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明朝末年有这么多的农民起义，我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原因。

天灾方面：

一、小冰河时期：据明史记载，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小冰河时期引发之后的就是大规模的农民吃不上饭，所以造成农民起义。

二、各种灾难盛行：有了大前提小冰河时期，那旱灾和其他的灾难就随之而来，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

这是明朝末年摘录的一些史料，非常震撼。农民能不起义麽？

人祸方面：

人祸方面主要来自两个地方。

一、朝廷官员中饱私囊，贪腐成性。

很多明朝官员趁着天灾之际，大发国难财。拼命压榨农民老百姓！以皇亲国戚和东林党人为首，这些人在明末变成了富豪，但是却踩着其他穷苦人民的痛苦上造成的。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曾经拨10万两去陕西赈济灾民，结果到了陕西之后，就变成了五千两，中间被其他人贪污了。

二、后金军队趁火打劫。

农民军起义，崇祯皇帝本来现实招抚后来才是打压。最典型的一次是用了杨嗣昌的战术将农民起义军基本消灭了。然而后金却趁机南下，造成明朝军队兵力不够用，紧跟着农民起义军死灰复燃。并且后金的八旗军队战斗力彪悍，抢劫了中原大地的很多财物。

所以综上所述，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因为天灾人祸。

参考文献：《明史》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题主能够满意。

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气候变化影响

当时地球处在小冰河时期，气候变化异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像崇祯这么倒霉，从即位之初，西北地区就开始发生大旱，旱灾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崇祯在位第五年，大规模的饥荒爆发了，有大臣上奏描述“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商贾不通，道路梗塞。”

灾情一年比一年严重，到了第八年，蝗灾开始大规模爆发，我们知道，古代人对于蝗灾是相当恐惧的，普遍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对于蝗灾，基本束手无策。

但这些其实都还是酝酿阶段，到了崇祯十年，史无前例的大旱在整个大明朝爆发了，此次大旱持续了七年之久，严重的地区人们易子相食，大旱过后，鼠患与瘟疫开始在全国肆虐。

崇祯在位期间的自然灾害导致百姓大量死去，不少地方上奏人口损失过半，十室九空。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

引发起义的除了天灾，还有就是人祸。明朝经过数百年发展，各地藩王与地主阶级通过巧取豪夺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众多百姓失去生存的根本，一点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都没有，只能四处逃荒。

天灾与人祸加在一起，是导致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接连爆发的根本原因，民不聊生，除了造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满天星们+滚地龙们，三十六路头领+七十二路烽烟集会，这是不是该算成108次明末农民起义？

看题主的初衷是怎样了，如果认为这样算是合情合理的话，那确实，光陕西一地就可以说明末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就像某种学者所认定的，光明末怕就有上千次农民起义。

如若不然呢，那题主问的问题：为何明末“农民起义那么多”？就是一个半伪命题，因为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心思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并非真的有题主指出的“那么多”。

统计近一千年的封建王朝，共有宋元明清四朝。

「宋朝」的农民起义，可不光只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四大寇两次超大型的，两宋300多年历史，共有400多次各种规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农民起义总数最多的朝代。

「元朝」，除了有声势浩大最终夺取江山的红巾军起义之外，因为存在时间短，它还是农民起义发生密度最高的朝代，频度比宋朝尤甚。

「清朝」呢，宋朝虽然多，但规模普遍不大，强烈的只有北宋初期和末年两大波次。清朝的起义规模可就厉害多了，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数量最多的王朝。除了前几任的“反清复明”浪潮，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道光年间的天理教起义、咸丰和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光绪年间的捻军起义等，都是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而且皆是一战数年，不仅有席卷半壁的太平天国，几次起义军都北上杀到了京师附近。

那么除了宋元清，其他更早的朝代呢？

据姜龙脊先生《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统计注》：各个朝代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小农民起义共计682次。其次是五代十国时期，共计538次。第三名是蒙元时期，各类起义共计386次。

说回明朝，明朝起义可分为三波。

第一波是明初农民起义，洪武三十年（1398）陕西汉中、巩昌地区高福兴、田九成农民起义，起义者以弥勒教徒为主。然后是永乐十八年（1419）山东白莲教起义，即唐赛儿起义。明正统九年（1444）叶宗留、邓茂七在福建率领矿工农民起义，即“铲平王”起义。正统十四年（1449）刘六、刘七起义。

