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关于18世纪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规模，因为所依据材料和论述指向的差异，以往研究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林满红教授在《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中的统计，1721—1740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为6 800万元，1752—1800年间为10 500万元(20)，即前20年间，平均每年输入340万元，约折合250万两。后49年间，平均每年输入214万元，约折合154万两。若将有统计数字的这69年合并计算，则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80万两。
全汉昇先生1957年发表的《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估计，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5亿元。其中，欧洲各国到广州贸易带来4亿元；从墨西哥跨越太平洋运到西属马尼拉，再由中国商人转运到中国大陆的白银约1亿元。在该文中，全先生接受了德科民（De Comyn）的一个估计数，相信1571—1821年从墨西哥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有4亿元，其中四分之一流到中国，即1亿银元。(21)1970年全汉昇先生发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一文，认为他所接受的德科民的估计值偏低，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墨西哥流入马尼拉白银总数的二分之一，即2亿元或更多一些。(22)据此，全先生估算的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23)据此计算，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30万两。这个数字比林满红的统计多了将近一倍。
而弗兰克则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国大约获得60 000吨白银，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24)60 000吨白银约合19.2亿两，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68万两。这个数字比全汉昇先生的估计又多了一倍。但弗兰克的估算，是根据他所理解的16－18世纪全球贵金属流通的大格局所做出的，缺乏具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做依据，似乎有过度高估且结论先行的瑕疵。
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的输入曾在欧洲引致了影响深远的“物价革命”。转过来观察中国的情况，18世纪中国的物价也确有上升的趋势，全汉昇先生还曾经将该趋势称为“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25)。不过，全先生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大内档案中的雨雪粮价折还未能为研究者所利用。最近20年，多位学者利用这些档案中数以百万计的米价数据，以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更细密的计算，研究表明，把这100年间的物价上升称之为“物价革命”，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克的描述大致反映了最近20年来研究者的一般看法：
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立博和陈春声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它商品的价格则趋于下降。(26)
陈春声曾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数千份清代粮价单和雨雪粮价折，结合文集和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研究18世纪广东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其工作表明，18世纪广东确实出现了温和的物价上升趋势，100年间该省米价上涨了约70%，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全省年平均米价为每石0.81两纹银，嘉庆五年（1800年）这个数字则为1.376两(27)；而同时期广东人口的年增长率在5.7‰—11‰之间，平均约6.8‰，刚好是10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28)也就是说，米价上升的幅度可能小于人口增长的幅度。同一时期米价的上升自然也伴随着其他物价的缓慢上升，所谓“其它商品的价格则趋于下降”并不确切，但物价的上升幅度低于人口的增长幅度，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陈春声的研究也证明，当时物价上升对因租佃关系而形成的分配关系影响不大；也未改变赋税交纳者与官府的分配关系，实际上靠赋税和各种加派为生的官吏的生活水平并不因物价上升而下降；物价上升使大量货币财富集中于商人之手，使商人成为在这场价格变动中获利最大的社会集团。总而言之，当时这种温和而缓慢的物价上升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29)
问题在于，弗兰克认为18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却未产生明显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商品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货币需求，从而抵消了白银流通量增加对于物价上涨的压力，“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加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30)。王国斌在为《白银资本》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到，“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31)。本文试图说明的是，这种完全从形式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的分析，并未能恰如其分地反映18世纪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在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改革之后，当时中国的确“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不过这种渴求更重要的缘由，可能在于国家财政制度和官僚体制运作对白银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据统计，18世纪全国地丁银征收总额约为3 000余万两，其中起运近2 400万两，存留近700万两(32)；18世纪中叶全国盐税约550万两；关税约430万两；此外，朝廷每年可以通过捐监得到约300万两银子，此外还有茶税、芦课、鱼课、落地税、契税等项杂税，以及捐官的收入（200—3 000万两之间）。(33)百濑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文中列举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朝廷的岁入：地丁32 910 000两（含耗羡），盐课5 740 000两，关税5 400 000两，杂税1 420 000两，捐输3 000 000两，合计48 470 000两。(34)也就是说，18世纪中叶清王朝每年财政收入获取的白银高达近5 000万两。这个数字是根据林满红统计计算出来的每年白银进口数的28倍，是全汉昇估算数的15倍，弗兰克明显偏大的估计数的6.5倍。
