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帝王术最后的传人
1916年6月6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已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最后一刻,他用尽力气大叫三声:“是他误了我!是他误了我!是他误了我!”随后气绝身亡。
而袁世凯口中的那个他,就是一个乱世书生——杨度,帝王术最后的传人。
帝王之术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杨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
杨度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代代务农为生,家境清贫。到了杨度祖父一代,有了一些转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大儿子杨瑞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杨礼堂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衔。可惜好景不长,在三河战役中湘军惨败,杨礼堂阵前被杀,杨瑞生侥幸逃脱。
湘军高层为了奖励战死的杨礼堂,对他的儿子杨瑞生大加提拔,最终给予了他总兵的职务。不过,杨度的父亲却不是杨瑞生,而是杨瑞后的四弟杨懿生。杨懿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业余时间做做吹鼓手,赚两个小钱。
但他的儿子杨度却并随父亲,从小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杨度十岁时,父亲即已去世,杨度连同弟弟妹妹一起被过继给大伯杨瑞生。杨瑞生当时是总兵,家境富裕,又是相同的血脉,故而对兄弟几人非常照顾。而这兄弟几人也非常争气,杨度的弟弟杨钧擅长诗、文、书、画,妹妹杨庄也擅长诗文,杨度则更不用说了,天生的聪明加上后天的培养,杨度的青年时代可谓风光无限。
1892年,18岁的杨度考中秀才,一年后又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1895年,杨度去北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也参加了这个政治运动,由此结识了后来大名鼎鼎、推动民国历史的几位风云人物——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人际网络。
回到老家湖南以后,他以举人的身份拜在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门下,著名大画家齐白石就是王闿运的弟子。王闿运饱读诗书,便却并非传统的儒生。他性格独特,一生醉心于所谓的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权力斗争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有效控制臣下,让臣下为他们卖命,再让臣下去控制人民,由此控制整个国家。
杨度在其门下学习了整整三年,最喜爱的就是这帝王之术,可以说这段学习对杨度一生有着巨大的意义。通过帝王这术的学习,聪明的杨度已经有了很大的野心,不过他总算对自己还有点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好谋无断,不适合做一把手,顶多做做军师一类的人物。
所以,他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再找一个所谓的“明君”,然后用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来辅佐他,成就不世功业。
东渡留学
当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传统的科举制度也日渐衰败,杨度见新知识、新思想已是大势所趋,就放弃了传统的儒学,开始转学新学。
1897年,王先谦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杨度加入其中,借机认识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建立了新的关系网。
不久,留学之风在中国兴盛,甚至出现所谓“西洋镀金东洋镀银”的说法,杨度再次动心。1902年,他瞒着老师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不过他在日本过得并不如意,第二年就回到了国内,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清朝大臣张之洞,得到后者的赏识。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获得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只可惜他成绩虽好,运气却极差。清政府怀疑他有革命的倾向,没有给他任何官职。这他非常失意,再次回到日本求学。
在这段时间里,长袖善舞的杨度广交朋友,很快认识了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并在1905年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公然歧视中国人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并攻击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留日中国学生立即组织起来,进行抗议活动,杨度的同乡陈天华甚至愤然蹈海自尽以示抗议。
而做为留日中国学生领导之一的杨度却不赞成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主张妥协退让,甚至连公开的声明也不让发,为此被很多留学生所攻击,认为他趋炎附势,不配成为学生领袖。
1906年,眼见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清政府开始进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宣布要将国体向君主立宪的体制变革。当时杨度并非立宪派的一员,但他听说清政府正大肆鼓吹立宪,就立刻向立宪派靠拢,写下了两篇名为《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让清政府如获至宝,开始在国内大肆传播,杨度也随之名声大噪。其实这只是杨度为了博取政治上的利益,搞的所谓的帝王之术。
1907年,立宪派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杨度担任总编辑。他这时已经和同地这样的革命组织划清界限,大肆宣扬立宪的好处,还回到湖南,召集一批人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通过民间舆论为清政府立宪造势。
经过一番能力,杨度果然获不小的好处。次年春天,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举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被任命为统计局局长,成为中央一级的高级官员。
可还没等杨局长的位置坐稳,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政府彻底垮台。心思灵动的杨度立刻投奔了袁世凯,在其手下当了一名幕僚。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南北谈判期间,他来回奔走,用他的口才和人际关系为袁世凯捞取好处,立正了不少功劳。
称帝迷梦
