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贪官和珅可恨,我看养着贪官和珅的乾隆皇帝更可恨,对吗?:大贪官和珅可恨,放纵合身的乾隆皇帝自然也是有罪的。和珅之所以能成为那么大的贪官,这一点和乾隆
大贪官和珅可恨,放纵合身的乾隆皇帝自然也是有罪的。
和珅之所以能成为那么大的贪官,这一点和乾隆的放松是分不开的。能够养出这么个巨贪,对于国家来说,乾隆是有罪的。其实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就是乾隆为什么要养着和珅这个大贪官呢?
其实乾隆之所以养着和珅这个大贪官,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因为在清朝官场,贪官可以说比比皆是。加上清朝时期已经有了捐官的情况,就是有钱的人可以花钱买官。买来官的人自然也会想方设法的贪污钱财。已赚回他们花的钱。对于如此之多的贪官,乾隆也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和珅去搜刮贪官的钱。让这个贪官领导着那些贪官。底下的贪官贪了一部分钱,还要把贪的钱拿出很大一部分来孝敬和珅。和珅这个人也是比较争气。因为他贪的钱非常多,他就盖了一个藏金楼。将所有贪污来的钱都整齐的摆放在里面。对于乾隆来说,和珅这哪里是贪钱呐,他简直就是在为国家做金融储备啊。
我们在电视剧里或者史料当中应该可以看到。和珅是一个大贪官,但是他贪的钱。都是别的贪官孝敬给他的。说白了就是贪贪官的钱。有一些贪官因为事迹败露,皇上追查,就找到和珅让和珅说好话。和珅不光让他们把贪的钱原封不动地拿出来,有一些还要把家里的钱拿出很大一部分来求着和珅摆平他们的罪行,这样的话,皇帝与和珅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既不惩治这些贪官,又将钱财连本带利拿了回来。虽然很多钱财都跑到了和珅那里。但是对于乾隆来说,放在和珅那里。与放在自己这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乾隆只要选择合适的机会将和珅扳倒,和珅的钱不就都成自己的了吗?
原创内容,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虽然乾隆时期与康熙时期被并成为康乾盛世,但是,实际上,乾隆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结合全球历史来看,当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的时候,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荷兰已经在全球殖民的道路上走出了很远。所以,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比较盲目自大的皇帝。
在大航海轰轰烈烈之时,乾隆皇帝已经稳固了自己的位置,从国家治理上转移到了奢侈享受上了,和珅之所以备受乾隆宠幸,肯定是投乾隆所好,而对于和珅的贪污受贿的情况,乾隆是否知情、是否有放任行为呢,这是必然的。
家天下制度中,尤其是乾隆这种自负的皇帝,必然将举国视为自己一人私有,所以对于和珅贪污,他并不以为然,所以,与其说是对和珅的贪污放纵,不如说对于封建顶端的皇帝来说,无论贪污多少,仍可以通过皇权掠夺,所谓钱财不过是在和珅家暂存罢了。
乾隆是败家花花的皇帝,没有政治远见,只顾及自己的眼前利益。乾隆是把中国落后西方200年的罪魁祸首。
乾隆南巡,为了政治目的以外,更重要的是尝尽世间美食,泡马子。讲究排场,开支巨大,劳民伤财,负面批评不少。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军人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民工,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
对外不开放人文、科技、经济交流,安于现状。这叫闭关锁国政策。通商口岸有是有,但不是很多。清朝时期,满足统治者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一台湾以后,曾经开放四个港口(厦门、宁波等),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来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即一口通商政策),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关闭其它港口。(《清高宗圣训》卷281)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军火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精神上安抚民心,大力修缮各种宗教寺庙稳固政权。传乾隆时期北京有寺院3000余座,城内几乎每个街巷都有寺宇,京城的香火之旺超出以往各朝,这当然和乾隆帝的崇佛做法密不可分的。还有全国各地也不计其数。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用奸忠两臣来制衡官场。和珅是背后的后台大老板是乾隆。其实和珅是一个悲剧人物。小说和文艺作品中把他描述成一个欺上瞒下,贪得无厌的权臣,其实他就只是乾隆皇帝手上的一张活期存折,随时可以用来兑换的。
以乾隆控制朝政的手腕,不可能不知道和珅的能力和所作所为,所以你可以查正史,皇帝只是让他担任吏部,户部的职务,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老板理财的大管家,并没有把可以威胁朝政的大权交给他。
乾隆很深刻地知道和珅这个人的长处和弱点,因为自己要享乐,让和珅去捞钱,如果搞砸了,就把他抛出去,坏事都是和珅做的,皇帝自己不知道。和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替皇帝老子分忧和做冤大头的奴才,这样的人,皇帝从内心看不起,但是离不了。
乾隆皇帝对于如何处理和珅,不会在正史上有记载,他不会让史家记载他如何利用和珅来满足自己的享乐私欲,但肯定对儿子嘉庆谈起过自己的想法,果然,乾隆死后不久和珅就倒霉了。一来抄了一大笔钱,那是乾隆留给儿子的钱。
二来嘉庆给自己立了威,名义上是杀了老爹的红人,让那帮老臣不敢小瞧自己,实际上那就是杀了一条狗,和珅连反抗的资本都没有,可见他始终就不是权臣,嘉庆对和珅动手毫无压力,也不会引起朝廷动荡。第三,显示出新任皇帝反腐的决心,振奋人心。可谓是一石二鸟。
