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人口暴增现象趋于明显，人田比例业已失调，康熙帝“永不加赋”的利好政策已经难敌人多地少的窘迫现状，而封建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情况大多比较严重，所以大批内地农民迫不得已只能背井离乡以闯关东的方式安身立命。
对于失去土地的破产者，清廷深知一味打压只能造成民乱，所以其一直严控的关外政策也随之改变，自此与内地贸易方面日趋频繁，商品交易增多，刺激了一部分人到包头这个小特区、蒙汉交易集中地来讨生活、求机遇。
乔贵发，山西祁县人，他就是众多“淘金者”之一，起初只是普通农民，眼见包头贸易日趋繁荣，也想在这大好势头下捞上第一桶金。靠内蒙打工存钱的乔贵发，大本钱自然是没有的，只能支起了小摊子卖些面制品、豆制品和杂货等等。
合伙人：秦肇庆，亲如兄弟，乔家发迹初期都有秦家合作、合股，但以乔家为主线，秦家不多赘述，因为广盛公初次陷入债务危机并复兴后，乔秦两家的产业有了区分。
这也属于一种小资本运作，也是生意，既可以带来少许的收益充作资本积累，也能从中汲取一定经商经验，并且在人头攒动的市场中，自己得到充分历练的同时，容易掌握市场最新的消息与贸易动向，所以生意虽小，但对乔贵发了解整个包头贸易市场起到一定作用。
乾隆二十年，清廷的政策初见成效，各种粮食作物大丰收，但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粮食交易价格大幅下跌，这是市场规律没办法的事，在众多作物中，尤以黄豆的跌势最猛，这一切都落在有心人乔贵发的眼中，买卖虽小，但多年的经商活动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敏锐的商业眼光。
乔贵发大量收购黄豆的原因在于，今年跌破底价的行情势必会造成来年农民对黄豆的弃种，如果自己手中有囤货的话，自然可以在高需求而低产量的市场中大赚一笔，果不其然，黄豆的行情大涨，而乔贵发捞到了平生第一桶金。
关外特产药材、皮货较多，乔贵发利用地域资源与内地贸易更是大赚特赚，在扩充规模的同时，因为资金方面还是短板之一，所以不惜牺牲股份换取资金，以求快速占领市场先机和渠道，多年的经验和对市场的了解，让乔贵发生意越做越大，不久开设“广盛公”字号终于成为包头本地的实力富商。
但这一切在乔贵发的三个儿子接掌生意后发生了改变：
乔秦二人从事最暴力的项目就是“买树梢”，可以简单理解为“买青苗”，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期望的是旱涝保收，而乔秦二人就提供给他人这种服务项目，相当于把农民的青苗买下来，如果赶上水涝，农民也不赔钱，如果价格翻倍，自然与农民也没关系，都是乔秦二人的利润，关键在于独到的眼光，年年持平的粮食他们是不会买的，赚不到钱的话，亏一次就是赔死的局面，他们买的就是个低买高卖的行情。
乔贵发的三个儿子走眼一次，负债三年，那时候土匪多，大掌柜拼命一样的带货喀尔喀蒙古，深入草原交易，三年下来才解决资不抵债的局面。
对乔家来说这是因祸得福，广盛公起死回生完全都是乔家功劳，按照规则乔家占据了八成以上的股份就此另外生成一份产业“复盛公”，这份产业属于独立经营，一切利润都归乔家所有，但与广盛公还有一些业务联系。
当时包头地区的经济被盘活，人们手里普遍有了余钱，所以赌博业发展迅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产业链，赌博业兴盛了，那么当铺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乔家产业之一。
大多数人还是要拿自己的收入或利润寄回老家贴补家用，所以银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做，于是兄弟三人又开设了钱庄复盛全。
到了乔家三代，乔贵发三子只有两个儿子，乔致广、乔致庸，老大接掌生意，老二乔致庸考中秀才，想以科举入仕光耀门楣，毕竟那个年代商人虽然很享受，但地位着实不高，可惜天不从人愿，乔致广身体不好，英年早逝，乔致庸的仕途计划被迫中止，无奈接掌了家族生意。
此时的包头城内，有一半店铺都属乔家，实力雄厚，主要经营复字号二十多个钱庄、当铺、菜园、粮食经营、皮草、马匹、酿酒、茶叶等等，其中皮毛贸易远销海外。
乔家产业能在乔致庸手中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家族经营的而一贯诚信的传统和他本人的儒商本色，乔致庸经商首先重承诺讲信誉，这是重中之重，其实就是道义或说义气，再次才是一般商人最看重的利润。
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客户，乔家从来不恃强讨要，也极少因此牵扯官司，不会以势压人。（某段时期包头警察局是由商会提供资金，而乔家人在商会中有绝对的话语权。）
以粮店为例，包头人大多去乔家的店号去购买，因为乔家为保证分量足多给一成，而且经常在低价面粉中掺入高价面，规矩、仁义、有信誉、有口碑。
产业中出了败类，在胡麻油中掺假从中获利，乔家发现后立刻召回所有胡麻油并退款。
乔致庸在稳固先辈产业并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都是业内佼佼者，二十多个大型网点遍布全国，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打通了包头---俄罗斯的茶道达成了一直以来乔致庸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职业理想。
至于说乔致庸晚年有一千万两银子，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这钱是产业流动资金，并非自身存款可以任意取用，他也不敢开这个先例，他的生活来源或者说纯私人存款还是以产业分红为主，具体有多少，人家也不会敲锣打鼓的和外人说。
不过咱们就以一千万两为乔致庸自有现金来算的话，可以这么算：
光绪年间1两=37.301克；
以3.7元/克计算=138.01元×10000000≈13.8亿，如果算上所有产业和固定资产的话，大概40亿以上。
这是以银子本身价值计算，其实算法非常不科学，因为本身纯度就有差异，物价有波动的话，银子的实际购买力也会有相应调整，而以粮食计算1000万两银子价值的话，更不合适，清末到民国时期因为战乱的原因，粮价忽高忽低，而且差异非常大，即便是清末的银子与民国银元的兑率也都有波动，更可况现如今的人民币呢。
40亿如果换做今天，无法与顶级富豪相比，但时代不同，在那个时代横向对比的话，能超过乔致庸的人也不是很多，算是富豪，但乔致庸胜在优秀的经营能力，他接手乔家产业后，乔家的财富整整翻了200倍。如果非要和洛克菲克比石油产值那实在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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