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建立，准确的术语应该叫“兼并”，而不是“统一”，因为在秦朝建立之前，天下本来就是统一于周朝之下的。所以，严格来说只能这么讲：秦朝为何能代替周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对“兼并”的理解，是回答题干的前提。

秦朝兼并六国，它不仅是地理上的统一，和政权上的合一，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它创建了全新的政权结构模式，和社会结构。正是这个变革所产生的能量，推动了秦国的发展强大，进而完成了兼并大业。

“兼并”和“统一”的差别

秦，以公元前256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叫秦国，在此之后叫秦朝，秦国只是周王朝之下的一个诸侯国，秦朝才是大一统的帝国。

秦王朝建立，之所以用“兼并”，是因为在秦和各诸侯国之上，有一个周王朝存在，当时的天下并非分裂状态。分裂状态下才可以用“统一”，因此秦朝建立，只能用“兼并”，不能用“统一”。

周王朝的灭亡是在公元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那一年，秦国攻韩，周赧王联合六国攻秦，惹怒了秦昭襄王，于是昭襄王调动大军反攻周王室。

周赧王哪里是秦国的对手，周赧王吓得亲自跑到秦国，向秦昭襄王磕头认错，并向他奉上王室仅有的三十六邑、三万人口户籍。这个举动等于把天下给了秦国，承认周朝亡了。昭襄王很过分，仍然不甘心，竟然把周赧王绑到柱子上游街示众，最后将他贬为平民，释放回西周。

经过一番羞辱，周赧王不久病逝。他死后，周王室未再立天子，所谓的政权，分别由东西周公主持。秦昭襄王也不客气，直接把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搬到咸阳，以这个时间节点为标志，历时791年的周王朝宣告灭亡。

之所以解释“兼并”的含义，是因为秦朝的建立，本质上是秦朝代替了周朝，将周王朝的制度与秦作对比，是回答问题的关键所在。

秦朝创建了全新的政治结构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有三场：一场是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一场是孙中山革命，建立民国，还有一场就是秦朝兼并六国。

武王伐纣，改变了部落邦联制国家形态，构建了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王朝。孙中山推翻帝制，彻底终结了“一家一国”的帝制结构，建立了民主社会。秦始皇建立秦朝，则终结了封建统治结构，构建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帝制政权结构。

这三场变革，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最重要转折点，是一次推翻重建的彻底革命，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的修补。那么，秦朝相对于周朝，都有哪些革命性创举呢？

1.从“分封制”到“郡县制”

周朝的统治结构是“分封制”，即周天子将天下的土地，分成若干份，授权给宗室、勋臣、旧贵等，由他们代行天子之权，管理一方子民，叫“代天子牧民”。受封的的土地就叫诸侯国，诸侯国国君就叫“公室”（相对天子的王室）。

诸侯国国君依葫芦画瓢，也将自己的封国，划分给自己的宗室子弟，叫“采邑”。受封人叫“封君”，他们在诸侯国担任卿大夫之职，协助诸侯国国君治理本国。

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在中原大地，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名义上，诸侯国封地是授权制，产权在周天子，可以收回，可事实上只有封，从来没有收回过。

郡县制则完全不同，天下的土地以郡和县两级划分，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治理地方，地方官员不具备对土地的支配权，官员的任免也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也由中央统一调配。

也就是说，秦朝实现了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而不是周王朝的间接管理。管理模式从周朝的层阶式，变成了以中央为核心的环状结构。

2.从“等级制”到“编户齐民”

周王朝按照宗法制，将天下人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界线非常森严，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由此固定。

比如平民没资格做官，奴隶不算人，是主人的财产，身份是世代传袭的，不可变更。身份跟分封基本对应。

秦朝则完全不同，全天下的人只有三种：天子、平民和奴隶，自由民中，只有皇帝一人有特权，其他人都是平民，打破了等级界限。所以，秦朝的户口也叫编户齐民，所谓“齐”，体现的就是国民身份的平等性。

也就是说，国民也跟政权结构一样，打破了层阶式结构，实现了围绕皇权的“平等”。

3.从“世卿世禄制”到“军功爵制”

依照以上两点，周王朝的官员选拔，和相应的待遇，采取的是“世卿世禄制”。直白一点说就是，祖上当官，自己就当官，祖上拿什么待遇自己就拿什么待遇。假如自己不幸，生在平民之家怎么办？对不起，永远没资格出入朝堂，该种地种地，该经商经商。

秦朝的官员选拔制度很不成熟，大体上以军功爵制为主，辅以推荐制度和客卿制度。但是跟周王朝的“世卿世禄制”差异非常明显，它消除了贵族阶级垄断官场的特权，选择面扩大到了平民。而且将“职”与“爵”分开，“爵”凭军功，“职”凭借才能。

