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文化对四川话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袍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其“反清复明”的宗旨清楚地体现在其经典文献《海底》之中，这个文献还记录了该组织的起源、规则、成员及其信仰等。

据1930年代刘师亮出版的《汉留全史》，郑成功抗清失败撤往台湾后，他及其追随者在金台山立誓为盟，结为兄弟。1683年，清军攻陷台湾，据说其组织最重要的文件都被封在一个铁盒子里，扔进海中。1848年，川人郭永泰宣称，他从一个渔夫那里得到《金台山实录》原件，并加以编辑修改，定名为《海底》（取意来自海底）。该书又称《金不换》。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文献的印行对袍哥的扩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虽然该组织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但显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其成员数和影响力都极大扩张，这很可能与其经典文献的“发现”（或“创造”），并成为其思想意识和沟通工具有关。在19世纪末，对一个真正的袍哥成员来说，精通《海底》成为证明其身份的前提。

虽然这个文件的来源和可信度难以判定，但其作为这个组织的经典和媒介，对19世纪的反清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海底》也为袍哥的各种仪式提供了依据。袍哥举行会议或新成立一个公口，称为“开山堂”，或“开山立堂”，或简称“开山”。这种表达与袍哥的早期历史有关。据《汉留全史》，1661年郑成功及其追随者在金台山明远堂立誓结盟。1670年，陈近南被郑成功派到川西的雅安开“精忠山”，从而开始了哥老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也是学者们一般把四川作为哥老会起源地的原因。

袍哥的总部经常被称为“码头”，但“公口”则更为常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全体同意谓之公，出入必由谓之口，口即全体出入的总部”。诸如此类的术语都反映了成员间的紧密关系。

袍哥的这些词语经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这个组织及其成员都以“汉留”自居，这其实是反满意识的一个强烈表达。“汉”指汉族，以别于满人。“留”可以是“遗留”，即明代的“汉遗族”，肩负着反清使命；也可以是“流”，即“以明我是汉人之流，非满人之流也”，指袍哥们自己。

另外，也可以是“刘”，即汉朝的皇姓，不过主要是指三国时期的蜀主刘备。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对袍哥有极大影响。刘备故事的影响力在于其在四川的文化根基，桃园结义的传奇故事成为袍哥们的榜样，加强了兄弟情谊。正如一首诗所表达的：“三仙原来明望家，英雄到处好逍遥。昔日桃园三结义，乌牛白马祭天地。”

因此，“汉留”这个词把袍哥与古代的英雄、反满政治以及四川的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不过，《汉留全史》宣称“汉留之崛起，始于郑成功之金台山”，但我们并不清楚“汉留”一词何时开始出现。

袍哥与汉代、汉族、明朝扑朔迷离的关系，成为其秘密语言的重要部分。袍哥“盘《海底》”时，通过十分隐蔽的会话方式，揭示其政治意识的起源。下面是许多诸如此类的问答：

（问）创兴汉留为何人？实行者为何人？

（答）创兴者为王船山，实行者为郑成功。

（问）郑成功于何时起手？于何地实行？

（答）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起手，于台湾实行。

（问）汉留既由王船山创兴，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郑成功？

（答）王船山为理想家，郑成功为实行家，汉留不重理想而重实行。

此类盘问可以无穷无尽，涉及袍哥历史、传说、信仰、文化、行为等各个方面。因此，一个成员必须熟悉这个组织的各种秘密，否则难以为对方所信任。

01

隐语与自我身份认同

隐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之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

在19世纪，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调查并记录了拜见和盘问的具体方式：“有时盘问使用律诗，但经常并不把诗吟全，仅一两个字，便会其意。”斯坦通还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盘查方法，例如“放置、递交茶杯、烟杆、鸦片烟枪等，互相观察其动作”。

如果一个袍哥成员同当地袍哥首领在一个茶馆会面，他进入茶馆后，找一张空桌坐下。茶端上来后，也不急着喝，而是把茶盖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声坐着，表示等着什么人。

从其姿势，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同道中人，便装着不经意地问道：“从远方来？”于是造访者报出姓名、公口，而“熟悉袍哥这种程序”的茶馆老板则报告给管事，管事则出来，“向那位避难者盘问各种问题，回答必须恰当，用词准确。如果他证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即哥老会同道），管事便将他收留，或给他提供盘缠、衣物等，使他能够到达另一目的地”。

