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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溥仪年仅6岁,无行为能力,由隆裕皇太后临朝宣示。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字耀之,号浩然,3岁登基还没懂事,宣统三年就退位了,人称宣统帝或清废帝。

因为大清持续近300年,东方社会受传统的忠君思想影响,所以退位后的溥仪仍有一定号召力,尤其担任“康德皇帝”期间干下了一些损害民族利益的坏事。

袁世凯逼迫溥仪退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屡战屡败,隆裕皇太后吓昏了头,摄政王载沣也不知所措。北洋六镇军队中,除第一镇由满清贵族铁良统率外,其余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铁杆”。此时有人在清廷举荐袁世凯督军,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只得迎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出山后,迅速掌管了新军及北洋六镇,便成为清廷的主心骨。袁世凯利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矛盾,巧妙运作,最后成功逼迫溥仪退位,当上民国第一任总统。

袁世凯给予溥仪及家属的优待条件,大致是清帝辞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每年拨银400万两,暂居宫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宫内的执事人员照常留用,原有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张勋复辟溥仪再次登上皇位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于6月14日进入北京。他和他的队伍仍留着发辫,表示效忠于清廷,人们称他为“辫帅”,他的队伍为“辫军”。

张勋入京后,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史家称此为的“张勋复辟” ,仅12天复辟就破产,实际上张勋帮助溥仪复辟。

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限3小时内全部搬出去。宣布的《修正清室优待条款》大致是: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50万元,另拨200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即日移出宫后可自由选择住居,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清室私产归清室享有。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 ,接管故宫。 溥仪被赶出皇宫后,不久逃往天津,住进静园。但溥仪并没死心,仍在找机会做皇帝。

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为了平息国际舆论,日本盯上了末代皇帝。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天津,将溥仪带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 ”,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年号为 “康德”,又称“康德皇帝”。

他在伪满洲国执政期间(1934年—1945年),先是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出卖我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将东北的所有主权拱手相让,使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及亚洲诸国的军事基地;后又颁发了《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等,进一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政策。他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退位,“满洲帝国”灭亡。

苏军俘虏生活五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溥仪等9人被苏军押往苏联,先后被关押于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在这些地方,他度过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尽管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但对溥仪的生活待遇还是很优厚的。苏联人为溥仪准备了单间,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的是中国音乐。苏联人告诉溥仪,空闲时间可以出去散散步。

溥仪似乎忘记自己的战俘身份,不知不觉中又把皇帝架子端了起来。他的“皇帝瘾”很大,每天起床很晚,不吃早餐,生活起居仍由李国雄和3个侄子伺候,每天早晨几个人照例向他请安,他也如以前一样用鼻子一哼:“跪安吧”。

溥仪不想回国,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与支持,表示愿留在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共。他还愿将所有存款和携带的珍宝文物捐出,以支援苏联经济的复苏。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审判法庭上当证人,自称日本人的走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八年 1950年,斯大林决定将溥仪交给毛泽东,溥仪相当失望。他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士兵及时发现救下。同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溥仪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退位之后,策动张勋复辟;被赶出皇宫后,又借日本人之力做起皇帝梦,竟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被日本人抛弃后,又认苏联斯大林为干爹;最后还是毛泽东主席收留了他。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用评价吕布的话说“三姓家奴”,用鲁迅的话叫“丧家的乏走狗”。(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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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退位后的影响力有多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59年度赦字001号”,特赦的头号战犯就是溥仪,由此可见一斑。



1908年12月2日,年仅不到3岁的溥仪坐在龙椅上,面对着黑压压一群顶戴花翎与长袍马褂放声大哭,急得满头大汗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满头大汗地将他摁住:别哭了,别哭了,快完了,快完了。溥仪即位不到3年,大清真的完了。

溥仪不仅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且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末代皇帝。溥仪从当上皇帝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利用的傀儡,身不由己是溥仪的政治宿命。



