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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许多次投敌事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是长官投敌后把部队整建制拉走成为伪军,比如吴化文;有的是长官只能带着亲信叛逃,比如邢仁甫;有的被部下发觉后活埋,比如石友三,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支军队的性质是否“私有化”。



《亮剑》中一定要加上楚云飞老部下钱伯钧准备反水投敌的情节,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期间确有高级军官和部队投敌的行为。而在剧中,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只需搞定钱伯钧和营副两个人,几乎就可以拉走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充分说明了军阀部队的私有化性质。

在民国时期的杂牌军阀军队中,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是兄弟、同乡、亲戚等多种私人关系,下级只听顶头上司的命令,士兵则只认长官,没有对错之分。这样的组织结构,造成只要军事主官决定倒戈或反水,哪怕是投敌当汉奸,大多数士兵也会跟着盲从,个别不从的也许会有,但结果一定凶多吉少。



根本的缺陷在于部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凭借私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带兵,部队成为长官的“私家兵”。钱伯钧是楚云飞多年的兄弟和部下,翻起脸来指挥一营的官兵们差点把团长给灭了,因为他们只听从钱伯钧这个顶头上司的命令,管你团长师长呢。

《亮剑》骑兵连长孙德胜的老长官石友三,其试图投敌和被干掉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西北军的石友三一直与日军勾勾搭搭,并且签署了“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尚未正式投敌。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只是他“理论上的部下”,即所部归石友三节制,两人本来就有过节,再加之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警觉后与高树勋密商,所以才能够在1940年底把石友三诓来活埋掉。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高树勋提前干掉了这个家伙,当石友三正式投敌时,是一定能够带着其基本部队69军成为汉奸队伍的,因为这支匪气十足的队伍是石友三本人一手带起来的,完全是他的私人武装。类似于孙德胜这样不从的低级军官或士兵,只能以“开小差”的办法脱离部队,公开反对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大多数部众只听从石友三的。

抗战期间黄埔系中央军整体主动投敌的事件鲜有发生(山穷水尽情况下投降不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决,一方面是黄埔军校开办了政治科目,学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中央军各军师级单位都设有“政训处”,主要工作即是防控官兵的思想动态。



但杂牌军尤以西北军的投敌数量最多,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一方面确实说明冯玉祥的治军方式太成问题,“曲线救国”只是借口,缺乏民族气节和抗战意志才是真。老冯一生倒戈八九次,每次只要他下定决心了必然事成,没听说哪个部下能拦住他的,因为西北军什么五虎将和十三太保之类的军官是他提拔起来的,士兵是他们自己招的,他冯玉祥就是家长。

我们的八路军是党的队伍,并且有“军政双首长”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制度,因此队伍绝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地方武装扩编的部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生活腐化,又对组织上调其去延安学习持抵触态度,于是在1943年7月杀害了老红军、副司令员黄骅同志,试图率领所属部队投敌。



然而邢仁甫想错了,即便杀害了黄骅将军,他的叛变行为仍然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和不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婆和少数几个亲信跑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1949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已经成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邢仁甫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而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特将河北省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

最佳贡献者
2

当然可以的。八路军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团长投敌,被排长拿下。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旅老1团是一支英雄部队,令日军闻风丧胆,不战而寒。但是,这样一支英雄部队,1941年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叛逃事件。

原来,进入1941年后,日军对鲁中反复“扫荡”,手段更加残酷,局势更加紧张。老1团反“扫荡”后进驻到孙祖一带进行休整。旅长王建安率旅部驻高家中疃。老1团长李福泽与政委王文轩率团部与2营驻孙祖。

11月的一个寒夜,2营4连在营长侯志林和连长柴延太带领下冒着山谷中呼啸的冷风,急匆匆地向沂水城方向疾进。

侯志林在队伍最前面,柴延太在队伍最后面。侯志林突然却向后面大喊:“6连!怎么还没跟上?快,跑步前进!”

