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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帝王术最后的传人


1916年6月6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已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最后一刻,他用尽力气大叫三声:“是他误了我!是他误了我!是他误了我!”随后气绝身亡。

而袁世凯口中的那个他,就是一个乱世书生——杨度,帝王术最后的传人。


帝王之术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杨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


杨度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代代务农为生,家境清贫。到了杨度祖父一代,有了一些转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大儿子杨瑞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杨礼堂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衔。可惜好景不长,在三河战役中湘军惨败,杨礼堂阵前被杀,杨瑞生侥幸逃脱。


湘军高层为了奖励战死的杨礼堂,对他的儿子杨瑞生大加提拔,最终给予了他总兵的职务。不过,杨度的父亲却不是杨瑞生,而是杨瑞后的四弟杨懿生。杨懿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业余时间做做吹鼓手,赚两个小钱。


但他的儿子杨度却并随父亲,从小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杨度十岁时,父亲即已去世,杨度连同弟弟妹妹一起被过继给大伯杨瑞生。杨瑞生当时是总兵,家境富裕,又是相同的血脉,故而对兄弟几人非常照顾。而这兄弟几人也非常争气,杨度的弟弟杨钧擅长诗、文、书、画,妹妹杨庄也擅长诗文,杨度则更不用说了,天生的聪明加上后天的培养,杨度的青年时代可谓风光无限。


1892年,18岁的杨度考中秀才,一年后又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1895年,杨度去北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也参加了这个政治运动,由此结识了后来大名鼎鼎、推动民国历史的几位风云人物——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人际网络。

回到老家湖南以后,他以举人的身份拜在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门下,著名大画家齐白石就是王闿运的弟子。王闿运饱读诗书,便却并非传统的儒生。他性格独特,一生醉心于所谓的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权力斗争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有效控制臣下,让臣下为他们卖命,再让臣下去控制人民,由此控制整个国家。


杨度在其门下学习了整整三年,最喜爱的就是这帝王之术,可以说这段学习对杨度一生有着巨大的意义。通过帝王这术的学习,聪明的杨度已经有了很大的野心,不过他总算对自己还有点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好谋无断,不适合做一把手,顶多做做军师一类的人物。


所以,他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再找一个所谓的“明君”,然后用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来辅佐他,成就不世功业。


东渡留学


当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传统的科举制度也日渐衰败,杨度见新知识、新思想已是大势所趋,就放弃了传统的儒学,开始转学新学。


1897年,王先谦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杨度加入其中,借机认识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建立了新的关系网。


不久,留学之风在中国兴盛,甚至出现所谓“西洋镀金东洋镀银”的说法,杨度再次动心。1902年,他瞒着老师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不过他在日本过得并不如意,第二年就回到了国内,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清朝大臣张之洞,得到后者的赏识。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获得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只可惜他成绩虽好,运气却极差。清政府怀疑他有革命的倾向,没有给他任何官职。这他非常失意,再次回到日本求学。


在这段时间里,长袖善舞的杨度广交朋友,很快认识了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并在1905年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公然歧视中国人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并攻击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留日中国学生立即组织起来,进行抗议活动,杨度的同乡陈天华甚至愤然蹈海自尽以示抗议。


而做为留日中国学生领导之一的杨度却不赞成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主张妥协退让,甚至连公开的声明也不让发,为此被很多留学生所攻击,认为他趋炎附势,不配成为学生领袖。


1906年,眼见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清政府开始进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宣布要将国体向君主立宪的体制变革。当时杨度并非立宪派的一员,但他听说清政府正大肆鼓吹立宪,就立刻向立宪派靠拢,写下了两篇名为《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让清政府如获至宝,开始在国内大肆传播,杨度也随之名声大噪。其实这只是杨度为了博取政治上的利益,搞的所谓的帝王之术。


1907年,立宪派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杨度担任总编辑。他这时已经和同地这样的革命组织划清界限,大肆宣扬立宪的好处,还回到湖南,召集一批人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通过民间舆论为清政府立宪造势。


经过一番能力,杨度果然获不小的好处。次年春天,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举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被任命为统计局局长,成为中央一级的高级官员。


可还没等杨局长的位置坐稳,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政府彻底垮台。心思灵动的杨度立刻投奔了袁世凯,在其手下当了一名幕僚。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南北谈判期间,他来回奔走,用他的口才和人际关系为袁世凯捞取好处,立正了不少功劳。


称帝迷梦


1912年春天,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水涨船高的杨度也出任了参政院参政、政治会议议员等职。然而杨度并没有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顶点,他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揣测出袁有做皇帝的野心。杨度认为,如果自己成为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获得的政治回报绝对不小,这是一笔划算的投机。只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据推动,还需仔细斟酌。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遭到暗杀。7月,北洋军又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国民党控制的江西、江苏、安徽等省都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领袖被迫流亡日本。眼见异己已被扫除,袁世凯变得志得意满,他在1914年正式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时,杨度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在袁世凯身边鼓吹称帝。