清帝逊位,共和成功,是袁世凯与清朝协商的结果。袁世凯和清室签订《优待清室条件》:

第一、清室退位后允许暂居官中,日后移居颐和园;   

第二、溥仪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三、民国政府每年提供四百万两费用,并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  

第四、溥仪宫中仍用宣统纪年,并且前清的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衙门保留;   

第五、溥仪的排场不变,紫禁城的城门照旧有护军把守,王公、遗老依旧进出,照样给溥仪下跪。甚至民国的北京政府官员,进宫也称溥仪为皇上。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张勋进京复辟,溥仪又做了十二天的皇帝。

张勋复辟证明了,溥仪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是王公贵族,八旗子弟,部分军阀,文人士大夫,以及不少民众的精神领袖,虽然皇帝退位了,大众心中的帝制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没有皇帝,他们不知道怎么活。

不要说普通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因为溥仪的一次召见,感动万分。

溥仪看了很多新思想的书,尤其喜欢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于是他想给胡适打一个。于是他就打电话约胡适进宫谈了一次。



事后,胡适给庄士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一席地位”。

很多人不理解,胡适这样的一个新派人物为什么去拜谒一个旧时代的皇帝?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冯玉祥的这次政变只是减少了溥仪的一部分特权而已。根据《修正清室优待条款》的约定:民国政府每年仍然要补助清室五十万元白银;并另拨两百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清室私产仍然归清室享有。

溥仪虽然被赶出紫禁城,自己到天津当寓公,他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东北军阀张作霖见到溥仪,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给皇上请安啦,这反而把溥仪吓了一跳。



溥仪的最大错误就是投靠日本人,认贼作父。日本看中他的身份,以证明统治东北的合法性。溥仪也是白日做梦,以为日本能帮他实现复辟梦,跑去做满清龙兴之地的康德皇帝。东陵大盗让溥仪很生气,但是给日本人当走狗,岂不是换了自己的祖宗。

溥仪的最大价值就是他的身份,各方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尽量为我所用。北洋军阀不杀他,日本人不杀她,苏联人也不杀他。



抗战胜利,苏联出兵东北,伪满灭亡,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溥仪原来以为他自己像沙皇一样被枪毙,没想到自己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 ,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溥仪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恐惧秋后算账,所以想在苏联一辈子。

苏联既不会杀溥仪,也不会留他在苏联,于1950年移交溥仪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据他说“这是他一生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

溥仪感叹:“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末代皇帝能善终者能有几人啊?”



毛泽东专门宴请溥仪,介绍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开国领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颇有历史意味的会面。

新中国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一个公民,1960年,当周恩来指着溥仪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位便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时,溥仪出人意料地大声回答:“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溥仪脑子里帝王意识没有了,但是某些人的帝制意识还是存在,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些聚集在站台上的旗人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当时气得够呛,训斥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说完,冲出人群走了。

在溥仪死后,其影响力还在继续,有人给溥仪打造了一个专属墓地,利用溥仪特殊的皇帝身份给其所谓的皇家陵园带来巨大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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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七哥。

作为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君王,溥仪的存在,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首先,在退位后的初期生活的逊清小朝廷中,溥仪依然保持着往日不变的君王权威。

溥仪作为君王,按照清朝皇家制度,君王自然要穿明黄色的衣服,其他臣子则不能穿戴。一次,溥仪与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大妹韫(yun,第四声)媖(ying,第一声)一起玩捉迷藏。起初,大家玩的比较拘束,溥杰、韫媖对溥仪也十分恭敬;但毕竟是小孩子,玩着玩着就玩开了,大家就一起嬉闹。

忽然溥仪发现溥杰的衣服,似乎是明黄的衣服,顿时发了牢骚,指责说:溥杰,这是什么颜色的衣服,你也敢使?溥杰刚开始还在争辩,说是杏黄。但小溥仪不依不饶,严厉指责,最后使得原本放开了胆子玩的溥杰、立马又恢复了奴仆的身份,连忙对溥仪说嗻。此时,溥仪的大妹韫媖也因为溥仪这小小的发脾气,吓哭了。

