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就是在招供前先死掉的人。
能抗住酷刑的肯定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就是找身体一点知觉都没有的人也能找到，当然这些都不是一般情况下的正常人，正常人能抗住酷刑的基本没有，就算有也是接受过相关训练的特勤人士，没经过任何训练的普通老百姓那真的没办法了。
宗教也好信仰也好训练也好，都只能加强你的忍耐能力，延长你的忍耐时间，不是说你就能抗住了，你只要在招供前自杀，或者等到友方来救你，或者是过了情报的有效时间，那你就是英雄，不然就是叛徒。
再怎么加强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顶多让你多抗几天，你说被人严刑拷打几个月几年你都能撑下来那是扯淡，只要你有知觉你有意识就根本不可能，任何人都不可能，唯有一死寻求解脱，死真的不难，别说什么宗教人士士兵了，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逼急了也经常不要命，小孩打架为了义气都可能说死就死了，往往就是凭借一股气说死就死了，你真要坐下来冷静的权衡利弊仔细思考往往就失去赴死的勇气了，脑子越简单的人越不怕死。
肯定有，但是不多！清朝有个刽子手刽子手非常擅长处理人的身体，可以把人割3000刀而不死，他就放言说只有不想问的人，没有问不出来的人。记载里他经常在行刑的时候会先把男人的阴茎跟睾丸割下来然后再塞到受害人的嘴里，由于生理的原因，大部分人在这一关就过不去了。很多汪洋大盗被剔光了身上的肉都不哼一声的，却在被阉割后就被摧毁了所有精神防线。所以这个人总结，只有女人才能做大事，因为女人没有这个生理问题。这个理论现在被各国间谍吸收为经典，很多最机密的事都由女性领导保管。
其次，刑讯跟替死是两码事，宁死不屈的人不是没有，但是有些看起来是软蛋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每个人对抗刑讯的办法不同，但是只要没有说出对方想要知道的事就是成功，只要不说出对方想要的对方就不会弄死自己，当然前提是自己足够重要，有对方想知道的信息。
有些人对抗刑讯的方法就是我不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因为言多必失。这种人表现给人的感觉就是宁死不屈，大英雄大气概；
另外一种人对抗刑讯的方法就是乱说，说了几千几万句话，包括他老婆穿啥颜色内裤都说出来了，但是没有一句是真正有用的。这种人会被觉得是软蛋，但是却是实打实的高手。
有，但是很少，这里就为大家介绍一位，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林育英（化名张浩，以下内容均使用化名）。
林育英是我国开国某元帅的堂兄，这位元帅原名叫林育蓉，他俩与另外一名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林育南在当时的苏区并称“林氏三兄弟”，非常厉害，这里表过不提。
张浩1922年加入我党，曾领导了上海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到东北进行革命工作。
1930年，由于叛徒范青的告密，张浩被日本关东军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我党抚顺县委成员扬一辰，张干民等人。
为了确认其身份并套取我党在东北有关革命活动的情报，日本人对张浩进行了多次的严刑拷打。
第一次，日本人用铁棍撑起他的嘴，在严冬季节里往他的嘴中不断的灌注冷水，由于天气寒冷，冷水混杂着血从他的鼻子耳朵不断的往外渗，但日本人却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灌完冷水后再踩到张浩的肚子上，如此反复的折磨他，但是面对日本人的审问张浩只字不答。
第二次，日本人给他灌辣椒水，煤油，灌完后再扒光他的衣服，将他扔到冰冷潮湿的地下室里，张浩多次冻昏过去，但他依然拒绝回答日本人的问题。
第三次，日本人将他吊起来，不断的抽打他，由于吊的时间太久，他的双手都肿的无法端碗吃饭，拿杯喝水。然而面对日本人的询问，他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我党领导人，只声称自己是生意人，之后张浩又遭到日本人多次的严刑拷打。
在监狱期间，他还经常鼓励被捕的同志，要坚定革命信念，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准备大赦东北地区，于是我党迅速组织人员营救张浩，没多久张浩就被顺利营救出来。
此时的张浩由于长时间遭到日本人的折磨，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这也为他的过早离世埋下种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浩担任129师政委，与刘伯承搭档，后来由于伤病，由邓小平接任。1940年张浩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及时但身体更加虚弱，从此他几乎不再过问党内事务，1942年张浩病情恶化，在延安去世。