其实,后面根本没有6连。

队伍快速地行进,战士们却渐渐出现一些议论:“这次强行军是去哪里?”“怎么事先不开个动员会,连班、排长都糊里糊涂?”“以前每次行动都是团领导带队,这次怎么不见一个团领导?”连文化教员董良仲听到这些议论,更加重了自己心中的疑虑,觉得这次行动的确反常,悄悄问3排长:

“咱营的曹教导员为什么没来?”

“不知道,连庄副营长也没来。”

“马指导员呢?”

“让侯营长叫去了,在队伍后面。”

4连指导员马洪南正被叫到了侯志林前面,以后候志林就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当到达铜井时,侯志林又双手叉腰,又大发脾气:“怎么搞的?5、6连怎么还没跟上来?马洪南,你把枪交给通讯员,叫他交给柴连长带便衣侦察前进,你在这里等一等5、6连,叫他们急速前进!”

马洪南把枪交给了通讯员。侯志林带着通讯员又向前急急赶去。

队伍到达离沂水城还有七八里地远时,被侯志林带进了一个小村子。然后,他下令封锁村子所有路口,在此休息、吃饭。战士们仍是满肚子疑惑,董良仲更是睡不着,找到几个排长又悄悄议论此事。排长们也认为有些反常,提议让董到连部探听消息,弄明白这次行动到底要干什么。董良仲来到连部,被通讯员挡在门口说:“营长在屋里睡觉,谁也不让进。”

董良仲说:“那你把柴连长叫出来,我对他说个事。”

通讯员还是守在门口:“柴连长说有事以后再说。”董良仲隐约听到屋里侯和柴在争论什么,却听不清具体内容,预感要发生什么大事,于是急忙转身回去,对排长们说:“我看这次行动不是什么强行军演习,很可能有人捣鬼,要小心上当。这里离沂水城很近,要警惕发生意外。”

排长们立刻警觉起来,决定1排长马上带队占领村子的北面高地,向沂水方向派出嘹望哨,发现敌情就开枪报警;其他排长再召集小组长开会,研究对策;董良仲再去连部探情况。

天刚亮,尚在孙祖的2营副营长庄中一突然发现4连不见了,去找营长侯志林,也不见人了,去找教导员曹普南。曹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去了!”

两人急忙跑到团部,问团长李福泽。

团长李福泽也不知道。

李福泽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找来政委王文轩和参谋长高文然,一起碰头。曹普南说:“最近发现侯志林、柴延太经常在一起嘀咕什么,关系不太正常……”

高文然问:“你看他们有没有带队投敌的可能性?”曹普南说:“依我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没发现他们与什么身份不明的人接触,敌工人员也没与他们来往。”

李福泽果断地说:“不管如何,由高文然同志带几匹马去追,估计三四个小时就能追上。我相信战士们不会开枪。”

高文然是2营的老营长,班、排长都熟悉,说:“我只要追上,就能把部队带来。”

高文然走后,李福泽和王文轩立即去旅部汇报。

其实,这确是一起侯志林、柴延太经过密谋策划、以欺骗手段准备带队投敌的叛逃事件。

侯志林,20多岁,寿光县人,曾在韩复榘的军队里干过司务长。老1团在反“扫荡”斗争中打朱位时,李福泽下令1营攻击南门,令侯志林带2营到北门把敌人堵在鹿砦里面。结果,侯志林延误了战机,使敌人从北门逃窜。李福泽便狠狠批评了他一顿。进驻孙祖后,团党委决定送侯志林到抗大学习。决定还没公布,就被他觉察到,认为自己失去了信任,便利用自己曾在4连任过连长并和现任连长柴延太气味相投的关系,准备拉队伍去投敌。

侯志林万万没料到,天刚亮,柴延太就慌慌张张跑进连部:“快!侯营长,看样子我们暴露了。1排长带人抢占了村北的高地,2、3排也向连部包围过来,马洪南跑回孙祖了,小董在门外大吵大嚷要冲进来,快走!”