第二波明中期正德五年（1510年）贵州土司起事。

第三波，颠覆了明朝的明末农民起义：即天启七年（1627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李自成起义军从陕西出发，山西往北京打的那一次，就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大规模长时间的农民起义。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同意竹史所说，无论规模，人数，地域，相对而言，明农民起义算是较少的一个

明末起义为什么会在陕西集中爆发？

因为这里土地原本就贫瘠，生产落后，而且赋税和徭役重，加之小冰河气候的原因，天冷导致太旱，数难相逢，连年灾荒，许多人真的吃不上饭熬不下去了。所以天启七年（1622年）起了王二农民起义，并在陕地星火燎原、越演越烈。

纵观整个明末起义过程，明廷有多次平叛的机会，最终未能处理好的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明代的家天下观念还是比较重的，天启也好至崇祯也好，初期都是讲剿抚，以抚为主。大臣也是类似，执行中同情“流贼”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反的，频频网开一面。杀人最狠的几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就是洪承畴、卢象升和孙传庭。

二是崇祯急功近利，屡次更换主帅，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最后孙传庭，导致朝廷虽然数次重创农民军，却始终未能将完全剿灭，总能起死回生。

最后一个方面由于满清掣肘，先后六次破关而入，明军不得不两面作战屡次错失良机。卢象升洪承畴皆抽调到北上作战失利。最终崇祯十七年初（1644）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七日后向北京进军一路势如破竹，于三月十九日攻破皇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灭亡。

在朝代更迭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似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一个王朝行至末年，不能够给予或剥夺了广大农民必要的生存空间时，谋求生存的农民便会直接反抗，起义也随之频繁爆发。因此，不仅是明朝，每个封建朝代在其气数将尽的末年都会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爆发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只有在朝代灭亡，土地、利益重新分配，使农民有了新的生存空间后，才会停息，进而重新累积矛盾，这便是封建王朝不可调和的“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爆发，促成朝代更迭的共因，但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征，其历史周期律爆发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至明末时，农民起义的爆发尤为频繁，几乎到了“全民皆反”的地步。具体说来，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是社会矛盾激化与制度体系崩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节制的剥削、加派与挤压激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让农民揭竿而起

农民、地主与统治者是封建社会占最大比例的三大阶级，此外还有官僚、市民等其他阶级，但农民起义的爆发多是围绕着农民谋求生存空间展开的。农民依靠土地生存，农民是生产者，地主是剥削者，统治者一般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但也要竭力调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三者和谐，农民起义才不会爆发。明末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就是从三者的矛盾激化开始的。

（一）农民和地主矛盾的激化

农民和地主是最容易爆发矛盾的两个阶级，明末阶级矛盾的激化，最先从二者之间展开。明朝时，地主阶级将剥削的对象从佃农、半佃农扩大到了自耕农，农民所受剥削的惨重程度远超前朝。

佃农是由地主直接控制，他们所收的地租剥削相当苛刻，有百分之二十之多。除规定的地租外，地主还可以任意提高租额，剥削手法无孔不入。佃农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和奴役，在社会地位上也受其压抑，明朝常有“佃人田者，有田人所得而贱之”的说法。至明朝末年，佃农的处境更为艰难，有些地区 ， 佃 户甚至不能与平民通婚 ：

“若奴仆 、佃 人，良贱攸分，并不许结亲”——（《明史》）

相比于处境凄惨的佃农，自耕农虽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可以进行独立的生产，但在天灾人祸的窘境下 ，也往往逃不脱地主的魔掌。明朝中期开始，官僚地主便大肆兼并农民土地，个人土地多于数万农民：

“大学士徐阶有田两千四百顷，吏部尚书董份有田千百顷 ， 一知州邵某曾一次买田八十 顷 ”。一 般 地 主 用 手 段 得田无计，或以价买或以债折， “初以‘ 积贮’ 致富， 其后则 ‘ 名田万亩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论丛》）

