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全文共有4个“据说”
身为考古爱好者，孙教授应该知道每一个观点的出处是很重要的，没有考证查实的内容，怎能直接拿来作为自己的论证？
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况且在文中，孙教授也说：
哪些是神话?哪些是信史?或者说从哪个时代开始，由神话变为信史?
那么如你所愿，我是否可以把你所“据说”的内容，统统当作神话呢？
冷静，继续。
孙教授的文章主题：中国人从哪里来?
孙教授认为我们没有发现炎黄乃至尧舜禹汤的遗迹，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证据：
更有甚者，我们至今连大禹治水的遗址都没有发现。要知道，治水这样浩大的工程可以历经几千年而保存下来。像著名的都江堰和灵渠，都是公元前200年以前建造的，至今保存完好。为什么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为什么古埃及5000年前的治水工程却有很好的遗迹?
而我想表述的是：
2016年8月4日，一个中美科研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古代一场超级大洪水的科学证据，这一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故事中提到的灾难性大洪水。2007年，他们在黄河上游积石峡地质考察时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后确认为上古一场巨大溃决洪水的沉积物。由于这一洪水规模巨大，他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大洪水传说的源头。
我不知道在时隔7个月后，孙教授是否有机会关注到这条消息，并且是否有想法去查实这个重大发现，是否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此外补充一点，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提到大禹治水的文物，是约大禹时期1,000年以后西周的遂公盨，铭文中首句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
图一、二：西周遂公盨
注：盨（拼音xǔ，音同“许”），是中国周朝时期所特有的礼器和炊具，在祭祀和宴会时用于盛放作熟的谷物。
孙教授的主要观点：
1. 贾湖遗址中的骨笛是七音阶鹤骨笛，不符合“宫商角徵羽”五节音阶的特点
图三：七音阶鹤骨笛
根据孙教授的介绍：
……发现的笛子是用鹤的大腿骨制作的，在墓葬中埋藏几千年，至今还可以吹奏。据说现在还可以在Nature网站上下载由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用贾湖骨笛演奏的乐曲。但是，这些笛子是七节音阶。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的音乐一直是五节音阶，所谓“宫商角徵羽”。众所周知，不会唱歌的人，被称为“五音不全”，而不是七音不全。因此，七节音阶的笛子不能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反，这种笛子明确表明了其主人与华夏文明有差别。
对此，我的表述如下：
古代的五音为宫商角羽徵，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见于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第三”中写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音乐的发展，涉及到声学和计算，我们的先民受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一开始就有精确的宫商角羽徵。
顺便说明一下贾湖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贾湖骨笛发现于1986年5月初，首次在编号为M78的墓葬中清理出二支完整骨笛。同年秋，又于4座墓葬中发现多支。1987年又发现数支。根据骨笛出土的地层和形制，研究者把它分为三期：
早期：公元前9000多年~公元前8600年左右，笛上刻孔多五孔、六孔，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
中期：公元前8600~公元前8200年左右，笛上皆刻七孔，能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
晚期：公元前8200~公元前7800年左右，多七孔，个别有八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及七音阶以外的变化音。
孙教授提到的七音阶鹤骨笛，只是其中最完整的一支，而不是标准的七声音阶。
2. 商朝中期成熟的青铜器，原料远在云南，技术起源是空白
图四：商中期青铜器
孙教授认为，青铜材料产地离商朝中心地带路途遥远，获取不便：
更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其铅同位素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境内，除了云南边陲外，没有见到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矿石。是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南部边陲买来青铜器的原料制作了商朝早期的青铜器?通过战争缴获的?还是这些青铜本身就来自异国他乡?要知道云南和河南的殷墟之间相隔万水千山，古人是如何跨越秦岭、长江等天险，到云南南部大量开采、运输青铜原料的?
对此，我只想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话，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
最初，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基本上是在原地繁衍生息的。这是十分错误。现代考古学已经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人类的长距离迁徙。例如，6万年前，人类就从非洲迁徙到澳大利亚。再如，传说中，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炎帝生长在黄土高原，但炎帝陵却在株洲，两地相距3000公里。舜帝陵也在湖南的九嶷山。说明古代人类的迁徙能力是相当强的。特别是，当人类掌握了骑马、驾车和航海技术后，迁徙更加容易。例如，马的奔跑时速是40公里，骑马的人一天的迁徙距离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横穿欧亚大陆也只需要数十天的时间。西汉的霍去病可以帅大军，六天向西北进击千余里，说明古人的迁徙能力是很强的。
我只想说：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成立，不惜过度渲染古代人的长途能力，从非洲中东到中原的距离，难道比中原到云南还要近吗？
3.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而很多文字可以在短时间内创立
孙教授列举了6种文字创造的过程，与殷墟甲骨文（公元前约1,400年）进行对比：
难道甲骨文真的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古埃及带来了文字，还是像日、韩借用汉字一样，从古埃及学来的?
……
我最初的一个信念是，殷商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图2)。从出现到发展出这样成熟的文字需要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所以，商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一个很长。但是，后来一些事实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很多文字是短时间内创立的，例如蒙古文是借用回鹘文的字母。据说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人，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忠贞，不仅没有杀他，还任命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蒙古人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而此后约四百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再如，现代德语文字是马丁路德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21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创立了语法严谨的现代德语;而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当然，这些都是拼音文字，而且都是学习、借鉴了别的语言的字母，所以很容易通过改造，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相比之下，朝鲜文，因为字母是自创的，耗时就相对较长。据说，朝鲜文字是“世宗大王”李裪责令郑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历时30多年，于1443年创立的《训民正音》。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我要说：中国汉字是华夏先民在与天地共存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大自然不屈搏斗的产物，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不是舶来品！
图五：殷墟甲骨文
图六：古埃及文字
图七：苏美尔楔形文字
请哪位朋友能够告诉我，中国汉字看起来很像埃及文字，或者是苏美尔文字吗？
埃及语是古代尼罗河谷通用的语言，与闪米特语、乍得语、库施特语、柏柏尔语族同属闪-含语系。根据文献资料，埃及语的历史通常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上古埃及语（约公元前3100～前2200，而中国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中古埃及语（约公元前2200～前1600）
近古埃及语（约公元前1550～前700）
通俗埃及语（约公元前700～公元400）
科普特语（约公元2～17世纪）
更何况，甲骨文之可能的起源，更有可能是中国自己的良渚原始文字。
2003年至2006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对位于中国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的大型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发现240多件器物有刻画符号，被认为可能是甲骨文的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源。
图八：刻有原始文字的石钺
关于文字方面的联想，孙教授应该不是首创，2004年有一本书，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作者苏三，内容与孙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我大胆推测：不是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而是孙教授的观点起源于苏三。
4. 古人的迁徒能力其实高于我们的想象
图九：石刻画，古代埃及船
同上文的第2点，古人的迁徒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孙教授自己的表述前后有矛盾，实在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
5. 其他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列举下去了。全部内容一共23篇，前言加后面22篇正文，我只拜读了前言，也就是第一篇。
便已足够。
结语
综上，可以认为，孙教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自己的猜想或是猜测；而猜想和猜测，在各个科学领域，都不能当作真理来对待的。
这个道理，相信孙教授也一定明白。
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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