4.从“礼制社会”到“吏治社会”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周王朝的“礼制”，这个“礼”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礼仪”，而是“法礼”，是周朝的根本大法，类似于今天的宪法意义。

周朝的礼制包含三个部分：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它既包括意识形态范畴，也包括国家基本法，规定了政治结构关系、社会结构关系和伦理结构关系。

相对于周王朝周礼的“繁杂”，秦朝则很“明了”，全社会一切围绕“秦法”运转，所有的官员如同“看门狗”，只需要熟悉法律条款，按照法律条文办事即可。所以，在秦朝，“官”和“吏”的界限不清，“吏”甚至比“官”重要。

礼，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秩序，吏，强调的则是自上而下控制。很明显，秦朝的吏治结构，更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权独裁。

秦朝为何能建立大一统帝国

分析了秦朝颠覆性的政治结构后，我们就可以有答案了：秦朝能兼并六国，代替周王朝建立大一统帝国，原因就是它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建立了一个有利于释放生产力的全新制度。

1.皇权独裁有利于政令的推行效率

有人一提到独裁二字就浑身不舒服，其实不能这么看，独裁有独裁的坏处，独裁也有独裁的好处。尤其是在利益集团复杂的情况下，没有相对的独裁性，政令几乎无法推行。

比如晚明，为什么崇祯皇帝那么兢兢业业，还是亡国了？朝臣们利益纷争太激烈，皇帝受到掣肘，再好的决议也无法执行。

秦朝兼并六国，后人总结原因时，有一条叫“奋六世余烈”，就是秦国自秦孝公到秦始皇，六任君主英明。可是君主英明只是“因”，要产生“果”，就必须保证君主的英明发挥出来。

周王室为何衰败？根子就在王权的不独立，它受制于分封制和宗法制，必须在下层结构，即诸侯国和卿大夫势力的支持下，才能发挥效用。周天子看着高高在上，竟然脱离不开下层的掣肘！

说到秦国的改革，就离不开商鞅，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一个：建立皇权独裁体系！这就是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的原因。在秦孝公之前，秦献公也开始变法，但是始终受制于贵族势力的干扰，导致变法不能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不光周天子，所有诸侯国，都面临着君权受制于贵族集团反制的问题。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作乱等等，最终导致晋、齐、鲁三国的沦落。

秦国则找到了强化军权的措施，这种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高效运转结构，是其它各国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直到六国灭亡，他们无一例外地还陷于君权与卿室势力的争斗中。

2.废除特权阶级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从郡县制、编户齐民、军功爵制、吏治等几个方面，都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共同点：贵族特权阶级利益受损严重，甚至从此直接消亡了！

商鞅变法后为何死的那么惨？他做的就是挖贵族阶级祖坟的事，所以必然遭到残酷的报复。老秦贵族本不需要努力，天生就可以接班父祖，并传之后辈，世世代代躺着享受权和利。这种结构无疑对国家利益损害严重，国家的经济收入大量消耗于这些寄生虫，国君的权力受制于寄生虫。

历史上称分封制结构下的贵族为奴隶主，那时候的经济模式也叫奴隶主庄园经济。而由军功爵受封的人群，不是世袭的贵族，他们被称为新兴士族地主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需要交纳税收，不像奴隶主庄园独立王国。

因而，贵族特权阶级的消灭，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国家的强大，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公平机制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秦朝相对于周朝的封建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平民获得了政治权力，减轻贵族阶级的经济盘剥；同时有效调动了士族阶层的积极性。

①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

周朝的世卿世禄制，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需要养活一大群特权阶级。随着年代的久远，这个阶层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而贵族阶层的庄园经济，霸占着最好的土地，还不用纳税。随着贵族的土地兼并加剧，这个经济结构也必然走向崩溃。

据史料表明，战国末年，很多诸侯国农民的税负比例高达50%以上，甚至80%。最离谱的是，曾经出现农民把所有的产出上交，都交不齐税负。

秦国的崛起，首先体现在经济基础的繁荣上，经济繁荣的基础就是农民负担的减轻，所迸发的创造力。

②平民获得政治机会

老秦贵族在商鞅变法后，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核心，平民阶层开始登堂入室。秦法规定，只要满足三个条件，就可以被举荐入官：一是满足一定家庭资产要求；二是会书写、懂法律；三是大于十七岁。

虽然有资产要求，但是并没有阶级特性的身份要求，且资产要求并不高。比如刘邦、萧何等人，都不算富户，小地主家庭，皆可入仕。

③激活了士族阶级的积极性

秦法还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夹心饼”阶层，士族阶级的积极性。士族阶层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从身份上是贵族后裔，但是在周朝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这个阶层却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比如李斯、商鞅、范睢、张仪等，为秦兼并六国做出丰功伟绩的巨人，都是士族阶层。