至明末时，仅各处王府庄田土地竟达二十多万顷。无论是佃农 、半佃农还是自耕农都毫无例外地在不同的形式下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连最基本的生产也无法保障，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自然爆发到不可调和，所谓贫民仇恨富人的根源，大多由此而来 ，农民起义也由此爆发。

（二）农民和统治者矛盾的激化

明朝末年，除了地主的剥削加剧以外，统治者也放弃了其调和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意愿，开展了对农民的剥削。自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开始，皇室对经费的需求愈发巨大，于是统治者便以收税开矿名 义派 出了大批矿监税使，对各地商民进行大肆公开掠夺 。其后 ， 朝廷把收各地矿税 、 商税做成定额，责成各地方官如额征解，各处地方官又将其 “或摊之行户，或派之经纪”这就让农民承担了一部分本该由商人承担的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加重的统治，官员贪腐的现象却日渐横行，嘉靖时人王廷相在《天变 自陈疏》中形容了官员贪腐有偷偷摸摸到横行无忌的变化：

“在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矣。今也动称千数，或且其万矣。岂无贪者 ，暮夜而行，潜灭其迹 ，犹恐人知。今 也纳贿受赂，公 行无忌。岂非士风之大坏乎？”

这种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一直延续到明末都没有改善，而明末之时，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军事危机，明朝政府又多次加派税收，这就让本就困苦的农民更加农民和市民本来所受剥削就异常沉重，此时又有加派，自然超出了农民所能忍受剥削的极限。农民与统治者的矛盾由此激化，纷纷投向起义的队伍。

（三）包括农民、地主在内的各阶级与统治者矛盾的激化

赋税是激化各阶级与统治者矛盾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明朝统治者经常向农民征收田赋和徭役，向市民征收捐税 。以田赋而论 ，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但却不愿纳税，常常以各种方法逃 避田赋并将其转嫁于农民身上，促使自耕农民走向破产。此外，明朝统治者还对城 市商人及手工业者不断加重 捐税，加重了他们的不满，商人之中亦有大地主存在。至明末时，各种赋税的加派与增收已然使当时社会各阶级与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抗由此加剧。

社会矛盾的加剧与不可调和是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当农民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无法找到足够的生存空间时，便会揭竿而起，追求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除矛盾激化外，明末统治体系崩坏，无法维持满足农民意愿的社会制度，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频发的又一要因。

社会制度体系的崩坏违背了农民对“好政府”的需求，迫使农民起义推翻政权

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是农民为了获得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发起的，故而新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会尊崇农民的意愿，制定符合农民需要有助社会稳定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法规。明朝初期，统治者创设新的统治制度体系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当时社会状况的实际， 制定了“锄强扶弱 ”的政策，朱元璋曾明确指出： 若要江山永固首先要使百姓“尽力田亩”， “衣食给足”； 其次严厉禁贪暴；再次是抑富佑贫，并围绕这三点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当时的社会制度体系吸纳了广大农民的意愿，符合了当时 历史发展的需要成效显著。然而，至明朝中后期，社会的制度法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走上了与农民意愿相违背的道路：

（一）政治上：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法度崩坏，农民看不到政府的力量

明初，朱元璋十分忌讳宦官对政体的干扰，他在一 次朝会中对几位侍臣说 ：

“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惜 。”——（《明太祖实录》）

因此，洪武年间，宦官人数相对较少， 而且 朱元璋对控制宦官的权力规定了很多严格 的制度，如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职，不许干预政事等。然而，在集权化的君主政治下，皇帝需要利用近臣宦官达到权力的高度集中，因此，从洪武后期开始，宦官就已经慢慢发展壮大起来。至永乐以后，宦官活动更为猖獗，就连史称 “御内臣益严”的建 文 帝也是信任宦官。此后，宦官几乎把持了整个明朝的朝政，明末更是出现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使整个朝堂都笼罩在阉党的阴云之中。宦官肆意横行，朝臣依从或反抗宦官的左右摇摆使明朝政府的行政体系陷入混乱，直接导致了国家法度废弛，原有的社会制度体系无法有效运转，明末的土地兼并 、吏治腐败现象横行就是政府失去威信的结果。

