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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吴桥兵变和清军入主中原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要关系和重大关系。

清军入主中原并不是直接从明朝手中夺取而来，而是最先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下来，李自成覆灭以后，清朝才又针对南明政府进行打击，进而统一天下，清朝统一天下主要在于李自成政权的堕落和无纪律性以及南明内部互相争权倾轧。

但是清朝能顺利统一天下和崇祯年间的吴桥兵变也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吴桥兵变是给本来强盛的清朝锦上添花，让清军的实力更强大幅缩短了清军统一天下的时间。同时吴桥兵变也导致明朝很多牵制清军的战略彻底泡汤，这也是很大的影响。

下面将通过分析吴桥兵变事件过程和对明清双方的影响来剖析吴桥兵变和清军入主中原之间的内在关系。

吴桥兵变事件过程

其实吴桥兵变和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有很大关系，因为吴桥兵变的主要叛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都是毛文龙曾经在皮岛上的亲信部将，主要在于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后，其部下的辽东军得不到妥善安抚。

吴桥兵变是发生在崇祯四年，也就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不到两年，距离袁崇焕被崇祯冤杀一年多点，在北直隶沧州吴桥爆发的一场兵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后，随即毛文龙所部皮岛守军发生哗变，朝廷派登莱巡抚孙元化安抚皮岛守军，于是孙元化就收编了孔有德、耿仲明在内的几位皮岛哗变的骨干将领，将他们所部皮岛辽东军带到了山东。

崇祯四年清太宗皇太极围攻大明边境大凌河城，造成了辽东名将祖大寿在内的三万军民被清军围困。祖大寿立即向山东求援，山东巡抚余大成、登莱巡抚孙元化立即派遣原皮岛守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领兵支援祖大寿。

孔有德等人行军至当时隶属山东的沧州吴桥发生了哗变，本来孔有德等人所部的辽东军就向来与山东百姓不和，行军至吴桥时辽东军和当时隶属山东的吴桥当地豪绅产生巨大矛盾，以致于辽东军集体抢劫吴桥当地豪绅开始哗变。

孔有德在李九成和李应元父子煽动劝说下决定举兵反叛，孔有德决定反叛后随即挥军杀回山东半岛，连续攻克临邑、陵县、商河、青城等地，兵锋直指登州。

孔有德反叛以后，远在辽东的旅顺副将陈有时和广鹿岛副将毛文龙的亲戚毛承禄也挥兵反叛响应孔有德。

孔有德反叛发生之后，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元化都是对其督战不利，而且孔有德之反叛与孙元化对他的纵容不无关系，当孔有德兵锋直指登州之时，孙元化急令总兵张焘和张可大发兵抗击，结果张焘本身与孔有德交情就比较深厚，而且其所部军队与孔有德开战后立即反叛，张可大与孔有德叛军交战更是大败。

这时候登州内部与孔有德交情深厚的军官以耿仲明为首纷纷反叛，他们偷开城门放孔有德军队进入登州城。

• 耿仲明画像
  

于是在崇祯五年登州城就顺利被孔有德攻破，总兵张可大自杀殉国，巡抚孙元化自杀未遂被孔有德救下，孔有德想劝孙元化跟自己一起反叛，他甚至愿意推举孙元化称王，奉孙元化首领，但是遭到孙元化严词拒绝，孔有德念及感情释放了孙元化和张焘。

孙元化和张焘逃回北京后就被崇祯帝问罪斩首，山东巡抚余大成被判充军。在这里要对这位登莱巡抚孙元化进行一些简单介绍，这位孙元化可不是窝囊的官员，他是中国明清时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主张明末时期东学西渐，他是中国明末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他早年受老师徐光启的影响，深深痴迷于欧洲文化和科技，他擅长数学和火炮研发，而且他还是信奉欧洲天主教教徒。