1915年4月,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只有君主专制才能让中国强盛”。这篇文章句句都说到袁世凯的心窝里,袁世凯大赞杨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几个月后,杨度组建了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


为了制造舆论,杨度一手策划了所谓“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滑稽的组织,这林林总总的演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闹剧,而杨度,就是这声闹剧的总导演。


袁世凯见杨度搞得如此热闹,自然非常高兴,不但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还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的匾额送给杨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帝,宣布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一时间,举国哗然,人们纷纷攻击袁世凯为了一已私欲大开历史倒车,连一向主张立宪的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拆穿袁世凯的阴谋。


作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帮凶,杨度也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舆论称其为“袁世凯的文化走狗”,连他老家湖南的乡亲们也大骂他无耻,好友纷纷宣布跟他断交。


1915年12月,蔡锷率领护中军在云南宣布武力讨袁,此后南方多个省份相继响应。北洋军中的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按兵不动,坐看事态发展。而张敬尧之流为袁世凯卖命的北洋军,士气低落、军无斗志,先后在川南、湘西被护国军击败。


眼见形势如此不利,北洋军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陆军总长段祺瑞射在幕后指挥,由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袁世凯在惶恐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在惊怒交加之下病死,临死前,袁世凯对撺掇他称帝的杨度极为不满,大叫三声而亡。


隐居和转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此时杨度的投机完全失败,声名扫地,根本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他心灰意冷,加上为了躲避通缉令, 随后宣布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地的租界闭门学佛。


此时立宪派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所谓遁入空门的杨度也认为立宪没有前途,转而赞成共和。


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被袁世凯复辟搞得身败名裂的再也不也参与这种事情,没有接受。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作为孙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渡过了政治危机。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然而这并且不是杨度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次选择。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还认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安福系政府派出军警抓捕李大钊时,他还曾经设法营救。他找到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要求帮忙,还卖掉了自己的住宅,所有款项全部用来疏通关系,可惜最后仍然功败垂成。


1928年,已经53岁的杨度迁居上海,在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下当了一名清客,同时还卖卖字画。杜月笙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却对有文化的人很是重视。他对杨度相当尊重,不断给钱给物,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洋房就是杜月笙的产业。


在这段时间,杨度秘密地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杨度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


由于一下工作的特殊性,杨度到底提供了哪些情报,掩护了哪些人物,今天的我们已然无法知道,但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转变。据说当时曾有朋友讥讽杨度一辈子投机,到老了也不肯改变,杨度生气地反驳道:“现在白色恐怖,随时可能掉脑袋,哪里谈得上投机呢?”


1975的冬,周恩来总理在去世前特别提到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指示有关部门应该公正评价杨度的一生。


1931年9月17日,患有严重肺病、胃病的杨度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曾自撰挽联一副,来评价自己的一生: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作为帝王术最后的传人,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帝王术而努力,最终才发现自己毕生所学不过是历史的拌脚石,历史前进的洪流和趋势早已将他毕生所追求的东西所碾碎。


也许,是他生不逢时,在遥远的封建王朝中,也许他会有一席之地,他的才华也有施展的空间和余地。然而,社会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却不容许他有施展的机会,而他在认识到这点后,晚年作出了巨大转变。

纵观其一生,社会关系之广之杂,立场转变之大,不得不可谓是民国一代奇人。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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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奇人杨度,他的“奇”集中体现在这三点:第一,他是民国史上唯一拥有9重身份的人;第二,他的朋友圈堪称民国最强,强大到可以串成一部民国史。第三,他同时是民国史上最受争议的才子。

9重身份

杨度的一生,公开的社会身份就多达9个。

他是清末进士;做过维新派人士并参加了公车上书;他是满清四品官员;他是帝师,曾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做过革命者并救过李大钊;他做过杜月笙的师爷;他是佛门子弟和国民党党员;晚年却又是中共地下党成员。

强悍朋友圈

也许,正因为杨度拥有如此多的身份,所以他才能结识无数能人志士,成为拥有民国最强朋友圈的存在。

因为维新变法的缘故,杨度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称兄道弟。杨度是晚清官员,与晚清重臣张之洞等相熟。因为革命的缘故,他和黄兴等人又是拜把子。他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帮助袁世凯复辟,成为筹安六君子之首,所以他与袁世凯和各大军阀也关系密切。他曾拥护过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于是乎,他与孙中山又有着密切联系。

北伐时期,他曾经预测毛泽东能取得天下,再于是乎,近代最伟大的人物也在他结交名录之中。他革过命,并因救过李大钊等人的性命而与广大革命者始终保持交往。晚年,因为做过杜月笙师爷的缘故,他与黑帮“同气连枝”。因为他曾是佛门弟子,于是乎,他与佛教又有着解不开的渊源。他是国民党党员,自然与国民党高官汪精卫等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交往。晚年,杨度还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一直为党提供有力情报。

与杨度交往的多是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将这些人物串起来,直接就是一部中华民国史。实际上,人人皆知“中华民族”一词,此词便是源于杨度。