统治者失去威信，饱受欺压的农民看不到一个可以为民做主的“好政府”，自然产生了发动起义，建立符合人民意愿新王朝的想法。

（二）经济上：混乱的税赋制度导致经济失衡，社会失去了稳定的再生产能力，加大了起义的意愿

明初，统治者符合人民意愿，采取过一些诸如减免赋税、休养生息的措施来缓解矛盾，使农民得到土地，社会生产趋于稳定。可是到明朝末年，稳定赋税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 坏，这就导致国家经济运行的失衡。以加派三饷为例，明朝政府加派辽饷 、剿饷和练饷的目的是为了扫除内忧外患，让国家重新稳定，但加派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三饷的加派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

• 首先是政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征收数量，大多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拖延态度，而中央政府又无能为力，最终只收到了征收计划的三分之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征收不上 或征收得少，事实上，地方政府及其官僚阶层 “暗为加派者，不 知几百千万 。”
• 其次是下层农民所受受剥削急剧沉重，官吏乘机贪赃枉法，更加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

混乱的赋税制度切断了政府与农民之间再生产的联系，农民的付出没有回报，政府的支出更是背道而驰。这种状况下，明朝的经济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整个正常的经济制度体系已然面目全非，必须推翻政府才能重建让生活稳定的经济秩序。

宦官成为朝廷中心表明明末政治制度的崩坏，赋税制度的混乱表明经济制度的崩坏。没有良好经济、政治运行体系的明末已然没有符合农民意愿的社会制度，生活在无法生存的社会中的农民自然会选择起义。

结语

综上所述，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爆发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后，全部选择起义的结果。当社会的矛盾爆发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既有的社会制度又无法运行时，看不到希望的农民只能选择破而后立，揭竿而起便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也是最有效和最好的选择。因此，起义只是为了生存，相比于起义，农民更希望的是看到一个能否符合人民意愿的“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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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爆发那么多农民起义，甚至最后颠覆明王朝。最直接的原因，底层百姓活不下去，至于为什么会活不下去？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一一分析：

一、明后期的政治腐败

在明王朝统治时期(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从明英宗时起,政洽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出现。明武宗朱厚照是个有名的浪荡君主,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

还在明中期就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农民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刘宠、刘宸、杨虎等人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

明世宗朱厚熜继位以后,号称“嘉靖中兴”。实际上他为人极其偏执,又迷信道教,追求长生,所以奸臣严嵩父子趁机窃柄弄权,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穆宗在位时间比较短,政治没有多大起色。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钧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

他的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实行丈量土地,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加强。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处理,以致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宫也不派人递补。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是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

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战,兵员总额达十一万多人,在辽东经略杨镐的统率下四路出师,期以“旬日毕事”,一举荡平。由于战略错误,指挥失宜、萨尔浒一战竟以惨败告终。

从此,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问题之一。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据说他喜欢弄木工活,宦官们就在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来章疏奏请他定夺。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乳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无耻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千岁”,“九千岁”。

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建生祠祈福,穷极华丽。朝野的党争便因之加剧。当时有名的东林党,主要由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眼见国事日非,就利用讲学结社,评论朝政,希望皇帝能够除去奸邪,重整朝纲,实现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贤的邪恶势力则结成党,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此后,明未的党争屡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好货,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天启年间黄尊素曾说:“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对此,他不禁叹息道:“呜呼,始进不正,以身为市,我朝相业可观矣!”

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意思是官吏行贿原先用银子,后来改用金子。再后来又改用光灿夺目的珍珠。

崇祯六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谕朝臣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满载而归。官贪吏残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二、土地高度集中，底层百姓无法生存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先看宗室的占地情况。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就是说,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藻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

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熹宗时权监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暱,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士,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兼并大片土地。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明末农民战争中,官僚地主的动向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农民起义最顽固的也正是官绅地主。史籍中有关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记载极多。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说:“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

崇祯初年河南巡按毛九华上言,“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正是在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

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的笔下屡见不鲜,如说:“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富者极其富,……贫者极其贫。”卢象昇在奏疏中指出,“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顾炎武则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这些叙述都表明明末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三、国家财政破产和摊派加征税赋

明代的财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实物)为主,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等折色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了国家收支的主要体现物。大致说来供政府开支用的归户部、工部、光禄寺、太仆寺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