上述数字只是账面上朝廷所得到的财政收入。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火耗、秤头、加派、规费等等名目层出不穷，相关记载举不胜举。实际进入官僚体制的白银要远多于此数。
百濑弘在同一文章中，也列举了乾隆三十一年的朝廷的岁出：
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岁出最主要的开支是养兵的费用，占其总支出的一半以上。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上《八旗屯种疏》，也谈到同样的情况：
窃惟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之供。惠养深仁，当豫为长久之计。臣奉恩命简佐农部，详查每年经费出入之数。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36)
根据以上的统计，乾隆三十一年朝廷岁入4 847万两，岁出3 459.7万两，相抵之下，似乎每年可以有1 000余万两的节余。不过，实际的情况没有如此乐观，上引有关岁出的统计并不完全，例如下节将要提及的每年户部用于采买和运输滇铜的100万两银子，还有各地钱局采买滇铜的费用，都没有出现在“岁出”的统计中。但无论如何，18世纪清朝的国库基本上是“府藏充实，国用富饶”的。乾隆后期大学士阿桂上《论增兵筹饷疏》，描述了康、雍、乾三朝国库积藏的情况：
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而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我皇上御极之初，户部库项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加增赋税，而府藏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两。(37)
部库积藏了7 000余万两白银，意味着相当于21年中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假如接受全汉昇先生的估算）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理所当然地也被作为物质财富，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和其他豪势富户所囤积。仅以18世纪最后一年被抄家的和珅为例。关于和珅家产的数目的说法悬殊不一，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估计有2.3亿两白银，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引《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材料，则认为和珅的家财不下8亿两白银。根据清代大内档案《和珅犯罪全案档》的资料(38)，和珅抄家时共有白银元宝100个（每个重1 000两）(39)、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 154 600余两、洋钱58 000元（估银40 600两）。据此计算，和珅家收藏的货币形态的白银已达约1 000万两，相等于全汉昇先生估计的3年多的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数量，还未包括抄家单中所列之银碗碟4 288件、白银吐盂200余个、白银面盆56个等银器。
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地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所以，18世纪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
从“贡赋经济”需求的角度解释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意义，也有助于理解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中国黄金外流的问题。黄金作为一种比白银更为贵重的物质财富，一直是中国人所追求的财富象征，和珅的抄家单中就开列有金罗汉18尊（高一尺三寸）、金碗碟32桌（共4 288件）、赤金吐盂220个、赤金面盆43个、镂金八宝大屏16架、镂金八宝床4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36架、赤金镂丝床2顶、镂金八宝炕床24张、赤金元宝200个（每重1 000两，估银155两）、生金沙2万余两（估银16万两）、赤金580万两（8 700万两）等大量的金器。从17世纪直至19世纪，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40)，虽然数量不算大，但黄金外流换取白银的情形长期存在(41)。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未有重要的黄金矿产开采，中国与外国的金银比价的落差能够持续几百年，除了说明其实当时国际货币市场运作的有效性和整合程度，远远没有一些研究者估计的那么高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一条鞭法实施之后，黄金和白银对于国家赋税收入和行政运作的重要性完全不同。黄金只是一种财富，而白银到18世纪几乎已经是“国本所系”，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官府与百姓的关系，都通过白银这一中介来表达和体现。从而，在市场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白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黄金。
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的数量，其实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各级市场的发展，推动货币交换关系更为活跃，也有助于区域性的商品性作物种植的普遍，引致江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城镇和手工业的发展。已有许多学者做过富有启发性的研究。问题在于，这一切都发生于“贡赋经济”的背景之下，白银的大量输入正好适应了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变革的需要，18世纪时，国库和官僚体制通过贡赋每年从百姓手中吸纳近5 000万两银子，相当于15年以上的美洲白银输入量。进入国库的白银，大多数会以薪俸、公共工程费用等形式重新回到流通领域，但对于生产者来说，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之中，以其生产物换取白银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缴纳贡赋，而非资本的流通。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之时，长江道阻，木排无法放流，黔东南清水江流域靠伐木和运木为生的苗人，就遇到了没有银子缴纳赋税的窘境：
台之南界，号为高坡，山高气寒，谷收寥落，赖将木植运售楚吴诸省，得银自赡，并以供加重之征收。粤匪倡乱以来，江湖道阻，木积如山，朽烂无用，苗人穷乏，至有挖出亲尸取殉葬银器，以输官府者；联名呈请轻减，俟江湖平定，木可畅行，仍复旧例。(42)
这种为缴纳赋税而出卖产品的交易行为，同样也能促使商业的“繁荣”，官府每年5 000万两以上的白银需求量，自然会迫使所有负有缴纳赋税义务的普通百姓争先恐后地进入市场，也自然会有人因为货币交换和市场活动获得巨大财富，但是，这种商业繁荣背后的社会发展取向，则不是能够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就可以自以为是地推导出来的。
本文节选自《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刘志伟 著，中华书局，2019），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