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战场上弹尽粮绝时，为何西方大多会投降，东方大多同归于尽？其实这个说法，首先是不正确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打到最后时刻的部队。在东方也有还没有打光弹药，就举手投降的战例。

这就好像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所说的那样：大俄罗斯人的明显特点是顽固、狡猾、精力充沛。他们所在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亚洲人的入侵和鞑靼人的统治，可能还大量混入了芬兰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俄罗斯人确实勇敢，不屈不挠，他们通常都很爱国，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

所有俄国人都难以揣测，脾气容易产生急剧变化。这种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上。有时部队非常顽强地进行殊死的战斗，有时则自暴自弃，溜之大吉。

大俄罗斯人比其他东欧和西欧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除外)都更有天赋的军人性格。很难说他们比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强，或者比芬兰人、芬兰血统瑞典人和德国人劣。这种估计完全基于单个人的特性，而没有考虑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作用。

也没有考虑对苏联军人家庭成员生命的严重威胁，更没有考虑督战队手枪所产生的作用。这些督战队的手枪可以确保士兵从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绪中苏醒过来，并注入惊人的活力和战斗力。

能不能战斗到最后时刻，完全要看，控制力，组织力，信仰，鼓动能力，还有对家人安全的威胁程度，与是西方军队，还是东方军队无关。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在所有战场，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英军的伤亡基本都在二位数以下。

但是在镇江，英军投入了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大兵力，7000人，但是却遭到了整个鸦片战争最顽强的抵抗和最大伤亡损失。1700名八旗军与7000英军血战，并且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唯一敢于与英军白刃战的部队，此战，英国伤亡172人，等于整个鸦片战争其他战场，比如虎门，广州，定海，厦门和吴淞等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

这是因为，这些八旗军的家人就在城内，他们必须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抗战当中的衡阳会战，第10军的4个师，可以战斗到只剩下1.3万重伤员，做到了打到最后一个人。

是因为，第10军的控制力和组织力超强，所有军官都是有战斗经验，并且坚信抗战胜利的黄埔学生，大部分士兵都是有战场经验的老兵。而且军纪非常严酷，这些就是，第10军可以在衡阳大战日军47天，抗战其他很多防御战，守军却快速崩溃的原因。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说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回答者个人的意见。所以就会有可能造成争论或争吵。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本着讲道理那么争论也没什么。我就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明确问题中东西方的范围。传统来说，欧美国家应该属于西方。但是属于欧洲的俄罗斯人也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传统。而地处亚洲的印度人，历史上却很少有跟对手死磕的事例。以至于最终的独立也是由所谓的和平手段达成的，看起来更像是占领者的一种恩赐。所以我斗胆帮提问者界定一下，所谓的东西方具体就是东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部分国家和西欧及北美部分国家的差别。

我觉得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具体来说，东方人的由儒家文化居于中心思想的价值体系使东方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往往会做出决绝的选择。儒家亚圣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这种文化取向的最佳注脚。也因此在传统上东方人是耻于投降的，对于偷生的人也评价极低，以至于对于偏安的朝廷也是多有微词。

而西方由于长期没有礼义廉耻这样的观念，而且西方长期以来经济水平较差造成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像西方战争中凡是投降的骑士们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一笔财富，因为战败的一方是需要出大量金钱来赎买这些人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更像是一种投机生意，赢了就会有一笔横财，输了也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是一次生意失败。因此当然不用性命相博。而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则完全不用考虑。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西方人也能拼死一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骑士间的决斗文化。

简言之，我认为造成这样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东方人重义，西方人重利。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从历史上看，整体确实是如此，但也总有例外。比如东方的印度、泰国，一般不都太会选择同归于尽；还有二战时期的欧洲，一些被“深度洗脑”了的纳粹忠实信徒，无论军民，都打了鸡血一般的誓言坚持死战，号称“要么胜利，要么灭亡”。

不过，对于投降的认知，东西方文化圈之间，曾经一度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

在东方文化中，像咱们中国，素来把“马革裹尸”看作军人的崇高信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军的人一种光荣归宿。而投降行为，则属于辱没祖宗的巨大耻辱；