张浩去世后，毛主席亲自为他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并且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轮流为林育英守灵，之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我党领导人亲自为其抬棺，这也是毛主席生平唯一一次的抬棺。
中华男儿尽豪杰，华夏女子必巾帼。谈到被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硬汉形象，现实中虽然不多，但并不是没有，沈邦翰夫妇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沈邦翰出生于1901年，是福建连城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自幼家贫，母亲还患有重病，因此饱尝世间疾苦。成年后的沈邦翰养成了朴实正直的性格，并且在1927年迎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黄富群。
1929年，沈邦翰决定投身革命，为国家的将来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妻子黄富群得知后，不仅积极支持沈邦翰参加革命的想法，而且还主动提出和丈夫一起参加革命。最终刚刚结婚两年的小夫妻一起参加了革命工作。
夫妻二人，丈夫为人刚毅正直，出任了工会主席，并且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革命武装。妻子为人同样忠贞果敢，为了革命工作经常和丈夫沈邦翰并肩作战。除此之外，妻子黄富群还一直注意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
1934年，我军北上抗日，沈邦翰和妻子黄富群回到了家乡坚持发动群众。在深山老林中，经常能够看到黄富群背着孩子参战的场景。很不幸的是，在数九严寒，缺衣少食的环境中，他们夫妻的孩子也因此夭折。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夫妻二人被敌人捕获。被押送回到连城后，敌人希望从他问身上打开一个口子，于是对他夫妻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从此之后60多天的时间内，他们二人面对的都是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但即便如此，夫妻二人守口如瓶，没有向敌人透露一点点我军的秘密。
7月26日，敌人失去了耐心，决定把他们夫妻押赴刑场处决。行刑前，敌人的匪首依然不忘记询问口供，但夫妻二人依然默不作声，静静地等待死亡。一个刽子手直接杀死了沈邦翰，并且站在黄富群的面前大声斥问:“你到底招不招，不招供的话，就把你掏心挖肺。”
黄富群看到匪首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悲愤交加，用眼睛恶狠狠的盯着匪首，并且高呼:“红军万岁”。这时的匪首怒火中烧，扒掉了黄富群的上衣，将冰冷的大刀刺入了黄富群的体内，之后剖开了她的胸膛，挖出了她的心肺。这一年，沈邦翰34岁，黄富群年仅27岁。
不得不说，两个人都是完美的硬汉，坚贞不屈的代表。尤其是身为女性黄富群，更是让人从心底里佩服。
我的爸爸，就是一个这样的钢铁英雄。他打仗冲锋太突出，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为防止我爸的反抗，用刺刀刺穿他的膀臂，用绳子紧紧捆起来，三九天寒，地冰三尺，日军将爸爸的衣服全脱去，然后吊在树上，爸爸说：这是生死的考验了，又流血受伤，又冰天冻地，北风呼呼…经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几个日军来到树下，见我爸居然沒有冻死，大吃一惊，叽叽歪歪一阵，立刻报告了日军司令官，他也根本不信，亲眼见我爸爸神泰自若，久久无语，命令日军放下我爸，押入大牢…其间爸爸并不知晓，县伪军大队长是我地下党员，日军翻译官是我党外围同情者，做了日军工作，说我爸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杀之无益，而我爸家是庄里首富，不如全部充军，以解皇军粮草之急…我爸这才九死一生，后来回家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就赶去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大为感动，立刻任命爸为来安支队令司员，以洪泽湖为托，生龙活虎，展开水上陆上游击战，狠狠打击日军…至到解放战争，因为陈军长对爸爸太了解了，就将爸率领的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总部（司令部）警卫营，与陈毅粟裕两位首长朝夕共处了四年，可见得爸爸多么受组织的信任。他率领这支部队北撤，一次通过敌军火力封锁线，一颗子弹，从迎面擦伤天灵盖，打掉一片头发，血哗啦啦流满面，巨痛地站立不住，他说，这时候是最关键之时刻了，几百名战士全盯着爸爸，他也以为自己不行了，奋力高呼：同志们，千万别管我，冲过去，跟上大部队就是胜利…我接着问后来呢？他笑笑，说当时的战士们根本不管爸说啥，冲上来扛起爸爸，迎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向前狂冲…我哭了，战争年代，我军就是这样的官兵关系…一个我的最近最真实的亲爸爸。一九五五年，摄于南京。
