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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宪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的种变革,立宪派要求限制君权，推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要的是真立宪,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早该淘汰的清王朝的一种挽救。只有变革王朝才能挽救王朝,二者是统一的。

新政的实施说明了清王朝已有自我挽救的意识,但慈禧太后只取立宪之名又说明它并没有相应的变革意识。立宪派一再警告清政府:“国运非收拾人心,无可挽回;人心非实行宪法,无可收拾”。并“以假立宪者真革命之说儆之”。

但种种迹象表明,“自光绪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

当时人曾说:“今日之政府,所谓以振作为敷衍者也。昔有再醮之妇,嫁续娶之夫,人赠以一联云:又是一番新气象,依然两件旧东西。可以为今日政府写照。

虽然形容太过刻薄,但意思是很传神的。老耄昏聩的西太后和继起的少年贵胄载沣均非百日维新中的光绪之可比。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种条件的人。他们用假改革来欺骗历史,而欺骗历史是不可能不受历史惩罚的。

1911年初外国人已经看到:“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显示了局外旁观者的敏锐与清醒。

二、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前夕

“政府之专已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于是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而乘之,而人人离畔矣”。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民变如千波万澜,起伏于南北各地。他们用自发的形式反映了20世纪头十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民变以动乱的形式为革命创造了社会环境。历史矛盾运动常常互为因果,这些民变大都是清王朝为筹集新政费用摊派捐税而引起的。新政以自我挽救为动机,但当新政成为人民群众头上沉重的经济压力时,它又变成了加速王朝覆灭的催命符。

在革命和改良的对峙中,下层群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了抉择。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抉择。但它一经出现,就会改变历史已有的安排。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整个知识阶层就不得不站在民众一边来支持革命了。

三、皇族集权导致立宪运动的大失望

载沣当国时，对于立宪的筹备，表面上仿佛 也很热心。在戊申年的十一月，即定谕旨由军机 大臣署名之制，这是仿照立宪国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的意思。

到宣统己酉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谕旨，宣示决行立宪的意思；十月，各省咨议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颁布应州县自治章程及法院编制法；庚戌年九月，资政院也成立开院 了，各省城及口埠又成立了审判厅；十月，又派 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

他的热心立宪与立宪党人的热心立宪， 根本精神全不相同：立宪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有实 权的议会和一个对议会负责任的内阁，他们以为这是救中国唯一的途径；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 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 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

此时，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得了法定的集合机 关——就是各省的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比前更好活动。立宪论的指导者梁启超在《国风报》 上尽力作宪政实施的指导文字，对于国会、内 阁、官制、财政各方面的问题，切实发挥。

这些文字，对于立宪党在国内的活动很有影 响。在己酉年的十一月（咨议局成立后约一月后），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举代表，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先后数次发起请愿活动，以期早开国会，早组内阁。

甚至连各省督抚中，或受咨议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 央集权政策所苦，也希望中央有一个正当的责任内阁出现， 因此也联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

到辛亥年的三月，载沣果然履行先年十月所许，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了。然而最使立宪党人失望的， 就是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 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就是皇族集权的大暴露。

从此大家都明白载沣是怀着什么一种精神来立宪了。假使那些皇族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

但 是载沣觉得只有他兄弟叔侄是靠得住的人才，尤其是奕劻，是皇族中有功的老前辈，除了他再无有可当国务总理大臣之任的，所以由言官如何参劾，资政院如何捣乱，非把他作国务总理不可。

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严嵩父子。在光绪朝，曾为御史赵启霖所劾。宣统二年庚戌，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抗疏参劾，在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之议公开，御史赵炳麟等奏请收回成命，不允，于是全御史台愤激，由给事中忠廉领衔，公上“言路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一疏，亦不省；时赵启霖方在四川提学使任，闻之，再抗 疏严劾奕劻，亦不省，启霖遂乞骸骨告归，许 之。

是为满清末年御史团体最有声响之举动。从 此他们亦皆失望。这样，就连一向处于保守而以“封建卫道士”自诩的御史清流们失望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原本倾向的立宪政体，在一次次玩弄后发生了转变。而当时，不是立宪就是革命。这样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不得不转向支持革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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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这种体制并不是君主专制，而是虚君的民主体制，类似于英国，这其实与革命党人倡导的共和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如果时机成熟，立宪派转向赞同革命派是完全可能的。

立宪派起初之所以力主在保全清朝与清帝的情况下进行君主立宪，一是对于清朝当局主动进行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希望，二是担心武装革命的社会成本过于惨烈（甚至担心革命会完全失控，导致外敌大规模侵华、内部解体瘫痪）。

但是，到了清末，立宪派左等右盼，盼来的却是：当局故意拖延预备立宪的时间，在钦定宪法大纲里依然鼓吹清帝的大权独揽地位，公然炮制出“皇族内阁”，大搞爱新觉罗皇族的独裁专权。这些鬼把戏，终于令广大立宪派对当局的政治改革诚意完全失去信心，心灰意冷。

1911年夏，清朝当局又出昏招，抛出所谓“铁路国有化”，充分显示当局的贪婪，严重损害广大工商业人士以及南方数省民众利益，进一步令立宪派寒心。保路运动于是风起云涌。清廷武力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更是将四川等地的大量立宪派人士推向与清朝决裂的地步。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起义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群起响应，全国燃起武装反清的烈焰。而清廷进退两难，完全显出了外强中干的本色。革命阵势之下，全国并没有出现割据、社会失控的情形。列强观望，并没有趁机大举武装侵华。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深感不能只凭自己以武力推倒清朝，还有赖于大量斡旋，于是，有意向寻求立宪派的合作。例如，利用汤化龙等立宪派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此情此景，令立宪派为之振奋，感觉到这场革命具有成功的可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立宪派的主流人士们果断作出了正确的决定：站在革命党一边；顺应起义；联合、配合革命党一起推倒清朝。

于是，在辛亥革命进入高潮之后，许多立宪派人士加入到与革命党共同反清的队列之中。他们凭借其社会贤达身份，为革命军在各地稳定局势起了重要的辅助、推手的作用，并且在革命军、清廷、列强之间起到了积极穿针引线的重大作用。有的地方甚至由立宪派直接掌控新政府局势。

总之，立宪派最终大量转向革命，是多种因素所致——与革命党人之间有着潜在的共同政治诉求；对清廷的冥顽不化感到完全失望；受到武昌起义的巨大鼓舞；革命党向他们伸出合作之手；起义后的国内外时局，令他们看到了与革命党合作共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