孙元化重视向欧洲人学习科技和文化，他更加重视火炮的研发和改良，他一直向崇祯帝建议用火炮克制满清铁骑，所以孙元化所镇守的登州蕴藏着很多先进的红夷火炮。

孔有德占领登州后诛杀了登州城内的12名经孙元化聘请而来的葡萄牙籍军事教官，并且俘获了孙元化全部的火气家底，二十门红夷大炮和三百位西洋火炮。

所以孔有德后期热武器军事力量很强大，也因此孔有德已经有了称帝建国的野心，但是他没敢擅自称帝，先自称都元帅，分封李九成、耿仲明等响应者伪职。

孔有德的反叛让崇祯帝非常震怒，于是崇祯帝派出了非常豪华的平叛阵容，崇祯帝派名将朱大典出任山东巡抚，派太监高起潜监军，派金国奇、杨御蕃、祖大弼、靳国臣、祖宽、吴襄和吴三桂父子等明末时期的名将开赴登州平叛，同时还加派了更多的西洋火炮和红夷大炮。

在这种豪华阵容下，崇祯帝可谓是拿出了比打清军还多的家底去平叛孔有德，朱大典本身就是善于用兵之名将，很快孔有德就数次被朱大典打败。

随即在孔有德叛军之中地位仅次于孔有德的李九成最先兵败身死，李九成死后对叛军士气打击很大，紧接着辽东鹿岛总兵黄龙击溃了陈有时和毛承禄，陈有时被乱军杀死，毛承禄被活捉斩首。

孔有德和耿仲明见势不妙决定逃跑向清朝当时还是后金的皇太极投降，于是孔有德和耿仲明率部带着登州的红夷大炮和西洋火炮以及工匠向皇太极的怀抱投奔而去。

皇太极听闻孔有德投降惊喜万分，皇太极亲自率王公贝勒出盛京十里外迎接，并以女真族最隆重的抱见礼相待，随即孔有德和耿仲明遵守满清的剃发制度，所部军队剃发易帜加入进了清军之中。皇太极仍命孔有德为都元帅，统率其原来部队，并给予特殊待遇，给孔有德部队赐名为“天佑兵”。

至此孔有德所发动的吴桥兵变以孔有德兵败向皇太极投降而宣告结束，明朝军队也是动用了很大力量去平复了孔有德叛乱。

• 皇太极画像
  

吴桥兵变对明、清的影响

吴桥兵变对明、清还是有很深影响，先说对明朝的影响。

虽然吴桥兵变以明军胜利而告终，但是明末时期的登莱局势彻底被改变，山东半岛腹地惨遭兵祸蹂躏，明朝在此次平叛中损失了军力多达数万人，十多位名臣良将身死，战舰和炮火以及钱粮更是损失无数。

最关键的是从这以后登莱荒芜，东江军事基地动摇，从海上牵制清军的战略彻底宣告失败，这才是比皇太极得到了那些火炮更加可怕的事情，从此明朝无力再牵制清军的攻势力量。

吴桥兵变对清朝也就是当时后金的影响则是比较有利的，得到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内的两员大将，后来孔有德始终忠于清朝，被封为定南王，是满清开国之初少数的汉族藩王之一；耿仲明后来被封为靖南王，也是少数藩王之一，后来康熙时期三藩之乱的耿精忠就是耿仲明的孙子。

得到孔有德和耿仲明尚在其次，皇太极最为欣喜的是得到了先进的西洋火炮和红夷大炮，毕竟当年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这门火器给满清军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吴桥兵变整个过程中明朝没得到半点好处，孔有德也是伤亡惨重，结果是白白便宜了皇太极，后金得到了犀利的火炮以及孔有德的军队，大大增强了满清的军事力量。

总结

吴桥兵变可以说更加沉重打击了腐朽欲塌的明朝大厦，让本就国力日趋衰弱的明朝雪上加霜。可以说吴桥兵变为满清后来入主中原作了铺垫，因为明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力越发衰弱，统治也就越发混乱，也造成了后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势力越加强盛。

但是吴桥兵变和满清入主中原之间没有重大关系或者必要关系，因为造成满清入主中原主要关系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问题，毕竟清朝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取的中原，满清入主中原时，明朝已经被李自成覆灭，中原一带尽为李自成所有。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吴桥兵变，只要李自成的军队攻克北京后还是那么堕落且无纪律性，满清依旧可以入主中原，虽然吴桥兵变中孔有德给满清带来了很多先进的西洋火炮，让满清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大，但是这主要还是锦上添花，毕竟满清引以为傲的是八旗铁骑。

所以说吴桥兵变更多的是对明朝有着很深的负面影响，明朝失去了从海上牵制满清的力量，而兵变所带来的后果是使明朝政府的国力更加衰弱，为后来农名起义军能更快覆灭明朝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因此吴桥兵变只是间接的推动了满清入主中原的时间，但是并不是重要或者必然的联系。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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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崇祯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发文命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旁之双岛，与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张焘等遇飓风，迟迟未能从海路至三岔河（今营口市西边）牵制敌军。

十月二十三日命孙元化急调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十一月十四日，部队始齐集。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或相残杀，辽人怨愤”，二十七日，孔有德抵达吴桥（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明末属于山东）.

