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就王安石大,论才华苏轼高。名声在伯仲之间。
北宋一代,谁的名声能响过至今如雷贯耳的苏东坡?南宋孝宗皇帝曾评价他说,苏东坡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者!给予了忠贯日月的评价,就是名声显赫如王安石者,也要被他甩出几条街。
苏东坡的文学历代少有人可以比拟,论诗,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便要沉醉多少诗情少年。
论词,一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以把兄弟感情写得如此汪洋恣肆;一阕“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可以将夫妻感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泪如江流。
论文章,一篇《前赤壁赋》,“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把人生和世界看得如此通透,问世间又有几人?
论做人,苏东坡胸中无愁,亦无仇。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王安石推行变法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
苏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排挤,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为了好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因此,苏东坡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
然而,在贬官的日子里,无论环境怎样恶劣,苏东坡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比如去开荒种地,去手抄《金刚经》,去钻研烹饪等等,当然,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这样一个人,不让人喜欢都不行。
自不必言,在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名声肯定是比苏东坡大的。
1.两人相距16岁,在苏东坡出道时,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在散文、诗、词方面造诣很高,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苏东坡出道之前,非但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也已经颇有建树,在苏轼中进士的第二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当时,王安石是炽手可热的人物,远非晚生后进的苏东坡可比。
2.苏轼在京风光十年,在文学、艺术方面成绩突出,在苏东坡风头正劲的时候,王安石更是风生水起,公元1067年拜相,支持变法,权倾朝野。苏轼上疏反对,被贬。从此开启漂泊之旅。一个当朝重臣,一个被贬黜官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谁更有影响力,谁的名声大,就可想而知了。自此之后,苏东坡便开启了漂泊之旅,最后客死常州。
3.乌台诗案时,幸得王安石求情,苏轼才得免一死。
4.后世来看,苏东坡的个人名声更甚。诗文书画,样样都是顶尖。诗文自不必说,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还被称为第三行书,在文学和艺术上都是集大成者。单这点来说,王安石也已经非常了得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比的。
5.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对苏轼的评价是文学家、书画家。王安石多了两个“家”,在也有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推行维新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收复五州,历史功绩更多。综合评定来看,王安石的名声还是大的。
谢谢邀请。
王安石者,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也。
王安石对经学研究深透,被誉为“通儒”, 在文学上,其散文简洁峻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长于说理(反感!)与修辞;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沉郁壮阔。在政治上,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也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新法只有短短的15年寿命,但是影响深远。由此我评价他为有远见,有担当,有魄力的政治家,改革家。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其《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前俩为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稿》);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二是《潇湘竹石图》。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可恶!),《潇湘竹石图》成为国内唯一的苏轼画作。)
品评苏轼者众多,仅摘录其二: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空蝉:苏轼才华冠绝今古,勤政爱民,率真自然,历经坎坷而旷达乐观,他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座文化和精神的丰碑!
二人交集:
“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罗织罪名,恨不得置苏轼于死地(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沈括,他是一个十足的投机者和势利小人),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人人皆噤若寒蝉,无人置喙。此时,王氏兄弟仗义执言: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安石兄弟的襟怀,也不得不感叹苏轼的影响力!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老病丧子,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会面,今朝二人俱愁苦之时,竟相见言欢!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王安石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千百年后,后人闻此莫不为两位政见相左的文坛巨匠的豪迈情怀而感慨万千! 这就是北宋文人的襟怀与风骨!
就这个问题,我不免有些为苏轼意难平。因为会有些人觉得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大,苏轼就是写得一手好词,又总是为变法添乱的一介微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苏轼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写词的,他写的都是策论,而让他得到赏识又名满天下的,同样是策论,而非词作。他开始写词是在后来经历宦海沉浮、被贬远地时,以词来抒意志思怀的。年轻的苏轼初入京后,因写的策论得欧阳修赏识,一时名满天下,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天意弄人,在他正要干出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