影视剧中的严刑拷打都是被和谐了，如果是真实的场景的话，逼供场面一般人都看不下去，那不止是血腥，还很残忍。
真正宁死不屈的硬汉到最后都牺牲了，现实中的逼供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而能经过严刑逼供的硬汉都是经过极为严格训练的。就算是现在配有的训练有素的特通，遇到那些残忍但不怎么有效的刑讯逼供，很大机会都是被折磨致死的，但他们基本在死前不会透露一个字。
审讯的手法随着科技的进步，花样也不同，遇到那些硬汉光是屈打成招是不行了，所以后来据发明了“吐真剂”这种让人开口的药的。但因为药物让人招供，得到信息度不够真实，所以用欧冠药也不是主流。
对于严刑逼供方面，美国人的手法跟高效，并且有大量的经验，已经成了一种体系，被系统的运用到特工训练中。正常的审讯是要保证被审讯者的生命安全，毕竟人死了就什么信息都得不到了。
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水刑”，萨达姆也是被这种听起来不怎么样的刑罚折磨到最后投降了。他们会在行刑前喂被审讯者流质食物一段时间，预防被自己的呕吐物窒息；用生理盐水代替白开水，防止肺炎和低钠血症。行刑时把被审讯者倒吊起来，很多人觉得水刑不会痛，这是错误的，那中溺水的感觉会带来巨大的疼痛，足以让人休克。
这不但是身体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更为巨大，在这种刑罚下即便是硬汉也只能希望自己早点死去，但经验老到的审讯者会“点到为止”，然后一直这样循环。因此，电视里的硬汉在这样的刑罚下也很难撑过去，如果不招供，就只能想办法让自己死。
以前的审讯手法不光只是严刑拷打，其审讯的手法丰富多样，堪称残忍。基本的审讯手法是：肮脏的食物、剥夺睡眠、长时间站立、性虐待、宗教及习俗上的侮辱、用头撞墙、在人体最易感受到疼痛的部位施加强刺激、将被审讯者关入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长时间隔离等等，各种审讯手法和折磨的途径五花八门，让人难以忍受。
生理上的摧残硬汉还能克服，但心里上的脆弱才是最难以坚持的。酷刑不是审讯手法的全部，在被审讯者身体崩溃之际，他们会被授以小小的恩惠、宣传、接受其忏悔等手段。
让被审讯者心中有一种对“略微舒适的生活”及“被释放”的微弱的希望，这是建立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重要部分。而经历这样的审讯后，被审讯者就会很快招供。所以心里上的“审讯”才是硬汉最难熬过去的。
但大多数的审讯者都使用比较传统简单的手段，比如论奸、虐待、切手指、用电针或电烙铁折磨生殖器和“菊花”、用高温铁块烧灼皮肤、电刑等等。这些手段会给被审讯人造成极大的身体和心里压力。
很多人不知道，人的痛苦有一个特性，这也是硬汉可以撑过去的原因，那就是疼痛不会一直加剧，而是有一个上限，当疼痛达到一个上限，三到五秒人，人体就会启动保护措施，要么休克，要么大脑接受到信号减弱疼痛。
那些硬汉在训练时会被引发疼痛上限，其他们对“最疼也就是这么疼而已”有个认识，减轻硬汉的恐惧感，让他意识到“已经疼到了这个程度，只要再坚持几秒，疼痛就会减轻或消失”。
所以，影视剧上的硬汉一时能够经受严刑拷打是可以理解的，但每天都反复进行这样的折磨，硬汉也撑不住。如果硬汉没死，想必用不了多久也会招了，如果还没招，那么还有“心理审讯”，那是硬汉也承受不住的。
刑讯逼供的最高境界是将人折磨的要死，但是还死不了，很多人不能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最终投降叛变，不过也有不少人能够抵住严刑拷打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能够达到刑讯逼供最高境界的地方首推国民党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集中营和渣滓洞集中营。（游览中美合作所旧址的老门票）
1943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民政府蒋介石共同批准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双方约定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有中美双方共同管理，隶属于双方军方统帅部，军统局局长戴笠和美国梅乐思中校共同负责该组织，是一个军事情报部门。