(溥仪 溥杰兄弟两)

连亲兄妹之间,都还需要保持着君臣身份和礼仪,自然那些满清遗老、小太监等等外人对待这位小皇帝的礼仪之敬重,就更不再话下了。

对于这些忠于清室的遗老而言,倘若能在寿辰得到溥仪的恩赏、或者死后得到溥仪送的谥号,那就是无上荣光了。

如教授溥仪念书的陈宝琛老师傅,在七十大寿的时候,一次忽然念到“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的诗句,便请小溥仪将这句诗写作对联,当做自己的寿礼,小溥仪照做了。事后,陈宝琛对此事十分自豪,直言这是万岁爷的好手笔啊,溢美之情油然而生。

(陈宝琛)

所以,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三年,偌大的北京城就有了两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一边是鞠躬、敬礼的民国新风尚,另一边却是溥仪小皇帝宫里的,磕头、跪拜的君臣之礼。

也正是因为袁世凯等人,对逊清小朝廷的放纵、容忍,才使得这末代皇帝溥仪的威严逐渐蔓延开来。其实就袁世凯这些清朝旧人而言,他们自身也残留着不少的封建气息。溥仪即使已经退位了,他们也依然对这位皇帝十分恭敬。最明显的便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袁世凯等等民国时期有头有脸的人物,总会派来礼官来道贺,以示尊崇;即使像大军阀张作霖这样的实权派,见到溥仪也依然下跪叩拜。

(张作霖 )

在宫墙之外,一些抱有守旧思想的人纷纷赶来拜见溥仪小皇帝,只求谋得溥仪赏赐的一个谥号、黄马褂、有名无实的一些虚名罢了。在已经是共和的民国时代,可无数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溥仪皇帝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无数人中,还包括了不少民国实权派人物。旧桂系的首领陆荣廷到京师与段祺瑞商议事情的时候,也不忘到紫禁城拜见溥仪,还孝敬了溥仪一万元的崇陵植树费用。为了表示对忠臣的嘉奖,溥仪在内务府、几个师傅的协助下,赏赐了陆荣廷不少东西,还给予他了一份莫大的荣耀——赏赐陆荣廷紫禁城骑马,在历史上,陆荣廷成了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民国将领。陆荣廷十分感谢,托人捎了一封书信给逊清小朝廷,表示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

(广西王陆荣廷 旧桂系首领)

还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张勋。张勋自溥仪退位之后,依然保持着清朝的传统,军队都留鞭子,自己管理的地方一切都是清朝的老规矩,以示对溥仪皇帝所代表的清室的忠臣。最后,在复辟行动中,张勋一度坐上了北洋派系的督军盟主高位,之后赶入京师,拥护溥仪复辟。

(张勋的辫军入城 拥护溥仪复辟 来源网图)

这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实权人物,都忠于溥仪,便有了“南陆北张”的说法。如此一来,溥仪的影响力在这些实权派人物的加持下,显得更加强大。

自然,那些小人物更是尊崇溥仪,为得溥仪的恩赏荣耀,也是无所不用。

一次,年幼的溥仪在宫中骑自行车玩耍,忽然撞到了一个穿着太监服装、长着胡子的人。那人见到溥仪便请安,想要一个爵位,溥仪便将太监们说的一个守着桥头的乞丐的诨名给了他,封他叫“镇桥侯(猴)”。如此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名字,那人也十分高兴,忙着叩头谢恩,最后竟还找内务府去要了这“官诰”。

一个叫王九成的商人,因为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大财,便想着求溥仪皇帝赏赐一件黄马褂穿穿。于是,花了大把的钞票,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件赏赐黄马褂的皇恩。

(父亲梁济,儿子梁漱溟全家福 来源网图)

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更是在1918年投水而死,留下了一份博取谥号的遗嘱奏折,最终博取了一个“贞端”的谥号。

