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日本人念念不忘的“川陕攻略”，即由陕西和川东两个方向会攻重庆，进而逼迫蒋政权投降的作战方案。就战役企图来说，确实对中国抗战很危险；就日军能力来说，有些勉为其难；就实施的可能性来说，基本就是零，因为《五号计划》的进攻发起时间原定在1943年春。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对此有过记叙：“日军在占领安南、新加坡和菲律宾后，其大本营一度有抽调16个师团以攻打重庆之计划，适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日本陆海军遭到挫败，遂不能抽调兵力，计划乃未实施”。而关于日寇图川的判断，白崇禧与李宗仁的看法相同：

“敌若专心北进，以原有30个师团再增加20个师团的兵力，于武汉会战后一直西进，则重庆必不可守，如此即便不能灭亡已觉醒之中国，则抗战之前途必然更加艰苦，当无疑议”。要读出两个意思：第一，日本人已经浪费了最好的时机（武汉会战是1938年10月结束的），第二，即便重庆失守，抗日战争也不会最终失败。

先说第一点，这就是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攻势有“一个明显的停顿期”，华北方面军和负责华中攻略的第11军，都不再得到兵力和军火的加强，冈村宁次发起南昌会战都是硬撑着打完的。因为日本军部决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迫使重庆投降，遂限制了前线日军扩大占领区，于是有了汪伪政府，却没有进攻川陕的计划。

这个美梦直到1940年底才破灭，日本人总算明白，扶植一个汪伪政权根本没什么卵用，反而让重庆方面的主战派更加坚决，换句话说，从1938到1940的这两年，侵华日军虽有几次有限的攻势，但整体上基本是无所作为的。及至想明白只能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不到一年了。

华北方面军首次提出攻占陕西的计划，已经是冈村宁次上任的1942年6月，这厮打算用五个师团的兵力西渡黄河，占领延安和西安，进而威胁四川盆地。为什么必须是1942年以后呢？因为在此之前，华北方面军必须现解决掉黄河以北的中条山重兵集团（1941年5月）、以及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否则日本人不敢放胆西进，因为后方不稳。

所以华北方面军直到1942年上半年，才有余力觊觎三秦大地，拟定的攻击时间为1942年9月，可以得见，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而日军参谋本部正是在华北方面军图陕的基础上，搞出来一个《五号计划》，即同时以第11军再从鄂西进犯川东，从南北两路夹击四川和重庆。为实施五号计划，拟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方面军，统一指挥16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两个飞行团，兵力约50万人以上（规模可以参考1944年的“一号作战”）。

1、根据太平洋战争进程来看，五号作战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实施。

冈村宁次单独进攻陕西的战役发起时间，初定为1942年9月，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如果华北和华中日军再统一实施“五号作战”，经过必需的战役准备，发起时间至少要在1943年春季，这个时候日军在南洋已经节节败退，它抽不出来足够的部队加强给中国战场，尤其是那个时候，关东军也不敢大批抽兵南下，“关特演”就是在那个时期。

日军的后勤也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水陆两栖作战，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中将很明白地告诉东条英机，他的部门拿不出来“五号作战”所需要的10万吨船舶和5万吨汽油，因为太平洋战场每天消耗太大，保证南方军的作战物资已有困难。

2、华北日军的力量不足以击破陕西方向的中国军队。

西渡黄河跟南渡黄河入侵豫中可不一样，那里山岳纵横雄关叠立，日军必须仰攻潼关、从蜀道突击汉中，翻越秦岭和大巴山，期间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日军的素质、火力优势将大打折扣。况且防守这片地区的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四个集团军40余万人，如果日军犯陕，他必然放弃对陕甘宁的围堵而全力拒敌，八路军也可在后方牵制，冈村宁次很难在短时间内突入四川。

这可以从后来豫湘桂战役的过程来得到印证，日军虽然迅速横扫了洛阳和豫中，但是进入豫西之后立遭胡宗南部队的反击，最终连潼关的模样都没有看见，就只好后撤形成对峙了，而胡宗南在豫西反击中只动用了两个集团军。所以在1943年，日军如果实施五号计划，在北方的进攻大概率会破产。

3、最危险的地段其实是鄂西的第六战区防御范围。

1940年日军占领宜昌后，距离川东非常之近，也就是抬抬脚跨过三峡的事情，从枣宜会战和鄂西会战的结果来看，陈诚第六战区和江防军的战斗力真心不咋的，日寇第11军的两次局部攻势（还没想打四川呢），都使这一方向的守军连连吃败仗。如果面临强大兵力的五号作战“”，川东的大门真有可能被日军撞开，则重庆必然不保。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国民政府早就做好了西迁西康的准备，日本人无非又多占个大城市罢了，上海、南京、武汉的沦陷，哪一个摧毁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况且薛岳第九战区也不是吃干饭的，日寇华中主力西进，武汉、南昌必然空虚，第九战区一定会借机反攻，如果切断了长江水上运输线，进入川东和重庆的日军也得撤出来，要不然就得饿死。