主要目的是军统局向美国军方提供日军陆海空军在中国活动的情报，中方协助安排美方人员的衣食住行。美国无偿提供给国民党军统局武器弹药（主要用于特务情报工作）、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交通工具、医疗器材等，美方人员为军统局培训特务人员。
中美合作所的下属机构有：
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人事组，作战组，电讯组，联络组，研究分析组，供应组，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运输组等。
中美合作所训练军队5万多人，各种干部1300多人，军统的这些军事人员被编成了64个营，还有忠义救国军两万人左右。
中美合作所自1943年建立到抗日战争结束，双方结束合作关系。
其实中美合作所就是一个情报机构，大量培训间谍特务，同时为对付俘获的敌方特务进行严刑逼供，获取情报。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中美情报机构的刑讯逼供互相融合交汇，堪称刑讯逼供的集大成者，在当时的中国刑讯逼供最厉害的地方就应该出自双方合作之手。（戴笠、梅乐思、戴笠母亲等合影）
渣滓洞集中营和白公馆集中营被屠杀了多少人？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保密局（前身为国民党军统局）将关押在白公馆的志士100多人，渣滓洞的志士200多人集中屠杀焚烧掩埋，渣滓洞集中营最终逃脱的人员有15人左右，通过买通看守，挖地道逃走，躲过了大屠杀。为什么说志士？因为这里面牺牲的绝大多数人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人士。
这些被杀害的志士绝大多数经历了严酷的刑讯逼供，没有叛变。
白公馆是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别墅，1939年被军统局买了下来，改造成了监狱。这里曾经关押了叶挺将军、黄显声将军等重要的政治犯，叶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营救出狱，因飞机坠毁而牺牲。（白公馆又称香山别墅）
1949年8月，蒋介石带着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来到重庆，布置屠杀保密局关押在重庆的革命志士。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的屠杀开始：
1、黄显声（1949年11月27日被杀），张学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曾经担任骑兵军副军长、53军副军长兼任119师师长，主张抗日，曾经帮助吕正操（新中国开国上将，原东北军）的部队。后因抗日，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周恩来邀请到武汉共商大事。
1938年，他准备奔赴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白公馆，经过严刑逼供仍然不改初心，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
2、许晓轩（1949年11月27日被杀），1939年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任重庆市新市区区委书记，被叛徒出卖逮捕入狱，在白公馆组成狱中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严刑逼供，不曾叛变，于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其余不曾投降各党派人士100多人被同日杀害。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集中营屠杀同时开始。渣滓洞距离白公馆5里的路程，是由原来的小煤窑改建而成，因为这里出的煤炭质量不好，焚烧后出现的渣滓太多，从而得名渣滓洞，原煤窑小老板被军统也杀害了，他太了解自己的煤窑建筑了。
渣滓洞集中营被杀害的烈士前后有三百多人，到1949年11月27日之时，尚有200多人被关押。著名人物有江竹筠（《红岩》中江姐的原型）、许建业、陈然、余祖胜等人。（江竹筠烈士像，江姐原型）
其实白公馆的特务也没有全部屠杀完在押的共产党人，有一个国民党看守班长杨钦典，曾经做过宋子文、孔祥熙的警卫，后被安排到白公馆工作，在剩下最后19人时，他将这19人放走了，自己也跟随这批人。当时，解放重庆的解放军枪声炮声已经能够清晰的听到。
而渣滓洞因是旧煤窑改建而成，狱中地下党早就挖好了地道，等特务开始屠杀时，很多人用身体封堵特务的子弹，保护最后的15人逃出生天。
诚意为，在这两所集中营的烈士们都经过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刑逼供，坚持了下来，况且，这两所集中营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刑讯逼供最厉害的地方。