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吴桥县令毕自寅（毕自严、毕自肃兄弟）默许县人闭门罢市。[3]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士兵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气愤，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

后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

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元化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

徐光启上疏称如孙元化有造反之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终无法挽回。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

崇祯五年八月孔有德兵败于沙河的祖大弼、张韬等关外兵，莱州之围遂解。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大喜，出郊十里迎接，原本火炮力量不强的满洲人(《明熹宗实录》和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都载，天启元年后金攻辽阳时已用火炮)此后大大增强火炮武力，日后成为大清南下横扫千里的大军。

吴桥兵变此一事件本身从一偷鸡小事酿成为明朝灭亡的导火线。时人称吴桥兵变爆发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导语：

满清入关的时候，有多少人马？这个事情其实说不清楚，但是真正的满洲八旗人马，也不过只有10万人左右。

10万人的队伍是如何征服拥有百万大军的明朝的？真正征服明朝的不是满洲兵，而是汉人的军队。吴桥兵变看似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对满清入主中原却意义重大。

若干汉人将领，带着若干汉人士兵，反戈一击攻打明朝。多尔衮带领的满洲八旗，反而是坐收渔翁之利，看着汉人内讧，他坐享其成。

吴桥兵变的主角，成为了日后清军南下的主力。

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以后，皮岛的诸将他根本就控制不住。为此他只能分化这帮人，将孔有德任命为骑兵参军，将耿仲明调到登州要塞。

皇太极围困大凌河以后，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孔有德前去支援辽东，结果这家伙到了北直隶吴桥，居然发动了兵变。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有德谋为变。所部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馀人，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清史稿》

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带着大军杀回了山东，夺取了包括登州重镇在内的五六座城池，进而围攻莱州。

整整一年以后，明军才将孔有德的人马击败，解了莱州之围。无路可走的孔有德和耿仲明，只好选择投降了后金。

这家伙带去的成本可大得很，有军队数万人，船只百余艘，还有红衣大炮、火铳等火器，皇太极得知这个消息，嘴巴都笑歪了。

这一年是崇祯6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还有11年时间，所以说孔有德和耿仲明这一票人，是入股满清比较早的，因此后来他们也就被满清封为了王爵。

几人之中，孔有德的战斗力是最强的，等到清军入关的时候，他跟疯了一样地南下厮杀，根本不把同胞百姓当人看。

这样的汉奸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不少，孔有德算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个了。因此明军中所谓的百万雄师，其实很多都在自相残杀罢了。

明末投降的汉人将领，实在是太多，很多都成了主力军。

多尔衮是个极为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限，要想彻底征服大明朝，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就要借助汉人的力量，用汉人来对付汉人，最后获益的就是满清。

其实这个办法一直都有人在用，间谍在敌国制造混乱，其实也是这种手段的演变。这段时间，多尔衮招降了不少汉人将领。

1. 最著名的当然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支援，可是一片石大战的时候，多尔衮在一旁看戏，等到李自成和吴三桂兵力损失差不多了，他才出手相救。
2. 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和李自成的10万大军，能够打那么久，可见他的战斗力是不弱的。可惜最后获利的是多尔衮，因为他出手的时候，李自成和吴三桂都没了战斗力。
3. 此后吴三桂为了表忠心，带着人马一路南下，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带兵进入缅甸，将南明的皇帝朱由榔抓回来绞杀了。

吴桥之变下的孔有德和耿仲明，其实也是汉人集团里比较厉害的角色。当年他们跟着毛文龙在皮岛，那是吃香的喝辣的，根本没人管得着他们。

可是袁崇焕跑过来把他们大哥毛文龙给做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孔有德等人的惧怕。因为他们跟毛文龙没什么两样，都是拥兵自重的人。