饱受争议

拥有如此多重身份和如此复杂人际关系的杨度,注定是与众不同而又备受争议的。

世人眼里,杨度是千古罪人,这个说法的主因就在于:杨度曾在中国辛亥革命胜利,中国即将走向共和之际,帮助并鼓励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嘴里一直念念有词道“他害了我,他害了我”,这个他,正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帝师杨度,袁世凯很可能并不会称帝。袁世凯

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杨度曾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 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 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也正因为杨度的这篇《君宪救国论》,蠢蠢欲动的袁世凯才最终决定称帝。杨度

除了“称帝”这桩事外,杨度广受争议还与他多次倒戈有关:总共只活了56年的杨度,一生却倒戈了无数次。这点,从他的身份就可以看出。

杨度的一生,虽看似反复无常,但如果真的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他一生的“反复无常”背后,其实恰恰是“有常”。他一生,不管是做清廷官员、拥护拥护君主立宪、还是赞成共和 、革命或者其他,其实 都只为国家富强。或许,在书生杨度眼里,只要是为国家好,何种方式根本就不那么重要。

而且,说到底,为了这个国家富强的大目标,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周恩来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杨度,忍辱负重地委身黑帮,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为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

也正因此,周恩来临终前,一直念念不忘杨度。他在离世前,交代了杨度的特殊身份。 总理还对手下人说,“请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一个书生,虽然不可避免地曾犯下错误,但这些都不能磨灭他的爱国精神、先忧后乐的精神。相比如今很多书生,他终生为了国家富强这一理想坚持奋斗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3

从前有位少年十岁那年,死了爹。怎么办呢,还好他还有个大爷,大爷就承担起了养育侄子的重任。为啥不是二伯和三伯养呢?因为二伯和三伯死了 。那大爷家是条件好的,他大爷,当兵当上了总管。 所以他的爹算是死对了,不然他还在地里挖番薯呢。这位小少年也算聪慧,17岁,考取秀才。

18岁,考取举人。那比现在的公务员要难考多啊,秀才,每月是可以吃皇家饭,碰见当官的是可以不必下跪的。 20岁那年连续多次的会试落第,让他心灰意冷,不过那时刚好赶上了公车上书这趟车。

要说公车啊就是好车,一群人在茶馆儿里嗑瓜子,谈天说地,少年跟着凑热闹,有人说少年啊,你也签个字吧,毕竟读书人吗,少年自然也有他的胸襟和抱负,签就签吧,记得当时签字的几个带头大哥好像还有: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 但少年签是签了,他心想啊毕竟我儒雅,我有气质,我不和你搞这个什么六君子,八君子的,我要学帝王术擒龙诀,你们这些屌丝圈子我是有点不想混的。

奈说少年有前途呀,船山书院一代大儒王闿运,居然主动跑到少年家里,非要招聘少年为学生。 少年又想啊既然你这么看的起我,我就收了你这师傅吧。两人说是师生,实则可以随便对骂,玩笑可以随便开,王闿运对少年特别待见,是逢人就跟他炫耀少年,说他是“杨贤子” 。尼玛,终于少年刻苦学习,学了一套擒龙秘诀,就是帝王术。

后来他才知道老头乱七八糟的收了好几个徒弟,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算了,老头对少年不错,也教少年帝王术擒龙诀了,就不计较了,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不过一想到自己可以像房玄龄、王安石、张居正那样做帝王师,想想就有点小激动。 然后就戊戌变法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那帮乡下人一定要拉着少年办学堂,什么鼓励新学,什么学习新学。

少年听了就有点小心动啊,毕竟可以救国吗,我可以试试嘛,于是便跟王老师商量能否去日本留学。王老师同他讲,日本是不能去滴,你要去日本学习那是坚决不行滴。可少年去意已决,又不好伤老师的心,于是偷偷去了日本,当然费用自理。

在日本,少年和同学黄克强的思想备受冲击。他们看到了,一个是日日维新、阔步前进的日本帝国,一个是凋零腐朽、不思悔改的晚清帝国,他们的内心无疑是痛苦的。当时少年跟同乡一起创办了刊物,可惜一群穷学生,没什么经费,故而毛遂自荐,回国募捐。募捐出乎意料的成功,但刊物还是停了,因为主编少年同学回国以后居然参加了科举考试。

然后……考上了。清政府新增的经济科!还他妈考了个第二!这说明少年经过一番纵横捭阖的中西交流,已经成功地从思维上摆脱了乡下人的土气,对于清政府的考题简直不屑一顾。 后来朝廷知道少年在日本抨击过朝廷,大为不满, 不仅除名,还给下了通缉令。少年想:我去。白考一趟了。

于是他跑回日本弘文学院学习。这年秋天,少年在横滨又碰见了一个神人。他叫梁启超。由于梁启超写了个《少年中国说》,振聋发聩,少年感慨万千,因此和了一首《湖南少年歌》。 在日本少年决心认真学习政治,转学进了日本政法大学,开始研究各国宪政,意图救国。那时候在日本朋友多啊,一个叫蔡艮寅的小子天天来少年这里蹭吃蹭喝。

