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很高贵,战力不匹配”这十个字的评语当属贴切,大阪第四师团的代号是“淀”兵团,这个字很有意思,与其它日军师团什么勇啊武的等代号截然不同,据说取自于横穿大阪市区的淀川河。作为日军17个常备师团之一,它在早期是标准的两旅团(第7和第32旅团)四个步兵联队(第8、第37、第61、第70联队)编制,而师团的核心主力是步兵第8联队,这从联队番号很容易解读出来。
(第四师团长寺内寿一)
据说这个第8联队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被称为“败不怕的八联队”,打那以后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该师团始终没有上过前线,估计日本军部对这支部队心里存疑,留在本土当仪仗队更靠谱些。1933年,该师团一名二等兵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警察发生冲突,事情闹得有点大,第四师团长寺内寿一伯爵“毅然决然”带兵砸了警察所,有力维护了淀兵团的“尊严”。
1937年4月调到东北划归关东军作战序列,为了“精训”这支部队使之提升战力,东京调来了因“二二六兵变”被踢出陆军中央的山下奉文担任师团长,不管关内战场打的如何激烈,闷头在黑龙江地区整训和清剿抗日武装。1939年诺门坎战役爆发,第四师团奉命西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先遣队到达战场时,日苏已经宣布停战,因此第四师团是没有实际参加对苏作战的,无法评价其表现。
(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
第四师团的首次参战,是1938年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军调集重兵试图报复和聚歼李宗仁第五战区主力,日寇第二军新任司令官东迩久宫要求大本营增兵,并从自己的老部队(他担任过第四师团长)中抽调第37和第70联队各一部组成“南下支队”。据传该支队曾经在苏皖边区的公路上遭遇西撤的中国军队,且未予拦截,理由是“未接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笔者对这一战况的描述严重存疑,抗战初期的日军士气较高,辎重兵都敢追击国军精锐,一个常备师团的精锐支队不可能如此怯战,“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应该是中国抗日军队为鼓舞斗志而有意宣传出来的,总之徐州会战它也没参加什么像样的战斗。第四师团真正大规模投入作战,应该是1940年调入第11军后的“豫南战役”,1941年1月的这次战役汤恩伯打得不错,日军被迫在一个月后全部退回原驻地,第四师团的表现算是中规中距。
(山下奉文)
当年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时的第四师团已经调整为“三单位”,调出一个联队后还有兵员12377人,师团长北野宪造中将。由于日军主力第三和第六师团奉命围攻王耀武第74军和李玉堂的第10军,因此第四师团及其配属的早渊支队未遇大的抵抗,于9月27日深夜侵入长沙城,这也是日军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但由于宜昌遭到围攻和日军粮弹将尽,第四师团仅仅在长沙停留了24小时就奉命回撤了,整个战役很像一次武装游行,没有跟第九战区的硬茬部队遭遇过,仍然难以评说。
1941年11月,第四师团调出第11军转由大本营直辖,驻扎上海附近作为战略预备队,对这一调动有两个版本的解释,一说是长沙会战表现不佳,哪个军也不肯要它,没办法改为大本营直辖;一说是为了进行整补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个人感觉还是后者靠谱些,在各战区日军普遍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个甲等常备师团难道不如治安师团吗?
(东迩久宫早年)
1942年3月,第四师团在菲律宾登陆编入第14军,作为军的主力部队一举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军,一个月后美菲军全部缴械投降,于是有了后来的“巴丹死亡行军”。战役结束后第四师团又被调回本土担任警备任务,直到1943年底9月再次调往南洋战场,先后在印尼和泰国驻扎,泰国在二战时期跟日本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第四师团之后等于休息,直到1945年8月投降。战后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南方军伤亡最少、装备保存最完整的部队。
“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称谓不知源自哪里,第四师团内部所谓的“三不原则”: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笔者也没有找到出处。客观说来,由于大阪地区民风的问题,第四师团的战斗力确实不如第三、第五、第六师团等精锐,但只能说是日军常备师团里的二流部队,也是日军大本营刻意保护的部队,但以其装备和训练评估,绝不可能是“淀粉部队”。
冈村宁次曾经把“日本第一弱师团”的名号给了第106师团,以表达对万家岭战役失败的愤恨,其实第106师团的兵源地不在大阪,但确有不少大阪士兵;真正由大阪兵组成并且大败而归的是第34师团,就是在上高战役中被罗卓英打残的那支部队。
应该说,大阪兵确实不怎么善战,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第四师团在中国战场的罪恶也不少,更未曾遭受过毁灭性打击,无非是战斗力与其他常备师团稍有差距而已,一味的刻意贬低它,实际也是抗日神剧的错误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