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被称为“武圣”，成为武庙祭祀的主神，与孔庙并祀，共尊为“文武二圣”，确切的时间应为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
该年明神宗朱翊钧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成都正阳门祠，赐九旒珍珠冠、玉带、四蟠龙袍。其亲属也得到加封，封关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关平为“竭忠王”，子关兴为“显忠王”，部署周仓为“威灵惠勇王”。自此，关羽取代姜太公，成为“武圣人”。
关羽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封的神，虽然罗贯中在此书中极力将他塑造成一个“义绝”的光辉形象，但也将他的缺点“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无限放大，颇有一种“宿命论”的味道。
我一直有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想法，关公这种“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的性格应是古人难得的一种品德。
这颇有一点石破天惊，不合时宜的味道。相较于古代的许多士大夫，关羽能做到善待普通卒伍百姓是非常难得的品质。
姑举两例。
一例是张俭，此人素有令名，是“江夏八俊”之一，又与刘表、岑晊等人并称为“八及”，成语故事“望门投止”就发生在他身上。
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张俭仗着自己素有令名，却为了逃命不惜“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他是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很有些政绩。但为了自己活命，这些受过他恩惠之人的命便被丢弃不顾了。因此显而易见，老百姓只是他擢升与获猎声誉的工具。汉代后期称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州牧”，一个“牧”字道出了士大夫与老百姓的关系，那就是 “牧羊人”与“羊”的关系，因为只有“牛羊”这些牲口才需要放牧。品行素著的张俭尚且如是，更别说其他士大夫了。
再一例同是汉末的臧洪。臧洪被后人认为更配得上“义绝”这一称号。
臧洪本是张超的功曹，两人关系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名为主仆，恩若兄弟”。臧洪名声很响，著名的“酸枣会盟”上祭坛宣誓的不是“盟主”袁绍而是此君。正因如此，后来他做了袁绍治下青州刺史和东郡太守。这时候张超兄弟与陈宫等人因为趁着曹操 “报父仇”攻打徐州陶谦之机，迎立吕布占领了曹操的老巢兖州，被曹操接连用计打败，张邈求救途中被部将杀死，张超与全族被围困在雍丘，命在旦夕之间。张超坚信此时臧洪一定会来救自己，而臧洪也的确这么做了，无奈他兵微将寡，袁绍因与曹操的关系尚在“蜜月期”又不肯借兵，甚至可能还多方制肘，将他看押起来，否则依此公“义烈”之性，怕是一个人也会冲到雍丘与张超同死。求救无门，张超与全族自然难逃族灭之厄。这样一来，臧洪对袁绍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他不向剿灭张超的元凶曹操复仇，而是以东郡为根据地，造起袁绍的反来了。
臧洪其人还是颇有些武略的，以小小的东郡，区区数千军民，竟抵挡了兵强马壮的袁绍进攻一年之久，但一年之后，臧洪扛不住了，于是历史上出现了及其悲壮的一面。
城中粮谷以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於大义，不得不死，今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众分歠之，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臧洪传》
这一幕确实憾人肺腑，但是他说出“今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不是太晚了吗？这些“将吏士民”还能跑到哪里去？哪里不是袁绍的领地？他们逃的了吗？这一惨祸究其缘由，还是古代士大夫对待老百姓的态度问题，表面上看，貌似是臧洪很善待百姓，可骨子里还是将他们看作自己的“牛羊”，看作自己的附庸，他们就应该“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而关羽与范滂等极少数人是极难得的真正的“善待卒伍”，他出身贫微，从不打骂卒伍，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正因如此，也正是看透了这些士大夫“虚伪”的面孔，他才会如此不加掩饰地“骄於士大夫”。这并非无的放矢，回想一下刘关张的发家史，在哪个时间段他们不是受尽了那些门阀世家士大夫的排挤和打压，动辄被骂“织席贩履之徒”“山野村夫”。他们被袁术瞧轻视、被丹阳兵瞧不起、被徐州土著门阀背叛、被荆州世家大族排挤，被巴蜀士大夫刘巴等人拒之门外等等。
这一路行来，可是太艰难了。即便这样，凭着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不轻言放弃“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他们还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状，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理会的，因此“骄於士大夫”难道不对吗？只有张飞这种憨憨的“假士大夫”才会巴巴地去跪舔刘巴，换做普通人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关公“骄於士大夫”这种性格是被现实给逼出来的，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强烈的反抗。
我们今人多以关羽的“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而嘲弄他，说正是由于他的“骄傲”而丢了荆州，断送了蜀汉的大好事业。无限夸大关羽性格的缺陷，这未免落入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论。关羽虽然“骄傲”，可是翻看史料，鲜见他主动挑衅东吴，荆州东南边的摩擦几乎都是东吴挑起来的。关羽一直坚定地遵循着诸葛亮的隆中对“西占巴蜀，东连孙吴”政策，虽不主动交好，但也从不招惹。只是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东吴时刻不在谋划着全取荆襄九郡。况且孙权最为著名的能力便是“制衡”，唯有保持三分势力的均衡，东吴方能安然无恙。刘备拿下汉中、上庸等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已然打破了这种力量的均衡，孙权焉能不暗中勾连曹操来达到制衡的目的。因此关羽之败，在于他的“北伐”行动，而不是他的性格。也就是说即便关羽不“麻痹大意”，两面作战他也是必败无疑，只是早晚而已。除非他什么都不做，就守着荆州这一亩三分地，坐等生老病死伏惟尚飨。但倘若这样，将置“兴复汉室”这个宏图大愿于何地？
正是由于关羽的这种崇高的品质，而不单单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吹捧，关羽才会被后人奉为“武圣人”的。
第一座关羽祠是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玉泉山修建的；南朝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在荆州建了全国第一座关帝庙；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关羽因中选武成王庙配享名将，享受国家祭祀；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宋哲宗赐当阳关羽祠匾额“显烈”，开封建帝王追封关羽之先河，到了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关羽的封号已变成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了，足足26字，除了孔子与某些帝王，恐怕这是独一份。
关羽“武圣”之封，虽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的因素在内，但倘无他在民众中的关辉形象，那些封建帝王也不会这样做，或者说即便做了在民间也起不到如此轰动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