还有个叫汪兆铭天天跟少年唱反调,天天和少年撕逼,也就少年是儒家传人,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当然对于救亡图存,他的决心同汪精卫同学是一样的,哦,汪兆铭同学说自己的救国决心像精卫填海一般坚定不移后来改名汪精卫。 后来那个蔡艮寅同学好像也改名了,叫什么蔡锷。

当然对于这些个人,少年是不放在眼里的,因为他有他的一套见解。那时留学生也是有派别的,保皇派、革命派。但少年不参与两边的浑水,自立一派,名曰宪政派。要说不是命好对吧,不巧就刚好被大家推举,成为留学总代表 。

在东京,有个让少年特别不省心的人。那人天天说,我们要发动排满革命,要推翻昏庸无能的政府,建立新政府,取得革命的成功,你加入我们吧。 少年说啊:革命是不可能革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革命的,我窃.格瓦拉, 啊,呸!我杨少侠坚持中国应当走君主立宪之道路。民主很大程度上要靠选举来实现,但选举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少年每次更他吵完就很烦,怂恿大家给他取外号,大家都喊他山炮,对,就是那个山炮孙中山。

后来少年拗不过啊,既然我不能答应加入你们,我就介绍一个人加入你们吧,省的你天天烦我,少年就吧黄兴介绍给了孙打炮。 少年也不知道为啥他有这么多朋友,但朋友归朋友,少年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今日之中国,不能行民主立宪,而只能行君主立宪。少年认为:中国乃数千年专治之国,一旦行民主立宪,则必分崩离析,陷入绝境,军阀割据。历史不幸为少年言中。

后来啊少年回国,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员请愿书》,请王老师作了修改,联名上奏。继而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举荐。还去颐和园跟皇亲国戚讲课,说说宪政的意思,以及……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可惜……后来起义爆发后。少年想:啊哟喂,你个孙大炮,天天革命革命,保不齐国家就毁在你手里。少年就去给袁世凯当幕僚了。因为,慰亭兄就是他要找的帝王。袁世凯只是想当个总统,需要跟孙中山的南方派调停一下。负责人当然就是少年,少年调停完毕,而天下议论均表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那么共和制显然是符合中国的。

为此,少年的老友黄兴还来拉他参加中国国民党。作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少年表示,我参加国民党可以,但国民党必须放弃政党内阁制,改为君主立宪制。这并非拍袁世凯马屁,因为少年真是这么想的。不过,时局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袁世凯不好意思再反水。 但少年不这么认为,公然就君主立宪制度表态: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得,听你的!

于是袁世凯就登基大典了。

于是袁世凯被举国骂死了,少年也未能幸免,身为好友的梁启超甚至都骂他下贱了。

而此时,少年却为袁世凯写下了那对名垂千古的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此后,少年心灰意冷,遁入空门。 再后来,毕竟是人才嘛,少年就被召回到了南京,当了孙中山的助手。一切都那么顺风顺水,可孙中山 刚死,国民党作为政府政党,就已经开始戒严了,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 因此,气愤的少年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意思是要跟无耻对着干。在共产党最惨的时候,少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当然入党这件事当时是秘密进行的,少年是大人物,一般人是镇不住的,因此他的上峰直接就是周恩来。

其实少年是有名字的,江湖上大家都叫他叶良辰! 不是,不是,是杨度!

杨度自挽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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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美男子,结交康梁、前线孙黄,却因为插足袁世凯称帝落得一身骂名。(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历史三日谈)

1、杨度其人

杨度1874年生人,1931年卒,字皙子,湖南湘潭人,师从王闿运,祖上有个叔父曾是朝阳总兵,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做过他的马牟。


2、受“梁首康尾”事件牵连,没走上仕途还成了革命党

1901年清廷开设经济特科,招揽人才,杨度前去应试,同期的还有梁士诒,当时戊戌政变刚结束,慈禧太后提起康梁等人就恨的牙痒痒,梁士诒其名,被瞿鸿禨解释为梁首康尾,既梁启超也姓梁,康有为字祖诒。

慈禧太后痛恨这伙人受到洋人庇护,没能受到朝廷制裁,本就成见极大,见有这么一个人,又经这些大臣曲解为必为党人,气的慈禧太后一不做二不休取消了本次考试。杨度跟着受牵连,没能做成榜眼。

不但如此,还被怀疑成“乱党”,因此学着康梁避难东京。

3、东京结社,广交党人

避难东京的杨度也没闲着,由于天生热衷政治活动,对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一概结交,因此他的住所又有“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之称。


杨度的结交范围很广,比较有名的有维新首领康梁二人,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奎一和杨笃生等革命党人,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使用的炸弹就是杨笃生所造。

凭借着广泛结交的名声,杨度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声望,仅次于康梁二人。

4、孙黄牵线人

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杨度的才智和声望极高,他做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鼓舞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情怀。