在19世纪，反清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袍哥扩展实力提供了新机会。在此过程中，各公口间的交往也日益增多。特殊联系方式对袍哥的活动，特别是反清活动，便变得十分重要。

袍哥成员对《海底》的熟悉程度，显示了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经验以及能力，运用《海底》成为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以验证来人的身份。一个来访者可以按这个方式自我介绍：“龙归龙位，虎归虎台。启眼一看，在坐有会过的，有没有会过的。会过的重见一礼，没有会过，彼此问候……”然后他通报姓名、公口、头衔等。桌边的其他袍哥也同样办理。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人不亲，行道亲；行道不亲，社会（汉留）亲。”

公口接待的来客可能有各种需要，一些不过是游历四方，一些为差事奔波，一些因冲突而求援，一些因犯事而逃遁，等等。对那些犯有命案的袍哥，一般是给够盘缠，让他们尽快离开。

因此，袍哥来到某个地方，总是能得到当地同人的帮助，或获财物，或得保护。这个传统成为使袍哥们精诚团结的黏合剂，也使这个组织更具吸引力。

▲袍哥身携的护身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文献记录了袍哥“盘《海底》”的问答。例如：“（问）阁下由哪里来？（答）由昆仑而来。（问）向哪里而去？（答）木阳城而去。（问）木阳城有多少街巷？（答）有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问）有什么景致？（答）东门三灶十八锅，西门三锅十八灶……”这些问答经常提到“木阳城”，其实这不过是袍哥山堂的另一个说法。

斯坦通对此类盘查也有记录，仅以头发这个话题，便可变化多端，“为何你头发蓬乱/因为我在桃子树下生”；“为何你头发有边缘/因为我刚去灭了火”；“为何你头发是湿的/因为我刚出生”；“为何你头发上有许多蜘蛛网/这些不是蜘蛛网，而是五彩绸”。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时一个袍哥故意在街上与某人相撞，如果那人也是同伙，便会叫道：“你瞎了眼吗？”这袍哥便会回答：“我才不瞎，我眼睛比你的还大。”

几乎每个加入袍哥的人都必须参加模仿“桃园三结义”的仪式，这也成为袍哥的一种象征。袍哥称他们自己为“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曲谓之棍。光者明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谓也”。显然，他们认为自己是光明磊落、正直无邪的人，这与上面提到的傅崇矩的定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光棍”一词在汉语中从来都有贬义，显然袍哥给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也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次文化”（subculture）经常出现的现象。一般来讲，“光棍”是指那些无家无业的亡命之徒，经常还与地痞流氓联系在一起。但在袍哥的语言中，“光棍”成了义无反顾的豪杰。

▲影视剧里的袍哥形象

对袍哥来说，身份认同十分重要，什么背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活、为谁卖命，等等，都是马虎不得的。敌友仇朋，界限分明，生死攸关。如果某人试图混入袍哥之中，但缺乏对《海底》的钻研，往往难以得逞。袍哥称这些人为“空子”。一个“空子”可能被怀疑是政府或仇家派来的奸细，往往会遭严厉惩罚，甚至被处死。

正如我们所知，家族、会馆、行会等在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许多边缘化的人群则没有相应的组织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秘密社会的出现则弥补了这种需要。

袍哥为这些边缘化的人们建立了广泛的、有成效的社会网络。卑微的农夫或小贩一旦加入袍哥，便入了“园”（即“桃园”），也有了“皮”，成为“光棍”，他便进入了受保护的网络。

正如谚称：“一个光棍，十家帮忙。”没有“皮”，便会被认为是“空子”，处境当然不妙，正如另一谚云：“行家抬三分，空子压三分。”加入了袍哥，又称为“海了”，或进入了“圈子”。其姓名会通报给公口的各成员，广而告之，这个过程，又称为“走红单”。在城市中，袍哥经常控制了街头邻里，俗称“皮管街”。

这个现象如晚清做过知县的周询所称：“省城治安在未设警察之先，悉由成、华两知县负责。两县各就所管街面，划分区段，设立街班，即差役中之一种也。”另外，成都还有“城守营”维持治安，全城分区段，每区段设海察一人，而“街班、海察无一非哥老会中人”。