从矿冶征收的税金和漕粮改折的金花银,照例解送内承运库,除了一小部分作为武臣的俸禄,绝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财,一般称为内帑。由于明中后期皇帝挥金如土,每年一百多万两的金花银满足不了他们的欲壑。从明武宗开始,就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内用。

万历年间,宁夏、朝鲜、播州先后用兵,花去了大量军费。朱翊钧又以婚礼、珠宝、袍服等名义,向户部索取白银多达千余万两。更加上乾清宫等修建工程,最后弄到“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县还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时之需。后来几次下令,把外库的藏银输解户部。如天启六年,根据南京操江御史范济世的建议,熹宗朱由校下令各地加紧搜括,藏银一律解送京师。这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内外交困,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破产。

国家财政既陷于绝境,皇帝的内帑又舍不得往外拿,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就不断地加派赋税。

关于明代赋税的加派,一般只讲主要的几次。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前朝廷加派的饷银。

崇祯三年,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刚开始时加派的情况。此后,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灭亡才停止了崇祯年间的加派。剿饷和练饷的加派,虽然不能列为引起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说明明王朝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分;预征是指除了责令完纳当年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部分钱粮。

我们在上面谈到明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

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利,而且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如湖北潜江一带的情况是,小民“产去粮存”,“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敝也久矣。”

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堪负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却不顾农民的死活,用严刑峻法追比钱粮,甚至责令现在的农户代纳逃户的粮税。“明季启、祯间,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顷空粮者。”每逢官府开征的时候,追呼敲朴,惨绝人寰。

除了田赋以外,各种明增暗添的徭役也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这里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崇祯七年,直隶大名府奉文起运天津米豆,按规定官府须发给运夫脚价。开州的承办人员却“私派里甲小车二千余辆,每辆折银二两方准免运。………钻拘车夫,大肆勒索。折收银钱,使阖州倒囊以输,无一里不吮其膏血者。”

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为了足额,采取一户逃责令九户分赔,九户逃则勒逼一户独承。甚至“民有丁壮逃窜,而掠童稚以索赋。”这样辗转相牵,往往出现整村农民逃散一空的情况。

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地主阶级的吃人统治展开拼死的搏斗,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粉碎阻得历史前进的桎梏从而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道路。

四、军制的败坏

明末官军战斗力的脆弱,无论在对满洲贵族的战争中,还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例证,这里就不细说。只附带谈一下家丁和亲军的问题。

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们用羧削所得,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

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办法。他们把克扣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豢养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士兵,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马匹器械等装备。将领即便革职离任,家丁也依旧由他们带回原籍供养。这样,到了关键时刻,家丁就成了将领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

戴笠曾经指出,明朝边将“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明末的兵变是统治集团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

崇祯年间,情况更为严重,以至于“饥军哗逃,报无虚日。”如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

哗变的兵丁有一部分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提高农民军的作战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崇祯八年,户部尚书侯恂给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信里说:“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

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谓“杀良冒功”。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

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在河南商丘,甚至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官军的纪律败坏不仅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

因此,在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五、裁驿递

明代在全国交通线上设有驿站,作为政府上传下报的通讯脉络,也为高官显宦公务往来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条件。

按规定,每隔十里置铺,铺有铺长;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铺的主要责任是传递文书,在达官显贵往来时也有导迎的义务。驿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条件,也有传递紧急公文的责住。

初期,制度比较严格,未经朝廷允许,一般官员不能私自利用驿站。到明中期以后,随着更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

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敲榨“折乾”,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藏。这样,就使驿站有限的人力、物力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赔补经费而卖儿卖女。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重新规定使用驿递的标准。他在疏中认为经过整顿,革除各种弊病以后,驿站经费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两银子,移抵一部分加派的新饷。崇祯帝一听说能够捞到银子,立即兴奋起来,下令改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门负责驿递的整顿事宜。

表面上冠冕堂皇地宣布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革除滥给勘合火牌,以苏民困”,实际上裁减下来的驿递经费,并没有按刘懋的建议,用于抵消部分加派的新饷,而是全部责令解部移作军用。

在刘懋的主持下,朝廷颁布了新定的使用驿递规章,同时宣布裁减驿站经费。根据崇祯四年二月刘懋《驿递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数字,各省裁节银共计六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余两。