1905年孙中山曾到东京,慕名拜访杨度,有意拉其入伙(兴中会),两人多次卧谈,惺惺相惜,但杨度认为救中国的关键在于立宪,因此并没有答应加入兴中会,但他介绍了黄兴与孙中山认识。

从此孙黄二人开始携手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杨度其人善交,不拘小节,他能够结交如此多的仁人志士,充分证明他本身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志之士。

但悔不该的是参与袁世凯复辟太深,而落得一身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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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的一生不算长,只有56年,但人生的跨度却很大,大到很难评说。

早年的杨度既是帝王术的贤弟子,又是新学才子;东渡日本留学后,既是心忧天下的传统君子,又是固执己见的立宪派号角;归国投到袁世凯阵营后,既是才堪大用的“帝师”,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既是出世的禅师,又是蛰伏的智者;生命的后期更让人感叹,虽是落魄之人,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拥抱时代的勇者、革命志士。

大概也只有身处清末民初那样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书生才会有这样波澜起伏的人生。

杨度是湖南人,祖父、伯父都在湘军中服役,务农的生父早死后,他是在伯父家读书、成人的。

十七岁时,杨度以才子之姿考中秀才,十八岁再中举人,但在随后的会试中,他却两次落榜。

两次落榜后,二十一岁的杨度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拜在了王闿运门下,醉心研修帝王术,这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闿运的门生很多,夏寿田、齐白石等人都是,但真正接过王闿运衣钵并把帝王术付诸实际只有杨度一人。

说杨度是奇人,最传奇之处即在这里,一介书生以帝王术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失了心智——

为什么王闿运没能将帝王术施用在清末豪杰身上,杨度却做到了呢?

这跟他随后的经历有关,王闿运玩的还是老一套,杨度却将他的帝王术糅进了政治新思潮中。

这个政治新思潮就是“君主立宪”。

杨度去日本求学,王闿运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个志在拨弄天下风云的“贤弟子”。

在日本,杨度虽激情进步,但与其他革命青年不一样,因有帝王术这个文化权谋信仰,对革命他是不赞同的,他崇尚的是有“王”的天下。

虽说和梁启超等人有很多精彩的唱和,但他始终是坚定、或者说是固持己见的“立宪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立场上针锋相对,但在实际行动上,杨度却又是君子的,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他拒绝后的说法很能代表他的这个君子做派——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客观地讲,此时的杨度是心系天下的有为君子,而非后来的帝制罪魁。

从某种意义上,袁世凯称帝在某种程度抹杀了清末民初诸君关于“君主立宪”的积极探索。在咱们粗浅的认识中,因有逆历史潮流的袁世凯称帝,咱们忽略了清末“君主立宪”的进步意义。

事实上,在清末,杨度一度是“宪政”导师,不仅清廷看重他,民间也无异议。

清廷下诏准备立宪,依据就是杨度为出洋五大臣写的宪政考察报告。

毫不夸张地讲,那时的杨度就是颇受瞩目的顶层设计者,朝廷大佬们是要听他授课的。

然而,因为清廷对皇权的依恋,以及袁世凯的野心,本算国家前途道路的君主立宪最终没能实现。

民国建立后,虽然共和政体未必适合当时的中国,但潮流已无更改的可能,说的直白点,受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民间再无容纳国家有“君”的现实。

理智地讲,杨度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并不是反动的,落后的,但他忽视了时代潮流。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乃至是良苦用心,一旦逆时代潮流,你就是罪人。

正因为轻视了这一点,随后他和袁世凯一同走进了万劫不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杨度再也不是有为君子,他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无耻且投机的政客。

文人卷入政治,最糟糕即莫过于此,从理想君子堕落成政治婊子!

但杨度这个人奇就奇在,堕落之后他并没有彻底沉沦在历史中,相反在深刻反省后,他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站立了起来。

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加入了我党,并且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做了很多事。

他自己两句诗很能概括他这个民国奇人——

他生命的大半程追求的是“圣主开基第一功”,最后一小程追求的却是“男儿报国争先死”。

6

纵横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专业研究杨度的人很多,但是杨度的知名度却并不算高,由这个角度来说杨度是个奇人,并不为过。

然而当你梳理清末或者北洋时代,你都绕不过这个杨度,先是推动清末君主立宪,后来帮助袁世凯复辟称帝,可以说是坚定的保皇党人士,后来醉心佛学,最后信仰共产主义,成为我党党员,你说这个人奇不奇。

清末立宪运动时的制宪专家

杨度是湖南才子,早年留学到日本,1903年留日归来,是典型的精英,本来想要投身清廷一展才华,并且在新开的经济特科考试中考中榜样,结果却因为一些第一名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梁犯忌,因此彻查应试者,杨度也被牵连进去,只能再次东渡日本,杨度在日本结识梁启超,受其影响,成为保皇派人士。

1905年孙中山也在东京,一度邀请杨度参加同盟会,杨度说自己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拒绝了与孙中山合作,但是表示,如果孙中山的革命成功,自己则放弃主张,助孙中山一臂之力。