苏轼离开了京师守孝三年,三年后,他回到了京师,步入了仕途。可是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又要守孝三年。一共六年守孝,让苏轼错过了许多许多,待他再回到京师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
后来就有了苏轼因反对变法自请调离出京的事,再往后就是乌台诗案和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之所以有这样不平的一生,主要是因为苏轼的政治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去掉王安石变法中的糟粕,留下变法中好的部分所致。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改革。许多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伟大的、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充盈国库,这是它利好的一面;但变法政策里面也有部分条例是很伤百姓利益的,以致当时民怨四起,这就是变法的弊端部分。
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本意的确是一心为国,但是他很固执,至于变法中不好的部分,他是不会改的,谁反对,他就愤怒于谁。同时,王安石变法时用人不善,以至于变法实行过程中被有心人利用。变法中伤害百姓的那部分制度、王安石的固执和用人不善,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了,我们在今天也不能说王安石变法不对,充盈国库是国之根本,一个国家国库要空了,这个国家随时就要乱了。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但其中确实有不好的方面,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苏轼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面。每次旧党被召回京师的时候,苏轼也会东山再起。但他并不属于真正的旧党派系,他的一生都处在两边不讨好的位置,因为他本就无意去偏向哪一方。在他心里,国家兴盛、百姓安居是他毕生的追求。
叶嘉莹先生说过,如果北宋年间,苏轼能做到宰相,那么他势必变法。如果变法的是他,整个北宋的命运很可能不一样,在了解了苏轼的思想、能力和一生的历程后,深以为然。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差一点就要丧命,得王安石解救,幸免于死。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从来都不是仇人,他们只是政见不合,属于朝堂翻脸吵架,私下可以对诗饮酒的关系。这一点也源于二人的追求都是为国效力。若说是私仇,倒不如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由政见不合上升为派系之争,进而有了私仇,更为合适。
苏轼经北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期间还有哲宗未亲政时高太后掌政时期。而苏轼无论被召还重用还是贬黜远地,在每一代执政者的眼中,在朝堂上,他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苏轼的许多词作中,每一次东山再起之时,欣喜之余,他有时会表达出新的风浪又要来的思想。正是因为他知道回去以后,自己依然会坚持去除变法糟铂、留其精华的主张,这样的思想又会带给他未知的遭遇波折。在每一次被贬的时候,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他都会为当地百姓做实事,深得地方百姓拥戴。
苏轼旷达了一生,也悲哀了一生,他的悲哀和陶渊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陶渊明是将自己的悲哀藏在了隐秘的角落,而苏轼则是将悲哀放在了心里。他的追求、他的坚持其实就是他悲哀的来源,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词流传千古,成为后世的推崇对象,就说他只会写词,而没有政治家的眼界素质。相反,苏轼作为朝臣的眼界见识,至少在宋史上属于少见。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做到宰相,没有主持变法,就说他不是政治家。或者,在百科中,他没有政治家的标签,但是在古今许多学者大师的笔下,政治家是他众多标签中的一个。
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王安石本身的诗词水准,都足以让王安石成为千古流传的风云人物。他们二人,历经了千年,依然有各自的粉丝阵营,要说谁的名气更大,难分高低。
人们说起王安石和苏轼哪个名气更大,都可以取自己的那方尊崇对象来说,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苏轼和王安石看作不可兼容的两个人,如果非得弄的有你没我,倒是真的失了偏颇了。
这个我认为在当时应该还是王安石的名声大,后世则苏东坡的名声要更大。
国家重臣,改革先锋,文坛泰斗VS悠然的被贬谪的天才文学家,当宋朝之时王安石完胜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不说其文学成就和苏东坡一样都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但说其政治上,就已经拜相,王安石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在神宗的支持下,他排除万难,执着坚定的推行熙宁变法,对整个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有些小问题,但依然暂时改善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个事件在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安石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国家所有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为王安石一身所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后来变法失败,王安石有所失落,但其名声和影响力必然是空前的,除了皇帝之外无可超越的。
而此时的苏东坡,却是因为受到乌台诗案牵连,一路遭遇贬谪,虽然他是天才加乐天派,早年就以文章震动天下,贬谪后悠游山水,一路吃喝游完,写诗写文章,也在当时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这个和国之重臣,改革先锋,神宗柱石,文坛泰斗的王安石比起来,肯定是不够吃的。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妇孺皆知王安石,多是文人识东坡。
千百年后世,东坡之名远胜王安石
两位都是北宋文坛的泰斗,都是为后世颂扬,学习和赞叹的大家,诗词文章都为后世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真实对比,在后世的民间和文人受欢迎的程度肯定是有所差异的。
王安石属于十分的正统,过于强调实用,过于一本正经,虽然写得确实有力量有道理,能说服人,但是他的韵味和文章之外能带给别人的想象还是少了,所以,大家也很少将其随时随地挂在嘴边,也基本不会随时随地情感有所触动,吃饭,睡觉,游玩,找美女都念他的文章吧。
苏东坡就不同了,他吃喝玩乐,游山玩水,参禅悟道,天生的乐天派,走到哪玩到哪,他到哪里,故事就到哪里,我们就觉得这个哥们太会过生活了,太有才气了,心中对这种生活无限向往,于是吃喝拉撒,白天黑夜,游山玩水都可以顺口来两句东坡的诗词,那叫一个畅快和应景。
所以东坡先生在后世的名气应该大于王安石!
