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是晚清时人尽皆知的名联。这幅对联的有意思，不在工整，而是很微妙。
它很“卧槽无情”地，不仅将“大贪官”、“卖国贼”李鸿章给骂了一通，连“爱国家”、“清流领袖”翁同龢也同样大加挖苦，是清浊两派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李鸿章太贪，翁同龢无能，二者是以各自方式，祸国殃民，加速大清的灭亡。在晚清时，部分社会观感就是如此。
是的，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翁师傅的面目是比较正面的，甚至代表着悲情英雄这样一种形象。可近些年来的历史研究，实际不断在反转，李鸿章实干家的名望愈来愈显，翁氏“祸己、祸君、祸国”的恶名也越来越重。
我也以为，什么是“书生误国”，什么是“清流害国”，甚至什么是“爱国贼”，翁同龢身上都能看到影子。整个晚清，君非昏君，臣非庸臣，却很快亡国，看翁同龢也是个启示。
翁同龢其人，高干子弟，真材实料状元出身，由“朴园路线”荣任两朝帝师，是晚清政坛真正核心人物之一。非得说他一无是处，肯定是罔顾事实的。
此公在晚清，公认的品行不错，史称孝悌君子，学问深厚，才情了得，论字更可称彼时头号书法家，用现在的话讲是“学者型政治家”。他从政60年，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职，挫事不少，主观上恶事不多，也还算清廉，社会风评是不错的，素称“清流领袖”。
论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是做过好些的。比如平反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比如体恤民情，反对重修圆明园；比如与丁日昌订交，支持郭嵩焘出使英伦；比如鼎力支持盛宣怀等创设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比如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还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等。他最值得称善的地方在于，身为既得利益者，很早就看到“大清国”实际千疮百孔，改革势在必行，也愿意出头斡旋，明知吃力不讨好。
在当时朝野，他的思想大概算“中道主义”，就是比顽固派开明一点，比起洋务系与维新党，又偏保守。他是儒家信徒，但性情也说不上迂腐。晚清留下大量笔记，据时人看法，翁同龢其人，大体是“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就是小聪明很足，大格局不够。他自出仕以后，就基本呆在中央朝廷，始终夹在两后之争、帝后之争、朝野之争、新旧之争漩涡之中，能安然无恙，数十年不倒，本身就说明绝非泛泛，做个“帝师”类的虚位，是胜任的。
本来，翁同龢能成为“南派领袖”，号称江东士大夫集团的代言人，就是苦心积虑厚植梯队的结果。他多次出任主考官，利用这等机会，网罗天下名士为门生，张謇与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其苦心孤诣设计出的结局。后来维新变法之际，康有为这种人精，愿意开动强有力的宣传机器，将翁同龢打造为本派名义领袖，就是看中翁在天下士子心目中的影响力。
现在很多人动辄说翁师傅如此古板不化，也是有偏差的。一个冥顽不明之人，如何能够设计这些，如何可以在复杂万分的晚清政坛玩得团团转？他的才具，很像老乡钱谦益，非能臣干吏，但是主持风雅、维持教育、领导学术，几乎是不二人选。
但翁同龢的核心问题，也与钱牧斋类似，即他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文学之士，昧于世务，疏于权谋，当“帝师”绰绰有余，任乱世宰相只会误国。
他的日记，称“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本意在自谦，实际确实如此。具体说开，就是只有小聪明而乏大智慧，重个人名声过于实务考量，只知“口号爱国”而不谙如何治国，又过度自信自负，一日手操国柄，误国殃民在所难免。更何况，他所面对的人群，所面对的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是如此险象环生，早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他没有地方历练履历，是翰林院写写文章的人才，也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整日就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把天下未治原因归咎为“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真是让人可气可笑又可叹。读《翁同龢日记》，很让人能直接感受到，什么是“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他的心胸是比较狭隘的，几乎锱铢必报，甚至置家国利益于不顾，不是“宰相肚子”。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与李鸿章的半生缠斗。想当初，那他不济的亲哥翁同书，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竟然弃城逃跑，遭到李鸿章弹劾，本身就是很正当之事，他竟然记仇一辈子。
最后，为报私仇，不惜搭上整个国家的命运，不说是“误国”还有何辞？他晚景凄凉，惯例的治丧银一毛没有，比起李鸿章去世的时各种追封，赐白银五千两，待遇是天上地下了。
个人性格有缺，人无完人，本身不是问题。最令人后怕的是，这样的人走上了大位，被放到一言一行关系国家走向，乃至生死存亡的境地上。
决定近代中国走向的甲午之战，大清惨败，从此万劫不复，翁同龢当然有重大责任，甚至可称“首恶”之一，李鸿章很大程度上是背锅侠。这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虽万死不辞其咎。史家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虚。可以说，翁师傅最另后世诟病的，非奸非贪，而是庸和狭。
一者，他只晓得纸上谈兵、意气用事，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士风有关。作为清流首领，他似乎只晓得对抗就是爱国，只有口号和狂热，缺乏权谋，易被诱导，一意主战，话句句都是大义凛然，但做出的事件件都让国家受难，妥妥“爱国贼”无疑。翁同龢这类人，实是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义和团”。
二来，他日日夜夜记得与李鸿章的私怨，一旦战局铺开，竟然还惦念这点破事，只重私情，不记国家，不惜处处掣肘，致使大清兵败成为定局，真是让人愤懑不已。战后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台蓬诸岛，他还不以为耻，找机会就羞辱李鸿章。圣人之学，竟栽出如此败类。
一个政治上的庸才，委实说不上有啥大恶，可就是因为此“庸”，在历史的风口常常酿成大错。这是翁同龢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据后来披露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第M124号，不只慈禧，其实连光绪帝本人都讨厌他，指示永不录用，师徒情分至此算恩断义绝了。
而恭亲王奕?，晚年一谈翁同龢，就火冒三丈，骂其只知权术，“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是看穿他面目了。
总结起来，翁同龢其人，才华、学问、清廉都无问题，为人大体也算正人君子。但本质上确实“不过一书生”，不免稀里糊涂。
相比李鸿章等同僚，他的政治才能不够，手腕不强，胸怀不广，识人也不行，本性又温厚懦弱，只宜当作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处乱世，更不堪做大事。他与政敌李中堂的最大区别，在李素以“裱糊匠”自居，营营役役，屡败屡战。
而翁师傅呢，动口不动手，多说少干、光说不干，甚或干啥砸啥，又爱占道德高地，委实让人敬佩不起来。尽管他作为文人，才学、文章、书法，甚至包括比较弱项的绘画，确属一流；但作为政治家，庸相、爱国贼、书生误国，这三顶帽子，他是逃不掉了。
晚清另一名人潘祖荫，是与他童年时就在一块玩的小伙伴，后来对他有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年轻时分就认为翁只有小巧，必败无疑，是有知人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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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己，临终前口占一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心情是既伤心懊悔又拒绝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