在明末败坏已极的吏治下,所谓整顿不过是纸具文。本来就困敝不堪的驿站,被平空裁去了一大笔经费。明末农民战争中杰出的领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驿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正如史籍所说:“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由此可见,明廷的裁驿递,对于迫使更多的贫苦群众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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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频发，原因主要有如下五点：

一、明朝末年，天灾不断。

天灾1：小冰河期

明朝末年，恰逢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冬天在之前的一千年是最冷的，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最寒冷的一段时期。

而寒冷的天气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粮食大量减产，农民吃不饱饭自然怨声载道。

天灾2：鼠疫

从明朝中期开始，北方地区变得异常干燥，大旱天气导致了鼠疫的爆发。1633年，鼠疫首先爆发于山西，随后传到了北方各省，当时人口大量减少，拿北京举例，当鼠疫传到北京时，仅仅4个月的时间，北京人口锐减五分之一。

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各阶层人民矛盾逐渐激化。

明朝末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开始积累原始资本的资本家也开始逐渐剥削工人。

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社会各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导致各阶级不满情绪逐渐弥漫，最终爆发。

三、宦官制度导致社会动荡

崇祯皇帝对于大臣十分不信任，他大量任用宦官牵制官员，甚至在军事上的指挥权也落在了什么都不懂的太监手中。对于大臣的不信任也导致大臣们开始心灰意冷，崇祯后期，文官爱财，武官怕死，大明灭亡的车轮滚滚向前。

四、明朝为了节省开支，对驿站进行改革

崇祯皇帝为了节省开支，下令对驿站进行改革，虽然此举确实给帝国省下了一笔银子，但是也导致了大量流民的出现。

驿卒被裁后，失去谋生手段无法生活，便成为流民四处流荡，陕西地区尤为突出，明末农民起义首先也爆发在了陕西。而且灭亡明朝的就是曾经的驿卒李自成。

五、外族入侵，刁民认为有机可乘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也会出汉奸。当外族入侵时，很多人想到的不是保家卫国，反而是想利用乱世乘机发国难财。

就像抗日战争期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抗击侵略者，但是也有一大批人选择当汉奸，求取富贵。

综上，明朝之所以灭亡，不单单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明朝的灭亡是由于气候、经济、制度、人心等综合原因导致的。

你认为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讨论。

前因：

一、自朱元璋得天下建立明朝以后，明朝疆域相比元朝大为收缩，元朝剩余势力退居蒙古草原，分裂成瓦刺和鞑靼两个部落，对明朝一直是很大的威胁。且环绕明朝政府版图有15个国家虎视眈眈，都想趁机咬一口。

二、朱棣起了不好的篡位夺嫡之祸的头，致使明朝内部觊觎称帝之心不断。各种作乱层出不穷。

三、宗室制度。朱元璋开国起，所订立的宗室制度，相比于此前的汉唐宋各朝，最大弊端在于没有降等袭爵制，导致随着时间推移，每代帝王分藩各个皇子为亲王，每代亲王又分出许多郡王，枝繁叶茂下，给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到明朝后期竟然有十几万宗室人员。更过分的是明成祖朱棣以藩王之身夺取皇位后，为防止其他藩王效仿，采用以经济特权换取藩王军事和政治权利的方式来削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国家出钱从生到死，大包大揽，把藩王和宗室都当猪养废。」到明朝后期，就有十几万宗族子嗣嗷嗷待哺。

明初期建文元年藩王封地

四、由于朱元璋是造反得来的天下，所以极其害怕造反，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大肆任意妄为的对官、将、民监督，抓捕、审讯、诬陷、甚至屠杀，致使后期宦官专政后患丛生。

五、土木堡之变，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第四次明英宗北伐瓦拉时，朱祁镇因情报失灵兵败瓦剌并且被俘，20万大军被灭，至此，明朝武政失宠一厥不起，文党得势。又经过万历天启年间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联合对武将的清洗，导致以后的明朝重文轻武，武备废弛，甚至出身入死不抵一篇文章，使明朝内外战争不断，为明朝衰亡埋下了伏笔。

