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期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印两国，要论起点的话，印度是明显高于中国的。
1950年的印度，人均发电量是同期中国的4倍，人均GDP为中国的1.6倍。铁路历程是中国的2.5倍，钢产量是中国的8倍。
毕竟，早年的英殖民者没能预测到，自己将终有一日从南亚次大陆撤退。因而，把印度当成英帝国的永久领土，花了200多年，认认真真的搞了不少建设。加之，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波及到印度本土，最终印度也是在同英国好合好散的基础上，实现的和平独立。所以，跟多数饱受战争摧残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大部分都被印度完整的继承了下来。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印度的人均GDP还稍高于我国，中、印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也大约相当(GDP总量都在1450亿美元至1480亿美元上下)。
这么看，印度和中国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最近这四十多年的发水平。
要探究其中缘由，咱们可以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捋一捋。
首先，印度采用的是联邦制的政府模式，再配以议会制的西式选举制度。
要说这种“联邦制”，最典型的，要数美国了。在美国，讲究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理念，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很大，各州内部有自己的宪法，可以自行规定是否禁枪、保留死刑、结婚年龄、堕胎是否合法等等。
到了印度，虽然各邦的自治权限不如美国那么宽泛，但离“团结举国上下，集中力量干大事”还是差的远，中央政府的决策权力和执行力明显不足。
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大型基建工程上，印度政府的统筹能力还是很弱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个典型的热带季风国家，旱涝特别容易走极端。这种环境下，大修水利工程自然是必须的，抗旱抗涝、防洪发电、水运养殖，综合开发，造福万代。但长期以来，印度却一直这么凑合着过，每年饱受旱涝困扰。
其实，在水利工程方面，印度早在1980年就推出了“内河联网计划”。只是，这一“规划”，折腾了四十年，两代人的功夫，目前，其主要项目仍仅存在于“图纸”之上。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了印度的高铁项目中，让投资印度的日本企业每天利滚利的赔钱（日方不但出人出技术，还提供了低至0.1%的年息，偿还期延长至50年的“超低息贷款”）
讲真，这也不能全怪印度政府的“拖延症”。毕竟，无论是修水库还是建高铁，征地和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肯定难以避免。而在印度这种联邦政体下，征地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各邦政府协商好，地方政府协内部表决通过后，再一个一个去找土地所有人谈判。
而且，无论是各邦政府还是印度的基层群众，对于“个人服从集体”方面的认识都算不是很到位。显然，这么一层一层谈下去，等谈好了一轮，这届政府的任期都快过了，到下一届政府，保不准又得再研究一遍。
加之，今年是人民党执政，明年可能换国大党了。即使顶着得罪地方的风险，费大劲建成了，这又算谁的政绩？
那么，要说印度的中央集权为什么这么不给力呢，这还得简单追溯一下印度的传统历史。
与咱们中国的大一统不同，印度是一个“分裂的多民族地区”。几千年来，一直处于邦国割据的状态。所谓“印度”这一称呼，在1947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多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出现而已，并不被用作正式的国家名称。
现代印度共和国的疆域，要远超出任何一个所谓的古印度“大一统王朝”的领土范围。印度，只不过是继承了英国属印度殖民时代的遗产罢了。
印度共和国刚成立那会儿，以武力和各种诱导的形式，打压驱逐地方王公，花了近十年，把本来各自为政的各邦国改造成了行省——邦。
然而，千年来的传统，可不是这么好改变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中央和地方各邦的利益冲突一直没消停过。
此外，印度境内还存在着诸如北方的“纳萨尔派”和南部的泰米尔民族主义分子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和分裂势力。半个多世纪以来，任凭印军轮番绞杀，仍然顽强根植于地方民间，还在劳苦大众中，坐拥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 》，以第三方客观的视角，演绎了纳萨尔派“闹革命”的故事）