为何这些六国能人，都弃母国而效力于秦？缘由就是秦国创造了公平的条件，让贵族阶级腾出了掌握国家命运的卿相之位。

很难想象，没有商鞅等人，秦国还能兼并六国吗？

4.军功爵制提高军队战斗力

六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并非秦人生而好杀，而是秦法调动了秦人的血性。春秋时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上战场，所以那时候的战争，有点像武士决斗。战国时期的战争，以灭国为目标，变得异常惨烈，士兵由平民充当。

人的本性都是贪生怕死的，没有动力，何来勇猛？秦师之勇就来自于秦法所给予的巨大动力。这就是军功爵制，它规定，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战场上有斩首，你就可以立功授爵。

对平民来说，哪有比这个更具诱惑力的？秦国的百姓疯狂到什么程度，老百姓只要家里有男丁，妻子赶着丈夫，父亲赶着儿子上战场，而且有指标，完成任务回家光祖耀祖，完不成任务，没脸回家。

在秦国士兵的眼中，长在六国士兵脖子上的那东西不是头颅，而是金灿灿的元宝！

综述

上述分析可知，秦兼并六国创建第一个帝制统一国家，不同于后期的改朝换代，它得益于商鞅变法，给秦国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新的体制，要远比落后的封建制度更具优越性，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更能体现社会的进步意义。

所以，任何单纯讨论军事成败、外交得失、个人贡献等等，都是细枝末节，秦国的帝制文化，才是秦国必然站在历史前沿的源动力。

首先，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习以为常的知识性错误或误导，应该讨论一下。

第一，秦朝不是王朝，是帝国。

秦朝是后人对中华秦帝国朝廷的简称。作为秦帝国政权的象征，秦帝室和皇帝尊号更具有说服力。秦帝国的最高统帅称皇帝，不称王，秦始皇取消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国有制，不封王。秦帝国政权危机时刻，子婴降格称王自保，仍然难免殒命。

较准确的称谓是中华大秦帝国。

第二，秦帝国不是第一个中华大一统帝国（王朝）。

秦帝国之前中华大一统帝国还有好几个，包括西周帝国、商帝国、夏帝国，这三个帝国都是奴隶制大一统帝国。在它们之前还有一个黄帝帝国，那时候由部落图腾上升为统一国号还不明显，所以可以统称为中华黄帝帝国。

不要误认为秦帝国是第一个大一统中华帝国，准确地说，中华秦帝国是第一个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秦帝国政治文明体制引领世界文明近两千年。

第三，此问题可以修改为“秦帝国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帝国”（这里“封建是借用习惯用语，不表明秦帝国仍采取裂土建封等奴隶制私有制落后体制”）。

其次，为什么秦帝国能征服各国，重新实现高度融合的中华文明大一统呢？

我认为，主要是秦国历代君主，特别是秦始皇帝嬴政，继承了三皇五帝三代圣王的政治理想，遵循了地主阶级革命的、富国强兵法家路线，革除了周礼儒教等奴隶制思想和体制弊病，敢于以战止战消灭反动武装，扫除了新的和平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割据障碍，从而顺应天意民心，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奠定了中华农牧文明辉煌两千年的牢固根基。

当初爱理不理，现在让你高攀不起。秦始皇睥睨天下时候一定会这么想。不光这么想，他也会想到自己祖先500年的艰辛历程。他还有可能留下两滴泪，一边抹眼泪一边和自己媳妇吹牛，在龙椅旁说那过去的事情。

秦人祖先秦非子不像弼马温孙厌恶自己的职业，他任劳任怨把周王室的战马养的一个比一个肥。于是天子高兴封地与秦，秦地是偏远西陲与戎狄接壤。荒无人烟，人迹罕至。但无论怎样，秦人终于有个家。

于是传奇就此开始。

当齐楚大国在中原大地陌上花开缓缓归的时候，秦人正在和西戎相爱相杀。犹如千百次摔惨的雏鹰，舔完伤口后慢慢长大，直到让西戎俯首。但无论如何，中原大国依然不待见秦国。直到烽火戏诸侯出现，直到秦襄公出现。秦襄公积极主动与中原大国晋文侯等国军共同抵御犬戎，保护周室。随后周平王迁都洛阳，在其他国君相继离去的傲慢眼神中，秦襄公不离不弃一路护送平王东迁，遂被分封为诸侯。于是传奇历程从此加速。

秦穆公励精图治，称霸西戎。随后秦孝公即位，商鞅开始变法，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横空出世，这是对其他国家的升维打击。之后秦惠文王在张仪翘舌迂回的帮助下，辗转腾挪与各大诸侯之间，连横合纵，远交近攻，逐渐问鼎中原。