所以东京的日本军部对“五号作战”的信心并不很足，最终的结论是要“视战局情况而定”，结果1942年4月，为了摧毁浙江沿海的机场群，日军发动了“浙赣会战”，五号作战计划暂时被搁置。到1942年10月，南方军在瓜岛惨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无奈通知畑俊六：川陕攻略在1943年没办法实施了，没办法向中国战场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战场需要的话，那么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于是所谓的“五号作战”也就无疾而终了。

注意不能用1944年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进程来比推五号作战，在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多在平原和丘陵地区作战，战场环境远远没有陕西和四川那么复杂，同时胡宗南的美械部队、中国远征军的精锐部队也都没有参战，只是蒋鼎文和薛岳两个战区的溃败。如果日军1944年进攻川陕的话，干脆就是自寻死路了，所以日军大本营连想都没有想。

真正有机会侵入川陕的时间点，仅仅是在1939年初那个很小的窗口期，然而日本人没有这个战略眼光。

随着抗战的持续，作为岛国的日本自然无法继续在这场消耗战中坚持下去，毕竟如此漫无目的地打下去，日本必然坚持不住。为了不让自己继续深陷泥潭，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曾制定一个企图一举击溃与吞并中国的作战计划，这就是著名的“五号作战计划“。

1942年3月19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主张从其它地调用兵团与在华兵团共同进行大规模之作战，目的便是一举歼灭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延安能构成威胁的战略要地，达到小鬼子侵华的目的。

虽说杉山元没有提出直接进攻重庆，但侵华日军已经考虑向中央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同时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也站在改善华北治安及对“敌”压迫的观点上，提出发动“西安作战”，在1942年6月至9月攻击西安附近，消灭隶属于胡宗南将军率领的重庆直系第八战区军队，然后紧接着便是歼灭延安根据地。

因为在冈村宁次等人眼里，认为只要攻占西安便可以切断国军的西北交通线，给予国军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则提出“长沙常德作战”构想，向长沙、常德发起进攻，夺取谷仓地带，达到击溃国军第六、第九战区的目的。

“西安作战”、“长沙、常德作战”这两大构想被上报到日军大本营后，杉山元与参谋人员反复进行研究，认为“西安作战”、“长沙、常德作战”如果进行都很难达成目的，必须一次性发动一场攻占重庆、成都的大规模的战役，这样才能迫使中国投降，并最终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日军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作战计划，这便是“五号作战计划”，而在这个计划中“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只是其中一部分。

的确，如果“五号作战计划”真能实施起来的话，到时候攻占重庆等地，势必影响我们的抗战进程。继而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甚至可能打通印度洋，不排除日本在打通印度洋后与德、意两国协作，并最终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性。

但，这一切终究注定只是日本人的幻想。

因为在日本准备实施之时。但，此时太平洋战场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美军为首的同盟国军队已经逐步掌握了主动权，对日本而言战局进入恶化阶段，日本也不得不调关东军与派遣军的精锐抵御美国，没有多余的兵力支撑自己启动“五号作战计划”。

另一方面，彼时的日本正如他们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所说的那样，以日本当时的国力，不可能完成对进攻四川，更不可能覆灭中国。到了后来冢田攻接任阿南惟几任第十一军司令，也曾积极推动“第五作战计划”，只是这个家伙买乘飞机由南京飞汉口时，在蕲春上空时被我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三八师的高射炮击落而丧命。“五号作战”也因此彻底胎死腹中。

绕过桂系控制的大别山抗日根据地，而直接从陕西方向进攻重庆，是馊主意，日本实行“5号作战计划”也必然失败。

大别山腑视中原，而中原是进军陕西的兵力、物资的集中、补给地，抛开中原而直进陕西，是不现实的。而日军要抵定中原，就要攻克大别山，把华中、华东、中原的日军连成一片，有稳定的后方，才能经陕入川。日军曾动用重兵，发动过多次以大别山为目标的随枣会战、豫东会战、立煌战役，偏偏这个桂军是啃不下的骨头。

其次是经陕西入汉中，再过剑门关，重重险阻，地形也不利较现代化的日军大规模用兵。而桂系控制着川陕鄂的战略要地老河口一带，随时可以把经陕入川的日军长蛇阵，拦腰斩断。桂系首领李宗仁、李品仙，把老河口选作战区长官部驻地，就是老河口握鄂川陝三省之咽喉。

没消灭桂军，夺取大别山，日军5号作战计划是无法实施的。

这个计划是蒙元大迂回作战的缩小版，但美苏广泛参战后，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实施了。

在传说中的田中奏折里面，日方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不清楚这个方针是不是真的被认真地讨论过，但从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指导方针看，没有去考虑过这个计划。