他们反叛明朝以后，帮助清军南下，带着红衣大炮攻城，速度非常快。努尔哈赤就是死在袁崇焕的红衣大炮之下，所以孔有德带去了红衣大炮，是清军能迅速南下的重要保证。

吴桥之变，使得莱登地区的军事力量荡然无存。

孔有德带领几万人马造反，这件事明朝花了一年时间给平定了下去。可是这算什么？这是实实在在的内耗。

明朝的官员们这个时候想着的依旧是争权夺利，而不是如何共同对付后金以及起义军。可见他们从骨子里已经是烂透了。

以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戊寅，英俄尔岱奏报朝鲜用明人计，借兵倭国，又於义州南岭筑城备我。集诸贝勒大臣议之，皆言宜置朝鲜而伐明。己卯，贝勒岳讬、德格类率右翼楞额礼、叶臣，左翼伊尔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将兵取明旅顺口。---《清史稿》

莱登地区的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这场军事政变，导致明军损失了数万兵力，而且还有若干火器、钱粮。过去从海上牵制后金的计划，此后再也无人问津。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明军和清军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明军削弱的同时，清军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当孔有德带着大军前来投降的时候，皇太极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孔有德。并且依旧让他做元帅，依旧带领自己的队伍，几乎是百分之百信任这位降将。

可是孔有德在崇祯那边的待遇，甚至连皇帝的面都看不到，登莱巡抚这些人对他们都是趾高气昂的。人才为什么会流失？还不是因为心寒了吗？

当然了这不是他们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借口，只能说崇祯皇帝和明朝的这些封疆大吏们，一次又一次地在人才问题上犯错误，最后变成孤家寡人，也就不奇怪了。

总结：吴桥兵变和清军入关没有必然关联。

清军之所以能够入关，最重要的原因，那是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抄了吴三桂的家，迫使吴三桂放弃了投降李自成，转而投降了多尔衮。

这件事直接保证了清军得以入关，因为5万关宁铁骑守在山海关的时候，清军怎么打都难以入关，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吴桥兵变的影响，那是比较长远的，清军入关以后，吴桥兵变的主角孔有德。耿仲明这些人，都成为了清军南下的主力部队。他们带头攻城略地，根本不用清军大爷们动手，他们就亲自来收割韭菜了。尤其是孔有德，居然在桂林被李定国攻克后，选择为清朝殉国了。上哪儿说理去？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稿》

先说一下吴桥病变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我们在分析。

吴桥兵变是发生于明朝崇祯年间的一次兵变。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首领皇太极率军围困明帝国边境的大凌河城3万余军民，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崇祯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陆路支援辽东。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明朝调集各路援军，耗费18个月才最终打败了这伙叛军。叛军首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狈逃窜，最终浮海投降了后金。这彻底打破了整个大明与后金的平衡关系。

明亡的原因太多了，气候导致粮食减产，皇帝太傻太天真，阉党乱政监军，官员不作为，山西奸商为利益资敌，最后可恨的商人代表东林党主政减商税加农税，军队卫所基本沦为将领私有使军队无战斗力。明末的种种都是长年腐败导致的，导致文不能兴国，武不能兴邦。所以说吴桥病变是为后来的明亡，后金入主中原提供了一定条件的。

首先感谢你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吴桥兵变对清军入主中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这只是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步伐，并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吴桥兵变的过程

崇祯三年的时候，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皮岛毛文龙旧部哗变投靠了孙元化，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势力，孔有德是其中一名将领。矛盾在这时候已经埋下了。

第二年，皇太极来攻，孙元化命令孔有德支援前线，在经过吴桥的时候，因为天寒地冻，给养不足，士兵们就抢了当地望族王象春家的一只鸡，对，你没看错，真的就只是一只鸡。然后，王家不干了，孔有德就把那名倒霉士兵绑起来游街示众。这下，士兵们又不干了，一拥而上把王家的一名家仆打死了。王家吃不下这口气，到处告发，而孔有德的士兵们也很愤怒，孔有德两面为难，索性起兵造反，打回登州，活捉了他的上级孙元化。后来，在官兵的不断打击下，孔有德走投无路，就渡海投降了皇太极。