后因：

一、宦官作乱。为了更好的加强君主集权制，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以太监为组织成员成立了东厂特务机关，其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明成祖为想知道朝中大臣的一举一动，便由东厂来完成，同时也为了对锦衣卫的活动有所监督。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这些厂卫的对明朝官员以及百姓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又把监狱以及法庭混为一体，而且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可不向皇帝奏请。弄的民怨沸腾，官民皆忧。由于皇帝的过度信任。导致宦官掌权。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宦官权利逐渐独大。出现了一手遮天，蒙蔽皇上，听信谗言。忠臣死亡的困境时常发生。

二、党伐同异。为了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和宦官极其依附的势力，一些有志之士组织起来讲学，针砭时政，刚开始还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只是后来，只为反对而反对。他们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三、税收单一。以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致使农民破产，无家可归。

四、气候异常，小冰河时期。明末清初整个中国冬天奇寒无比的几十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气温都很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连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专家指出，明朝灭亡後的1650—1700年间是整个小冰河时间中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

成因：

根据以上前因促成了后因，造成了明朝末年时，朝廷无能，官吏贪腐，党伐同异，政治黑暗。加之土地兼并严重，税收单一，更有气候异常，各种灾难不断，致使民不聊生，从而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一次又一次起义。最后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当然很多原因混合从而产生质变

第一条，大多数人也都认为的第一条，气候原因，小冰河时期的到来，导致天灾不断，人民吃不饱穿不暖。

第二条，土地兼并，当然这是所有朝代都没能避免的结果，虽然唐朝之后无士族，但是仍然有许多官绅豪族不断侵吞人民的土地。从而加剧了天灾对于没有田地之人的伤害。

第三条，高利贷，古代人民没有高利贷的概念，认为九出十三归是正常的。当然这没什么可指摘的，主要问题是出在和土地兼并一起产生的巨大威力。天灾造成收成减产，吃不上饭或是生了病，就要借高利贷，但是只能还的上利息，最后利息也还不上就只能买地。

第四条，经济金融方面，贯穿整个大明都没能赶上半壁江山的宋朝，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明朝的发展，这要从朱元璋的宝钞说起了，现在我们知道发行货币需要准备金，但是老朱凭借自己开天辟地的功绩空手套白狼，当然在老朱之后越来越不值钱了。大明朝的经济信用可想而知。

第四条，土地税收，贵族，官员有功名的基本不需要缴税，产生大量的挂靠现象，自耕农越来越少，地方为了收足税，只能加收，农民被逼的借高利贷，最终加重土地兼并，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张居正时期启用一条鞭法，但他死后，士绅势力迅速反扑，没能得到根本改善。

第五条，军户制度，朱元璋想要让军户自己足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军户土地被兼并，生活困顿，甚至吃不起饭，更别说打仗了。明朝后期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没有强大的武力，当然无法镇压农民起义。

第六条，金国崛起，外患使得大明朝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对付地方的农民起义。

不外乎天灾人祸！

天灾:明朝从一开始就处于小冰河时期，地震洪水旱灾瘟疫等等好像就没停过，末期那几十年更是集中了；

人祸:皇权勋贵、士大夫、大小地主、新生的资本主、军户、役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 ，在天灾影响下互相伤害扯后腿，无数矛盾就爆发了；

于是在当权者无法解决问题，或者不想解决问题时，所有问题积压下来，自然是基数最大的最底层者承担整个社会压力，最后崩溃了，反正都是死一无所有者自然会爆发起义了。当然，在起义中绝对有各个中间阶层的势力为了利益在搅和，只是起义中农民人数最多而已，至于主导者和得利者就不一定是农民了。

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的农民军尚无推翻大明王朝的意愿，他们大抵只是为饥寒所迫，举旗抗税，武力夺取豪绅大户粮食，连官府都很少够敢袭击，如果大明朝廷能够有效地组织赈灾，陕西早期的民变是不难平息的。

可朝庭不愿意也拿不出来钱粮来，饥民难道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饿死不成？陕西赤地千里，遍地饥民起事，根本剿不胜剿的，大明拿不出钱粮，居然还要杀良冒功，逼反更多的顺民，用他们的脑袋去换他们交的钱粮。

以及沉重的三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