……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在旧时代人们心中,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在这些饱受封建礼仪洗礼的人群心中,更是可以舍生忘死的一个理由。

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巨大影响力。

参考资料《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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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溥仪在紫禁城刚刚按上电话,一时兴起,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打了个电话,两人寒暄两句之后,溥仪说道: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很明显,溥仪这一通电话,是在开玩笑。

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封建王朝的皇帝;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是推翻旧秩序的倡导者。这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两个人,如果真什么关系的话,也应该是“敌视”的关系。

在旁人看来,胡适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借口去紫禁城让溥仪“瞅瞅”。

令人咋舌的是,胡适马上就答应了溥仪的召见。不仅如此,胡适在去紫禁城觐见溥仪之前,还特意向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打听皇帝的脾气、宫里的规矩、觐见皇帝是否需要行三叩九拜大礼等等。

胡适回去之后,对于此次召见非常激动,并且非常郑重地在写给庄士敦的信里说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一一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足见,溥仪的召见。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来说,非常重要。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此时的溥仪虽然已经退位十年,在民间,他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召见胡适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侧影,更多的是表现在政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张勋复辟”和“伪满皇帝”。

1917年6月14日,张勋趁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之机,率领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随后,张勋紧急给各地的清朝遗老发电,拥戴已退位5年的逊帝溥仪复辟。

这次复辟,在当时引起了多大轰动呢?

整个北京城的遗老遗少纷纷出动,满大街举着“纸糊”的龙旗拥护满清;北京城之外的中国,则满大街举着另一种旗子——反对复辟。

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南下,供职于教育部的鲁迅也提出辞职抗议。

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听闻溥仪复辟的消息之后,表示极为愤慨,并立即发表讨逆宣言、组织了一批革命党武力讨伐张勋;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号召全国各地的革命党,召开讨逆大会,呼吁各大报纸一致讨伐张勋。

在孙中山的呼吁下,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强烈反对。

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得知溥仪复辟之后,立刻在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讨逆军向北京出发。

在全国各界的一致抗议下,溥仪复辟闹剧仅仅持续了12天,便匆忙下马。溥仪本人,也写下了人生中第二份退位诏书;北京城里那些个遗老遗少好不容易搞来的“纸糊”的龙旗,也纷纷弃之如敝履。

按照这个阵势,溥仪是不是也应该像那些被抛弃的“龙旗”一般,被国人弃之如敝履?

从胡适受溥仪召见的时间来看,溥仪仍然具有十分的影响力。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大婚,无疑举世瞩目。一方面,所有人都想看看皇帝的婚礼究竟怎样;另一方面,北洋国民政府对溥仪大婚又是什么态度呢?

大婚当日,民国政府破例批准迎亲队伍从东华门进宫,而根据《清帝退位诏书》规定,东华门属于民国政府管理;出动陆军官兵近2500人次,护送迎亲队伍入紫禁城;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等政要,更是亲自送礼,并在礼单上写到:“中华名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

最让人讽刺的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正白旗),他在向溥仪鞠躬之后,又行三叩九拜大礼,并宣布:

“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

退位十年之后,还能让当时的大总统喊“皇上”、让总统贴身保镖队长下跪、让文坛巨匠召之即来,这种影响力,在所有的亡国之君里无出其右。

新中国成立之后,溥仪作为战犯,被关进战犯管理所。

这一关,又是十年。

就在溥仪快要淡出所有人视线的时候,溥仪因改造良好获释,幸运地成为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此时,溥仪的影响力仍在——许多人慕名而来,只为一睹“逊帝”风采,其中不乏外国友人。

据说,溥仪有一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忽然蹿出一个人给他跪下磕头,嘴里不住地喊着:“皇上,您可算是出来了……”把溥仪吓了一跳,问了半天之后,溥仪方知此人乃是前清宫里的一名太监。

