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什么是粉丝。我查了下百度，粉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说，粉丝是中国的一种食物，是用绿豆、红薯淀粉等做成的丝状食品；第二种说，属于舶来语，英文为fans，指的是崇拜某明星、艺人或者事物的一种群体，多数年轻人，有着时尚流行的心态。
那么所谓的发明，应该属于一种解读。对于历史我一直持的态度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各种蛛丝马迹都是从书本残页中一点一点搜寻出来的，基于现有的认知再凭着喜好得出个人认为合理的答案，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这些答案我觉得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它们立论有些偏驳或者狭隘。事不辩不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存着对历史的敬畏心，然后一点一点去把真相还原。
再多说一句：历史没有对错。
▲土木之变，樊忠锤杀王振
基于我上面的观点，我就来妄言的说一说明朝有名的土木之变。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近来在解读土木之变早已定论的历史中突然有了新观点，那就是文官阴谋论，甚至还有往下引申的说是于谦私通瓦剌，做的一次卖国举动。不仅这样，还隐隐有洗白明英宗跟王振的趋势。
土木之变是历史存在的，文官阴谋论从客观来讲也是因为从一些事实出发而得出的结论，所以并不存在发明一说，但对于这些结论我并不赞同。
所谓的文官阴谋论主要指文官集团为了压制勋臣武官集团的势力而进行的一次策划行动，甚至不惜用共偕亡的壮烈来对武官集团做一次犁庭扫穴般的打击，最后终于使得朝廷上再没有了能制衡者，也让大明朝彻底失去了平衡之道，但换来的文官集团的指点江山。
当然在这个理论中明英宗跟王振都成了背锅侠。
土木之变是明朝276年国祚中极为著名的一段屈辱史，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明英宗跟王振误国的定论到底是不是历史的谬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放在一边，先说说文官偕亡这件事。
在所有朝代里明朝是最注重平衡之道的，正是有了这个原因所以明朝才能出现天子二十年不朝，但一切还能相对正常的运转下去的奇迹。
纵观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乱世时武将可撑起天下，治世时文臣必占上风。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初跟着开国老祖打天下的那帮子人哪个不是功高盖世的，而且因为当时的需要手中都握有重兵，就算没有反心，但一帮子老人真要倚老卖老起来，皇家的后世子孙们还真要忌惮几分。再说大部分情况除了开国皇帝需要马上打天下以外，剩下的基本都是没上过战场的，说不知兵也不过分。所以，武将虽然能掌一国利器，但必须要套上个紧箍咒。
但是不知兵始终是皇帝的一大弱项。针对这一点，历朝历代都会有大批的功勋武将慢慢转变成文臣。这样既能打消皇帝的疑心，又能巩固住自家地位。
这点在《郦生陆贾列传》里面有句很著名的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就能说明这一点，也能说明历代君王对武将的态度。
所以，文臣集团压制住勋贵武将是必然趋势，即使没有土木之变，这个趋势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再说，土木之变文官集团同样损失惨重，甚至都不能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来形容了。一仗下来，整个当朝内阁受到严重打击，随军的两个尚书三个侍郎全部殉国。非但如此，还捎带上五十来人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最后直接导致在朝内阁成员陈循、苗衷、高毂因为声望资历不够而无法掌控时局，最后只能由兵部、吏部以及礼部这三部的部堂参与讨论，事实上最后提出关键建议的于谦，当时只不过是个刚刚晋位上来的兵部尚书，并没有进内阁。
下面请看当时文官集团阵亡名单就能说明问题。
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内阁首辅）、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内阁成员）、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余人。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文臣要不已经位极人臣，要不就有着远大前程，他们能这般舍身只为未来不可知的又或许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朝局实在是太高看这些文人风骨跟伟大情操了。
再说当时正值乱时一众文臣虽然拿手的是内斗掣肘，但作为内阁成员应当明白眼下打仗才是当务之急。那么就算文臣集团要打击功勋武将，也不可能在这种敏感的时候，要知道乱世之时武将的生存几率要远远高过文臣。
不过文官阴谋论恰恰来自这个地方，就是武将消亡，而文臣还有一部分活着，而且把持了朝政，还推出了个代宗。