侯志林掏出驳壳枪,就往外冲。这时董良仲已冲进院门,大喊:“快打呀,侯志林叛变了!”枪声响了。

侯志林一惊,随即判断出枪声是向他发出的警告,并不是真正向他射击,还没醒悟,反而向柴延太几个人一招手,一起向村外突围而去。

2、3排长和董良仲一商量,认为这里离敌人太近,枪声已惊动了敌人,必须迅速脱离,赶回孙祖。于是,三个排放弃追击,集合起来,由1排长带着往回赶。走了10几里,对面疾驰过来几匹马。马上是团参谋长高文然,后面跟着指导员马洪南。战士们—下子欢腾起来,高高兴兴地跟着高文然等人返回了孙祖驻地。

董良仲和排长们成功地挫败了侯志林、柴延太的阴谋。

而侯志林、柴延太等五个人突围出去后,像惊弓之鸟,跌跌撞撞通过沂北根据地,窜入临朐博山,想在山里找个村子休息一夜再去路北。柴延太找到村长,自称是鲁中老1团的,有任务要去路北,要村长杀鸡买酒接待。村长立刻怀疑起来,因为这里处在交通线上,从来没有八路军停留过,再看几个人惊魂未定的狼狈相,于是一面装作杀鸡买酒把他们稳住,一面派人向博山的八路军新1团报告。

当晚,新1团一个排把山村包围起来,要侯志林他们缴枪。五个人慌了手脚,想跑来不及,横下一条心突围。刚跑到村口,枪声就响了,侯志林被当场击毙,柴延太吓得六神无主,带着通讯员等三人举手投降,被新1团押去了旅部。

经过审讯,柴延太等人对叛逃事实供认不讳。

随后,鲁中1旅在高家中疃召开公开宣判大会,旅长王建安主持宣判大会,政委周赤萍作了重要讲话,然后,叛逃分子被执行枪决。

3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然可以拒绝服从。

不要说长官投敌,就算长官不是投敌而是合作,也有大把的部下不支持,甚至直接武力对付你。

大家如果想看点真实的历史,就多看看萨沙的文章,少看些八股文。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以后,在中央苏区范围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留下了游击队。

除此以外,还有1万多人的留守部队,负责人是陈毅和项英。

然而在国军强力围剿下,陈毅和项英部队很快就没了,变成一只只小规模的游击队。

类似的游击队还有很多。

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根据协议,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

但是,问题就来了,

所谓国共合作只是今天的名词,当年叫做国军收编共军。

红军的衣服、徽章统统不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也没有了,变成了国民革命军。

在几乎所有的南方红色游击队看来,这就是叛变投降啊。

这些游击队在国军围剿下能够生存几年,大都经历过各种残酷的作战,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这些人如果叛变投敌,早就投降了。

此刻陈毅、项英派人去联络这些游击队,后者都认为这些人是来诱降的,甚至认为是叛徒联合国军将他们骗下山杀掉。

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最令人痛恨的不是敌人,而是叛徒。所以,抓住敌人可能不杀,但叛徒一定会处死。

于是,一时间陈毅派出去的干部被游击队杀了很多:中共皖赣省委关英,在弋阳磨盘山上被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在湘赣边被游击队杀了。。

甚至,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杀了。

11月中旬,陈毅来到陈毅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这里有一支一二百人规模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几乎人人都和敌人有血债。

听说陈毅要让他们下山接受改编,也就是“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动员大家下山……”

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立即下令将他绑起来。

谭余保痛骂陈毅是软骨头,当年自己还曾经听过他的关于坚持斗争的报告,要求他交代勾结敌人的经过。

陈毅解释来解释去,对方不信。而战士们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将陈毅就地杀头。

当时谭余保也同意了,命令部下将陈毅拖出去杀死。

在关键时候,陈毅临危不乱,突然破口大骂谭余保他们才是真正叛徒,叛变革命,打着革命旗号做土匪。

谭余保见陈毅如此激愤,反而有了怀疑,于是下令暂时不要杀他,派人下山去吉安新四军的通讯处打听。

2天后,情报员带回几份报纸,谭余保弄清了吉安确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通讯处,才给陈毅松绑道歉。后来谭余保这支游击队跟陈毅下了山,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然而,还有游击队无论如何不下山,然坚持打土豪政策。