吴桥兵变带来的影响

事实上，吴桥兵变带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主要有三点：

• 削弱了明朝的力量。明朝为了平息孔有德叛乱，调动了数万军队进行镇压，虽然打赢了，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削弱了边防力量，加剧了财政危机。
• 增强了后金的力量。孔有德投降的时候，还有一万多的部队，都是精锐。更重要的是，当时后金生产比较落后，像舰队、红衣大炮什么的都没有，而孔有德为他们带去了这些，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实力。
• 导致大凌河之战失利。孔有德本来是去大凌河支援祖大寿的，结果半路上叛乱了，还牵制了其他的增援部队，导致大凌河之战明军失利，关外的明军元气大伤，后金队伍士气大涨。

最后顺便说一下孔有德，这位民族败类后来被南明军队打败，自杀于桂林。

吴桥兵变增强了清军的战力，削弱了明军。同时让后续降清的明朝将领看到了他们在清军那边如何受到重用，使得后来降清的明朝将领越来越多。吴桥兵变也是被逼出来了，说明了明朝已经腐朽到了一定程度，灭亡已经是必然。

皇太极围困祖大寿，孔有德前去支援，当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风雪，部队给养不足。孔有德麾下一个士兵偷了王象春家的一只鸡，王象春可是东林魁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当地的望族。王象春的家奴去找孔有德要个说法，孔有德道歉赔礼都不行，非要把偷鸡的人穿箭游营。孔有德照办了。但是由此使得士兵愤怒，几个士兵在夜里宰了那个家奴。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王象春的儿子出面了，孔有德只好把犯事的士兵斩首示众。士兵哗变，烧了王家庄园。正好这时候，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的李九成回来了，因为没买到足够数量的马，于是乘机煽动众人抢劫哗变，说服了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孔有德回军登州，耿仲明做内应破城。

在明军的围剿下，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清军，由于孔有德带来了后金急需的舰队、红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这次看似是明朝平叛成功了，但是内斗消耗了军事力量，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反而让清军坐收渔利。

孔有德和耿仲明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军入关后，孔有德随多铎追剿李自成及南明武装力量，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有了孔有德和耿仲明的归顺并且受到重用，之后尚可喜也投降了清军，再之后就是吴三桂，要不是孔有德战死，清初就是四大藩王了。

清军能入主中原离不开明朝降将的帮助，由此也说明了明朝已经腐朽不堪，吴桥兵变也是被逼出来的，人家去支援，结果当地望族不支持，因为一只鸡逼得士兵哗变，明朝也到了该亡的时候。

背景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本部由海路抄袭建州叛军后路——耀州（今营口附近）。但遇到风浪，未能成功。孙元化大怒，复令孔领八百骑由陆路赶赴前线增援。

过程

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当时属于山东）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身为山东望族，东林党干将（《东林点将录》内称“浪里白条”）的王象春之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此时，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的李九成正好归来，恐遭非议，于是乘机煽动众人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史称“吴桥兵变”。而此前不久皮岛的东江军也发生兵变，本来就与他们不睦的东江总兵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幸得素与孔有德的不和的东江军尚可义等部救援方得免。于是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朝中布满指责孙元化，潜攻东林出身之大学士周延儒和废止东江、登州两镇的声音；另一面，朝中东林分子和支持孙元化的一派，则心存侥幸，主张招抚叛军。日后朝廷举棋不定，几乎放任山东糜烂的局面，与朝中此种内斗不无联系。

事态扩大

叛乱后，孔有德遂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其间，山东巡抚余大可托疾数日不能出，等到实在不得已了，才派遣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鑨率数千人往御叛军于阮城店，但山东兵不堪一击，“皆败而走”。大成惊恐万分，于是一下子变成了“主抚派”，极力避免交战。

与此同时，与孔有德交好的东江镇旅顺副将陈有时和广鹿岛副将毛承禄（毛文龙从子）也起兵响应，该部一举发展为七八千人的大军，一度割据半个东江镇，企图与山东叛军南北呼应，一举建立一个辽东武人自己的国家。总兵黄龙一时间居然只剩下皮岛单基地和几个游击在苦苦支撑，“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诛叛党，纵火焚其舟”。陈有时、毛承禄不能抵挡，败走登州与叛军主力回合，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顺，以阻断断关宁、天津两镇来的援军，为叛军赢取时间。黄龙调动游击李维鸾偕尚可喜等击破，立即移军驻扎其地，援军才得通畅。此后，黄龙遂率本军经营该堡，主持北线平叛战局，直到次年七月败亡。而留东路于副将沈世魁等毛帅“外戚”。

