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许多次投敌事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是长官投敌后把部队整建制拉走成为伪军,比如吴化文;有的是长官只能带着亲信叛逃,比如邢仁甫;有的被部下发觉后活埋,比如石友三,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支军队的性质是否“私有化”。
《亮剑》中一定要加上楚云飞老部下钱伯钧准备反水投敌的情节,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期间确有高级军官和部队投敌的行为。而在剧中,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只需搞定钱伯钧和营副两个人,几乎就可以拉走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充分说明了军阀部队的私有化性质。
在民国时期的杂牌军阀军队中,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是兄弟、同乡、亲戚等多种私人关系,下级只听顶头上司的命令,士兵则只认长官,没有对错之分。这样的组织结构,造成只要军事主官决定倒戈或反水,哪怕是投敌当汉奸,大多数士兵也会跟着盲从,个别不从的也许会有,但结果一定凶多吉少。
根本的缺陷在于部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凭借私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带兵,部队成为长官的“私家兵”。钱伯钧是楚云飞多年的兄弟和部下,翻起脸来指挥一营的官兵们差点把团长给灭了,因为他们只听从钱伯钧这个顶头上司的命令,管你团长师长呢。
《亮剑》骑兵连长孙德胜的老长官石友三,其试图投敌和被干掉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西北军的石友三一直与日军勾勾搭搭,并且签署了“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尚未正式投敌。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只是他“理论上的部下”,即所部归石友三节制,两人本来就有过节,再加之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警觉后与高树勋密商,所以才能够在1940年底把石友三诓来活埋掉。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高树勋提前干掉了这个家伙,当石友三正式投敌时,是一定能够带着其基本部队69军成为汉奸队伍的,因为这支匪气十足的队伍是石友三本人一手带起来的,完全是他的私人武装。类似于孙德胜这样不从的低级军官或士兵,只能以“开小差”的办法脱离部队,公开反对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大多数部众只听从石友三的。
抗战期间黄埔系中央军整体主动投敌的事件鲜有发生(山穷水尽情况下投降不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决,一方面是黄埔军校开办了政治科目,学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中央军各军师级单位都设有“政训处”,主要工作即是防控官兵的思想动态。
但杂牌军尤以西北军的投敌数量最多,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一方面确实说明冯玉祥的治军方式太成问题,“曲线救国”只是借口,缺乏民族气节和抗战意志才是真。老冯一生倒戈八九次,每次只要他下定决心了必然事成,没听说哪个部下能拦住他的,因为西北军什么五虎将和十三太保之类的军官是他提拔起来的,士兵是他们自己招的,他冯玉祥就是家长。
我们的八路军是党的队伍,并且有“军政双首长”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制度,因此队伍绝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地方武装扩编的部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生活腐化,又对组织上调其去延安学习持抵触态度,于是在1943年7月杀害了老红军、副司令员黄骅同志,试图率领所属部队投敌。
然而邢仁甫想错了,即便杀害了黄骅将军,他的叛变行为仍然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和不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婆和少数几个亲信跑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1949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已经成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邢仁甫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而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特将河北省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