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人因为名字相同常常被人搞混，古代的就不说了，只是在近代，在我党我军就有很多被搞混的例子，比如李达。
在我党历史上有两个李达，很多人通过影视作品都知道在刘邓大军中有一位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开国上将，但是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李达，他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参与并筹备了党的一大，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上将李达抗战时与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合影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李达接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兴奋不已。
其实，在十年前李达还有一次机会去延安。
1939年，李达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于是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知道这个消息，对博古这种书呆子做法很不解，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党的创建者、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李达
作为党的创始人怎么就成了党外人士了，这要从开头说起。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之后积极联络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2月，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后二人因对建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了争执，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总书记，将所有党员名单和文件交给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因而，从1927年2月至一大召开，李达一直担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总书记。
1921年中共准备召开一大，会议正是由李达、李汉俊通知的。他们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等地党的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并没有说明。李达给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从7月23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然而在7月30日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会议已经无法在上海开了，这时候，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
于是，王会悟先去嘉兴打前站租了条游船，订了桌酒席，然后一大代表们在船内开会，她在船头望风。
因此，可以说李达为党的创建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在一大会上，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然而，到了第二年在党的二大上，李达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论，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野心和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
之后，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1923年秋，由于和陈独秀赌气，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李达任湖南大学教授，后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在各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北伐时，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主席给李达的信
虽然李达已经脱党，但是他仍然被看着是"著名共首"，被国民党列到黑名单上，无论到哪里，都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多次遭特务毒打。
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这一阶段，毛泽东受李达思想影响很大。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毛泽东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据毛泽东自己讲，《社会学大纲》他就读了10遍，还做了许多眉批，《经济学大纲》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10遍。李达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49年5月18日，李达到北京后第三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安排，主席要与他长谈。那一晚谈到深夜，主席看到李达有困倦之意，就让他在自己的床上休息，自己则开始了深夜工作。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李达，李达提出了重新入党请求，非常后悔当年赌气脱党，表示:“润之，我很遗憾，没有和你们一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在坐的有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毛泽东对他早期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筹备党的一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在作出了离开共产党的决定后，还是一直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这块阵地，也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李达与湖南地下党组织一道，推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对他赌气脱党给予了批评。毛主席表示同意李达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见证人。
不久，李达正式履行了手续，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等三人为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亲自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1956年起李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委员、临时党组书记、武汉分院院长，兼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他还是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第一、二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曾经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这个人就是李达。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76岁的老人遭到了多次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决定向毛泽东求救。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然而，等到二十多天后信辗转送到北京时，为时已晚。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临终前的李达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8月24日，李达含冤去世。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