和珅的出现存在某种必然性,如果没有和珅,也许还有赵珅、马珅、刘珅。究其原因,乾隆需要一个和珅样式的臣子,所以和珅才能恰逢其时、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要不是乾隆的默许甚至纵容,和珅根本成不了气候。
乾隆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精力不复以往,凭借个人能力已经不能再很好的挥舞皇帝的权柄,再加上日益增长的物质和娱乐需要,非常需要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打理帝国和个人财务。而且需要这个人在朝廷没有根基,没有背景,没有什么资历。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将一无所有,只有这样,这个秘书才会忠诚于皇帝,被皇帝所控制,不会出现权臣和朋党,不会造成负面的政治影响。而且这个秘书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很难承担起乾隆赋予他的责任和职权。就这样,一个有人才需求的皇帝,一个符合条件的臣子,恰好在乾隆四十年相遇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65岁的乾隆与26岁的钮祜禄·和珅相遇之时,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大内侍卫而已,然而仅仅数月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和珅被乾隆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先后担任和兼任众多关键职务,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在内的数十个重要职务,拜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封一等忠襄公。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
和珅画像
和珅的父亲钮钴禄·常保,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伴驾到福建,官至福建省兵马副都统。和珅也是官宦子弟,可是和珅三岁母亲去世,九岁父亲去世。要不是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成为粘杆处侍卫,碰巧得到乾隆的赏识,估计以和珅的背景,凭借名落孙山的文生员身份,也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也正是因为和珅是满族官宦子弟,偏偏又在朝中没有依靠,乾隆才能放心大胆的放权,如果和珅出自世家大族,亲朋故旧遍及四海,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乾隆也是不会放心任用的。要不然,一个有根基的能臣得到触碰权杖的机会,必定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灾难。
晚年的乾隆不仅好大喜功,更沉湎于奢靡享乐。为了满足私欲,不仅大开进贡之门,更是为了快速聚敛财富,通过和珅把“议罪银”制度化。议罪银由军机处负责,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于是和珅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此举一出,不少聪明的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自然就更多了。自从和珅把议罪银制度化之后,朝廷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乾隆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乾隆一怒之下,要杀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换不了银子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乾隆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银。罚议罪银少则万两,多则数万两,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下面是《密记档》里的几笔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十一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交议罪银五万两,分五年代其父交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五万两。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盐务事”交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范清济“因拖欠额铜数十万斤,除查封产业外”,罚银八万两,故自议交银八万两。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关税短少银三万余两,共十七万余两。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浑代奏运司张万选因“船只缺少不能筹划添补”事,交自行议罪银三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珅、福长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税务缺少”事,交自行议罪银六万两。
由此观之,和珅不过是乾隆皇帝变相搜刮钱财的工具,和珅成为周扒皮一样的中堂,也未尝没有乾隆皇帝的功劳。