叛军逼近登州，孙元化急令总兵官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本部援辽浙军）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开始交战后其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不向叛军妥协，拒绝称王（时孔有德自称都元帅，封手下为总兵等职务，似有自开一国的打算）。城中葡萄牙军事教官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举发，诏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叛军在攻陷登州后，开始部署营伍、伪授官爵，并铸“都元帅”印，推原官阶较高的李九成（参将）为首、孔有德（游击）为副，耿仲明（游击）则自称都督。此因在吴桥初叛之时，是由李九成和李应元（千总）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时，皆以九成为前驱，故有德虽为叛军的直属带兵官，但却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勋”而让先。李九成外号“三大王”，尤长于鸟铳，“可择人命中”，时人有称：“虽孔有德肇乱于吴桥，而造谋桀鷔，为众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实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贼，抗我王师，凶恶至极。 ”知李九成初确为叛军之首脑。

较晚成书的清代文献则多称当时乃以孔有德为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时原均任参将，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后飞黄腾达，而遭阿谀者蓄意窜改所致。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县志》中，则因叛军陷城时曾杀戮甚惨，故编纂者只称兵变的带头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

叛军曾将搜刮的财物拨出万金来犒赏辽东沿海诸岛，诱令同反。此一策略相当成功，如辽东半岛沿岸的鹿岛、石城岛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镇守在皮岛的黄龙敉平。由于黄龙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时被杀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尽忠假持黄妻刘氏的金簪为信物，欲说降已攻抵长山岛的黄龙，但黄龙不受威胁，力歼叛党，并直趋旅顺。 在黄龙的围剿之下，欲叛离的岛众纷纷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龙诸义子之首的广鹿岛副将毛承禄；而阵容最浩大者，则是旅顺将领陈有时（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领的七、八千人，有称初叛于吴桥的兵士原即多为陈有时的部下，孔有德因此应允在攻破莱州后，所得尽归其众。

出兵平叛

山东巡抚余大成闻登州已失，却束手无策，唯闭户修斋诵经，被人讥之为“白莲都院”。 崇祯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黄县。余大成遭革职，寻遭逮治。二十九日，总兵杨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与叛军在掖县八十里外的新城镇接战，当时叛军有骑兵五千名、步卒万余，明军只有骑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结果王营未战先溃，叛军且取其火器以攻杨军。明军最后星散四溃，仅御蕃率亲军三百人退抵莱州。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从治和谢琏两抚俱抵莱州。初三日，叛军至，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战，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四千名。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揉，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户部尚书毕自严、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抚议，或称：“孙元化乃以甘言啖贼，借名激变，特倡一抚之说……犹甘心囚首诡计入都，欲始终用抚之一着，以缓须臾之死。 ”或称：“非逆贼欲抚，乃败事之孙元化欲抚也；亦不独孙元化欲抚，乃左右护庇元化者之皆欲抚也。 ”前述的毕、刘、王等官员均为山东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应均是痛心乡里遭叛军荼毒至惨。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且叛军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 ”刘重庆以及王万象乃于六月初五日同时疏请调派关外的精锐入援。

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度深入内地，其战斗力特强。叛军或听闻此一新发展，乃经由屈宜扬表示愿受抚，刘宇烈在将此一情形上奏后，奉旨一方面“励集援师，亟解莱围”，另一方面，如叛军确实真心输诚，应命其提出自赎之道，刘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莱城之围以示诚意。

七月初二日，叛军声言抚事已成，两军不必放炮，为取得官军的信任，孔有德还将一名试炮的部下割耳游营。初五日，刘宇烈差官赍圣旨至孔营，有德要求面见谢琏始定解围和开读圣旨之期。初七日，在莱州城外宣旨之后，朱万年竟遭诱杀，谢琏亦被执。初十日，东抚朱大典和新任之山东巡按谢三宾奉命速赴行间督诸将进剿。二十二日，叛将陈有时在攻平度时被杀。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祯帝将孙元化和张焘弃市，宋光兰以及王征遣戍，熊明遇则解任听勘，并且派人拿解刘宇烈至京究问。

崇祯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师，合二万一千名马步兵，分三路进军。十九日，在距莱城五十里外的沙河发生会战，叛军大败东遁，莱州之围遂解。是役虽捷，但杀敌不多，惟叛军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余均乘机四散逃逸，在当时所掳获的兵籍簿上列有叛军共九万余人，知此乱的规模实非等闲。而遭围城逾半年的莱州之役成功牵制了叛军主力，令其无法流窜它处，应是敉平吴桥兵变的转捩点。