古代和近代日本，更是把类似理念进行了“极端化”的发挥。到了二战时期，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忽悠下，几乎全体军民都以“玉碎”为荣，日本的官方和民间也通过各种形式，无孔不入的对这种行为进行大肆褒奖和鼓励——以自己的血肉之群进行“万岁冲锋”后，本人的排位放入靖国神社，才算得上活出了最高境界。

还有虽然长着一副西洋人面孔，但骨子里“很东方”的苏联/俄罗斯人，也极度鄙视“投降行为”，甚至在某些特定时代，还出台过一些异常严苛的法令。

比如，卫国战争初期，鉴于被动挨打的苏军大规模成建制投降的不利局面，1941年8月颁布的第270号命令。

这项命令的主要议题是——任何开小差或是向敌军投降的官兵，都被视为叛国罪。

命令还很具体的指出——

陷入敌人包围的各单位和部队应义无反顾地战斗到底，用生命保护自己的装备

这句，很典型的东方传统思维，东西比人命值钱。

......如果被敌人包围，那么每个军人都要战斗到底......如果官兵不组织积极的抵抗，而是选择投降，那么可以从空中或地面采取任何手段除掉他们。

同时，向敌人投降的官兵家属将被剥夺所享受的国家公民权利。

整个命令用斯大林他老人家自己的话，可以总结为——“我们苏维埃只有烈士，没有俘虏和逃兵”。

这么看，除了历来提倡忠君、服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连俄罗斯人也是这么个选择倾向，而且在一些极端情形下，做的还更为决绝。

要说纯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

客观看，中苏日韩的政体，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一直属于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历史上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集权政治统治岁月。

在这种统治模式下，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就是重整体利益，相对轻视个体存在。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人们总会被从小教育，要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为了大家只能牺牲小家的，这才是最高尚的选择，否则就成了叛徒、罪人。

再看西方。比如，美国就是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存在，政府的运行，首要考虑的，就是要保障每个公民本身的利益和安全。只有将个体生命和个人幸福视为优先价值的国家和政府，它的人民才会有觉悟去捍卫它，才会真心为国而战。因而，在小我和大我上，他们更倾向于“小我”。

在这种价值观和民族意识进而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军事文化。因此，在西方，士兵失去作战能力之后投降，保全生命，并不会认为有损军人的荣誉。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军事活动中，在弹尽援绝、受伤等情况下，他们一般不怎么“硬撑着”，而是从容的选择投降，回国以后通常也不会被为难，甚至还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

当年的日本投降仪式上，美军就专门邀请了几名经历过“ 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俘参加，他们与那些在正面战场上对敌战斗的官兵们，一同被视为了国家英雄。

美军的军事手册中规定，以下三种情况可以选择投：1.弹尽粮绝；2.孤立无援；3.伤亡率60%以上。当然，这都是基本条件，具体还得视情况而定。

甚至在不同的时期，美军官方还很贴心的给他们准备了“求救书”（又被咱们戏称为“投降书”）。

比如下图，是越战中，美国大兵的“投降书”。用了简体汉字加汉语拼音——“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同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去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一定大大酬谢你们。”

这话说的倒挺实在，但是语病太多。

还有伊战版本的，内容差不多，也就是求保护，给吃喝，然后带到安全地带跟自己人汇合，有“好处”回报等等。但加了一句，“要凭此号码及我的名字，领取丰厚的奖赏”。

其实，说了这么多，都主要都集中在了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方面，但还有一点，也不可忽略，那就是，近现代战场上各国军队的行为取向，往往跟其工业化程度和国防能力有关。

当年的西方的工业能力具有明显优势，战斗力的组成方面，军备和物资补给占了很大比例。那么，火力和物资耗尽之时，战斗力就会骤降，可以被视为丧失抵抗能力了；

比如美国大兵打仗，向来被总结成“火力至上”——炮火能解决的地方绝不派活人去拼命。地面部队扛不住了，就会立刻招呼空中火力支援。为了消灭一个堡垒，可以把山头炸平，不太计较成本。

（二战中，美国新生产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

而当年的中国工业一穷二白，战斗力主要靠咬着牙拼人命。也就说，人力占战斗力的比重大，所以，得是打到命快要没有了，战斗力才算消耗殆尽。

类似的像工业基础薄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封锁禁运的军国主义日本；还有开战初期，大片工业基地被德军闪电般占领的苏联，都属于物资短缺，甚至一度“装备补给”比人命还要“宝贵”的典型。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现代西方对于投降行为很宽容，而东方看起来却异常严苛。

