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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通过基因改造夹杂着法家内核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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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国学回答的问题,既好玩又有趣。

不管你是否承认,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是已经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一种主流价值观。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是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是一种治国方略,是根据时代的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个时期,可能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比如秦国自运用了法家的商鞅变法之后,运用法家的治国理论,迅速强大起来,短短二十多年便统一六国。但秦朝使用韩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短短十几年就烟消云散。

汉朝建立,最初使用黄老道家的无为思想,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汉朝的前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表面上是运用了儒家的思想,其实是对先秦儒家的一种自我否定。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阴阳等思想中,其实是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不过是以儒家的名义存在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其实是灵活运用了各家的思想,从来都是表面上是儒家,一手软,内里面是法家,一手硬。软的一手讲究道德教化,硬的一手讲究强化君权,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两手都硬。这就是众多学者所说的阳儒阴法的观点。

所以,不能说历史选择了儒家,也不能说历史选择了法家,而是历史选择了儒法兼治。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上的。

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过内心的自省成为善人,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师荀子,纵然他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仍然相信,通过教育和学习,也可以让人变得善良。在这种人性论思想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德治,是善治。因此,主张个人要修养道德,在国家的治理上,要实行以德治为主。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强调法治,儒家也并非全是战战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顺民。孔子就说臣子和君主之间应该是以礼相待,而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孟子同时认为,治理国家,光有德治不行,光有法治也不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儒家并非像现在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君主的帮凶,是统治者的走狗,是毒害中国人心灵的坏蛋。

不过,儒家的礼的思想,却又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额内在逻辑。礼不是礼貌,不是彬彬有礼,而是一种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级秩序。这也成为君主统治百姓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历代王朝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用儒家收拢人心,用法家巩固君权。

法家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既然人性是自私的,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必须要相互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资源。既然如此,用道德要约束人的行为,那肯定是不可能了,那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去规范人的行为。这就是法家的理论逻辑。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法家思想,等同于现在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对法家思想的误解,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因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因此法家思想又称为霸道,或可称为“帝王之法”。

法是“法制”,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

术是“权术”,国君要有谋略,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驾驭臣下,对付政敌,以彰显与保持权力地位;

势是“权威”,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与权力,才能驾驭臣下。

从这一点来看,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以暴制暴的思想,这个思想显得有些阴暗,有些阴谋诡计的意思。所以说统治者们不好大鸣大放地运用,只好是偷偷的运用。因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有哪个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来统治万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呢?但儒家的优势在于,始终是关于人的哲学,是关于人如何自立的学问,这个就特别贴近人的心理需求。儒家伦理学上儒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设计中,对统治者也有严格的要求,他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实现王道。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所以,统治者也不想让自己始终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因此,必须推行表面上儒家,内里是法家的治国理念。

所以,不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是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者,假装选择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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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欲言。乱侃几嘴。

…………儒家学说,——悬丝诊脉:差不多囊括了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春秋战国后,以孔子为标杆,奠定了儒家思想体系。以至穿越了之后历代朝廷,渗透了草野民间(定为和平演变也不为过);即是蒙古族统治了中华天下,也不得不“顺应民心”:尚儒,尊孔。这在封建王朝,也不失为先进的文明成果。

封建亡,朝纲毁,——此后,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及其迅猛发展,自然格格不入:儒家的“”形式”,盛不了社会的“”内容”。当下,儒家思想,只宜批判接受,不可全盘盲目推崇!传统文化里,儒家定然拥有一席之地。

随口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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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战胜了理智,这世界是很难把握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唯独人有情,面对的却是这沧凉如水的世界,我们糊涂,陶醉是必然的,能怪我们吗,不能,没有了我们,世界就不再有生气,也不再有真情,儒家是向死而生的绝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至情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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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学说。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家思想,摒弃其他各家学说,被后人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术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那么,真的如本题所言,历史选择儒家而摒弃了法家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统治之术从秦朝以来便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尊奉儒家,实际上实行法家那一套。

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不同。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不过由于现实的诱惑太多,引起了人的欲望,带坏了人心。儒家相信,只要经过正确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好人。所以儒家重视对民众的教育,重视个人的能动性与价值。

儒家认为,君主和臣子直接虽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别,但却不是赤裸裸的奴役与被奴役,而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样子,然后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样子。孔子认为,统治者自身行得正,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追随你;相反,如果统治者自身不正,哪怕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遵从。孟子认为,君主善待百姓,让百姓能吃饱穿暖,百姓就会追随君主,战无不胜;如果君主剥削压榨百姓,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


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人人都是为利而相互算计、相互倾轧。比如韩非子说,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利益关系,没有什么亲情。所以法家重视用法令赏罚去约束和规范民众,让人成为君主统一天下的工具。