最后赢政即位，公元前230年灭韩，229年灭赵，225年灭魏，225年灭楚，222年灭燕灭齐。至此六国灭，四海生平。

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秦人500年的修行只为始皇十几年的转瞬。所以不是秦朝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而是秦朝开创的帝国叫做大一统王朝。秦朝时大一统王朝标准的制定者，好比苹果定义了智能手机。特斯拉定义了电动汽车。

老陈来回答：

秦朝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有很多，有”奋六世之余烈“的基础、有历史的必然......唯独需要详细跟大家讲讲的，就是秦始皇重视人才，重用人才，这才是秦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最主要的原因。

一、从秦国的利益着想，重用敌国的人才郑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增加战争费用

公元前246年,韩国为了疲乏秦国的人力物力,使其无力向东征讨,就派有名的水利工程家郑国出使秦国,以帮助兴修水利为名,实为耗费秦国的力量。

“凿径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

阴谋败露后.秦国要杀死郑国.郑国说:“我虽为韩国延缓了几年被灭的时间,然而,渠修成后,对秦国则有万世之利.”

秦国的统治者宽大了郑国,使他继续领导民众修渠.发挥了他的才能,郑国自然是感恩戴德,格外尽力,经过十年的修建,终于完成了这一宏伟工程,为秦国的富强做出了贡献.也使秦收到了极大利益.郑国渠也流芳百代。

“注填阔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

这种化敌为友重视人才,引进敌国先进技术的作风.值得我们后人效法。

二、不排资论辈、破格选用、人尽其才。

《史记·檐里子甘茂列传》记载:甘罗是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甘罗十二岁,“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秦始皇派刚成君蔡泽出使燕国.“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又要让张唐出使燕国,联合燕洪伐赵国,以取得广河间之地张唐因在秦昭王时讨伐过赵国,仇恨亦深,赵王曾许愿:“得唐者与百里之地.”去燕国又必经过赵地,张唐胆怯不愿前去.吕不韦心中不悦。甘罗问明原因后,向文信侯说:“我请他去。”文信侯不相信甘罗,喝斥说:“我亲自去请,他还不愿意去,你怎能请他前去?”

甘罗毫不畏缩,以理说服了张唐,张唐知道不按文信侯的话去做也不行.只好答应出使燕国。十二岁的甘罗,初露锋芒.吕不韦不得不另眼相待,并将此事亲自报告了秦始皇。秦始皇没受陈框旧习的影响.又亲自召见了少年甘罗,给车五乘,派他先到赵国,封张唐为出使燕国的先行官。

赵王郊迎甘罗.甘罗向赵襄王陈说了割地联秦击燕的好处,对秦、赵两国的前途的关系,使“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甘罗一举两得的谋略为人所佩服,为秦赵两国,特别是秦国获得了疆土又削弱了燕国,表现出了他的超越年令的才华。少年甘罗完成使命回国,向秦始皇汇报了经过及收获.始皇帝投有以年少、资历浅而轻视他,而是一同仁,按功行赏.从现实表现与所具才能为重。若仅从资历辈数视人,甘罗怎能将才华献于秦国。

“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从始甘茂田宅赐之。”

三、纳谏后废除“逐客令”,揽用天下之才。

公元前237年,文信侯吕不韦因缪毒谋反事“免相,出就国.”秦国宗室大臣以此为由上书始皇帝说:

“诸侯国入秦为官者.都是为其国君游说似离间秦的君臣.请一律驱逐出境。”

于是秦始皇遂下令“大索,逐客”.显然这是宗室大臣与外国仕秦贤臣之间的一场权利之争.这种不分黑白.不明是非,一概排斥外国的贤臣是错误的,逐客令执行下去对秦国的统一事业是百损而无益。

但正当秦.始皇盛怒之时,要改变这一错误的决定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李斯又是由吕不韦推荐给始皇帝的楚国人.更易引起秦始皇的猜疑.

然而,忠于秦始皇、忠于秦国的李斯,在这紧急关头,却不避嫌疑,毅然上书.陈说“逐客令”的害处,又以秦国先君重用诸侯国人才、为秦国谋利益的事实忠谏始皇帝,他说: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放宛.迎赛叔于宋,求王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轶之法,诸侯亲服,至今者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唯,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观何负于秦哉!”