不过，发展到当代，随着中俄等国工业基础的崛起和壮大，还有“重视个体生命”相关理念的普及，这种东西方对待投降行为的差异，貌似已经不算特别鲜明了。

目前，无论东西什么文化圈里，对于“有反抗能力却选择投降”的行为，仍然保持着一致的鄙视，而对于“失去进一步抵抗的可能，继而选择投降”的行为，大多还是表示了认可和宽容态度的。

“一个要人民为她去死的国家，还是早一点灭亡的好！”

这是2005年8月15号，日本NHK在东京街头采访日本年轻人对“终战纪念日”的想法时，一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话！

这话有毛病吗？

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必然改变人们的传统认知，如果站在“人权与主权”基础上来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捆绑关系，这话没问题，因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所有国民安全，我会为你而活，而不会为你去死！

这么说又不对了！因为这明显不符合“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并且又会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激烈思辩，

领地意识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而人类从骨子里就存在的侵略基因，军队的应运而生就成了必然，这种基本框架对东西方来说都一样，

但古代东方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小农经济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小农经济的基本条件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为了保住赖以生存的土地，原始的抗争意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骨髓深处，

但最渴望拥有土地的并不是人民而是统治阶级，如果想让统治基础更加地坚实与持久，开疆拓土就成了必然，为了让民众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统治者不惜将先贤们优秀的思想成果，经过“特殊处理与加工”，用科举制和八股文对民众进行强化训练，将“家”与“国”的概念统一起来加以灌输，牢牢把控了民众对国家的基本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忠君思想，自然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就成了古代军人的最高荣誉！

古代欧洲大陆也是纷争不断，所不同的是，由于欧洲险峻的山脉结构，严寒的气候与海洋环境，决定了古代欧洲人不可能拥有自给自足的原始生存模式，要想活着，就必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由此催生了海盗文化的盛行，而“强盗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只注重对资源的掠夺，反而忽略了土地的重要性，领地意识也仅限于城邦的层面，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攻城与守城，大规模的正面对冲实际上并不多，伤亡也并不大，众所周知，人口是构成国家的基础，而城邦国恰恰匮乏的就是人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城邦领主往往不敢拿有限的人口去对赌城邦的命运，

“欧洲理性哲学”启蒙思想的诞生，让欧洲人重新思考了人民，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其新的国家概念，从中世纪以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就被深入到了战争的实践当中，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来解释，也许就是: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了国家而生存！

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一套高尚的理论来支撑战士的战斗精神，不管是冷兵器时代的封建道德，还是高科技时代的人文思想，东方战场都习惯于用“家国情怀”来鼓舞斗志，保国就是保家的紧迫感，强化了战士的拼命精神，西方通常则用采用“正义公理与未来”的宏大理想来激励战士，但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不能克服人类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恐惧，投降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所不同的是，东方认为所有的“贪生怕死”都应该被鄙视，但西方人认为“因为力竭而投降”，并不是耻辱！这也是东方战场上王铭章将军整团的殉国，而欧洲战场上如保卢斯将军整师的投降，，，

但是在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不管是东方的“以身殉国”，还是西方的“力竭投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没有哪条真理是颠覆不破的，在一战和二战中，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军队，都有“死守阵地”与“弃城而逃”的现象发生，

实际上，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战争都从“领地意识”降级也“资源掠夺”，战争的目的不同，烈度也随之下降，全球文明的升级和军事科技的提高，让东西方的战争理念也更加接近，应对战争的态度也更加趋于理性，军队的职业化和对武器装备的信赖，都让每个军事大国更加注重对战士生命的保护！国际规则的完善，给每个国家提供了更多解决争端的方法，战争就成了最后的备选，从根本上避免了战士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种良性态势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也许就能真正实现老子的训诫:“兵者，凶器也，非圣贤不得已而用之！”

