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3日,重庆军委会急电第九战区司令部:“据报,岳阳方向近增敌4000余,炮20余门,木船500余只和舰艇100余艘,情报是否属实?希从速查报为要”。其实这也是一个变相的警告,即军令部综合各方面情报判断,日寇第11军似有第二次南犯长沙的企图,不过薛岳并未太放在心上,因为日军这么点兵力增加,对新墙河前哨阵地基本不构成什么威胁。
实际上,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已经悄悄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三个支队的11万兵力,准备以中央突破的方式直取长沙,中方的情报只是侦知了日军的部分调动而并非全面。这种不够详尽的情报,也确实影响了薛岳的判断,低估了敌情的严重程度,遂轻描淡写回电重庆:“查敌前似有扰乱秋收之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敌至今尚未敢轻动”,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在战前就有所轻敌。
薛岳的自信也源于新墙河南岸的兵力配备,自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日两军已经隔着这条河对峙了整整两年,驻守前线的杨森第27集团军在此期间修筑了大量的野战工事,并且兵力也很充足:下辖川军第20军和粤军第4军,这都是挺能打的部队,同时还临时指挥着第1集团军的滇军第58军,三个军的兵力依托坚固的南岸工事,就算日本人发动进攻,怎么也能顶一阵子。
日酋阿南惟畿对此也看得清楚,为了调虎离山,所以他给薛岳来了个“声东击西”,即以最精锐的第6师团佯攻新墙河下游、防线最东端的大云山,从而调动中间地段、西段的守军增援,再一举完成所谓的“中央突破”。应该说,鬼子这一招确实很狡猾,但其实也有破绽可寻,不过由于薛岳的过于自信,忽略了一些细节的分析,终于上了圈套。
神田正种第6师团首先猛烈攻击大云山各阵地,杨森本能地派出第4军主力西援,日军第6师团的战斗力众所周知,因此第4军的到达也未能彻底改变战场态势,于是杨森请示薛岳后再调孙渡第58军驰援,结果在新墙河防线的核心地段,整个第27集团军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第4军第102师,以及置于二线的机动部队第20军,遂使中国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一开始,就完全陷于被动。
及至阿南惟畿确认杨森的两个主力军大部西调后,立即命令战力较弱的第40师团替换第6师团,继续纠缠住大云山区的中国军队,而第6师团则秘密赶回新墙河正面待命攻击。第40师团是个二流的警备师团,在第4军、第58军的反攻下被打得鸡飞狗跳,从第九战区司令部到集团军司令部,对战局的发展都表示满意。
问题来了,第27集团军情报部门突然惊讶地发现,新墙河北已经集结完毕的第3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对西边大云山激烈的交火充耳不闻,没有任何试图增援的意思,而是“静静地伏在新墙河北岸”。最先明白过来的是杨森,恍然大悟:“龟儿子要打长沙了”,于是一边紧急上报薛岳,一边命令第4军主力火速回援,可惜有点晚了。
第九战区之所以未能准确判明日军进攻方向,而中了声东击西之计,除了前述情报工作不够准确和全面之外,细节判断也出现了问题:1、日军没有动用王牌第6师团攻山头的必要;2、第6师团和第40师团换防期间,前线将领战场嗅觉不够灵敏;3、日军第3、第4师团和第13师团一部已经完成集结,这么大的军事调动不能够察觉,战区情报部门就是一群废物。
1941年9月18日清晨,当第6师团赶回新墙河中段之后,日军在320门大小口径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新墙河,而前沿的第4军四个师中,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柏辉章第102师(黔军),于是黔军兄弟们跟数倍于已的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杀,激战两天后全师5000余人只存600余,惨烈的损失甚至惊动了何应钦,但是终究敌众我寡,新墙河防线遂告失守。
既然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日军兵锋正盛,薛岳就应该选择合适的靠后位置进行决战,然而薛伯陵有点恼羞成怒了:老子居然被阿南惟畿的声东击西给骗了,于是调集战区精锐预备队第74军、第10军等部,坚持在汨罗江南岸组织反击,并且这些部队还是逐次北上到达战场,这就是薛岳一错再错了。因为最好的决战区域其实是长沙以北或者长沙附近(第三次长沙会战才这么干的),结果是王耀武和李玉堂迎头撞上日军精锐,纷纷败下阵来。
两个主力军被击破后,第九战区已经无力阻挡日军深入长沙,至9月28日长沙宣告失守,日寇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第一次进入了长沙城,薛岳是悔愧交加。如果当初鬼子两个师团换防时能够察明番号,或者不是那么自信而注意细节,第九战区断不至于如此手忙脚乱,因为阿南的诡计并不那么高明。若非日军粮弹将尽以及必须回援宜昌,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局会更加糟糕。
1941年10月1日,日寇开始反转,薛岳开始了虚张声势的追击作战,其实已经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