又以“失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也众”的道理据理力争.并忠告说: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治,斋盗粮者也。”

李斯的谏逐客书讲得很有道理,但从他当时的处境看.如果不是明君.也是不会采纳的,甚至会在盛怒之下,一意孤行,加重判客卿李斯的罪。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秦始皇.从秦国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出发.采纳了李斯的忠言。

“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令.”李斯至骊邑而还(《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

留下的诸侯国贤才肯定还很不少,不过史书没一一记载而已。这些人才的重用,对秦国百利而无一害。这种不分宗室与外臣,择贤而用人的做法也是值得一写的。

四、唯才是举

不计较个人恩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后,向秦始皇献“以重金收买诸侯国豪臣”的计策后,始皇十分喜悦,厚礼待尉缭,“衣服食饮与缭同。”

对此厚礼相待.尉缭却有不同的看法,诽谤说: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乌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始皇得天下后.不会被信用,遂私自离去。秦始皇知道此事后.没有计较.更没治尉缭谤君之罪,而是拜为秦国尉.给以重用,“卒用其计策.”

尉缭感恩倍至,亦将全部才能贡献给了秦国的统一事业.

五、知错即改，礼贤下士

历史上有不少封建帝王,独断专行,“金口玉言”,明知错了,也不纠正,甚至迁怒于坚持正确意见的人,而予以杀害,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秦始皇不是这样,他能以完成霸业为重,礼贤下士.《资治通鉴·秦纪二》记载,公元前226年,秦始皇灭三晋后欲伐楚国,他问年青的勇将李信,攻楚需要多少人?李信回答,二十万人足可.又问老将王剪,王剪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以为王剪年老怯哉,遂派李信、蒙活率军二十万攻打楚国,结果打了败仗。

始皇得知消息,十分恼怒,后悔未听老将军王翁的话,他亲自到王鹅的家乡频阳致歉,说:“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

王剪推说因病不能出征后.王亦决意请他出战,王剪答应了下来,说: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倾全国的精兵六十万.又答应了王剪的其他要求,亲自送王剪大军至溺上.经过一年多时激战.于公元前224年灭掉了楚国,取得了胜利.

结语：

秦始皇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压迫是很残酷的,晚年也有很大的过错.但是在统一大业的方针确定后,能不拘一格重用各方面的人才,组织兵士,完成大业,建立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品茗君认为秦朝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既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其现实的因素。所谓历史的必然，即人心思定；而现实的因素则是政治制度、地理因素等一系列现实条件。为了让各位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品茗君将从下面四点为大家细细阐述，深度剖析。

一、人心思定

战乱频繁

众所周知，周朝建立后，实行的是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周天子占有所有的土地，然后将土地一层层分封，通过土地的所有权来控制全国。这种制度在生产力低下的周期早期，确实十分的管用。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于铁器和牛耕在农业上的使用，使得生产了大大的提高，这就让百姓有余力去开垦新田，而开垦的新田与周天子是毫无关系的，只向各封建诸侯交税，这就让这些诸侯的力量膨胀起来，但与之相对的，这部分的红利却丝毫没有均沾到百姓身上。诸侯力量膨胀了，野心自然也就大了，不断地发起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争，征粮征税征兵，严重阻碍农业生产。这时普通百姓就会赫然发现，虽然田种的更多了，打理的力气花费的更大了，但生活水平却更差了。这样的反差自然会让百姓思考这背后的原因，而他们最先想到的一定就是战争。所以，对于生活在底层的、经历了数百年战争之苦的百姓来说，他们是渴望和平和安定的，并且不关心这种和平和安定是以何种方式带来的，而这就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制度优越

商鞅变法

秦国自孝公继位之后，实行一系列的变法图强的革新、变法，给秦国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其中有以下四条比较重要的内容：

1、废除井田制

秦孝公时期开始实行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极大的刺激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的同时，又打击了强烈依靠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发展的分封贵族。

2、实行二十等军功爵

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实行，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周朝建国以来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并将军队的主力从贵族转为普通农民，使国家牢牢把持住了军队，同时也给了农民一个上升的阶梯，这极大的提高了农民参与战争的积极性，很多史书记载当时秦国的农民是闻战则喜，争抢着去砍人头。

3、实行郡县制

秦朝郡县

周朝建立以后，分封制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它极大的开发了边疆地区，开拓周朝的疆域。但是数百年后，这种制度已然不适用了。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春秋战国之交，由于牛耕和铁器的使用，人口的不断增长，各诸侯国积极开垦荒地，摆脱了对周天子公田的依赖，力量也不断壮大。同理，各诸侯国分封的卿大夫也一样，因此继续实行分封制度的话，不仅会使宗主的力量越来越弱，甚至还会造成反噬，“三家分赵”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因此，秦国开始实行郡县制，就是要剔除分封制中的顽疾，加强中央集权，剔除国内的隐忧，而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能聚集到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参照这次疫情）。

4、引进人才制度

引进人才也是秦国做的十分正确的一件事，秦孝公即位后便发布求贤令，从里面的内容来看绝对是求贤若渴，诚意满满。里面的一句“答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在商鞅吃了第一口螃蟹之后，不断的有六国贤者入秦，范雎，张仪，吕不韦，魏冉等等，使得秦国的力量不断壮大。

