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孙殿英是抗日英雄。
自从东陵盗墓之后,孙殿英发了大财,用这些钱招兵买马,扩充军力,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小军阀。
第一次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任第四十一军军长。
193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了热河
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
孙殿英部进抵赤峰,随即与日寇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因战事不利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日寇作战十余日。
但最终因为兵微将寡,武器落后而战败,撤往察哈尔修整。
此战,东北军不战而溃,而孙殿英却率领少数军队与日寇激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
孙殿英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
而此时的孙殿英为了制衡老蒋,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可以说,孙殿英和共产党早就有了交往,而且关系还不错。
但随后孙殿英被老蒋坑了一把,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青海屯垦。但老蒋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借马家军之手消灭孙殿英。
结果甘肃、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联合起来,把孙殿英打的全军覆没。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
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
孙殿英东山再起。
第二次抗日
1938年夏,蒋介石给了孙殿英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为“再生父母”。
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归庞炳勋指挥。
孙殿英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邢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
可以说孙殿英并不是那种死硬反共分子,他与共产党交好,虽然出于保存实力避免冲突的目的,但也客观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维持了两军表面上的和平,而且也和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了许多物资,客观上帮助了八路军。
更重要的是,孙殿英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多次与日军作战,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起码做到了抗日的责任。
同时,他又和日本人也有来往。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这是当时小军阀们通常的做法,跟谁都有联系,谁都不得罪,生存之道。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国军”,配合日军多次和我军作战,并诱降庞炳勋。
虽然孙殿英投降了日本人,但并非主动投降,而是被围困之后被迫投降。
但他也跟随日寇进攻八路军,犯下了汉奸罪。
1947年春,解放军围攻河南汤阴,孙殿英被俘,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
据当时的《黄海日报》1947年5月14日登文:“汉奸头子孙殿英之投降日寇,系由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刘伯承将军日前召见孙殿英等时,孙等公开暴露了这个秘密。当刘将军对孙及其高级僚属说:‘抗战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一段,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
从这一一段看出,共产党还是念及孙殿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功劳的,毕竟他抗日多年,最后当汉奸只有两年,功大于过。
而且,孙殿英还可共产党有过很好地合作。
共产党念及他抗战时期的英勇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
但孙殿英感到自己这次已经彻底失败,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身体很差。
共产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
这年秋天,东陵大盗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复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