1907年杨度回国,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立宪运动,杨度便成为了清廷的制宪专家,清廷中关于立宪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出自杨度之手,随后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因此开启了杨度春风得意的官场时光。

当时袁世凯还没有失势,安排杨度在颐和园跟皇亲国戚讲述宪法,和达官显贵打成一片,1908年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宪法,在中间有很多杨度的思想。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随后晚清的政治并没有像杨度理想的那样,载沣获得实权后,组织的“皇族内阁”只是打着立宪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群众在质疑清廷的时候也在质疑杨度。

袁世凯与杨度的洪宪之政

因为清廷无意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杨度心灰意冷,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理想的人物,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只有杨度相送,期间也曾写信劝袁世凯出山。

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度随即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杨度在青岛为袁世凯秘密收集情报,监视“宗社党”的动向,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随着权力的集中,袁世凯开始谋求君主复辟,而杨度作为希望自己的君主立宪能够成真。

在1915年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中表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称其为至理名言,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杨度一直都是鼓吹者,后来还发起筹安会,专门运作君主立宪制以及复辟相关事宜,时人称杨度为“洪宪祸首“。

袁世凯虽然称帝,但是在位仅仅83天就一命呜呼了,这时候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成为众矢之的,1916年黎元洪办法《惩办帝制祸首令》,就把杨度名列榜首。

杨度一度沉沦,后来张勋复辟之后,杨度才意识到君主立宪并不适合中国,只是独裁者为了实现自己野心而编织的谎言。

潜伏上海,成为我党一员

在袁世凯死后的这段时间,杨度极为迷茫,甚至一度沉迷佛学,1918年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特赦了杨度,自此之后,杨度很长时间没有过问政治。

但是这并不代表杨度的思想没有发生改变,1924年曾联系孙中山,表示愿意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但是因为筹安会的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可见,杨度的思想已经开始摒弃君主立宪,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在李大钊被杀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到上海担任杜月笙的名誉顾问,在这期间成为我党秘密展现上的同志,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1931年母亲去世对杨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当年大病了一场就离开了人世。

杨度的一生是短暂而悲剧,但是却又极为辉煌的,一直到最后,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路,杨度是一个书生式的人物,然而民国政局之复杂,并不是说你想报国就能报国,在军阀混战时期,书生不过都成为了工具而已。

7

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此人的知名度,相对于其重要性来说,确实太低了,这很可能就和他的生平经历有关。 现在很多人评价此人为“最后一个帝王术传人”,不过相对于传统文学中那些“神鬼军师”类的角色,杨度有一点是他们不具备的:杨度此人并不存在封建式的愚忠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杨度一开始是想找“明君”辅佐,支持立宪,这和当时主流的革命派背道而驰,而当清王朝垮台的时候,他又慧眼识人,找到了袁世凯。 然而这却成了杨一生最大的“污点”——怂恿袁称帝,但是平心而论,当年“共和”之后的民国一片混乱,杨度认为“君主立宪”和“强人专制”才有利于国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吧。

袁世凯倒台后,杨度声名狼藉,他为了躲避追捕,只能狼狈逃到租借,此时他又认为立宪在中国已经不可行,又开始赞成共和了。 1922年,他加入国民党,希望能帮助孙中山力挽狂澜;但他也对共产党怀着深深的同情,1929年,白色恐怖泛滥的时候,他竟然还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相当大的工作。 这一生经历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了,然而,民国乱世不正是那么一个时期吗?

1975年,周恩来特别关照,对于杨度,要公正评价。

8

1915年,袁世凯准备更改国体、行使帝制的时候, 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篇讽刺洪宪皇帝的漫画——《走狗图》。

坐在正中间的袁世凯头戴冕旒、身披滚龙袍,垂拱而坐; 袁世凯的周围是四条狗,画的是改变国体、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四大将—— 杨度、胡瑛、严复、孙毓筠。

第二年,袁世凯病逝,杨度的君主立宪的理想,也梦断京城。

杨度为自己写下了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这一生,拥护过君主立宪、也赞成过共和, 二者皆不通之后,走向了最后的道路——革命。



1892年,杨度18岁,他走向了人生的第一个起点——科举。

他从小就学习很好,据说能够过目不忘, 所以这次他考的不错,一举就拿下了秀才, 这时候的他,应该是豪情满怀,壮志冲天, 准备沿着这条路一路向前,举人、进士、翰林,大学士, 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想的没错,第二年就中了举人, 但也就此打住了,连着两年考进士,全部落榜。 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我们高考落榜一样,感觉天都塌了。 在一次会试期间,他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人: 袁世凯、徐世昌、梁启超。

这时候恰逢“公车上书”,他也感觉很新鲜, 就凑热闹参加了,当了一回吃瓜群众。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



“公车上书”参与过了,那跟以后的人生道路也没啥关系, 回到家中,以后怎么办呢?还是得考试啊。 于是就师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 学一门大学问——帝王之学。

不是自己要做皇帝,而是帮别人当皇帝。

了不得、了不得, 他在王老师家里苦心研读了3年,学问大有长进, 有了这么一个继承人,王老师也很欣慰, 师徒二人都开心的不得了。 杨度曾经说:“我这点学问当不起帝王的老师, 但是如果真的有王者出现, 来我这里请教,那我也只能献丑了”。

事实上,这时的杨度还是太嫩了,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只会点权谋小道,怎么能当帝王师呢?