三、地理条件优越

秦国地理

秦国的位置在其他六国的西边，与山东六国的唯一通道就是崤关和函谷关，这样的地理优势使得秦国成为正真意义上的“金城千里”。山东六国与秦国的战争，几乎不可能在关内开展，这就难以给秦国造成实质性的大伤害。其次，秦国背靠义渠，这在初期确实是一个麻烦，但是当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后，义渠就成为了秦国郡县，秦国没有了后顾之忧，还增加了开垦、放牧的土地，力量不断增强。

四、国君贤明

秦孝公

秦国自秦孝公即位到秦始皇，每一代国君几乎都不昏庸，《过秦论》中对此就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可见，秦国是通过一代代国君不断的积累，最终到秦始皇才“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使得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

简言之，秦国崛起后获得对诸国的支配地位，并且能最终成功地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这很能体现战国时期的特征。这些改革把国家所有成年男子统计在册，发动他们服兵役，缴纳赋税。虽然所有诸侯国都在备战，但只有秦把这种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使整个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致力于发动和支持国家的武力征服。第二，通过范睢的改革，秦国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个人手里，这在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力集于统治者一人之手。

摘要：

《史记·秦本纪》记载：

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可知秦国本是西部小部落，周孝王时被封为附庸，至周宣王时，秦庄公因击败西戎，被封为西陲大夫，再赐以秦地（今天水）。到秦襄公时因护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封岐山以西之地，至此秦国正式成为周的诸侯国。

但秦地处周之西垂，土地贫瘠，地势高洼，所以一直都是各诸侯国眼中的“案板上鱼肉”，但是最终秦不仅统一了全国，其所设立的社会政治制度更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础。这样的反败为胜到底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贾谊在《过秦论》为我们概括出来：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秦国崛起并统一六国的本源根据——“地理”和“政治”因素。

地理上：地势奇险，易守难攻，加上八面强敌，民风彪悍，是为天生战士的“沃土”。

从秦的立国区域来看，“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秦国立国时范围主要位于今陕西省。据《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记载：“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脩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陕西的渭河平原一带，即历史上的“关中”，是秦国强大的基础建设支撑。自古以来，“关中”一带都是龙兴之地，为“官家必争之地”，退可守，出可攻，以渭河平原中的牧野之地，可大力发展农耕储蓄国力，遂而东进，逐灭六国。

可战国初期，秦国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东部有强大的魏国，且占据河西地区，是秦国最大的威胁，南方富足的楚国，西部众多游牧部落虎视眈眈。这让秦国腹背受敌，可谓是大“凶”之地。

经历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强大，第一目光就是从魏国手中夺取河西地区，使得南方有险可守。在历经秦缪公到秦昭王不断向西扩张，才使得把地势由险转为安，由劣势转为优势。

地形优势方面，关中地区退有天险可守，进则有居高临下之利。南部为汉中巴蜀沃野之地，攻占汉中巴之地使秦国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且汉中巴蜀位于长江上游地带，地势相对于东部较高，占据上游的地形地势优势，顺江东下便可直取荆襄进而攻占楚国。由东出兵便可进入山西，山西处在地行上，进可攻退可守，攻占韩、赵、魏后可据此进一步经略河北之地，以图燕、齐。

正因为如此，当年公孙衍、苏秦等人施行“合纵”六国，一共有四次合纵攻秦战争，第一次为公孙衍倡导、楚怀王主盟的楚魏韩赵燕五国攻秦之战（前318年），第二次为孟尝君倡导、齐湣王主盟的齐魏韩三国攻秦之战（前296年），第三次为信陵君倡导的魏赵楚韩燕五国攻秦之战（前247年），第四次是赵国将军庞煖倡导的赵楚燕魏四国攻秦之战（前241年）。而秦国依然稳若金汤，毫不却站。（这之中自然有联军的松散，但更主要的还是秦的易守难攻，不怕偷袭和六国正面攻打函谷关。）

关中地区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东面有太行山脉、南面有秦岭阻隔，地形单元相对较封闭，被称作“四塞之地”，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山脉河谷地带的一些关隘，如函谷关和武关。在冷兵器时代，这些大山大河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正所谓“金城千里”。

所以秦地“关中”地区，在军事用途上，真的就是天然的保护伞，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要地。（这也是秦国能够快速崛起，中场超车的一大原因。）

“郑国渠、都江堰”等工程地理改造，为秦国一统天下“赚取”原始积累。

当时的西部“关中”地区，是周的边疆，地处西部荒凉之地，是弊，但给秦国带来了另外的战略优势，便是优。在春秋时期，关中地区已是华夏文明的西部边界，由于秦国地处西陲，经济文化上较东方落后。