关于王安石和苏轼的名气大小的区别,在我看来,他们难分伯仲,但他们的名气是各有所长。
史学界给王安石的定位是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现代人提到王安石,首先想到的是他以宋仁宗宰相的身份结合他极其强烈的政治主张进行的改革。王安石作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的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提出了从经济、社会、国防、人才变革的具体方案。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法家(改革家),前有商鞅(公孙鞅),振兴了大秦帝国,后有王安石,繁荣了赵宋王朝。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他又极善诗文,其诗文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警辟精绝,风格或遒劲有力,或情韵深婉。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但他的文学才华又很出众。类似像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样,政治名气大于文学名气。
史学界给苏轼的定位是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没有王安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头衔。苏轼的文学成就很高,他是北宋时期的文坛泰斗、文学领袖。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位文人,成就很高的文人。类似我们当代的文坛泰斗鲁迅先生,名气很大。
我总体认为王安石是政治名气大,文学名气次之,而苏轼是文学名气超高,没有政治名气。二者一平衡,他俩的名气应该是不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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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首宋词:苏轼 寂寞沙洲冷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当时应该是王安石的名声更大。
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北宋官场和下层民众生活。不管成效大不大,成功与否?延续了多久,赞扬也好,反对也罢。这王安石的名头已经是"盖"了。无数的民众,少有不知。这是历来政治人物在位时的名气,好孬赞扬骂名臧否,不服不行。所以,名气旺,名头响。
苏轼,欧阳修等极力反对变法,但反对无效,调出朝堂到地方做官去,别再妨碍王安石变法。到了地方,名头自然就"削弱"了。所以,苏轼还是落下一大截,不及王安石名头响亮。
再说"唐宋八大家″,唐朝韩愈,柳宗元。北宋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搞了场古文运动。这差不多齐头并进,取得了成效。王安石的时代文章恐怕高过苏轼。
真正给苏轼带来名誉和成绩的是"唐诗宋词"里的"词",王安石这点比不上苏轼。放在当时,这词就是点"雕虫小技",就如同网友写点博文,放在网上,阅读量自然高不到哪里去。到后来,大约在黄州罢,他才积累了苦痛困厄失意兼无望等逆境经验,把词推到一个高度,"特色″了自己的豪放派词风,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让他在词坛上占住脚跟。北宋的国情,重文抑武,给了文人极大的图存空间。苏轼的文名反过冫二来扶摇直上,风头一时。
宋词的流传,引起后人的极大兴趣。苏轼的文才越发为人青睐,南宋以后对收复北方的豪情少有不用苏轼词风来表现的。比如辛弃疾,岳飞等义士仁人。苏轼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了家户喻晓的人物。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政治人物黯淡无光,倒是他们倡导古文运动而留下才名。后人一读《师说》,才晓得王安石的才情远比变法更有意思。
当然是苏子的名气要远远大于王安石。
两个人虽然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且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两个人的后世文化推及、皴染却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其原因就是:王安石更多的是被后世从政治家、改革者的角度加以描述,尽管他的政治家生涯也很不圆满,甚至破败。但他的诗词文章却鲜有提及,即便是有,也仅只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首(篇)而已;而东坡居士,近人更愿意从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加以解读诠释,就是因为苏子的文学风采实在太过雄强天纵,说他是一代文学雄杰、前无古人也丝毫不过。
从某一个角度去讲:苏子和王安石有一师之缘。王安石也可以看成是苏轼政治上起步、文学上成熟的点金之人,是他成就了一代文豪的恢弘驾临,殷忧启圣,遂使苏子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境界、新时代。
唐宋八大家,刨去唐代的韩、柳二位大仙,剩下的,基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文学巨擘。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几乎都有师承关系和进阶台缘,也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璀璨的文学全盛时代。
但客观地说,王安石的政治声望却不及格,甚至被当朝名士和后起之秀贬得一文不值,别人不说,起码苏东坡就是他政治上若即若离时聚时散的掣肘者,而苏子也因此尝到了更多的苦头,经受了更为严酷的历练,从某一种程度上说,王安石甚至是苏子开宗立派的促成者,作俑者。
苏轼的老父苏洵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针对的就是王安石。虽然这篇文章被后世确定为伪作,但足可以明证王安石在当时的个人处境,分明尴尬,格外狼狈。
苏子则不然,尽管被贬得不能再贬,本来堂堂宰辅的材料被贬成了小小的团练副使,还是掩盖不住苏子喷薄横溢的文学光芒,他也是有史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唯一的文学全才——
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亦或苏子,都将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但谁也压抑不住来自苏东坡个人的崇高文学魅力。
苏轼与王安石简直就是没法比。后人推崇苏轼是因为他开创出了豪放派风格,对中国的诗词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因他的词作而出名。在历史上载入史册也是因为他的词而载入史册。苏轼在历史上还远远不如王安石。
今天重点说说王安石。王安石影响深远的就是变法。变法虽没有成功,但是对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可以从他变法失败去反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内忧外患,战事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该怎么去发奋图强。这才是关键。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每一次改革或变法真正成功的又有几个呢?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正确的。中国有几句老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破罐子破摔,说的是人要凭着个人的能力,去改变或战胜一切困难,不能听天由命,由老天安排人命。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些古人之言。
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放手一搏。有的人说王安石变法加快了北宋王朝的灭亡,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了北宋还是灭亡了。所以王安石历史上的影响远远大于苏轼对中国诗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