国军随后宣布他们都是土匪,将他们基本全部歼灭了。

4

长官投敌的时候,手下的人不仅可以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可以将长官抓起来,送交上级处置。

1938年,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的机会,突然叛变投敌,向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表示,自己有重要事情需要向蒋当面汇报,请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官员提供协助。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当然也不傻,瞬间就明白了张主席这是什么意思,马上请示了中央,将张带到西安,然后安排火车送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安排张去见蒋。

不过张主席在到达武汉的时候才发现,来接他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随即,张主席被带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周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谈话,试图劝说他回去,但张顽固表示,他一定要去见蒋,拒绝返回延安。张的理由是,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现在国共合作,他有权利要求向蒋回报工作情况。周虽然很生气,但在请示中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后,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联系,安排了张与蒋见面,并且由周亲自带着前去见蒋。张一见到蒋,就特别激动的握着蒋的手说了一句“兄弟在我糊涂多年”,在一旁的周见状马上补充了一句:“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蒋自然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并不介意,略加寒暄之后,就送走了周,留下了张。从此,张就完全投靠了蒋,后来曾在军统系统担任过少将站长的职务。看过电视剧《延安颂》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情节。

不过,张在叛变投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能带走,连他自己的警卫员在知道了他是要叛变投敌之后,都主动提出要留在八路军这边,继续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跟着张国焘去享福。也是因此,在陕北的高级会议上,主席才在讲话中说,张叛变投敌是不得人心的,连警卫员都没能带走。这话当然是说给留在当时已经分赴抗日前线的四方面军将领说的,用意是安抚他们,这只是张国焘自己的个人选择,仍然留下的同志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张国焘投敌并没有在党内军内引起太大反响。

不过,这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领导人投敌叛变的情况。早在上井冈山的初期,担任红军师长的余洒度就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选择了主动投敌。之后,红军团长陈浩、袁崇全都曾选择投敌,在袁崇全投敌时,部队不了解情况,被他带走了,参谋长王尔琢赶去劝部队返回,在王尔琢当面怒斥袁崇全投敌叛变之后,被他骗走的部队大部分返回了,袁崇全怒而开枪,当场打死了王尔琢。电视剧《井冈山》中就有这个情节。

不过,这些叛徒后来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张国焘在投敌之后,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成了反革命。在抗战胜利之后接收时,他也曾跟着参加劫收,大捞特捞,这在《潜伏》中吴站长也曾经提到过。但在全国解放之后,他并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一边拿着在国内贪污的钱炒黄金,一边观望形势。1951年炒黄金失败后,曾经主动提出要回到国内,哪怕给个副总理也行。中央都同意了,只要他跟中情局的关系断掉就可以,他却因为投资又扭亏了,不肯回来了。之后1958年又曾经提出过一次,要求给个部长,中央也同意,条件还是断掉跟中情局的关系,但他自己又没回来,最后客死加拿大。

5

看到这个问题,脑海中就浮现了这样的场景。阅兵场上,一位将军严肃地对着士兵训诉:“你们要记住,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然而,这位将军离开那里时,心里在嘀咕:“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前后矛盾的两句话说明了士兵未必真的能坚决服从自己的长官,更何况是想要率众投降的长官呢?

其实,战场上,即便是长官甘心投敌,他的下属士兵也未必全部愿意相随。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场面吗?很多将领往往会在正式投降前,召开士兵大会,说道:“我不愿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决定放下武器,投入对方阵营,愿意跟随者我非常欢迎,不愿者可以回家或自谋出路。”因此,并不是不跟着长官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更有甚者,长官宣布投降后,士兵拒不执行。那件事就发生在1940年的夏天。6月14日,德国人进驻了巴黎。6月17日,时任法国总理的主和派贝当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说:“法国人,共和国总统请求你们,今天我设想着法国政府的方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我们必须停止战斗。”

那法国士兵是否都真的立刻放下武器了呢?6月18日,国防部次长戴高乐从伦敦的电台向国人号召:“这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的抵抗火焰决不该熄灭,也不会熄灭!”