春秋时期秦国就已经试图东进，争霸中原，被当时的强国晋国所阻挡。在数次东进无果后，秦国改弦更张，向西部发展，不断兼并西部实力较弱的少数民族部落，扩充土地和人口。秦国经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战略纵深，扩张自己的实力。

《史记·河渠书》载：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因为秦国经历过“商鞅变法”后，实力登上顶尖强国，韩国为了消耗秦国的实力，派使郑国入侵游说秦国，以农业为由，致使秦国无力东征其他的诸侯国。后来事情败落，秦王大怒，誓杀郑国，郑国跟秦王说：

“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遂而任用郑国继续修建，直至完工。“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故而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项“郑国渠”工程，确实对于秦的统一起到了“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的影响。

后来，随着秦国国势日益强大，明贤辈出提出了“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于是秦国把眼光放在四川平原上，《风俗通》佚文云：“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溉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巴蜀之地，修建都江堰水利系统。修建后，使巴蜀真正变成秦地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以往秦、楚、齐三强长期并驾齐驱的局面。

从这可以看出，秦国的“郑国渠”与“都江堰”分别把荒凉的“关中”平原和“巴蜀”（四川）平原造成秦国真正的“天府之国”，在经济上追上楚、齐两国，并拥有争霸天下的经济和地势支持。

政治上：于内“废井田，修法度。”于外“连横诸侯，近战远交。”

天然险峻的地势为秦国提供保护所，再加上“郑国渠与都江堰”提供有力的经济实力，但是要和六国比拼，显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其政治上就是其胜过楚国和齐国的原因。

历经了平王东迁，分封制瓦解后。“铁犁牛耕”的大范围投入农业生产，致使地主阶级崛起替代了原有的奴隶主阶级。所以商鞅变法，把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变为私有制，极大的刺激这一阶级的快速崛起，大大的提高了秦国的经济建设积极性。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性质的转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其实就两条：一是废井田、开阡陌，二是实行县制。

《战国策·秦一》记载：“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加上后来的李裡、范雎、张仪、韩非等人的完善，使得秦国建立一套高度法治，由中央直接控制对方的中央集权体制。尤其是法家“法”、“术”、“势”的运用，让秦国解决内患的这一个担忧，从而一致对外。

秦的胜利，其实也是以先进统一落后。从这个角度说，秦国的崛起进而统一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秦昭王时期，范雎入秦，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先是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使韩、魏亲附，并加以控制，借以驱使楚、赵屈服，从而迫使齐亲秦。此形势便为秦国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再消灭韩、魏，进而逼燕、赵，孤立齐、楚，则变得相对简单。如此由近及远，一城一池指日可待，便可逐步对外扩张，达到“蚕食天下”的目的。

最后，秦国的强大也让四方闻之惧怕，所以六国以“合纵”之术形成联盟共伐秦国。于“合纵”相对于的是范雎与张仪等人提出的“连横”。最后的结果依旧无法改变。（在上面的地理一段已经说明过了，所以不再说明了。）

综上所述：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主要由两大因素组成，“地理和政治”。“地理”是外因，而“政治”是内因。

秦国崛起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和政治两个方面。地理方面：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天险优势；大力修建经济工程，解决地势荒凉农业落后的现状。使得秦国直接从经济物质方面，赶超楚国和齐国，奠定了秦大一统的经济基础。

政治方面:采用范雎的连横之策, 创造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政治环境;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调整生产关系, 确立中央集权制度。

最后补充最值得“奇葩”和不可理解的一点说明：以统一六国的始皇帝嬴政往前推六位秦王几乎没有犯错，唯一有一点错误的就是秦昭襄王因范雎与白起的矛盾，最后赐死白起。（但是这也并非致命的，因为当时白起也就快把六国全部拿下，加上秦国以及人才济济，白起的死并未形成威胁秦的大一统。）相反的是其他六国的王却是错误频出，比如楚王弃用项燕、赵王斩杀李牧、齐王见死不救等等。

秦国崛起绝非偶然，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老嬴家的族谱：伯益→大廉→怀文→晔→上启→赞皇 →中衍.孟戏→→戎胥轩→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秦非子，秦非子投武王御马，被封为附庸，后秦襄公勤平王有功，进位诸侯，再次进入权力的核心。

伯益乃五帝之一颛顼后裔，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得赐嬴姓。大禹得为共主之后，伯益为执政，一直到夏启六年才病逝，其地位可想而知。到了商代，中衍孟戏兄弟二人成为商王专职司机兼驸马，又是如日中天。

由此可见，嬴氏一族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直处于权利的核心，是一个有着非常厚重传承的世族。