最后,留个小问题:溥仪都已经退位50年了,溥仪为何还有如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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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答这个问题,溥仪退位后在当时的影响力仍旧极大,依旧是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许多民众以及部分军阀的意识形态上的领袖者,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历史书告诉我们,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却有许多人不知道,溥仪退位初期,除了有每年400万两银元的费用之外,还住紫禁城内,宫中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触犯王法者仍由慎刑司处治。)并且城门照旧有护军把守,王公、遗老依旧进出,给溥仪下跪。甚至民国北京政府官员,进宫也称“皇上”。也就是说,退位初期的溥仪仍旧具有许多特权,并且在许多人意识中,仍旧尊贵。


此外,我们许多人知道盗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曾复辟封建帝制,但却可能不了解,在1917年溥仪曾在军阀张勋的帮助下复辟帝制,虽然只做了12天的皇帝,但此次复辟,绝非只是张勋一人之意,而是当时北洋军阀各路大佬在徐州会议上一致通过恢复清室的提议。其中可能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因素在内,但也可映证溥仪帝在军阀意识中的领袖价值,侧面反映溥仪的社会影响力。这个价值也得到了日本的认可,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拥立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以部分阻力,同时还吸引了部分不知内情的忠君者投靠。



再者,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帝制延承了两千多年,并且清王朝的统治也持续了近三百年,民众忠君思想深重,封建帝制深植心中,故而许多民众在面对民国政府推行的剪辫子风潮中表现出恐慌与抗拒。至于那些熟读八股的文人士大夫,则多数更甚。而且,溥仪在享受优待条件期间,一直关注民生疾苦,哪里发生灾害,他与皇后婉容都各自有捐款,在北京城,清皇室还设了几处粥场,给吃不上饭的人民施粥,此举更是使溥仪赢得相当大一部分下层民众的好感。

同时也补充一点,溥仪不仅在当时有社会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溥仪在精神领域的社会影响仍旧很好,党通过对溥仪的改造来带动鼓舞民众积极进行思想提升,接受新思想,新文明。


以上是我的回答,欢迎大家的交流或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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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这个东西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但可以通过事例去窥探一下退位后的溥仪影响力大小。

1912年初,统治中国276年的满清政府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方革命起义运动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奉命进京率领北洋新军去讨伐南方革命军的袁世凯不仅没有镇压住南方的革命起义,反而秘密地与南方革命军达成了协议。袁世凯以劝诫满清政府核平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为筹码而换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年仅6岁的溥仪小皇帝在裕隆皇太后的看护下,缓缓的走到了太和宝殿中的龙椅之上,将提前拟好的一纸逊位诏书颁布过后,便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成为了前朝逊帝。

尽管根据袁世凯和清政府签订的《清皇室优待政策》相关条例的规定。讯问之后的溥仪小皇帝及满清的妃嫔可以继续居住在北京紫禁城之中,在北京紫禁城内可以保留皇帝的称号和满清时期的皇家礼仪。同时,中华民国每年要向满清皇室提供400万两白银的内务开支。

从以上的优待政策便可以看出,青黄寺尽管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但是当时封建思想并没有从中国大地上根除。就连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核心也都愿意为满清逊帝提供相关的优待政策。更不用说民间的百姓对于溥仪这位曾经的皇帝拥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和态度了!

举例说明,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开始分崩离析。曾经的北洋三杰和其他北洋实权人物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辫子军张勋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股力量。张勋在率兵进京之后便直接冲进北京紫禁城内迎接逊帝溥仪再次登基为帝。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复辟闹剧。