据语言学专家勒斯洛（Wolf Leslau）的研究，黑话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标准语言为基础”，但“对其发音和字形进行各种改变”；二是在发音和字形上保持标准语言原状，但“赋予新的意思”；三是语言的借代。从袍哥的秘密语言中可以看到全部这三种形式。

从第一种形式看，袍哥为保密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汉字，其方法也有多样。他们有时去掉一个字的偏旁，有时生造字，有时借用同音字，有时把若干字组合为一个字，有时又把一字拆为若干字，等等。

因此，即使袍哥的信件落入他人手中，也不会暴露秘密。那些新造字或改字称为“隐字”，如“满”写成“涌”，“清”为“三月”，“明”为“汨”，“洪”为“三八二十一”，“天”为“三十六”，“会”（會）为“一百八”。又如“顺天转明”，仅用各字的一部分，写成“川大车日”；“顺天行道”写为“川大丁首”。

这样，一句反满的口号，对外人来说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还可以以诗代字，如“金兰结义”（金蘭結義）被写成“人王脚下两堆沙，东门头上草生花。丝线穿针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

据《海底》称，“凡属会中隐字之制作，大抵皆为最重要之事项，如颠覆满清以及会中特别重视之行为等”。这些隐字经常出现在袍哥的“传帖”中，传帖有两种形式，一为召集同伙的竹片，上书或刻写集合的时间地点；另一种则形式多样，目的也各有不同，如召集行凶或请求安顿住宿等。

袍哥的语言也有许多属于勒斯洛的第二种形式，即把人们日常所用词语赋予新的内容。其方法也各式各样，比喻是经常采用的，如袍哥的管事或军师被称为“提烘笼”，大抵他们经常手提一只烘笼。袍哥的大爷控制着公口，称为“舵把子”，因为他决定着组织的未来和方向。

或许袍哥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的用词经常与水有关，其总部称“码头”，拜见当地袍哥头目称“拜码头”，在袍哥谋事称“跑滩”，被政府追捕称“水涨了”，情况紧急称“水紧得很”，消息走漏称“走水了”。不过，袍哥的许多词和短语意思变化并无规律可循，乃临时起用以守秘密。

第三种形式是借用，也很普遍。袍哥时常把地方方言、行话等为己所用。袍哥有各种背景，这为他们的语言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他们掩盖违法行为的语言多来自这个途径。他们竭力避免说“杀”字，而以其他较隐蔽的字代替。如把某人扔进河里，称“把他毛了”；活埋或暗杀，“传了”；杀某人，“做了”或“裁了”。这些说法都借自工匠、理发匠、屠夫等的行话，还有很多则直接采用盗贼的语言。

如果他们计划行窃，他们称之为“摸庄”或“写台口”、“看财喜”等。带领行窃的人，称“抬梁子”。绑架小孩以索取赎金，称“抱童子”，但绑架一个妇女则称“接观音”，绑架一个富人，称“拉肥猪”。抢窃后坐地分赃，称“摆地坝”。如果得到几个银圆，便说得到了几只“肥母鸡”。

由于他们有这些行为，所以傅崇矩指出袍哥的隐语也包括“贼话在内，吾人不可不知。如出门，遇有人说此等话，即宜远避，以免中害。彼等话语甚多，书不胜书”。根据他们的这些语言，像傅崇矩这样的批评者判定这个组织有暴力和犯罪倾向，也给政府极好的借口对其进行镇压。不过，清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他们的反清思想和活动。

02

饮茶吟诗中的力量角逐

在19世纪，“摆茶碗阵”是袍哥另一种主要联络方式，也是其秘密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仪式中的“阵”显然来自古代战场上军队的阵势，借用这个字显示了当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进行对话时，犹如战场上的厮杀，是生死的力量角逐。有关“茶碗阵”的许多诗都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意识，从清初其组织的成立到辛亥革命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这种意识和目标始终存在于这个组织之中。

“茶碗阵”千变万化，许多是用于联络和判断来者的身份和资历的。主人可以把茶碗摆成各种阵势，而来访者则必须有能力进行回应，并以暗语或吟诗作答。

“摆茶碗阵”有一定的形式。当某人进入茶馆，堂倌从其动作便猜出他可能是道中人。管事出来相见，会把茶碗摆成一定阵势，这预示着交谈的开始。

如果主人想测试来人的身份，他先来个“木杨阵”：茶杯两只，一在盘内，一在盘外。饮者必须将盘外之茶移入盘内，再捧杯相请，并吟诗曰：“木杨城里是乾坤，结义全凭一点洪。今日义兄来考问，莫把洪英当外人。”