虽然戴高乐被后来的贝当政府认为是政府的叛逆者,然而法国军人用行动拒绝了贝当的命令。世人都笑话马其诺防线如聋子的耳朵一样,中看不中用,谁又知道英勇的法兰西人民曾在这里坚定地捍卫着祖国的主权,哪怕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投降。

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图勒,第227兵团在法国宣布投降后继续战斗很久。在索米尔,骑兵学校的学生们守卫这卢瓦尔河上的桥梁,直到弹药用尽。马其诺防线的40万守备部队,拒绝所有的投降命令,只有部分碉堡被德国夺取。正如德国军官所述,法国士兵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们却步调一致,他们静静地走过,空气中弥漫着坚定的决心。

更令人惊叹的是,前来分一杯羹的意大利在里维埃拉地区遭到了法国士兵的顽强反击。4个法国师在长达2公里的阵线,面对着意大利28个师的攻击,只牺牲了8人,而对方却付出了约5000人的伤亡代价。无可奈何的意大利人只能请求德国运输机将一个营运到了法国阵线后方,来宣告意大利的胜利。此事就连意大利的盟友都为之脸红,德国的哈尔德呵斥道:“这就是个骗局,我不会让我的名字和这样的事情混在一起。”

虽然,一周后,英勇的法军才因缺少弹药而投降,但他们的确拒绝了贝当政府刚开始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他们此举也得到了对手德军的敬重,德国人为这些战俘奏响了军乐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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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战场上”起义(投敌)跟在“战争中”起义(投敌)这两个概念可不一样。在“战场上”起义,可以理解为双方正面剑拔弩张或者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才突然宣布起义;而在“战争中”起义(投敌)定义比较广了,不仅包含了正面战场的起义,也包含了敌后战场的起义。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在“战场上”率部起义(投敌)的第一个军长就是吴化文,时任整编96军军长兼整编84师师长,在济南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也就是华野西线宋时轮的攻城部队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阵地后,才宣布率部起义。



其实,在解放战争中,吴化文率部起义(投敌)也是被逼无奈。吴化文年轻时过得很落魄,走投无路之下才加入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当一名小卒,由于精精明能干很快就在军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冯玉祥的重用。但好景不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兵败下野出走后,西北军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吴化文从此四处寄人篱下,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吴化文在抗战初期投靠了蒋介石,打过日本人也和八路军搞过军事摩擦并犯下了不少罪行,所在的部队隶属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主政山东的韩复渠统辖。韩复渠因抗战不力被蒋介石处决后,吴化文也就没了落脚之地,犹如丧家之犬一直游离在汪伪政府和军统之间。抗战中期,无奈之下加入到了汪伪孙良诚部,这也成为了吴化文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为日后的起义(投诚)埋下了伏笔。

抗战结束不久后,吴化文再次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在鲁南地区被新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后,已经开始派人不断地新四军接触,而新四军为了争取吴化文,从此开始耐心地对其做思想工作。国民党在执行军队整编工作计划时,吴化文不小心捞了个整编84师师长并参与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于曾投靠“汪伪”烙下的污点,在国民党军中一直不受待见,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可不少干。在山东战场奉命支援友军时,吴化文为了保存实力两度贻误战机,导致了友军的全军覆没,也曾遭来了杀身之祸。而此时,如果投敌,又担心自己罪孽太重而得不到人民的谅解,里外已经不是人了。



济南战役打响前,华野从未间断过做一直摇摆不定的吴化文的思想工作,要求在适当时期配合华野的攻城工作。而此时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深感济南兵力严重不足,为了拉拢吴化文,王耀武向蒋介石举荐吴化文担任整编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不仅拨给吴化文两个警备旅指挥,还给予补充了大量的美式装备,这一下子吴化文将华野的思想工作抛之了云外,拒口不谈起义事宜。