尽管溥仪复辟不得人心。但是也吸引了保皇派及满清的众多遗老遗少的支持。比如说康有为便为其奔走相告、摇旗呐喊。杨度、王世珍等人也忝立朝堂之上!全国有许多地区又将民国国旗撤下而换上了青龙黄旗。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来临之际,国家宣布特赦一批政治战犯。其中溥仪便名列特赦名单中的第1位。而年过半百的溥仪在被特赦成为一名公民之后回到北京城内,许多曾经见到过溥仪的老人在大街上遇到溥仪或者认出溥仪还经常对其行三跪九叩大礼。由此可见封建思想以及代表封建社会皇权统治者的溥仪在普通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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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退位之后,依然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溥仪作为退位皇帝,在民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依然可以住在紫禁城里,并可以在紫禁城中当皇帝。民国政府给他外国君主的待遇。民国政府每年给溥仪提供400万元经费。清朝的帝陵、宗庙由民国军队保护。可以说,清朝皇室依然是富可敌国、地位尊崇。

溥仪还有极强的人力资源。

几百万的满族人,当然还是把溥仪当作精神领袖。这些人中有大量的满清旧贵族,非常有钱、有势力,代表人物有奕劻、溥伟、载沣、载涛、善耆等。

另外,民国北洋政府中的高官,大多都是溥仪的旧臣。这些人受过满清的恩惠,对溥仪还是很尊敬的,有一些人依然对溥仪非常忠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徐世昌和张勋。这两人一文一武,都是复辟派的代表。张勋曾经发动复辟,让溥仪重新登上皇位。这次复辟得到过好几个地方军阀的支持,复辟派还是有点实力的。北洋系元老、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也对溥仪很忠心(不过此人老奸巨猾,知道张勋复辟必然失败,没有参与其中)。1918年,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诚惶诚恐的给溥仪上书,表示不敢接受。在得到溥仪的“恩准”之后,徐世昌才接任总统之位。一位满清遗老,居然也能做民国大总统,也是奇闻。

可以说,在溥仪退位后,依然有一大批满清旧贵族、旧大臣对他效忠,包括新的北洋政府中,依然有很多高官忠于他。溥仪依然是一位足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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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存在了2000多年,清廷《退位诏书》的颁布虽然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灭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封建君主政治已经彻底在中国人民心中抹去了。溥仪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清王朝宣告结束之日,不仅没有离开紫禁城,反而因《优待清室条件》在紫禁城里面享受了12年皇帝生活。

虽说人们都期盼着君主专制和共和制政权能够平稳交接过渡,但是,当溥仪退位之后,仍然居住在皇宫享受荣华富贵这一做法,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宣统皇帝

其实民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出于对于溥仪影响力的妥协,相信也会有不少读者好奇,这位末代皇帝在退位以后究竟还存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有许多人的做法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溥仪的影响力巨大。溥仪退位以后,开始阅读一些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书籍,他非常喜欢胡适用白话文所写的《尝试集》,1922年5月30日,溥仪与胡适在紫禁城会面,二人谈话时间不到半个小时。

胡适回去以后,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然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的面前占一席之地。”简短的一句话,足以看出胡适又到皇帝召见以后的沾沾自喜。

胡适

他作为一个新派人物的代表,竟然将这一位早已经退位10年的封建皇帝当成高高在上的人物。这也从侧面表明,溥仪由于他曾经的皇帝身份,无论是在普通人又或者是大学者心中,仍然带有皇帝光环,这也说明封建君主专制仍然未被消除。除了大学者胡适这样对待他以外,民国政府和各系军阀,仍然对溥仪给予优待,甚至还将溥仪当作没有退位的皇帝。

徐世昌

民国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徐世昌担任民国总统一职。这位总统对于清朝不仅没有怨恨之情,反而无比拥戴。徐世昌既然已经是民国大总统,大小事务应该由他自己拿主意才对,结果无论什么事他都要去请示溥仪,得到“皇帝”的恩准以后他才能签字决断;在徐世昌的日记中,他始终将溥仪称之为“幼主”。好在这位总统只任职了5年,否则,他还真有可能拥戴清室复辟。

黎元洪

溥仪对于这些民国高官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徐世昌一人,当民国总统从徐世昌换成了黎元洪以后,溥仪的影响力仍然是巨大的。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他大婚之时民国财政部经费已经十分困难,就连提前约定好的优待岁费难以发放。可是,为了这位末代皇帝的大婚,民国财政部仍然拨款10万元,其中2万元是民国政府的贺礼。