这是由东西方军事文化差异造成的，东方军事文化重义而轻利，西方则重利而轻义。

首先，就国家层面而言。东方国度对待战争的根本看法，侧重于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不仅力求做到国家师出有名，而且军队也往往以正义之师的形象示人。古代东方军队每临出征之前，都要举行祭祀和占卜仪式，其目的无非是以宗教神秘色彩来强化自己替天行道的正义性。相反，西方国家则从不在道义问题上作过多纠缠，他们历来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其次，就个人层面而言。东方国家要求军人不仅要胸怀民族大义，更要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古往今来，那些在战争中战败阵亡的军人，一律都被尊崇为英雄，却从不追究其是否存在指挥失当、盲目硬拼等过错；相反，对那些被俘或投降的军人，则一律被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变节者，根本不考虑其在战场上的真实处境。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军队更加尊重军人的个体利益，军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契约精神：军人既依法享有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在战斗失败、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军人也有权选择是否向敌方投降。

西方人选择战场上投降，而东方人选择同归于尽，这与双方遇到的敌人性质以及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所导致的，与国民素质没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对此进行以下分析：

1、敌人的性质

在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里，由于各个王国的王族之间相互通婚，因此各国之间的君主，基本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

维多利亚女王

比方说在一战时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祖母，那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是在这些亲戚们之间的战争。

那么在这种局面之下，这些国家的军队在交战时的状态，和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王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战之以礼，点到为止。只要承认战败，就什么都好商量，对决不会出现某一个国王彻底占领别国，将其君主斩杀殆尽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东方则很少出现，比如在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战争，都是属于异族入侵的战争，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像抗日战争等等。

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中国人面临的都是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打败投降，签一个条约之后，就继续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种情况，绝不可能会在中国出现。

所以在东方战争中，中国人面对的都是要么赢、要么死的局面，如果不奋力拼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话，那么在历史书中，早就没有了中国的踪影了。

2、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今天的我们看到西方，有着众多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上，实际上都是出于一个体系之中的，那就是他们都被笼罩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下。

这就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此被笼罩在同一个主的光辉下的各国军队，还会像和异族作战一样打生打死么？

绝对不会，因为这都是自己人啊，战争的胜负只是和君主有关系，打完战之后士兵们还是该干嘛干吗，这在西方几千年的战争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是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亚洲国家，对于战争的理解则截然不同。因为东方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忠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种类似的忠君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这种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在古代亚洲国家，为了君王的决定，臣下们在相互作战时同归于尽，则变成了一种美谈。哪怕到了二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大量的日本士兵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为君主尽到义务，而深感愧疚，最后大量出现剖腹自杀的事件。

正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以及不同的思想体系，导致了西方与东方在战争观念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理念。

这并不是说东西方的战争，那个更人道那个更残忍。因为战争都是残忍的，西方人在对异族征战的时候，也同样将敌人亡族灭种，比如在殖民美洲的时候，就将近亿的印第安人几乎杀绝种，甚至公开收购印第安人的头皮，残忍无比。而东方人在国内的内战时，也同样不会滥加杀戮。只不过是因为面对的敌人不同罢了。

做为一名战士保卫祖国是天职！当兵就意味着当祖国一声招唤随时为祖国献身！战争是残酷的惨烈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商量的余地！弹尽粮绝不屈不挠，赵尚志做到了！八女做到了！五壮士做到了！与其苟且偷生招人唾骂不如誓死如归流芳千古？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不邀自来，这个问题有问题。东方与西方在战争中无差别，強国侵略他国时，在弹尽粮绝可以投降，被侵略的国家就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按这问题的问法、世界上就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当时英国侵略美国时，华盛顿也被围困处在弹尽粮绝，华盛顿为什么不投降。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看，在国家存亡面前都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侵略他国时投降对国家无害，所以就要保命投降。

关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方军队一般会投降，东方军队一般死战到底的情况，虽然说并不是绝对的，也有西方军队战死到最后一刻，东方军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的，但大多数情况如题主所说，其实这是缘于我们两者文化不同。

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从来不认为投降当俘虏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相反，很多时候如果被俘人员能够回家，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战俘为国为民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牺牲；而东方文化中，一般来说归来的战俘会被人们羞辱，被当做懦夫，其投降的行为是可耻的。

