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青年时期有段时间在北大勤工俭学，当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由于职位低微，又说一口湖南乡音，因此被很多当时的文化名人所轻视，受尽白眼与冷落，但是当年这位不起眼的青年，30年后却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可谓是逆境成才的典范。
一 农家子弟，心忧天下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父亲毛贻昌是当地的富裕农民，家境还算殷实。
在毛泽东小的时候，他表哥文运昌给了他一本书，这是清末爱国人士郑观应在1984年创作的《盛世危言》，这本书里详细的介绍的西方国家先进的工业、军事和政治，毛泽东拿到这本书后，一口气读了十几遍，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正处在巨大的危机中，心中燃起了救图存亡的火苗。直到后来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还对这本书记忆深刻，并说道：“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的父亲原本是想他上几年学，识了字之后就回家帮衬家里，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他想去外面见识更广阔的世界。1910年，16岁的毛泽东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听闻消息，毛泽东立即剪掉了辫子，投身湖南新军，加入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
不过第2年二月，清朝就亡了，毛泽东认为革命目标已经达成，于是退出了军队，又回到了学校。随后不久，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但是学不到半年，毛泽东觉得学校的课程少，规则又繁琐，于是退了学在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他父亲毛贻昌不同意他自修，断了他的费用。1913年，毛泽东又考入了不收学费的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本来学制时5年，但是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期间毛泽东又在预科读了半年，所以一共是念了五年半。
在湖南一师的求学期间，教员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对毛泽东影响至深，其中尤以杨昌济影响最大。杨昌济对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颇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
“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杨昌济用湖南杰出人物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来勉励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所以毛泽东与其女杨开慧恋爱结婚，杨昌济也是十分支持的。
求学期间，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并且对局势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曾自嘲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对中日关系的预判，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说道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并且还指明了日本的用兵方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二 穷困潦倒，不改初心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等人筹化成立了新民学会，总部就设在蔡和森家中，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过学会成立后不久肖子升就去了法国留学，实际负责人为毛泽东。
6月下旬，新民学会经过会议决定，派出一部分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法国是全世界的革命圣地，赴法留学是一大潮流。蔡和森作为赴法事宜的主要负责人先期到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果然新民学会的人日后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让湖南学生组织赴法留学一事就是他提出来的，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人都是他最看中的学生，他希望毛泽东能来北京，进北京大学，学习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思想。
在安顿后患病的母亲后，8月15日，毛泽东离开湖南长沙，前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毛泽东开始为勤工俭学的事情奔波忙碌，几经辗转后才落实好勤工俭学事宜。
要去法国读书肯定要先学法语，所以大多青年都陆陆续续进了法语预备班，没有进预备班的也考入北大预科。杨昌济就很希望毛泽东能先进北大预科，但是毛泽东最后却没有报考北大预科，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此前毛泽东母亲病重，为了治病花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已经是囊中羞涩，没有钱交学费了；第二，毛泽东本人推崇自学，而且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不喜欢受条条框框的约束；第三，当时的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工作几年，才能报考大学，而毛泽东刚从一师毕业，是没有资格报考北大预科班的。
这段时期是毛泽东特别艰难的时期，由于没有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很拮据，为了节省开支，他和萧子升、蔡和森、罗章龙等几个人租住在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的三间小房子里，这里原先是停尸房，所以价格便宜。但即使这样，也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几个人挤得骨头都发酸”，吃也吃的不好，经常是大酱咸菜就馒头吃一天。
后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跟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打了招呼，让他在图书馆安排一份管理员的工作给毛泽东，主要干一些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每个月工资是8块大洋，毛泽东总算是有了份收入来源，暂时不需要为生活发愁了。所以毛泽东对蔡元培一直很敬重，对蔡元培执弟子礼，每次给蔡元培写信都是以‘蔡夫子大人’开头。
对于在北京“找工作”的这段经历，日后毛泽东是这样回忆的：
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我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三 受尽白眼，逆境进取
北京是首都，各界文化名流众多，北大更是全国学术胜地，群英璀璨，虽然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在湖南已经小有名气，但是来到北京之后，却有种小佛见大佛的感觉。很多文化名人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外地普通青年，并没有过多注意。
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毛泽东经常看到当时的名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很多是新文化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毛泽东非常想向他们请教文化和政治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是受冷落与忽视。
在当时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之中，尤其以胡适有名，他摒弃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并且抨击封建旧文化，是全国有为青年心中的偶像，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后来曾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有一次胡适来图书馆做演讲，毛泽东听得格外认真，做了大量笔记。演讲结束后，毛泽东举手向胡适请教一个问题，毛泽东由于说一口湖南口音，胡适听不懂，他向旁边人问了问，这个人是北大学生吗，旁边人回答道，他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胡适听后，就没有回答。
毛泽东虽然心胸宽大，但当时也是个热血青年，受了这样的冷落，说心里不难受是假的。在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还聊到了他在北大的这段经历，说道：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因此而丧气，而是更加积极的参加各类活动，阅读更多的进步书籍，充实自己。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也让毛泽东大开眼界，他看了读了许多原来在长沙看不到的书，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由于与李大钊经常在一起，深受李大钊的影响，这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直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