溥仪

除了这笔高昂的结婚费用以外,为了保证溥仪婚礼的顺利进行,民国政府共派出了2498人,来保证整个婚礼的安全。当时民国各地官员,纷纷派人遣送贺礼,黎元洪更是在他的贺礼大红帖上写着“赠宣统大皇帝”这样的话,甚至前来送贺礼的总统府侍从,竟然在溥仪面前自称奴才,并且行了跪拜礼。2000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竟然让溥仪这个退位皇帝,享有如此殊荣,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足以让世人感到惊讶。

因此,虽然溥仪早已退位,手中也没有了实际权力,但是,溥仪这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正统皇帝在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目中,依然拥有莫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虽然不足以实现溥仪复辟的野心,但是,依然拥有不小的作用,日本人最终,将溥仪作为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正式看中了溥仪影响力巨大这一点。

当然,也不必高估溥仪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力。这位末代皇帝的影响力虽然不小,但也仅仅只是影响力而已。他对中国的大局并没有什么决定性作用,也因此,从始至终不一,溥仪从未有过实权,即便成了伪满洲国皇帝,也只是个日本人推出来的幌子和傀儡而已 。

9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清帝的退位诏书,标志着大清朝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华民国统一南北,成为国际上正式承认的新的政权,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需要注意的是,溥仪虽然宣布退位了,但是他仍然是皇帝,退位只是表示大清朝放弃了对全国的统治权,而并没有放弃皇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仍然享有皇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外国元首礼仪对待,皇帝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范围仅限于内廷,也就是北到神武门,南到乾清门这个区域内。前廷的三大殿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也就是说,在紫禁城内,还保留着一个小朝廷,还保留着内务府,宗人府等机构,还保留有太监,宫女等服务人员,皇帝(溥仪)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可以发号司令,可以赏赐下人,可以封官封爵。和退位前的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统治范围仅限于紫禁城内。

说到溥仪退位后的影响力,其实应该分两个阶段来看,这两个阶段以他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为分水岭,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被赶出皇宫前,溥仪仍然是过的非常滋润的皇帝

1912年---1924年,这12年是溥仪一生中过的最舒坦的12年。为什么这么说?在这12年里,溥仪深居紫禁城内,享有皇帝的一切权利,有大臣叩拜,有太监宫女伺候,甚至还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了大婚,册封了皇后和皇妃,但是却没有任何皇帝的义务,他不用去管理国家,他没有任何政务可干,也没有任何正事可干,每天就是变着法儿的玩儿。

唯一勉强称得上是正事的就是接受他人的拜见。

经济上,小朝廷内保留有内务府,相当于皇帝的大管家兼CFO,负责皇帝的钱袋子。但这个时候皇帝已经没有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民国政府承诺的400万两岁银,但是,实际上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全额给过。但是小朝廷的开支可是一分都少不了,甚至比慈禧当权的时候开支还要大。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小朝廷每年的开支都在300万两左右,这笔钱怎么来,只有变卖皇宫内的古玩字画。不仅是内务府,上至皇帝本人,下至太监宫女都在想办法把皇宫里的财宝给运出宫去。

军事上,这就别提了,很明显溥仪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了,八旗军队早已解散,仅有的禁卫军也隶属于民国政府管理。连当年带兵去镇压武昌起义的荫昌也已经当了民国的官了。

宗族上,这是溥仪唯一有话语权的地方,也就是说溥仪可以封王封爵,对皇室子弟来说这个仍然有效。比如加封四位太妃的尊号,比如封婉容为皇后,封文绣为皇妃。婉容其实是在溥仪退位后才嫁给他的,但是我们习惯上称婉容为末代皇后,说明溥仪退位后的各种封赐还是有效的。