1912年春天,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水涨船高的杨度也出任了参政院参政、政治会议议员等职。然而杨度并没有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顶点,他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揣测出袁有做皇帝的野心。杨度认为,如果自己成为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获得的政治回报绝对不小,这是一笔划算的投机。只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据推动,还需仔细斟酌。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遭到暗杀。7月,北洋军又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国民党控制的江西、江苏、安徽等省都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领袖被迫流亡日本。眼见异己已被扫除,袁世凯变得志得意满,他在1914年正式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时,杨度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在袁世凯身边鼓吹称帝。
1915年4月,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只有君主专制才能让中国强盛”。这篇文章句句都说到袁世凯的心窝里,袁世凯大赞杨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几个月后,杨度组建了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
为了制造舆论,杨度一手策划了所谓“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滑稽的组织,这林林总总的演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闹剧,而杨度,就是这声闹剧的总导演。
袁世凯见杨度搞得如此热闹,自然非常高兴,不但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还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的匾额送给杨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帝,宣布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一时间,举国哗然,人们纷纷攻击袁世凯为了一已私欲大开历史倒车,连一向主张立宪的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拆穿袁世凯的阴谋。
作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帮凶,杨度也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舆论称其为“袁世凯的文化走狗”,连他老家湖南的乡亲们也大骂他无耻,好友纷纷宣布跟他断交。
1915年12月,蔡锷率领护中军在云南宣布武力讨袁,此后南方多个省份相继响应。北洋军中的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按兵不动,坐看事态发展。而张敬尧之流为袁世凯卖命的北洋军,士气低落、军无斗志,先后在川南、湘西被护国军击败。
眼见形势如此不利,北洋军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陆军总长段祺瑞射在幕后指挥,由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袁世凯在惶恐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在惊怒交加之下病死,临死前,袁世凯对撺掇他称帝的杨度极为不满,大叫三声而亡。
隐居和转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此时杨度的投机完全失败,声名扫地,根本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他心灰意冷,加上为了躲避通缉令, 随后宣布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地的租界闭门学佛。
此时立宪派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所谓遁入空门的杨度也认为立宪没有前途,转而赞成共和。
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被袁世凯复辟搞得身败名裂的再也不也参与这种事情,没有接受。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作为孙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渡过了政治危机。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然而这并且不是杨度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次选择。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还认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安福系政府派出军警抓捕李大钊时,他还曾经设法营救。他找到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要求帮忙,还卖掉了自己的住宅,所有款项全部用来疏通关系,可惜最后仍然功败垂成。
1928年,已经53岁的杨度迁居上海,在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下当了一名清客,同时还卖卖字画。杜月笙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却对有文化的人很是重视。他对杨度相当尊重,不断给钱给物,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洋房就是杜月笙的产业。
在这段时间,杨度秘密地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杨度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
由于一下工作的特殊性,杨度到底提供了哪些情报,掩护了哪些人物,今天的我们已然无法知道,但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转变。据说当时曾有朋友讥讽杨度一辈子投机,到老了也不肯改变,杨度生气地反驳道:“现在白色恐怖,随时可能掉脑袋,哪里谈得上投机呢?”
1975的冬,周恩来总理在去世前特别提到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指示有关部门应该公正评价杨度的一生。
1931年9月17日,患有严重肺病、胃病的杨度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曾自撰挽联一副,来评价自己的一生: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作为帝王术最后的传人,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帝王术而努力,最终才发现自己毕生所学不过是历史的拌脚石,历史前进的洪流和趋势早已将他毕生所追求的东西所碾碎。
也许,是他生不逢时,在遥远的封建王朝中,也许他会有一席之地,他的才华也有施展的空间和余地。然而,社会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却不容许他有施展的机会,而他在认识到这点后,晚年作出了巨大转变。
纵观其一生,社会关系之广之杂,立场转变之大,不得不可谓是民国一代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