他也可能摆一个“双龙阵”，即两杯相对，来者则诵道：“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暂把此茶作商量。”如果一个袍哥到异地寻求援助，他会摆一个“单鞭阵”，即一茶杯对一茶壶，能助一臂之力者，主人则饮其茶，反之则把茶倒掉，再倾茶饮之。其诗云：“单刀独马走天涯，受尽尘埃到此来。变化金龙逢太吉，保主登基坐禅台。”

▲茶馆里的袍哥

“摆茶碗阵”、吟诵相对应的诗，表达了袍哥的思想、价值观、信仰、道德准则、历史、文化。他们许多思想来自流行小说、地方戏、传奇故事等。例如“双龙阵”所提到的帮助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韩信和张良的故事，便家喻户晓。还有不少诗涉及龙，袍哥用龙来表达其力量和政治抱负，这也反映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纽带，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

袍哥也认为他们自己是汉人的遗族，自然便同龙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龙代表一种征服的力量和精神，能彰扬正义、铲除邪恶，这与袍哥的信仰相符，或许有助于他们反清大业的“正统化”。袍哥中地位最高的决策者，也被称为“龙头”或“龙头大爷”。

由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以及与国家力量的搏斗，袍哥崇拜暴力，迷信通过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的语言和诗中有许多与暴力有关。例如“宝剑阵”称：“七星宝剑摆当中，铁面无情逞英雄。传斩英雄千千万，不妨洪家半毫分。”

他们还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大众宗教在他们的沟通仪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信仰往往无一定之规，经常是佛道杂陈，如“生克阵”宣称：“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来五行真。位台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五行概念来自道家，而如来却是佛祖。从根本上来讲，袍哥力图吸收各种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包括各种宗教。

他们也经常借用历史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六国阵”便是依据战国时代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历史：“说合六国是苏秦，六国封相天下闻。位台江湖都游到，你我洪家会诗文。”袍哥把苏秦视为英雄，因为他合纵各国的能力，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这些诗更多的是表达“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忠心义气茶”中，有三个茶杯，一满一半一干，来访者应将那半杯饮之，并曰：“我亦不就干，我亦不就满。我本心中汉，持起饮杯盏。”虽然这里的“满”表面上是说茶水，但暗指“满清”。

在“五魁茶”的诗中，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反斗穷原盖旧时，清人强占我京畿。复回天下尊师顺，明月中兴起义人。”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是袍哥长期的“反清复明”宗旨。

还有“转清明茶”，茶摆好后，若要饮，则须说“复明灭清”，诗曰：“江山开基本是洪，五湖四海共一宗。杀绝满洲西鞑子，洪家兄弟保真龙。”在“一龙阵”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宗旨：“一朵莲花在盆中，端记莲花洗牙唇。一口吞下大清国，吐出青烟万丈虹。”

同时，袍哥也在酒店、饭馆中举行类似的仪式，也伴随吟诗的过程，酒杯和饭碗也取代了茶碗。如果一个袍哥在酒席上，见一根筷子放在碗面上，他可用三根手指拿起筷子，然后吟道：“单手使金枪，手执是双锏。打破你城池，救出我真主。”如果见五碗菜摆成梅花形，中间一碗被盖住，他便诗曰：“四方疆土尽归明，惟有中央未灭清。未必忠良分疆土，兄弟齐心尽反清。”

如果一个袍哥请来者抽烟，他把烟筒扔给客人，客人用双手接住，然后诵诗：“双手抱住一条龙，如今到来扶明公。莫说此枪无用处，反清复明第一功。”虽然推翻清朝是袍哥组织从清初成立以来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他们才有机会施展抱负，他们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摆茶阵和吟诗外，袍哥也用手势交流，即使“对面不相识、不相交一言之人，赖一举手之微，即知其为自己弟兄，而发生‘生死与共’之义气”。据称手势是“百千万变”，不像隐语可以写出，而“必须亲为传受，亲为指点”。

例如关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两脚并拢，双手在头顶相交，代表“金”字；站立，双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代表“土”字；马步，双手举起至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马步，双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

如果说隐语受标准语言和行业语言的影响的话，那么肢体语言则是由秘密社会自行发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生存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能力。

