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一家人，确实是家学渊源，人才辈出。虽不及江南钱氏（一个诺奖得主，二名外交家，三名科学家，四名国学大师，五名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名两院院士），但在中国的大家族中，也算是名门。
据搜狗百科介绍：
方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国民党元老，“二次革命”的秘书长。当年的讨袁檄文就是他写的。
方方的外祖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去世得很早，所以母亲一直随曾外祖父生活。
方方的伯祖父汪辟疆，是南京大学的教授。
方方母亲毕业于九江教会学校励女中，结婚后没参加工作。
方方母亲家族中的小舅公杨叔子是科学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方方父亲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方方有三位兄长：
大哥1964年以湖北省高考第一名进入清华大学，他是华中科大教授，研究天体物理。
二哥从华科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东北大学教书，也是教授，研究自动控制。
三哥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在美国麦道公司工作几年后，引进回武汉，现是武汉直升飞机公司CEO。
实话说，这样的家族，这样的家人，随便一个，都让人仰视，何况，这一家子的优秀人才——有些时候，不得不说，基因的强大，是有遗传的。
至于方方个人，也确实算是非常优秀，并且还很励志：高中毕业当装卸工，可以想象，一个20岁的女青年，做装卸工，要经历怎样的痛苦！但她最后考上了武汉大学，学习基础那是相当的好。
事实上，在中国文坛上，真正的中文系毕业的作家，是凤毛麟角，方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专业作家后，她成为“新写实”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逮的人生思考。
所以，这个问题的前半段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后面所说“拼命的传输负能量”，虽然笔者对于方方在疫情期间的《武汉日记》颇不感冒，更对她后期与人争论的时候，动不动就扣上“极左”“五毛”的大帽子，颇感失望，但准确的说，非要说“拼命的传输负能量”，似乎并不准确。个人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可能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首先，对于负能量的判断，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现在，我们经常在谈“正能量”“负能量”，其实，很少有人思考，究竟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负能量”，更少的人来思考“正能量”和“负能量”其实是可以转换的。
在社会问题上，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而所站的角度，又与人生阅历、信息来源等密不可分。
所有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辩证的方式看待问题：一味的歌颂，不一定是爱国；而有些时候，揭露才是更深的爱。
其次，方方对武汉应对疫情的负面描写，应该是科学与政治素养低的表现
当然，客观地说，方方的《武汉日记》，几乎都是在写武汉封城前后的各种阴暗面。根据《方方日记》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人民是无助的，生命是卑微的，官员是无能的。最后的结论，自然就是“人祸胜于天灾”。
这其实是一个作家缺乏政治敏锐度和科学素养的表现。
先来看缺乏科学素养：人类在面对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首先都会是张皇失措。比如，榜葛剌国（今天的孟加拉国一带）给明成祖朱棣进贡了一只长颈鹿，朱棣当做神兽麒麟来膜拜——从没见过啊！
所以，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新冠病毒，人们包括官员，开始的茫然、纷乱，其实是科学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但方方不管这些，一味的指责。如果你叫方方来处理，我敢说，她更无能！
在看政治素养。由于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公共卫生事件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信任危机。方方一味描写各种阴暗面，最后，自然就成为了西方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不然，你以为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在亚马逊预售几百万册？
所以，这其实是缺乏相关素养的原因。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方方世界到国外书商的约稿而写作的，那就几乎可以认定属于卖国行为了。
再次，与其说她在“拼命的传输负能量”，不如说她在“拼命为自己辩解”
基于上述的认知，个人认为，至少在《方方日记》中，方方并不是在“拼命传输负能量”，而只是一个作家，用惯用的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在写作罢了。
但后期，随着网民对方方的批评，方方的各种回应，各种辩解，有的就有些出格了。
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多重解读其实是在丰富文学作品的内涵——有些内涵你在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结果被读者读出来了，这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次创造。
也就是说，你可以着这样写，但我可以那样理解。记得有一年，四川作家魏明伦去做一套用他自己的文章编的阅读题，他没得几分，其实，原因很简单。
结果，面对批评，方方没有才去一个作家应有的对文学主题多重性的理解，而是各种辩解，甚至将反对自己的人，都扣上了“极左”“五毛”等帽子。
殊不知，越辩解越出错，越出错越黑，最后，就像阿毛被狼吃了之后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絮絮叨叨。
最后，文学没有国家，作家却有祖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并没有站稳立场
当然，如果说方方的负能量，个人以为，就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比如，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骂统派代表邱毅、黄智贤——这就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