当华野大军压境济南城后,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吴化文拒绝撤出阵地,已经影响到了攻城的进程,西线宋时轮立即率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西郊阵地,吴化文便开始慌了,当晚立即召开了军部团以上的军事会议,商谈起义(投敌)事宜,并吩咐自己的亲信,如果会议上谁敢公然抗命立即就地处决。



虽然在吴化文在开军部团以上的军事会议上,所有的将领都表示同意起义(投敌),但是在会议结束后,整编84师副师长杨团一、155旅第465团团长王玉臣等人瞬间变脸,拒绝服从军长吴化文提出的起义投敌命令,率部立即逃往绥靖区司令部向王耀武告了密。济南战役战场上,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宣布的起义(投敌),实际上成功带走的只有整编96军之独立旅、特务旅,以及整编84师之155旅及161旅等部,总兵力两万余人,其部队后来被合编为第35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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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两次大肆吹嘘的四平大捷,尤其是守卫四平,陈明仁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两年以后,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但由于陈明仁刚愎自用,过高的估计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以及白崇禧积极的策反,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起义通电中所列30多名将领绝大多数率部叛逃,长沙起义部队由通电发表之前的7.7万人所剩无几。

其中陈明仁赖以起家的第71军,更是上至军长,下至马夫跑得一个不剩,在追剿叛军的过程中,四野悍将钟伟轻敌冒进,在青树坪遭桂军主力伏击,成为四野自进关以来唯一一次失利。

四个月后的广西战役中,叛逃部队以及桂军主力17万人被全歼。71军军长熊新民,副军长彭锷,以及各师师长,团长悉数被俘虏。

后来陈明仁成为四野第21兵团司令,55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不知他看到那些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现今沦为阶下囚的老部下们,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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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因为士兵服务的对象是自己的国家和阵营,而不是指挥自己的那个军官。但要想清行为的后果,事情往往容不得你拒绝。

从军人的操守和职责来看,毫无疑问应该抵制一切叛逃行为,甚至每个作战人员都有责任去制止投敌行为。说简单点,如果当兵的看到当官的叛逃,二话不说把丫突突了才是正常行为。

但是,战争这个玩意儿有时候说不清,某些时候,在军人纪律和职责之外,还拥有着更高级别的准则。比如说“民族大义”、“政治理念”、“行为善恶”,甚至干脆就是“投机”或“求生”,诸如这样的内容很多,也总会拥有不同的解读和判定。

比如“民族大义”,这种东西说起来很玄乎,但却是确确实实的行为准则,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求生”或“投机”等表达。例如抗战时,投敌的伪军达到了200多万人,其中不少都是军官带着手下士兵投敌的。

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不存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士兵们,抱着“混口饭吃”、“活命”甚至“皇军那里金票大大的”想法变节,并不是什么很令人奇怪的现象。他们的领头军官只要起了头,手下士兵往往也不敢反抗什么,视之为理所当然。

类似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一家,苏联那边也有“俄罗斯解放军”等等渣滓,东欧的这种伪军现象比比皆是。

但是也不要将伪军现象说的太没底线,长官要投敌,士兵们一般没有多少办法反抗,尤其是因为长官声望、威慑力和有计划的弹压控制下,出于从众心理,普通官兵即便内心不忿,也会选择随大流或暂时按兵不动。

当然也会有人表示不服,但军官们岂能没有准备?二战所谓的“俄罗斯解放军”中,一些敢表示不服从的士兵往往会被各种手段修理掉。比如硬纳投名状,他们会逼着不肯入伙的官兵做一些拉低道德感的事情,如强奸、杀人、吃人肉等等,促使他们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把最不听话的揪出来处死,以震慑其他人。总之,小兵们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一条路走到黑。