要说人才就是人才,杨度自己就明白这个问题了。 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去日本留学, 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有个同学叫黄兴。 1904年,转入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研究各国宪政, 有个同学叫汪精卫。

在日本,杨度遇见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并给他介绍了一个革命的合伙人——黄兴。 “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他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路, 他认为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流血牺牲无数的人, 才能换来几个家族的荣华富贵; 如果能够用法律、制度来引领秩序,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承认满清的正统也没什么, 因为那时的皇帝就是个吉祥物,没什么危害了。



到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只得约定: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 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很多人认为,杨度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要的不过是荣华富贵。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真学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作出《湖南少年歌》的杨度, 学业有成之后并没有留在日本、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而是义无反顾的回来报效祖国,出去就是为了回来。



他回来很是干了几件大事:

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 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预备立宪;

1907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 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谈宪政“; 他发表了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 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

1907年冬,任湖南宪政工会会长, 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有了这份履历,找份好工作想必是不难的。 1908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举荐杨度, 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 朝廷就派他去颐和园想皇亲贵族说说, 立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朝廷也要搞”法治“了嘛, 所以为了给这个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知识, 杨度就在颐和园开设了宪法讲座。



这时候了还讲法律? 人民群众要给他们讲讲枪杆子怎么用了。 1911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满清的半壁江山沦陷。 在”皇族内阁“中担任统计局长的杨度, 千里迢迢跑到了河南项城, 找到他的真命天子——袁世凯,并为他出谋划策。

杨度认为,天下大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支撑大局; 而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实力。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杨度没有被虚幻的理想所左右, 而是认清楚实力才能决定中国的走向。

满清亡了,民国成立了。 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三百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万事大吉了吗?并没有。 满清没有了,皇帝也没有了,民主了嘛!



然而政府的权威也没有了,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又怎么样,心情好了叫你一声大哥, 心情不好了,说一声”我还有事回南京“,你能怎么样? 旧的秩序没有了,新的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状态。

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一筹莫展。 那年陕西大旱, 袁大总统想从南方运一船麦子过去救灾, 可就是派不动船,因为没好处,不去。 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都到了这步田地, 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有多涣散。

这种局面下,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 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 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君主立宪。 袁世凯心动了,有个人野心的蠢动、也有时势使然。



洪宪帝制,就匆匆上马。 但是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 历史就是历史,回不去了。 袁世凯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 他梦想着成为唐太宗、明成祖那样扬威海外的帝王, 可是他终究失败了。

众人纷纷远离了洪宪,踹吧、骂吧、扔臭鸡蛋吧, 从前拥护袁世凯的人们,现在爱国爱的理直气壮。 仅仅83天,就一败涂地。 不是败给了蔡锷的护国军,而是败给了时势、人心。

皇帝终于没有了,真的是”群雄逐鹿“了, 你还想当皇帝、断大家伙的前程? 弄不死你。 杨度求了一辈子的君主立宪,最终却败给了君主立宪。



他不是圣人,他只是认定了这条路适合当时的中国, 最终却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信仰。

此时的杨度,内心是挣扎的、也是痛苦的。 他的挣扎时那是时代所有人的挣扎, 他的痛苦也是那个时代的痛苦。

史书中历来讲究成王败寇, “失败”二字,足以抹杀之前所有的成就。

任何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不断地证明对与错,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君主立宪破产了, 好在,革命还在。

9

杨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是一类人,都是游士。


所谓游士,指那些本身没有什么固定价值观,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更抛弃了乡土,只靠向雇主出卖自己聪明才智为生的人。


这样的人对于一个社会,往往是破坏多于建设。他们也往往在乱世才会活跃起来。


而与游士对应的则是乡贤,乡贤一般有自己固定价值观,有道德底线,坚持以乡土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政治生命的人。


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少吏论》里有精彩的论述:“《管子·八观篇》云:‘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谓游士不及土著。”


我这里可以举一个民国时期具体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把东北建设的很好,但是事实上张作霖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大连人王永江,正是王永江在经济上兢兢业业,才使得东北民生和经济在当时民国数一数二。但是王永江不愿意张作霖“争霸天下”,他觉得这是用东北老百姓血汗钱满足张作霖个人的野心,最后结果是王永江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理由辞职回乡,这是乡贤。


与王永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长民,是的,就是民国大美女林徽因的父亲,他则是标准的游士。


他敏锐察觉到郭松龄对张作霖父子的愤恨,不断教唆郭松龄反奉,为此他还和邵飘萍一起为郭松龄和冯玉祥牵线搭桥,最终成功促使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反奉使得张作霖父子阵脚大乱,为了获得日本支持张作霖只能咬牙签署《满蒙新五路条约》,直接为日后死在皇姑屯埋下伏笔。