韩非子指出,君主要掌握三种工具:法、术、势。法即公开的法令,术是不公开的权术,而势则是君主尊贵的地位。君主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者,才能统御臣民。所以法家的统治术主要是三点:首先,塑造君主的绝对权威,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其次,颁布法令,奖赏那些君主鼓励的行为,惩罚那些君主反对的行为,就能让百姓服服帖帖的听君主的话;最后,君主还得学习帝王心术,用种种权术手段来调教大臣们,比如在两派之间居中制衡,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他们利用里人心的弱点,即趋利避害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奴仆,甚至是机器。这比只注重道德说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采纳了法家学说的秦国以虎狼之师席卷天下,扫灭六国,最终统一中国。

法家那一套确实有用,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法家只用赏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就抹杀了百姓的道德感,把百姓变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即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百姓能因为利益而服从命令,就能因为利益而犯上作乱。而且法家强调君主的权威,又用法、术来捍卫君主的权威,这就给了君主以滥用权威的机会。如果君主是有为的明君还好,如果君主是无道昏君,就会肆意奴役、压榨百姓,让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其实,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受到了关中父老的欢迎,说明就算是秦国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剥削了。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们都学乖了,他们继承了法家的政治学说,这被称为“帝王之术”。但是他们又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一方面,统治者用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给百姓洗脑,让他们自觉维护君主统治,不愿犯上作乱。另一方面,君主又号称自己遵守着儒家的教诲,以仁爱治天下,勤政爱民。

回到题主的问题:历史真的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当然不是。统治者们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但实质运用的还是法家的统治之术。所以朱元璋见到最纯正的儒家思想——孟子的学说后,会大发雷霆,认为孟子鼓励百姓犯上作乱。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庙,还命令大臣删去了《孟子》一书中批评君主的那些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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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总有理由,选择儒家自然也不是意外。

一、家天下

都说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是家天下,但这个说法有些含糊其辞。以周朝为例,周只是共主,通俗点说就是召集人。天下是诸侯的天下。诸侯拥有兵权、治权、税权,拥有自己所在了土地的一切,不是主人是什么?

秦朝是家天下嘛?不是。嬴政叫秦始皇,继任者胡亥叫秦二世,秦是国名,而嬴才是姓氏(当时姓氏是分别的,后世姓氏合一。此问题与本答题无关,不展开说)。以家天下的思想,叫赢始皇才是家天下的标志。西汉初年至汉文帝,赵佗的一句“不敢背先人之志”更佐证了秦朝、秦始皇“国者,公器也”的胸襟。

中国的家天下思想,以刘邦的“白马之盟”为起点、为标志。【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二、汉风低徊

从夏立国,到商、周、秦,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伴随着国家制度的创新。这是尧舜禹推优制度的延续,也是“国者,公器也”的传统文化使然。尧舜禹是谁能更好的治理洪水,谁就是部落首领,商、周、秦是谁创新了更好的国家制度,谁就是一国之主。现代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才是合理合法的上层建筑,同样遵循这个道理。与此相比,而汉朝的“白马之盟”的“家天下”思想,把一个国视作一个家族的私有物品,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是中华文化的低徊。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从汉朝开始逐步走向衰弱、被异族统治、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甭拿汉朝400年说事,周朝八百年在时间上是碾压汉朝的。秦汉相比,西汉+东汉,几十位皇帝对中华历史的贡献全加起来,也不如秦朝秦始皇一人。中央集权集的是军权、治权、税权,中国一直在遵循。至近现代,军权、治权、税权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主权的核心。仅此一点,秦朝对中华的贡献,就碾压西东两汉。

在汉风低徊的思想下,维护统治权大过了国家、大过了天下百姓。而儒家恰恰是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个思想,因而得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成为文化领袖。家天下是不认功臣、不认功劳的。董仲舒也仅仅是当了几年的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被罢黜,重新沦为教书匠,直至死亡。当然,这种屠杀功臣的事,并非汉武帝首创。刘邦屠杀功臣才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开朝皇帝屠杀功臣的先例,并一直延续到明朝的朱元璋。另外,历史上被一直诟病的“文字狱”同样发明于汉朝。所有这些,都是“家天下”的腐朽思想在作祟。


三、唯一不是选择

汉朝之后的统治者选择了儒家了,这纯属扯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百花凋零,仅剩的一个儒家也自宫为儒教了。根本没的选,何来选择?

后世用儒家,是选择儒家嘛?这同样属于扯淡。儒家政治思想核心有二,一是克己复礼,二是推崇仁政。汉朝以及汉朝之后的朝代,谁恢复周朝礼制了?谁以仁政为治国宗旨了?“皆秦政也”才是汉朝、以及汉朝之后的治国思想。只不过,这个“皆秦政也”,是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授权,山寨而已。

于此相反,刘邦的家天下,反而成为后世统治者执一不二的最高法则。比如富裕的宋朝,为了防止“黄袍加身”,军队的训练居然以文官来实施,维护统治,防范到无所不用其极了。最终自废武功,被元朝推翻。