当然,也可以像我们的革命军队那样,进行思想教育、忆苦思甜、宣讲动员,实在油盐不进,那就发路费回家,让愿意留下的人留下来。不多说,我兔那个年代的政委简直是BUG。

解放战争中,陈明仁部下叛变也是个极好的例子。当年程潜、陈明仁二人通电长沙起义后,过于犹豫,没有攥紧手中的部队,在起义的表达上也有些含糊。

因此当白崇禧通过飞机洒下印有“带一连官兵到衡阳者,见官加一级,赏银洋500元;带一营官兵到衡阳者,见官加一级,赏银洋1000元;第一兵团警卫营长能把陈明仁挟持或处死,官晋三级,赏银洋10000元”传单后,陈明仁长沙起义的部队顿时陷入了混乱。

再加上特务造谣、内部人心惶惶,最后长沙起义的部队乱成一团,互相攻击,没多久就大部叛逃,人数达到4万多人。连带着通电起义中署名的30多个将领也跑了。最后陈明仁只能致电林彪,要求四野帮忙弹压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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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从古至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在战场上,如果长官投敌,手下士兵是否可以拒绝服从命令吗?

小编认为,这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但答案是肯定的,士兵可以拒绝服从投敌的,但是会面临被扣押或者被枪毙的危险。但最重要的是看企图投敌的长官,究竟有没有能力来控制自己的军队。

第一种情况:

自古以来,控制军队的关键在于思想和利益。所谓思想就是让手下官兵与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这在封建社会最为多见,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军事体系中,思想教育的程度并不高,好多当兵的都是穷苦出身,当兵就是为了领兵饷,有奶便是娘,官兵更多的以追随自己的主帅为最高思想,主帅指到哪里,官兵就打到哪里。所以在这一时期,军事主官经常有成建制规模的私兵和家丁,这些官兵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只有跟随主帅打江山的思想,对长官相当忠心,所以在很多朝代众多军事将领横行一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手着政府无法控制的武装力量。

在古代乱世年代,下层官兵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不满思想针对到了封建君主的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将军更容易煽动自己的官兵参与谋反,同一时间由于恰逢乱世,在军事将领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相关的军事主官甚至可以越过自己的上层来给自己的部下提供利益,例如明朝时代很多私兵和家丁的军饷甚至由自己的领导来供应,军队已经彻底私人化,这样的军队已经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私人武装,就更存在叛乱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军队,在战场长官投敌,手下士兵一般不会拒绝服从,即便有少数拒绝服从的,也会被群起而杀之。

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军队的长官,在战场上投敌,将会发生兵变,甚至会出现成为光杆司令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即便是投敌成功,敌方军队也不会善待这些长官,毕竟对方没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另一种情况,可能会被不服从投敌命令的下级军官或士兵打死。譬如唐明皇西逃的时候,士兵要求处死高力士和杨贵妃,这时连皇帝的权威都没了,士兵自然抱团反而有很大力量;第三种情况是,投敌的长官会得到部分士兵的服从,与部分不服从投敌命令的士兵发生冲突,或者是一拍两散。

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投敌的都是贪生怕死之人,或是被对方拉拢收买之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信仰,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投敌出卖自己的军队,这些人投敌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古代和现代是一样的,投敌的主动权不在士兵手中,而在于他们的长官,更在于这些长官有没有能力真正控制住这支军队。所以,小编认为,在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的士兵要不要服从,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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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其实这个问题在人类整个战争史中都很常见,在我国抗日战争中也有整建制部队投敌的,当然也有拒绝投敌的。

这主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士兵必须无条件服从长官的命令,但是在长官明显叛变的情况下士兵不光能够拒绝执行命令,而且可以先斩后奏在抗日战争中就有拒绝投敌枪杀长官的。当然在现代各种法律都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士兵直接击毙长官不可取但是士兵可以拒绝执行,而且在我国解放军部队有政治委员的制度和党委的制度,如果最高长官出现叛变的情况会直接被取消指挥权。

再就是从可行性上来说,士兵听不听长官的命令其实并不取决于法律,而是士兵的个体思想决定了是否执行命令,假如说一个长官威望很高他假如投敌的情况下一定有一部分人跟着的,所以这不是法律能决定的。

所以士兵拒绝执行错误的命令是可以的,而且士兵可以向上级长官报告进行纠正的,就是在以前的情况下也不见得就有士兵执行,也不见得有士兵不执行,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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