐荒唐举动，濮阳兴看在眼里忧上心头，为此难免会和张布在暗地里唉声叹气，悔不该当初背弃景帝的遗嘱，改立孙皓为帝。然而，濮阳兴和张布绝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万彧盯上，而后者一直想取代他们的位子。为此，万彧在紧张搜罗一番“罪状”后，便在孙皓面前控告濮阳兴、张布在背后诽谤皇帝，并准备行废立之事。
孙皓虽然表面上尊崇濮阳兴、张布，但内心却很忌惮两人的权势，总想找个机会把他们铲除，而万彧的控告无疑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正因如此，孙皓利用上朝议政的机会，派侍卫抓捕濮阳兴、张布，随即把他们流亡到广州。然而，孙皓在万彧的撺掇下很快又改变主意，派人在半路上杀死濮阳兴、张布，并夷灭他们的三族，时在同年十一月，距孙皓上台才4个月而已。
（永安）七年七月，休薨。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皓善，乃劝兴、布，於是兴、布废休适子而迎立皓，皓既践阼，加兴侍郎，领青州牧。俄彧谮兴、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引文见《三国志·卷六十四》。
史料来源：《三国志》、《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