可是到了周朝，嬴氏一族却并不受人待见，中间的原因可能跟商周之间的渊源有关：怀疑当年周人先祖古公亶父投奔商汤之后曾受到得势的中衍一族欺负。

直到东周平王急于寻求支持，饥不择食地选择了嬴族，他们才又东山再起。

春秋诸侯争霸，可以说羡煞秦人，秦穆公做梦都想成为方伯。百家争鸣的盛况更是让处于边陲盼望人才的秦人鞭长莫及。但强晋的阻隔使得他们与此盛况无缘。然而正因如此，在战国互伐的乱战中，他们才得以保留了实力。

三家分晋给秦国看到了挺进中原的希望，终于在公元前230年，最弱的韩国别灭，三晋即可土崩瓦解，秦人三十几世六百余年的沉淀，就好像三峡大坝的蓄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解决了中原这一盘残局，成为最后的赢家。

综上所述，因为是世家，所以有人和之便；因处关中，又有了地利之实；战国相杀，更得了天赐良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想不成功都难！

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2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当时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小国，它们之间互相兼并，到后来只剩下比较大的七个国家。即秦、齐、楚、魏、燕、韩、赵。七国之中地处西北的秦国因为较早实行军事及农业改革，国力迅速增强。公元前247年，年仅13岁的嬴政继位为秦王，他22岁亲政之后，就开始实施吞并六国 ，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人才，只要有能力的人都能得到任用。比如 他曾经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秦国4万多顷的盐碱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嬴政相继消灭了韩 、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嬴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称“始皇帝”。

天下统一其实还是有一定标准可言的。

天下共主

秦朝之后的王朝社会，对天下只有一个“主”，也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不再有人拥有皇帝那样的权力和地位。

秦朝之后的不同朝代，也出现过藩国。比如西汉初年的藩国，西晋初年的藩国，明朝初年的藩国等等。但是这些藩国，一方面是后来的皇帝不断打击的对象，也就是说，后来的皇帝不断在削藩，想要把这些藩国消灭。另一方面，这些藩国也绝对不敢成为独立王国，藩国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朝廷派去的，这些官员，既是为了帮助治理藩国，同时也是起监督的作用。藩国的国王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要是说了重话，立刻就有人报告给皇帝，成为皇帝削藩的理由。所以，藩国国王的权力是很小的。

还有，如果老藩王去世，新的藩王该怎么确立，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都是由皇帝来任命的。皇帝说撤销不封了，还也就只能乖乖地听话。

但是商周时期的诸侯国完全是两回事。首先，商王、周王不会对诸侯国进行削藩。不但不会进行削藩，反而还会不断地分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分封出去。其次，诸侯国的诸侯只需要按照礼仪，该朝见商王、周王的时候朝见他们，该向商王、周王上贡的时候上贡，该派出军队跟随商王、周王作战的时候派出军队就可以了。其余时间，诸侯王在自己诸侯国中都是绝对的王，想干什么干什么，老的诸侯王去世，新的诸侯王继位，基本上都由自己说了算，只需要到商王、周王那里去备个案就可以了。

税役统筹。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经济其实比较简单，无非就是收税和劳役两件事。中央在经济上控制地方，也就是在这两件事上做文章。秦朝之后，地方行政机构都主要是中央派出的官员，他们要做的经济工作，也就是配合中央，把收税和劳役这两件事做好就是了。收税的标准、劳役的摊派，都是中央规定的。

但商周时期的诸侯国，无论收税还是劳役，以及国内的其它经济政策，都是自行制定的。收起来的税，也都不需要上缴给商王、周王，只需要按时上贡就可以了。到了春秋后期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则已经连上贡都不向周天子提供了。

制度一统。

秦朝之后的王朝社会，全国各地，除了一些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外，各项制度都是统一的，包括法律、教育各方面。但是我们看到，商周时期的诸侯国，不同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各自的改革，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会在乎商王、周王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也就造成了各自制度的不统一。

文化归一。

秦朝开始，就实现了文化各方面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到了汉朝的时候，更是用儒家思想来统摄各方。

但是商周时期，各地在文字使用上都各是各的标准。思想上，更加不一样。因而也让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当商周时期，这么多内容都不统一的时候，商周的统一，其实只能算得上是形式上的统一，国家只能算得上是一种联邦形式，与中国古代王朝社会要求大一统，显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秦朝才是我国第一个可以称得上的大一统国家。

秦国历代的国君都野心勃勃，有宏图大略，有强国梦，更有强国行动，因此当不得志的商秧来到秦国，其改革的设想与孝公不谋而合，得到了重用。在商秧的辅佐下，秦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正如贾谊所说：“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之后在后面几代国君的努力下，到了秦始皇时，国力强大，尽管那六个国家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它们在秦国的各种形式的攻击下仍然灭亡了。

所以，秦统一天下，我认为是必然的，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秦国的战略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