林长民虽然自己死在了这场兵变里,但是他成功“糟蹋”了王永江十年建设东北之功,也间接毁掉了用东北民众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奉系新军,可以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九一八事变都源自林长民游说郭松龄反奉。这就是游士,这就是游士的破坏力。


杨度是更高级别的林长民,他虽然是有名的宪政专家,在宪政上造诣极高,但是对于杨度来说,宪政不过是他招徕生意的幌子,本质上和今天找工作时名牌大学学历一样的东西;虽然在1913年杨度已经担任了袁世凯政府内的学部大臣这样一个对于书斋型知识分子来说最高职务,但是作为一个游士,杨度是不会满足于学部大臣的职务的,杨度曾多次说过,他要“帮忙不帮闲”,也就是说他不想做理论工作,不想摇旗呐喊,他要出将入相,他想要站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他一力撺掇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称帝失败,那些被袁世凯借着称帝削藩的北洋军阀们都把这笔账算在了杨度头上,而洪宪帝国总导演的名头也直接导致杨度“倒了行市”。


杨度为了脱身,不惜用蔡锷的遗言做挡箭牌:“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而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畀以宽典。”


蔡锷在遗言里说杨度之所以帮助袁世凯立宪是为了实现他君主立宪的宪政理想,与谋求富贵的投机客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为蔡锷的遗言有很多种,我们不知道陶菊隐《政海轶闻》与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里记载这一段究竟是蔡锷真遗言还是杨度为了脱身伪造的遗言,总而言之,这段遗言既救了杨度,也终结了杨度作为“游士”政治生命。


既然已经公开标榜自己坚持“君主立宪”了,又怎么好再投靠其他政治势力呢?这就好像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标榜自己誓死捍卫古典苏式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除了坚守这个头衔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没有其他路好走。


杨度在民国的成功以及他师傅王闿运在曾国藩那里吃瘪,充分说明了北洋时代其实是前朝政治伦理崩溃的延续而非终结,大厦崩溃的最初,一切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是还能勉强维持,这就是王闿运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到了杨度时代,大厦已经彻底走向崩溃,乱世真的已经降临,杨度这样的游士才能如鱼得水。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度真担得起“旧时代、旧制度、旧道德掘墓人”的称号。

10

作为地地道道的湖南人,杨度流亡日本时,曾作《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此歌首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其爱国之心、慷慨之志、磅礴之气,如一记闷棍,敲打在沉睡国民的头脑之上,成为了时代的强音,尤其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曾激励无数人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抛头颅洒热血。

杨度,字皙子,湖南省湘潭县人,1892年考取秀才,1893年考中举人,后参加会试落第,支持“公车上书”,因此与袁世凯、梁启超等结识,后回湘潭,师从湘中名儒王闿运,入王闿运师门学习三年,王闿运精通帝王之学,醉心帝王之术,杨度深得其学,并对他一生的事业追求产生极大影响。

后来,杨度开始接触新学。世纪之交,西学东渐,湖南推行新政,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杨度甚觉新鲜,与蔡锷、刘揆一等人一起参加学习,谋求兴国安邦之道。不久,在西学的影响下,杨度两度自费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弘文书院、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期间曾与黄兴、蔡锷同学,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并结下深厚友谊,这些经历和交往,都对杨度的思想产生过影响。

1905年,杨度以留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带头请愿,发表《粤汉铁路议》,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最后粤汉铁路权成功收回,杨度因此声名四起。

从《湖南少年歌》中可以感觉到,杨度当时非常敬佩美国总统华盛顿,说明他曾经向往过共和国体,后来却转向了支持君主立宪,而且不遗余力,这种转变可见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对他的深刻影响。

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家,许多人避之不及,杨度却看上了袁世凯这棵“大树”,不但为落寞归家的袁世凯送行,还时不时专程前往袁家嘘寒问暖,献计出谋。民国之后,他甚至还对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什么意思?意思是袁世凯非帝即王,我杨度只要袁公上台,咱就是帝王师,辅佐他成为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有为之君。说这话时,杨度脸上是何等自信!然而,民国已立、皇帝早已成为时代所抛弃如臭气熏天的裹脚布,杨度却仍然醉心其中,其观念又何其落后!

后来,主张君主立宪杨度,果然发起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与呼,捧起了这场天大的闹剧,最后,自己也成为了有识之士共同讨伐的对象,被人以漫画讥为“走狗之首”,连曾经的知交梁启超都公然与之决裂,一世英名,付诸东流。

杨度作为清末民初的有志之士,有爱国之心,有谋国之举,四处奔走,竭力鼓呼,其心若赤子,然而,虽心赤,才不继,虽志坚,眼光浅,虽大才槃槃,雄辩滔滔,终不脱书生意气。据说,袁世凯抱恨去世前,曾经大呼:“杨度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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