被赶出皇宫后的溥仪,只有利用价值,没有丝毫影响力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皇宫,并且溥仪当着鹿钟麟(当时执行驱赶溥仪任务的指挥官)的面承认要当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但实际上溥仪根本不会当普通公民,他从来都没有放下他皇帝的架子。

1924年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阶段,张作霖和吴佩孚打,和冯玉祥打,南方的老蒋领着国民革命军和吴佩孚打,和孙传芳打,最后和张作霖打,似乎全国人民都忘记了溥仪的存在,但是日本人却悄悄的顶上了溥仪。这个落魄的凤凰,还有一丝利用价值。

溥仪在被赶出皇宫后在他老爸的北府住了一段时间,就跑到了日本的使馆区,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住到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先是在张园,后改住静园。

日本人为什么对溥仪这么好?因为他们看中了溥仪曾经的身份。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就企图把东三省从中国割裂出去,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傀儡元首,而溥仪就是他们看中的傀儡人选。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溥仪做了“伪满洲”的皇帝,成为了战犯。

其实,溥仪就是太看中他的身份,放不下皇帝的架子,身边也都是一些守旧的遗老大臣,给他灌输的都是复辟的思想,让她执着于一个名义,一个头衔,而忽略了实质,皇帝,不仅是一个头衔,更需要有领导一个国家的雄才伟略,那才是根本。

关于这一点,张学良曾经给溥仪一个建议,就是彻底放弃现有的一切,出国留学,学到真本领,回来后参与“民国总统”竞选。其实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溥仪作为前朝皇帝,他不缺一呼百应的影响力,缺是真正治国的本领,可惜溥仪一生都没有领悟。

10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这个身份,注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普通人身份无缘。溥仪退位后,很多人出于猎奇,对于这位末代皇帝非常感兴趣;同时,因为忠君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一直延续,不可卒除,所以“末代皇帝”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但依旧有不少人对他心存敬畏,其中不乏一些民国时期思想进步的人士。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近代历史上著名自由派人物胡适,便是其中之一。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皇权的敬畏,胡适虽然经过西方民主思想洗礼,已经完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当他见到这位已经退位的皇帝时,心中依旧会感到莫名的激动。胡适在受到溥仪的接见之后,在给溥仪的外国老师庄士敦的信中如是描写道:

在我拜访皇上的时候,他非常友好和谦逊有礼。我们谈了新诗,写新诗的青年作家们,以及有关文学的其他话题。大门口的耽搁使我浪费了本来可以在宫里多停留一些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本打算不让报纸披露这次会见。但不幸的是,一些我不常阅读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这事对它们来说自然具有头条新闻的价值。……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位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无数位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

可见,胡适的心理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对于皇帝这样一个专制权力的代表,本应当是充满憎恶的;但当他真正见到这位皇帝,并且与皇帝进行过简短交谈之后,心理依旧为“自己一介平民能见到曾经的九五之尊”而感到无比的激动,尤其是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单独拿出来,估计不会有人想到这居然出自新文化先锋胡适之手!

在当时的背景下,连胡适这类资产阶级的,系统接受过西方民主理论的知识分子,尚且怀有如此深刻的皇帝情节,自不必说尚未接受平等思想的广大百姓,更不必说清朝的遗老遗少。可想而知,溥仪虽然早已退位,但他的影响力,依旧不可小觑。因此,在所谓伪满洲国建立之时,不少人——满汉蒙皆有,都纷纷去往东北,投奔溥仪——这还是在当时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渐渐得到普及的情况下。而溥仪本身,也享受着“末代皇帝”身份带给他的种种心理上的满足。

直到二战结束后,溥仪被迫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他本人也彻底意识到了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此时,中国人民也已经真正觉醒,不再存在所谓的“皇帝情结”,意识到了自己当家做主。因此,溥仪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被新中国所接纳。

说到底,溥仪本人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带给他权威的,是他末代皇帝的身份,或者说是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皇帝情节。随着思想不断解放,这个枷锁已经被打破,自然,溥仪的所谓影响力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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