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生产队,口号是,先交国家的,再是集体的,最后才是自己的,
这个我有权回答。我5-6-70年代都在农村。那时交公粮以外没有余粮,只有口粮。年成好一点吃520斤粮,年成差时每人吃360斤,都是带皮的粮食。
“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这是上世纪60年代在我们河北广泛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如果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就不用说了,既使没有经历也可以据此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一样艰苦程度。如果说,农民家里有充足的粮食,还用“瓜菜代”什么呢?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对过去经历的岁月印象是深刻的。1958年“大跃进”之后,“瓜菜代”成了全国的流行语。没有粮食,也就只能依靠产量相对比较高的红薯、萝卜、大白菜之类的代替主粮让人们食用了。那时候是没有人敢讲究什么净菜的,所有能食用的菜叶子一律都是好的,抢都来不及,也就没有人敢扔了。肚子饿的咕咕叫,烂到一半的菜叶子都是好的,毕竟它们可以解饱嘛!
为了确保天津安全,我所在的河北文安县,当时连续经历了1958年和1963年两次分洪蓄水。老百姓的生活相对来说也就更苦了,能够吃上外层青绿的白菜帮子感觉都是满满的幸福。我的一个本家叔叔,仅靠一篮子萝卜,就把我的本家婶婶娶到了家,十个八个萝卜就可以换来一房媳妇,搁在物质丰富的年代,你说可能吗?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所谓的“菜”,也就是各种野菜了。清汤寡水,连点面糊都难得。
过去的哪个年代不堪回首,珍惜当下,才能少些抱怨,感到幸福。
交了公粮后,只有那些家中成年人多,工分高的人家,余粮够吃,否则,没有几家够吃的。不是那个年代过来之人,有多少年轻人会了解那个年代的艰苦岁月。大多年轻人会发出:何不食肉糜的赴疑问。
这事从我父亲和我亲眼见过的事实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的亩产一般是4,5百斤,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做一天大概是一毛多一点,如果家里男孩子多且食量大的农户分到的粮食还不够吃一年,每家每户还要吃地瓜(红薯)那是常事,缺粮户就找别人借,等到出新粮了再还,还了借,借了再还,政府也没有救济的,到了包干到户家家户户就有余粮了。
很少,好多人等不到麦熟,我们这里老人们有个俗语说是:羊爬清明牛爬夏,人爬小暑说大话。意思是清明草出来了但不长,羊可以吃,牛吃不上,立夏后草长长了,牛也可以吃饱了。到小暑,麦籽渐渐饱满,可以凑合吃绿麦了,就是饿不死了的意思。农民,难啊!
我是58年生人,出生农村,那时候农村土地产粮底,基层干部上报产量确往高产量报〈虚报成绩),结果按产量交公粮,剩余的分到农民手里没多少了,分到我家一年的口粮只够半年吃的,剩下半年喝菜汤,吃米糠(玉米皮)那个时候农民苦啊
七十年代,号召以粮为纲。但由于单位产量不高,交完公粮后,湘西大部地区余粮不多。
往往在来年春季麦子末成熟、水稻插秧时,许多农民家就没有粮食了。如果国家不能及时下拨救灾粮食。农民就只好上山挖蕨根、葛根舂烂泡水,浸出淀粉吃。
生产队时,每天淸早割一大捆牛草。吃早饭再出工;比较辛苦。
冬季往往要义务外出修水库、修水渠、修公路;队上记工分,国家没有给钱。
满工分记十分;有一年我下放的生产队合2角四分伍一个劳动日。
改革开放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缺粮少肉的现象几乎成了过去式。
当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贫困户,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是一项伟大的国策。
普及教育、普及医保;增加对6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的发放补贴力度。这些惠民措施都让人觉得国家伟大。
如果公粮是余粮的一部分比例,则有余粮。如果公粮和余粮相等,交了公粮就没有余粮。如果公粮多于余粮就要拿口粮来补充。
对这一问题我最有发言权,这是因为我生在农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吃过人民公社大食堂,也经历过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生产队时评工分,开会那时都在我家小厅房,灶台上点一盏煤油灯,队长分配布置第二天生产劳动任务。
就说统购吧,也就是交公粮,稻谷晒干扬净后第二天肩挑三公里到储粮站评定上交,剩下的分口粮,不分男女老少,每人一份早稻180斤左右,晚稻100斤左右,晚季有地瓜,每人分400斤左右,冬季种蚕豆作为来年肥料。七三年我当了生产队会计,生产队所有的经济活动我都要参与,对交公粮与社员留口粮的事很清楚那时粮食根本不够吃,年缺粮三四个月。政府有返销粮和救济粮,但还是维持不到夏收。农业学大寨,大规模平整土地天天都要重体力劳动,没有油肉吃,肚子饿的快,一日三歺稀饭,大家都一样,那时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公粮要交保质保量,一斤都不能少,年百斤八、九元收购。口粮不够自己解决,有上歺没下歺是每个家庭的常事。这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