明朝,儒生要“士大夫共治天下”,说白了就是要跟朱明皇族瓜分家天下的权利。朱明皇族当然不肯,于是就双方比烂。甚至,到明朝病入膏肓的时候,各个势力还是在争夺“家天下”,不惜借助满清绞杀对手。最终中华大地陷落在另一个异族手里----满清。众所周知的、臭名昭著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同样是家天下的变异。最终蒋家王朝被赶到了台湾。


四、中华文化重回历史正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这才是正宗的中华传统文化。

儒家想复辟?嘿嘿,儒家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为唯一宗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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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有了两次被异族打断历史进程!才有了亡天下!在宋之前,儒教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强大,当儒教强大,中国就羸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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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终既选择了儒家,又选择了法家。

所谓的儒家,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以先秦时期为准,儒家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春秋末期,鲁国卿大夫下克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方向,即所谓“礼崩乐坏”。

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儒家选择的路径是修修补补,能回到西周建立之初那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的社会图景,秩序井然,天下就可以重新太平。

但“中世竞于智谋,近世竞于力气”,春秋那种国际政治图景,从弭兵开始,相对的和平最终导致了核心区域最强的国家陷入内乱,于是晋国崩了,战国来临,大家开始拼谁的拳头大。

追求保守的儒家,在这一时间段,是不适应于时代的。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极高的战争动员效率。这一切酝酿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贡,他们的学生在魏国搞变法,李悝创制出军功爵制度的雏形,而后,这种新思想从晋国辐射四方,商鞅在魏国不得志,西行入秦,最终秦国成为了新制度的受益人。

站在秦王扫六合的时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图景。

周的制度已经崩溃,分封制度在普天之下已皆是王土的背景下不具有现实意义;周的五等人制度,已经最终坍塌,诸侯没了,卿大夫也没了。

秦代表的是战国争霸中最具有效率的政体,追求彻底的文法吏政治、军功爵体系,严格整饬,彻底的集权与愚民。

秦的尝试就是“法家政治”的最高实践。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尝试完蛋了。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像是一个大工厂,一切都以最高效为目的,百姓不需要有思想,会执行就够了。这是一切高度集权的政体都会有的倾向,君不见奥斯维辛集中营,连杀人都要求高效率,工业流水线化了么?

这么整是要完蛋的。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朝的历史实践,吸取了秦人的教训——人类社会并不是蚁巢,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的工蚁兵蚁,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为一个为所欲为的蚁后长期统辖一切。极端的高效(无论秦一样的组织术高效,还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至上),都是不能持久的。

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汉代实际上的行政模式,依然是秦制,文法吏政治依旧保留下来了,但汉朝的皇帝聪明,在法家的基础上,披上了一层人文的外衣,这便是儒家。

此后,文法吏与儒生的竞争关系持续了很久,但最终的结果证明,单独用哪一个都会出现问题。纯用法家,是激起反抗的暴秦;纯用儒家,是理想主义妄图恢复周制的王莽。

用儒用法,不是哪个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是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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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本来就是法家。至于儒家嘛,只是法家驭民的工具。法家驭民五术中第一条就是愚民,统一老百姓的思想,这种思想一定要对皇权有利。所以,每个封建王朝都选择儒家来愚民老百姓。要不说外儒内法了。其根本实行的就是法家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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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两件事情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百家争鸣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百家争鸣的主要存在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处于周王朝统治衰退,各诸侯国林立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争不断。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动荡的时局中生存下去,或者说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用不同思想学说的改革来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各个诸侯国为诸子百家提供施展学术的舞台,这也就给了百家争鸣发展壮大的生存土壤。


周王室统治衰退,诸侯国林立而起,有实力的诸侯国开始吞并周边实力较弱的小诸侯国,通过不断地吞并出现了几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楚国,晋国,吴国,秦国等等各诸侯国的发展壮大,催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富足阶层,他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从事学术活动。

社会进步随之而来人们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科学技术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的大进步,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正是应对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各个国家在变革中都需要不同的思想以及学术学说来支持自己的变革,总的来说就是各个国家你整你的那一套,我玩我的看谁最后发展的好。


秦灭六国之后统一天下,在经历了秦朝末年的战乱纷争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在经历过了文景之治之后的汉朝国力强大,百姓富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只能有一种思想来作为国家的中心思想,不可能像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允许百家争鸣各种声音各种思想来影响给国家的统治以及安定。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并且带着他改良之后的新儒学,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君主独裁统治,加强学术思想的统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新的儒家思想把君权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自此之后儒家成为封建王朝首选的政治思想,儒家彻底奠定了在中国历史上牢不可破的地位。


之所以儒家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如此牢不可破的地位,正是因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当时董仲舒通过对儒学的改革与创新,使得新儒家思想更能符合君王的要求,达到维护帝王的统治,后来的儒家经过不断变革,越来越像是成为君王得发声器,变成了教化天下的工具,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才会长盛不衰,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如此牢不可被的地位,没有选择其他的思想只能说当时其他的思想学说,不符合君王对于治理国家的要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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