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面一篇文章，我们分享了法家思想对“人性”的解读，在法家思想中，人性本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私”，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动物的本能或者说自然属性，这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一种本能，类似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就像管仲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管子·形势解》），这些都是从自然方面讲人性，可以说，人的天性就是人的动物性。
第二类是“自利”，这是人的一种社会性，是人在社会环境中，慢慢被激发出来的一种社会本能，可以让我们甚至不惜生命与人争斗，尽可能多地占用和获取东西，这类似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上面三层高级需求， 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就像管仲在《管仲·牧民》中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所以，这两种人性中的“恶”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八个字：“人人为己”、“人人求利”。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就对人性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君书·算地第六》）”；韩非子也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
02
简单回顾了前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聊聊法家思想的精髓，三个字：法、术、势。
法就是法律法规吗？术就是技术技巧吗吗？势就是形式趋势吗？都错了！很多人理解法家思想就是这么解读的。但是这三个字蕴含着深刻而全面的治国理念，前面我们讲了，法家思想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其理念就体现在这三个字上。
首先，“法”指的是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的根本方针，指的是一种治国的基本精神。“法”着眼的是制止人们做坏事，与恶的人性是对立的，所以必须依靠赏罚开辟道路。赏罚的基本原则是从重，以刑罚为主，以奖赏为辅。我们都说“赏罚分明”，其实在法家中，更注重的是前者。
03
其次，“势”指的是包括赏罚权在内的权位和威力，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权力，它是实行以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和保证。韩非子说，弓弩的力量不大，但是能把箭射得很高，是因为借助了风力的缘故。臣民服从于君主，是因为君主的权威，韩非子说，君主掌握了权力而拥有威势，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权位，是决定生杀的职责；威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
书中举了一个孔子的例子，我们都是知道，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德行，宣扬儒家的道理去周游列国，然而，天下喜爱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为之奔走效劳的门徒，仅仅七十个。这是因为看重仁爱的人很少，实行道义对人来说很艰难。因此，以天下之大，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不过七十人，而真正能够做到仁义的，也就孔子一个人。
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无论是品德还是才能在君主中都属于下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坐在朝廷中发号施令，鲁国的民众没有敢不听从的。民众天性就害怕势，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人臣，而鲁哀公却做了人主。孔子绝非崇拜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势。就仁义而言，孔子绝不会服从鲁哀公，但凭借着势，鲁哀公就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
04
最后，“术”是指谋利和计谋，基本功能是把权力用活。韩非子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意思是说：术这种东西，就是根据承担事情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职务名义要求官吏做出相应业绩，操纵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实际能力。
这些是君主所执掌的。而“术”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臣子，韩非子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意思是说，术是藏在君主心里，用来比较验证各种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
韩非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术的主体是君主，由君主掌握和运用；术的对象是臣子，是君主用来专门对付臣下的；术的目的是驾驭臣子，通过考核和赏罚来用好人才；术的性质是私密性，它藏于君主心中，暗中进行。
05
关于术，管仲也谈过一些。他使用过两个词：“心术”和“计数”（《管子·七法》）。心术指的是态度，有内心活动的意思；计数指的是程度，有算计的意思。二者合起来，就是心的算计。所以，可以简要地把法家的术理解为君主驾驭臣子的计谋。
术与法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专一性。法的对象是全体国民，百姓、官吏、君主都包括在内，无一例外；而术的对象只是官吏，君主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术用不到他们身上。二是隐秘性。法是公开的，而术是隐蔽的。
讲谋略的书在我国古代有很多，有一本我非常推荐大家阅读，那就是《反经》，这一本书可以说是“谋略”的集大成者。它是由唐代赵蕤所著，以唐代以前的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是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06
法家的“术”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治横”，是君王和臣子之间的一种博弈之术。
韩非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公叔的人担任韩国的丞相，他觉得自己的相位不稳，因为国君韩宣惠王同时还很信任一个叫公仲的人。公叔与齐国的关系非常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促成韩国与齐国结盟，一起去讨伐魏国，然后借机把齐军引入韩国的都城，逼得韩宣惠王只好更加重用公叔。
公叔想独掌大权，而韩宣惠王最怕臣子势力过大威胁君位，采取分而治之，使公叔与公仲互相牵制，这就是利益的不同。公叔不甘心，便勾结外国，逼韩宣惠王就范，这是典型的不忠。他得逞了，维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然而却是以伤害君主的利益为前提的。这样的例子在历朝历代中很多，其实都是讲的君臣之间的博弈，而其中所运用的就是“术”。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法、术、势”，都是针对的人性中的恶，这种恶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恶，还有见利忘义的恶，这些都是人性中潜藏的恶的一面。韩非子在《韩非子·八经》中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性。”凡是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性为根据，就是这个道理，抑制人性的恶是法家思想的根本。因为法家认为，人性被看成是自私自利的恶，道德教化被认为根本无力解决最终问题，所以法家主张法治，以强制手段，以恶制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