可以先说下这个方针的具体打法。日本利用朝鲜半岛登陆东亚大陆，然后迅速占领满洲。在消化满洲的同时，分南北两线发展，北线进入蒙古高原，控制内外蒙，内蒙提供补给，外蒙提供战略缓冲带。蒙古高原控制后，进军自新疆至绥远等广大地方，重点是绥远至河西走廊一带，进而控制陇右至河湟谷地、陇东至黄河一带，并将关中地区纳入囊中，这是北线的主要路线图。南线，则控制科尔沁沙地和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就是当时的察哈尔一带，并南下渡过黄河。如果走到这一步，才算是比较完美地复制了当年蒙元对南宋的态势。如果日本实现了这样的态势，那我们就要亡国灭种了。

但这个计划的问题是，日本人占据朝鲜半岛后，控制满洲一直不顺，1895-1931，花了36年才算是占了满洲，而且还有很大的运气成份。同时，面对国力衰败但规模巨大的中国，只要不是神经错乱，即使是激进派，也不敢去设想短时间内能实现当年蒙元的绝对战略优势。

不敢做此设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苏联。日本想控制满洲和蒙古高原，短期内拼武力，也许不需要中国人和蒙古人的同意，但他不能不寻求苏联人的同意。所以，田中奏折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没考虑苏联的因素。一个不强大的中国符合苏联的利益，那他怎么可能允许在中蒙地区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统一者呢？而且战后苏联也直接把蒙古高原拿出来独立了，没有让中蒙恢复到清朝时的统一局面。所以，这个战略没有被实施过。

到了1942年，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是，苏日互不侵犯、苏德战场苏联压力巨大。但日本依然不想去随便惹苏联（诺门罕使日本人意识到与苏军冲突不会有好下场，同时还意识到苏联不会放弃控制蒙古高原），所以他干脆来个小迂回，北面打透关中，东面突破三峡。而且这个小迂回还是所有迂回版本中最小的，因为还可以有范围更大些的迂回，北面拿下傅作义坚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和宁夏，中路攻关中，南路打宜昌。如果三路同时发力，则中共在北方的各种游击和运动都很难发力了。但显然，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按说应该不是兵力问题，而是组织问题。关东军若入关支持，这个中迂回说不定就能达成，毕竟苏联彼时没有精力来管东方战场。

这个5号作战是实施过的，但不是以5号作战的名义实施的，也不是各路大军协同实施的。多田骏就任华北时，就努力想打透关中，冈村宁次到华中时，也尝试过打下宜昌，而北面张家口到绥远一线，日本人只是时不时地撺掇伪军去打，自己重兵上阵的时候并不多。

但即使是实施，日本人也很难打出效果来。日本人在北方的作战，一度打到了黄河边，就差过黄河打西安了，但还是撤了，因为伤亡和补给都不堪重负了。日本人连河北那样的平原地带都控制不全，进山西后处处被八路军掣肘，若过黄河入关中，那他几乎不可能守得住。这一点，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后期就表现得很明显。缺乏后勤补给、前方伤亡过大，以致于即使是新占领了战略要地也不得不退回。所以，更不用说以关中为基地翻越陇山和秦岭了。而打透三峡进重庆，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有有效补给了。

国际方面说，若日本在关中或者宜昌任一方向失手，则美国必然会追加援助或加大对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打击力度，以维持国民政府的抵抗，这也是5号作战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日本人的55号作战，也就是所谓的川陕攻略，看起来十分的宏大，其实基本没有可行性。因为无论是日本自身的国力和军力来说，还是当时中国国情而言，都不具备实施所谓川陕攻略的可行性！

首先，就日本人的国力和军力来说，缺乏实施川陕攻略的绝对实力。日本在二战中，虽然是亚洲地区仅有的可以算作列强的国家，但是陆军实力并没有海军实力强大！而从77事变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日军虽然大面积的占领了中国领土，击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

但是日本人无论是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最高的兵力投入也就是30万人左右，而武汉会战结束到所谓的豫湘桂会战之前，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最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长沙保卫战，单次投入兵力不超过十万，而如果实施5号作战，日本人无论是军力还是补给能力都必须超过武汉会战的规模，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即使日本人实施五号作战成功，也无法瓦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所谓的五号作战，其实是仿照当年蒙古人的故记，通过西南方向的大规模迂回作战来夺取四川，突破西南。然后彻底击败国民党的抵抗。但是，且不说蒙古人自己也是在实施川陕攻略后若干年才攻灭南宋的。就是国民党也不会按日本人的想法向东撤退，而是只会继续向西南，不是昆明就是西康。同样的，即使国民党投降，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在壮大崛起！中国人只要不停止抵抗，日本人就没有胜利的可能！

如果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共产党的八路军，日本军队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看看豫湘桂战役就知道了。

但是，存在着八路军这种意外因素，日军也是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