再说这个理由是否正确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记载：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从引用话里的数字可以表明，土木之变对大明王朝军方造成多么毁灭性打击。而且，单纯看这些数字还没什么，最要紧的是当时大明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也毁于一旦。这个无疑是很致命性的，即使到了后期重新组建完成也无法达到原先战力，可以说假如文官集团真有私心的话，那真是百死不足赎其罪。
看完上面这些触命惊心的数字，不知您有何感想？要是还觉得没有什么的话，那么就跟我一起看看另一个名单。准确来讲是另一半名单，跟刚才不同的是，这份名单里面只有武将。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
后面自然还有，但已经并不太重要了，因为打头这几个人就已经代表了一切。
好吧，其他的都不说，就只说开头的那位英国公张辅。
张辅乃是张玉的长子。张玉曾追随朱棣，被倚为左右手，后来在东昌之战为救朱棣力竭战死。张玉死后，张辅继承其父职位，继续追随朱棣，转战四方，又在建朝永乐后被封为新城侯。永乐四年以右副将军之职随成国公朱能南征安南（没错是成国公，这个是世袭，在土木之变的朱勇为朱能之子，曾两败蒙古，终年五十九岁，也算是一代名将）。征战时候朱能在军中病逝，张辅继任为主帅，指挥大军，于次年灭亡胡朝，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布政司。后还有三去交趾平乱，史称“凡三擒伪王，威震西南”。不要认为这点功绩就是张辅的全部，他还曾参与过朱棣的三、四、五次北征，平定过朱高煦叛乱，虽然后来被解除兵权，但加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与“三杨”、蹇义、夏元吉等人同心辅政，促成仁宣之治。
这个张辅可以说是标准的功勋了，但早已转成文臣，而且当时年龄已经高达七十五岁，据记载虽然随军出征但未参与军事。可以这么讲，朝中的诸多文臣都能拐外抹角的算是他徒子徒孙，所以不说别人，就说此人，文臣集团就此算计似乎也有些太不讲情分了。
况且文官阴谋论还有个最大说不通的地方就是明英宗的御驾亲征。假如要为了制衡武将，那么文臣集团必定要想尽办法去阻止明英宗随军。一旦事有不偕，以我个人观点是即使有所阴谋，也会即使叫停。无他，忠君二字。
纵观中国历史，皇亲宗室曾经弑君过；外戚权贵曾经弑君过；藩镇武将曾经弑君过；内臣阉宦曾经弑君过......但独独没有科举文臣做出这样的事来。也许，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就是老祖宗给文臣专门下的定义。这些文臣可以误国，可以卖国，但基本不会背负上弑君恶名的。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更何况是明朝的那些清流呢？
说到这里似乎就可以推翻掉文官阴谋论了，那么接下来再说说王振、明英宗朱祁镇跟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起因首先是因为瓦剌部在统一蒙古以后由于实力增强，开始生出了图谋中原的野心。在英宗正统年间蒙古大军不断扰边，当朝有识之士曾经劝谏过英宗加强对边疆的防护，但在王振的蛊惑下这事没有被英宗放在心上，这促使瓦剌部越发有了觊觎之心。在1449年瓦剌部派使者2000余人诈称3000人向明朝送贡马并邀赏，中间也许是出现了一些技术性原因，反正结果是得罪了王振。王振示意秉公而断，以实到人数赐赏，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这一举动触怒了瓦剌部，也成了土木之变的导火索。
那王振为什么又有怎么大权势呢？王振这个人早年就服侍过朱祁镇，被称为大伴。等朱祁镇继位成了英宗以后，王振作为贴心人一跃而成司礼监掌印太监。但这个时候英宗年纪尚幼，一切都有太皇太后张氏听政。
张氏这人虽然秉政，但不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她把所有权利都交予内阁大臣“三杨”处理，所以王振虽然成为了英宗代言人但完全被节制。这时的王振还算收敛，只是做些上讨好英宗，下培植私党的事。
等到张氏亡故后，压在王振头上的大山瞬间崩塌，而且“三杨”也出现了变故（杨荣病死，杨士奇引咎辞职，杨溥老迈精力达不到），致使王振趁虚而入，开始了专权生涯。
当然这些还是跟英宗纵容是分不开的，这点从英宗总是称王振为先生而不呼其名就可见一斑。
王振专权除了要得到英宗宠信外，还有个重要点就是必须要隔开英宗与外官之间的通讯往来，这样才能达到欺上瞒下，歪曲篡改谕旨的目的。
正是因为这样，瓦剌进犯初期许多军报并没有及时到了英宗眼前。等到英宗知道了，已经是几次大败仗之后的事了。
按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惊动内阁，然后六部合议，至少也要听听兵部意见，可是早已习惯了私底下把事办了的王振跟英宗并没有这么这么做，而是直接就拿定了御驾亲征的主意。
主意既然定下来，谁劝说也没用，终于在两日后英宗朱祁镇率领一众文臣武将还有数十万兵马匆匆奔赴战场。还没有到大同，粮草开始就跟不上了，再加上天气原因，致使道路难行，军容军纪涣散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
文官阴谋论在这里也是两个论据所在，一是为什么身处朝廷的文官集团没有做好后勤工作；二是随军武将为什么没参与行军军政？