03

从语言揭示隐秘的历史

我们缺乏了解秘密社会隐语形成的详细资料，不过，从《海底》和《江湖切要》等资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19世纪末是袍哥密语的一个演变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的挑战，加之这个组织更进一步卷入政治，其语言也更加政治化，手势和茶碗阵也显示着反清意识。这样，黑话成为与政府对立的反文化的表达，袍哥组织也日益扩大其影响。

本研究大量使用的《海底》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袍哥早期历史的资料，揭示了这个组织是17~19世纪反清政治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其文本，我们了解袍哥一部分真实历史，另一部分却与想象的历史相纠缠。我们所看到的袍哥，既是反清的政治团体，亦是打家劫舍的帮伙。通过使用他们加密的语言和动作，一个陌生人可以与其同党建立联系。

摆弄茶碗、吟诗，以及谨慎的对话，来自三教九流的袍哥都能够会集到反清的大旗下。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袍哥是正义的勇士，肩负推翻清朝的使命；从政府的观点看，他们是叛乱者和犯罪团伙，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对一般民众而言，对袍哥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得其保护和关怀者，当然对其心怀感激之情，反之则难免有愤恨之心。

语言学家把隐语定义为“由某些特定的行业或秘密社会”所使用的方言，这种语言“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区别于其他‘私语’、行话以及‘俚语’”。因此，隐语“产生于一种特别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且它“成为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

在语言学家看来，一般而言，隐语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眼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没有标准语言稳定，一旦其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词便取而代之。

但是，袍哥的情况与这个一般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广为散布，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各分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话已为人所知，新语也已出现，但旧词继续为成员使用。

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其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着，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话”越来越多，与此相应新词语和说法也不断出现。

虽然1949年后袍哥被共产党彻底摧毁，但从一个特定的语言角度看，其遗产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之中。在今天的四川，虽然我们已无法再见“摆茶碗阵”的奇妙场景，但袍哥的许多词仍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

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发现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类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第三类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

这些词的运用，既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种种非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组织中，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当然，我们还应该估计到，由于袍哥是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集团，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集团提供依据。这个组织希望他们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从这个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语言的广泛流传，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他们的黑话和暗号从秘密到公开，在街头或茶馆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所听所见。

通过与像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者结成联盟，袍哥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不过，许多参加这个组织的下层民众对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们加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或维持生计。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研究中，我并非宣称袍哥的秘密语言是四川所特有的。相反，我们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现象。我们知道，袍哥与其他秘密社会有着共同历史渊源，其起源也与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袍哥的经典《海底》也为其他秘密社会团体所使用。因此，这些秘密社会集团有着类似乃至共同的沟通联络方式也并不奇怪。

事实上，隐语也不像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隐蔽。当袍哥讲黑话、摆茶碗阵、吟诗时，从他们神秘的联络方式，外人大体能猜出他们的身份。当一个袍哥遇见同讲隐语的人，即使他们今生从未谋过面，也会视那人为同伙，自然会信任他，并有责任帮助该人。所以这些秘密的惯习和协定都反映了一定社会环境中特殊政治文化的发展。

当一个与这个群体毫无瓜葛的普通人，在公共场所中看见两个袍哥正在接头，对他来说无非是在观看一个有趣的表演而已，但对这两个性情中人，则可能是生死攸关，因而仪式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神秘的行为把他们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自然也会引起不相干的人们的好奇。

本文节选自：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

王笛 著

而且，他们令人疑惑的行为本身既是谋生的手段，亦为向地方权威的挑战。不过，因为袍哥对他们的身份和对《海底》之类的秘密知识是如此骄傲，有时看起来仪式的形式比联络本身更为重要，他们仿佛沉浸于自己的表演，在真实的社会戏剧中扮演着栩栩如生的角色。

虽然政府在其反复颁发的政令中，要求人们报告这类所谓“形迹可疑”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难以奏效，因为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一般民众，只要袍哥成员不捅大娄子，或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还是乐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与这个地方强大的势力和平相处。只有在上面严令督察时，才会有具体的行动。这种各方力量的默契关系，可能也是这个组织长期兴旺发展的公开的“秘密”之一吧。

本章翻译自“Mysterious Communication: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chuan”，原文发表于《晚期帝制中国》（Vol 29,No 1, 2008, a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William T Rowe，pp 77-103）。中译文发表在《史林》（2010年第1期，第89~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