这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了。

就拿西方来说，我可以说几个例子。

如古罗马时期，在罗马与希腊名将皮诺士的对战过程中，皮诺士曾经俘虏过一批罗马战俘。后来皮诺士打算与罗马谈判，出于诚意将俘虏的一批罗马士兵放回了家，当然还有他的使者也陪着这些俘虏一起来到了罗马，同罗马元老院谈判（当时元老院有外交权）。皮诺士要求与罗马谈和，当然要附带了很多条件，而释放罗马的俘虏是皮诺士给出的一个条件，同时罗马也要做出不少让步。元老院经过讨论，最终决定不接受皮诺士的谈和。

谈判破裂后，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听说和谈没有谈成，那些回了家的罗马被俘士兵们全部与家人告别，又都重新集合了起来，赶赴到皮诺士那里继续当俘虏。是这些罗马士兵怯懦吗？绝不是，当时的罗马士兵作战极其勇猛，士气非常高昂，除了面对皮诺士这样的名将外，一般作战的时候都能获胜。实际上虽然在作战的时候皮诺士赢的比较多，但是损失也非常大，原因就在于罗马士兵作战的勇猛，给他的部队造成了太大的杀伤。

当然这些被俘的士兵皮诺士也没法处理，就把他们卖作了奴隶，到了战后，罗马政府又想方设法地通过花钱的手段把他们中的一部分赎了回来（一部分在当奴隶的时候死掉了）。

看了这个我当时也感到非常惊讶，其实放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对方释放了俘虏，这些俘虏回到家以后，即便和谈没谈成，也绝对不会回到对方那里继续当俘虏了。

同样的事情在布匿战争时期也发生过。比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的执政官雷古鲁斯在一场战役中战败被俘。后来迦太基想与罗马和谈，就派出了一队使者带着雷古鲁斯来到了罗马城，迦太基人希望雷古鲁斯在元老院劝说罗马放弃战争，但雷古鲁斯到了元老院的时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鼓舞罗马人奋战到底，然后就跟着迦太基人回去继续当俘虏去了。

其实当时只要罗马人愿意，雷古鲁斯是完全可以留在罗马城的，毕竟就那么几个迦太基人带着雷古鲁斯进入到了罗马城，罗马人完全可以扣留迦太基的使者，留下雷古鲁斯，但是罗马人没有这样做。雷古鲁斯回到迦太基后，被迦太基人处死了。

再如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曾经在东征时期战败被俘，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他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因为他按照“上帝的旨意”发动了圣战，即便是战败被俘也仍然是光荣的，甚至还被罗马教廷赋予了“圣路易”的称号，对他的评价，基本也都是正面评价。

▲路易九世

如果换在东方的文化里，一个国王或者皇帝曾经被俘，是不可能会享有如此崇高的称号了，换在我们的文化里，“圣路易”这样的称号就类似于“太祖”、“太宗”之类的谥号了。

▲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上，盟军的战俘将军享受到了最高的荣誉

当然，到了现代的时候，西方人仍然不会以当战俘为耻辱。比如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与日本签订日本投降协议的时候，当时的会议现场是在美国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代表盟军出席投降仪式的，就有在菲律宾战役时期被俘的温赖特将军和新加坡战役时期被俘的帕西瓦尔将军，并且在投降仪式上，给了这两位将军非常高的荣誉。

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其实自古以来并不以当战俘为多么耻辱的事情，一般认为当了战俘是迫不得已，弹尽粮绝才不得不投降。即便 当了俘虏，在归来以后也能享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也让投降的人卸下了心理上的负担，能够在实在打不赢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顾虑地去投降。

既然在西方的文化中允许投降，那么西方军队的作战士气会不会变的非常低呢？会不会在作战的时候一股脑地贪生怕死地去投降呢？实则不然，这是缘于文化因素。

从西方的文化上来说，西方自古以来就是工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中人与国家之前往往是一种契约关系，公民对国家履行义务，同时也享有权利。

公民为国家当兵打仗，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因为国家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公民会愿意为国家付出牺牲。

一名士兵上了战场，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并非每个士兵都不怕死，确切地说，怕死是一个人的正常心理，没有人会愿意去死亡。西方允许士兵投降，实际上就是给上了战场的士兵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他们实在打不赢了可以投降保命，并且投降了的俘虏回来后待遇不会改变，如此一来，士兵们往往都卸下了包袱上了战场，作战的时候便没了顾虑。