影视剧中被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平介县县长薛佑之，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
薛佑之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中，因汉奸告密，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个农户家中。敌人搜查未果，就把户主马年则抓起来严刑拷打。但也问不出薛佑之的下落。当日本鬼子要枪毙户主全家、屠杀左邻右舍时，薛佑之为了保护群众，从藏身的夹墙中走岀来，喝令敌人住手，放了老百姓！被敌人抓走了。
抓到了八路军的抗日县长，日本鬼子很高兴。他们先是请薛佑之吃饭，并许诺一旦合作，给薛佑之当比县长更大的官，挣更多的钱。还让叛变了的人拿着“金票”、带着美女在薛佑之面前显摆。请来摄影记者，计划拍摄“共荣共存”的照片，欺骗群众。薛佑之不为所动。在敌人摆开拍照的架势、打开手铐的时候，掀翻了酒桌。使敌人的想法落了空。
日本鬼子见好酒好肉、高官厚禄的诱惑不成功，就改用美人计。先是抓来在城里开设“高桥洋行”的朝鲜商人的18岁的女儿，和薛佑之关在一起。希图以美色拉拢、诱惑他下水。结果关了一个多月，俩人秋毫无犯。日本鬼子没办法，只好把那个美女放回家了。他们认为这个女的太年轻，不会诱惑男人。于是从省城妓院里叫来了一个高级妓女，让她来色诱薛佑之。
结果不到一周，那女的说啥也不呆了——薛佑之不但骂她是汉奸、女流氓，还因她挨的太近揍了她一顿。说要杀了她。吓得她再也不敢进去了。
日本鬼子无计可施了，只好露出凶残本性。把薛佑之抓到宪兵队审讯室，严刑拷打了一个多月。各种刑具都用了，全身的肉都打烂了，腿也压断了。死去活来好多次，也得不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半点儿情况。日本鬼子无计可施了，只好把薛佑之五花大绑捆了，塞到平遥古城南门外的一眼井中活埋了。
这个问题本身我倒不质疑，因为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我爷爷1928年18岁入党，参加地下工作。当时是中共鄂西特委地下交通员。由于叛徒出卖，曾经3次被国民党抓捕入狱，亲眼看到自己的上下级被杀。最后由于我爷爷本身还有些势力，加上加入组织时间不长，都是被释放。虽然没有经历过影视剧里那么残酷的刑罚，但是吃苦是免不了的。但是18岁的他能经历这些过后，依然保持坚定，面临上下级被杀，联络点被破坏，孤立无援的窘境。一直没有出卖组织，出狱后还远赴上海重新寻找组织。他老人家的经历绝对比现在的影视剧更加精彩！
只是我一直觉得疑惑的是什么支撑着他们那一波人做出这样的事情，18岁我爷爷也没读什么书，也就是个修表匠，信仰也许是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一个18岁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应该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不过也许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能有他们对时代，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理解，所以没法用我们对现状的理解来看待他们的思想。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敬重他们，我爷爷也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觉得这是种反人性的东西，为了信仰宁死不屈固然值得歌颂，但不能把这种信仰无限化，毕竟我们都是都是普通生命。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着误区，小时候看漫画，那时候和美帝闹对立，漫画上的美国鬼子个个举着投降的手，耷拉着脑袋很丑陋，后来看了许多外国影片，影片中的人物，甚至包括007这样的精英，遭遇威胁的时候也同样会做出举手投降的恣式。这说明，在生命面前，一切都不重要。东西方在这方面似乎有所不同，美国将军温赖特遭日军俘虏，但后来他被解救回国时却受到了无数民众的盛大欢迎，而我们的许多人呢？一一不说了。
回到话题，所谓严刑拷打，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底线？老虎凳辣椒水是不是终极刑式？回答是当然不是，“请君入瓮＂就是例子，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刑罚几乎人人皆知，为什么少有实施？原因很可能是执行人觉得这是绝户方子，用了要受报应的。
我说这些并无质疑先烈的意思，相反，我始终对他们持着高度敬意，要换做是我，不要说是那些血淋淋的大刑了，只消一块红烙铁放到面前我就招了。所以，像我这样的软骨头作出来的问答，你们还是别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