显然，中央-地方合作不顺畅，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分裂势力的骚扰，都对印度工业发展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接着就是印度广为全球诟病的民族、宗教矛盾，人口压力和性别与种姓歧视了。
在种姓方面，长期以来，除了莫迪总理所在的“吠舍”阶层的流动性相对强些，抓到机会，运气好的话，通过个人奋斗，能成为高官、学者或者富豪外，在当今的印度，管理层和精英层仍然由中高种姓把持，干苦力和污秽工作的，总是最底层的首陀罗和贱民。
加之，即便种姓制度本仅是占人口83%的印度教徒内部的划分，但其影响之大，甚至把原本教义倡导“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给“同化”了。种姓压迫，愈发的不限于印度教徒范围内。
原本一些低种姓群体，为了逃避来自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选择了改信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结果没成想，这些“印度特色”了的外来宗教，对信徒也分了等级，他们还是会被处处轻贱和歧视。
这样一代代下去，出生低的印度人往往会直接认命——做卑贱的工作，那都属于神早就安排好的事儿。不服，就是在亵渎神的意志，要遭报应的。
这种情形下，即便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太懂得好好利用。更何况，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印度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比，教学水平差距极大。
这也让印度一直长期稳坐世界文盲人口的榜首。
大家都知道，一国想提升工业化水平，必然需要大量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有良好大工业产业工作习惯的现代技术工人；而印度广大低种姓的廉价劳动力们，则多为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低、自制力低的“三低人群”。
如此庞大的人口，一旦质跟不上去，量越大，国家负担越重，多便宜都没意义。
显然，宗教的麻痹、种姓和阶级的固化，极大的妨碍了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实际上，这些弊端，印度政府也不是不清楚。但是在如此强大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力量的面前，印度中央政府原本就不太灵光的执行能力，根本扛不起改造民间传统认知和社会陋习的重担。
比如，早在1950年，刚独立的印度政府就在宪法层面正式宣布废除了种姓制度，统一用“部落民”来代指达利特人（贱民）；同年，印度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61年，又出台了《禁止嫁妆法案》。
然而，这些针对各种陋习的政令法规，在实际操作中，一涉及到政治选举和党派的利益，往往就是一纸空文。
咱们就拿印度版的“计划生育”举例。
上世纪70年代，尼赫鲁的独生女，“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的时候，已经很有预见性的察觉到了国内的人口压力。于是，直接以严格法令的形式，全国推广“强制绝育”政策。
这些强制性政策包括：申请获信贷、领取补贴之前必须出示绝育手术证明、第三胎以上的孩子无法入学、两胎以上的男人没有绝育手术证明无法申请营业执照、囚犯在绝育前不能假赦，二孩以上的公务员也得有绝育手术的证明才行，不服，那直接辞退。
如此“激进”的手段，严重得罪了热衷“人口生产”，并极度重男轻女的广大印度基层群众。
再看印度的选举制度，一人一票，由公民投票选议员，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的党派就是执政党，其党首自动成为国家一把手。结果呢，在1978年的选举中，鉴于“强制计划生育”方面引发的民怨，从未失手过的印度国大党竟然不敌人民党，最终败选。
到了八十年代，英迪拉再次带领国大党赢得选举，出任印度总理的时候，充分吸取了教训，政策温和多了。
甚至，英迪拉遇刺后的历届印度政府，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也都没敢再怎么提及过“强制计划生育”的事儿，生怕触怒到选民。
总之，印度作为一个继承了英国南亚主要遗产，地缘环境非常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庞大的地区性大国，起点真的不算低。
只是，一方面，印度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联邦”关系，让其很难集中力量干大事，统筹全国利益，这导致各种国家层面的计划和工程，都能搞出严重“拖延症”；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现当代印度各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令法案，在推行上，往往不敢作得太猛，过于强制化。中央不但生怕地方政府唱反调，更担心招惹到选民，下届不愿意选自己了。因此，它那强大的宗教环境和由其衍生出的一系列陋习，往往让普遍落后的民众认知和西式的民主政体不仅很难匹配，反到处处矛盾，进而给国家发展严重拖了后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