在这样的心理下，实际上我们翻看从古至今的所有战例，我们会发现在作战当中通常来说西方士兵的士气都非常高昂，实际上出现大面积投降的事情非常少。

说完了西方，我们再说一下东方。

其实从文化来说，东方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农业文明（东亚），农业文明的特点就是集权制，当然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军队要求效忠于君主，既然要效忠于君主，就要随时愿意为君主做出牺牲。在东方，自古以来就认为当战俘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这在于我们文化中是有过许多的记载的。

甚至俘虏如果能够活着回来，也会到处遭受人们的白眼，被社会抹杀。所以东方的士兵上了战场，很多时候宁可战死，是因为存在着很多顾虑，毕竟文化氛围不允许存在战俘的生存空间。

当然东方军队的特点在于，一个政权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军队战斗力往往很强，士气高昂，相当多的士兵不会选择投降而是死战到底。一个政权处在下坡期，尤其是末期军队士气往往就很低，很多时候一触即溃，如八国联军侵华时期，8万清军加至少10万义和团，面对5万联军基本没打过像样的仗，北京更是一天就给拿下了，足以见得当时军队士气有多差，即便要士兵们死战到底，估计当时也没几个人上去打。

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也看开了，对于战俘也比以前宽容了很多，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也在进步，也在从人性的角度更多地去理解当事人面临的处境，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而不是一定要士兵们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做无谓的牺牲。只有增进对实际战场的理解，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看透战争的本质。

这事儿，和文化有关，文化又和生存环境有关，生存环境又和地理有关。挺装X的吧？且听慢慢道来。

先说中国吧！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此地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繁衍生息，人口增涨较快。为养活更多的人口，人类从狩猎很快的向农耕发展（当然这个很快是相对于其它民族），农耕收成的稳定性，和储藏周期长，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当人口达到粮食收益的上限，才会引起扩张性的战争。古代战争，人口多的一方获胜是大多数，中原文明获胜后，又在新领地推进农耕文明，开荒种地，人口又高速增长，华夏民族人口也越来越多。至秦统一六国，破百越，适合农耕的地域几乎全部纳入版图。东、南方向己达海洋，西面是无法翻越的青藏高原和茫茫戈壁，北面是草原和极冷的原始森林。所以秦以后的战争，基本上就是在这区域内的内战了。

这块土地上，周而复始地发生战争，起因有各种各样，其实内在的核心原因，大部份是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养活不了当时的人口了。往往是一场天灾，饥民遍地，起而造反，诸侯平叛，新世族消灭老世族，人口在战争中被大量消耗，粮食产量又适应了人口，又发展人口，增涨至下一个临界点，再爆发消耗人口。北方游牧民族也是一样，一场雪灾，没吃的了，就进中原抢。遇上中原王朝没到周期临界点，死点人回去了，如遇临界点，一通大杀戮，帮助中原人口损耗，之后还是会被赶回去。

农耕文明比游牧、狩猎都能养活更多的人，所以中国很早的战争规模就远远大于欧洲了。当欧洲还几百几千人一场战争时，中国己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逐鹿中原了。

人口众多的战争，打仗时就不太在乎对人口的掠夺，而在意对地盘的掠夺，打仗如果败了，大部份也难有保命的机会，屠城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并不少见，那自然文化中会宣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会鄙视为生存而放弃战斗的人，会用很多实例证明，投降也没好下场。敌人饶不了你，自己人也饶不了你，还饶不了你的家人，你的子孙。颂扬的是不怕牺牲，舍身取义的英雄。

西方文明发源地是欧洲。欧洲平均纬度高于中国，进入农耕文明晚于中国很多，人口繁洐远低于中国，虽然也避不开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矛盾远不如中国尖锐。战争的掠夺不止于土地，也需要原来土地上的人口，否则占了地也只能荒着，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这样的战争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打输了就投降，成了胜败双方都希望的事，胜者有奴役的对象，败者有东山再起的基础。欧洲太小，国与国之间的通婚，几乎让欧洲上层统治阶层都是亲戚，杀家灭族的事也很少发生。当蒙古铁骑带着东方战争观念杀至欧洲时，让整个欧洲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