首先当时后勤工作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很多情况下随军出征，跟粮草有关的车辆、人员几乎要占据整体军队的一半，甚至还多，英宗仓促起兵注定这些调配不足。这样的话，就需要从国内补粮了。当时的北方并不是产粮大地，各种粮食还需要从南方运过来。这种属于有计划运粮，每年都会固定在某段时间内。但战事属于临时情况，需要紧急通知调粮做配合。这么做就更需要时间好让地方筹粮。之前说了英宗亲征属于临时决意，他出兵的时间基本跟内阁行文的时间相同，甚至还要早于行文时间，那么地方配合失力应该也属于合情合理。
至于第二点，不光是武将没有参与军政，就连文臣也没有参与。比方说，兵部、户部两个尚书看情形不好，曾劝英宗回京，但让王振直接扔在外面罚跪。当时不比在京中，英宗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王振之所以还能如此专横，必定是得到了英宗的授意。
顺便再说个别的事，就可见王振被荣宠到什么地步了。说起来还不是王振自己的事。王振有个手底下的亲信太监叫喜宁，在土木之变的两年前曾经想侵占张辅的田产。张辅当然是不答应，两边闹得很不愉快。有一天喜宁的弟弟喜胜带着随身的自净奴（当时有很多由于生活不下去而打算进宫当太监的人，但缺少门路无法进宫，最后被一些权贵收为家奴）去张辅家佃户的家中闹市，致使孕妇身亡，一尸两命。张辅愤而诉状，但结果英宗只是让喜宁花钱赎罪，同时把喜胜家的自净奴发配。这板子已经是落得轻了，但后续事情更让人大跌眼镜。喜宁转过头来又告张辅家也有自净奴，一来二去，本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的张辅家奴也给发配了。你说，还没到王振，只是手底下的一个比较得势的太监就能让英宗拉偏手把个四朝元老欺负成这样，那一帮子武将谁还能得势？
所以，随军只是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属于靠边站的行列。
最后提醒王振，或者说是提醒了英宗的人到底还不是文臣或者武将里面的人物。在行军进入大同以后，得到的消息是瓦剌军已经北撤。英宗跟王振指挥大军继续追击，但有许多大臣（包括文臣还有武将）都觉得事有蹊跷，纷纷劝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王振手下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密报前不久战败真相，这才让王振警醒，于是在次日指挥大军撤出大同。
在进退之间，都说是王振在指挥大军，但我认为英宗既然出征，他的心气肯定很高，一路高歌猛进也许王振能做的了主，但撤兵必须要奏请圣意。换句话来说，要是英宗不同意撤军，王振也做不成这事。那当时怎么说服的英宗，亦或者英宗怎么改变的主意，现在仍不可考。
接下来就是明军撤军的迷之路线了。现在众做周知的是明军取道紫荆关退兵，但走了40多里后突然改道宣府。长久以来迷之路线被理解成是因为王振害怕家乡的庄稼被踩踏，因而改道。这理由......倒也是这么一说，因为许多在外面横行的大人物一旦回到家里都会有所收敛，生怕被自家人戳脊梁骨。可是，依照王振的种种过往，似乎有点说不通。
把王振的私心先放下不说，再回头看看二者的撤军路线。两条路线经过现代研究发现，从紫荆关撤兵应该是条比较好走，而且比较近的路线，但这条路线会经过平原，虽然路好走，但更适合瓦剌的骑兵突袭。而且，由于明军辎重等方面不能舍弃，所以也容易让瓦剌从后追上。再有，明朝九边之地虽然有七成是在正统年里逐渐修葺完善的，但到了土木之变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只有两个地方可用，把它们比作四处漏水的筛子也不过分。
▲九边示意图，其中★为九边
但走宣府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宣府沿途还有数个强有力的防守据点，这样就能快速阻击来敌，从而保证英宗的安全撤退。也许是英宗跟王振突然醒悟了吧，又也许是因为撤军使得这对儿能听进去一些劝谏，总之迷之路线走出来了。
曾经有大同参将郭登及大学士曹鼐等劝谏不应再突然改道，而是继续走紫荆关。这个跟刚才的分析并不冲突。因为首先，军令最怕朝令夕改，数十万人一旦进入操作流程光惯性就停不下来；再有既然已经选择走紫荆关了，那就要继续走下去，因为兵贵神速，强行改道必将导致时间上的浪费，从而加大危险性。
但最后还是选择改了路线，结果是在8月10日才算退到宣府（大约从8月2日退的兵）。最终果然让瓦剌追上，只能靠断尾脱身。
再往下又是要批判王振为等两千车辎重而不进怀来，一直被瓦剌合围，这才退入土木堡。但这个也有点说不通。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假如你我是在舍了数万条人命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这个时候还会想起什么辎重？保命要紧吧，毕竟有命才有一切。
好了，这个猜测在史书中并没有被提及（至少在我看过的书里面没有），所以也是猜测，但不管怎么样得到的结论都是王振误国，英宗一手葬送了数十万大明将士。
当然在土木之变里面需要论证的事还有很多，比方英宗为什么会主张出战，还一意孤行的御驾亲征；再有为什么总是针对文官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复辟后压制文臣集团不再攻讦王振......等等都不重要了。
因为重要的事已经说完了——文官集团阴谋论并不能成立，而且王振跟英宗纯粹是让历史染黑也不能成立。
由于是答题，所以没有过多斟酌，基本属于想到哪就写到哪，要是您觉得有些凌乱，还请原谅。
雅贼文抄，妄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