乾隆晚年,由于官僚体系疏于监管,已经腐败堕落到骨子里了。贿赂公行,窝案串案频发,上到军机大臣,下到县令小吏,几乎无人不贪,无人不腐。做官,腐而不败才是最高境界。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极具代表性。甘肃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共计113人,整个甘肃处级以上干部一网打尽,算上衙门小吏,总计官吏二百余人,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分工,涉案金额多达1500万两。而保护伞是案发时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关键是犯官抄家时,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对抄家所得财物中饱私囊,结果被乾隆抓了个现行,最后难逃一死。由此可见,天下第一贪官的出现是存在必然性的,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小小的贵州知州贪墨白银24万两,第二次金川战役中,松岗站站员侵占公款9万两白银。不管贪墨多少银子,按照金额大小,总会有天下第一贪官。只不过和珅有能力有资源,偏偏恰逢其时,在不以贪为耻,反以廉为羞的乾隆朝后期,和珅大展所长,一边大肆贪污索贿,一边把非法所得运用在自己商业帝国建设上,产业涉及房地产、金融、农业、服务业、能源、物流、古玩收藏,以至于瘦了国家,肥了和珅。天下第一贪是乾隆朝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就像石崇王恺斗富一样,腐败的朝廷出现腐败的官员,很正常。一个真正追求建立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国家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令和珅总理丧事;正月十三,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皇帝利用和珅搜刮天下财富,最后把和珅这个大存钱罐留给儿子嘉庆皇帝,嘉庆通过铲除和珅,在政治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可怜和珅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以至于和珅的绝命诗里自白“怀才误此身”,假如和珅不是乾隆皇帝恰好需要的复合型敛财人才,估计和珅也不会升官就像坐火箭,也不会一朝之间从云端跌落泥沼,更不会被恩赐自尽。
可不可恨这要看怎么说了,首先立场问题,我个人觉得乾隆是可恨的,单就闭关锁国禁锢人民思想这一点在今人的立场来,乾隆是可恨的,用易中天教授的话来说,乾隆就是个王八蛋。但在当时整个乾隆朝的经济民生社会更项都达到整个清朝最鼎盛的水平。
当然不对啦!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可他不是神,和咱们一样是个凡人。人都有弱点,都有虚荣心,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于是奸臣就诞生了。他们见风使舵,哄得皇帝团团转,自己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要说这个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相生相克,而奸臣的克星就是忠臣。可天下的忠臣都生得一根筋,只会直言进谏,不会看皇帝颜色。可是我们想想,皇帝有多难,管那么多人,管那么多事,简直就是心力交瘁。再天天面对忠臣那张板着的脸,估计天天都得血压高。所以啊,他需要奸臣给自己解闷,需要平衡和制约身边的两股势力——忠臣和奸臣。
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当皇帝啊,那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琴棋书画、舞文弄墨那都一等一的好。别以为皇帝一个个都傻乎乎的,其实他们皇帝明镜似的,只不过治理一个国家,事要分轻重缓急,真要危急到到江山社稷时,那都不会含糊。
无论奸臣忠臣,走过了历史,走向了现代,还有那一个个皇帝,任由世人评说。只要我们能从那如烟的历史中寻到自己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好。
人生漫漫,余生过好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情,就好。
和珅贪和乾隆的纵容不无关系。
和珅把乾隆侍候的服服帖帖, 乾隆也一时 半刻地离不了他。 乾隆四十七年,和珅被派往山东,查办巡抚国泰贪赃的事。他一走,就少了个说说笑笑、讨皇帝欢心的人,不到一个月,乾隆就找了个理由让和珅回北京了。和珅当时权势熏天,炙手可热。外省官员人京以谒见和珅为荣。山东历城县令也想见和珅一面,以便回去向别人夸耀,因而花了二千两银子给和珅的看门人。等到和珅回府时,这个县令双手举着名片跪在门前,希冀和珅一见,哪知和珅在轿中喝道:“县令是什么东西,也配见我!”成为人们街谈巷义的笑柄。大学士梁国治与和珅同在军机处供职,和珅欺他软弱,有一次拿佩刀割了梁国治的头发取笑,梁国治却不敢得罪他,只好忍气吞声。
由于和珅权倾朝野,各地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时人作诗戏谓:
縤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过相公家。
只要与和珅拉上关系,就不愁高官厚禄到不了手。比如满洲旗人苏凌阿,虽然乾隆六年就中了举人,但因为毫无政治能力,所以一直仕途坎坷。然而晚年与和珅联姻, 很快就当上两江总督。
对的,一个坏的事卜物总是在另一个更坏的事物的包容下发展的,就像没有宋仁宗就没有包拯一样,没有乾隆皇帝也就没有和珅。
这个事情要看怎么去看待了,乾隆养着这么大的一个贪官也是有自己想法的,因为那时候的清朝,贪官比比皆是,可能乾隆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纵容和珅去贪,统领贪官,对于乾隆来说,和珅贪的越多,就是为国库做储备。
皇帝要享受,如果给老百姓加税,那么老百姓不是记恨皇帝吗?
于是皇帝重用一个贪官,以贪官来讨好皇帝,这样皇帝不是可以享受,然后被骂的就是贪官了。
然后等贪官弄得天怒人怨了,皇帝也把贪官养肥了,再一把杀掉抄家,这样贪官从老百姓那里祸祸来的钱,就变成了皇帝的了。而且皇帝还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吾皇圣明,明辨忠奸。
你看看皇帝养个贪官,再杀个贪官,最终得了享受,得了钱,还得了好名声,你觉得皇帝是不是够聪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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