吴桥之变过程中双方所动用的火炮规模，是中国战场上前所未见的。如崇祯五年正月，总兵杨御蕃与叛军在新城镇进行野战，叛军即动用了红夷大炮五门和大将军三百余门；而杨军亦配置有三十余门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门竟然膛炸，可知当时许多明军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状况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谟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后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识可能源出曾同样驻守旅顺之张焘，他首先列出各种火炮所应用硝、黄和灰的比例，次将火药每斤以纸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错。由于守城时炮口偶需朝下发射，彭氏还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弹之后，以废纸或旧絮、旧毯塞紧，如此，便无坠脱之虞。当时莱州库中仍有万历年间收贮的硝黄约数万斤，但因炮弹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万年遂于三月下旬开始在城内募集以数千斤计之金属，最多时有工匠五十多人负责铸弹，但因铁不足，有时亦铸铜弹，通常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虽然石弹不能“透木、及远”，仍令石工继续削圆石备用。五年二月，叛军也曾以牛车从登州运红夷大炮八门至莱州围城，每门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头；其所用的铁子（即炮弹）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从六至十二斤不等，知各炮的口径约在十至十二公分间。虽然这些炮相当沉重，但叛军对搬运似游刃有余，他们当时应已熟稔西方传入的省力滑轮技术，此因在登州担任监军的王征，早于天启七年出版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即图文并茂地详记举重物之法。

结果

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闻莱州兵败后，遂将软禁于登州的谢琏杀害。三十日，官兵进抵距黄县二十里的白马塘，叛军倾巢来战，号称十万之众，其中包含马兵万骑；是役，叛军再度惨败，有一万三千人被斩，八百人被俘，至于逃散以及坠海而死者，不下数万。

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初一日，明军各路俱至登州开始围城。登州三面环山，北面向海，为避免遭敌夜袭，明军乃以数日的时间构筑一道长达三十里之围墙，其高如城，东西两端俱抵海。由陈洪范、刘泽清率步兵守西墙，吴襄、靳国臣等率骑兵接应；刘良佐、邓玘等率步兵守南墙，金国奇、祖大弼等率骑兵接应；牟文绶等率步兵守东墙，祖宽、张韬等率骑兵接应。由于叛军拥有二十几门红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负骁健，常出城搏战，双方往往以数千马步军配合火炮进行大规模野战，互有胜负。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强大，且防守森严（如城中衢路不许辽人以外者任意行走，违者斩之；又，每垛夜间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轮替，传箭警睡；不时还缒人至城外夜巡），明军数次攻城俱无结果，遂决定采行紧守坐困的策略。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战时殁于阵，改由王子登替代，因九成勇谋均甚于孔有德，且叛变过程主要的攻守战役多由他与陈有时担任前锋，素为辽人所推戴，叛军士气于是大受打击。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高起潜在挂榜山（今蓬莱市城南）新筑铳城，并用红夷大炮轰击城内，令叛兵胆寒，明廷于是决定自北京再赶运四、五门大炮。由于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于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后的耿仲明和毛承禄则于十六日潜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军被俘者千余人，自缢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复山东。

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叛军近万人突围，弃城登船而逃。驻守在旅顺、长山、鹿岛的明总兵黄龙，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旅顺而投奔后金，早已严阵以待，周文郁等也穷追不舍。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黄龙率兵伏击，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毛承禄等人，大败叛军。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

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叛军及家眷10000多人在鸭绿江口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领的后金兵会合，被要求剃发，登莱之乱遂告结束。

由于孔有德带来了后金急需的舰队、红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相待，仍以他为都元帅，安置东京（辽阳），自成一军，称“天佑兵”，给予特殊待遇，随后便引后金兵攻占黄龙所在之旅顺。

影响

此战虽然以明军胜利告终，似乎是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胜利一起给明军挽回了一点面子，振奋了一点军民士气。但登莱局势彻底糜烂，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无算。从此登莱荒芜，东江动摇，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这恐怕是比后金得到大炮更危险的事情。

吴桥兵变的背景是崇祯三年，袁崇焕杀死了皮岛总兵毛文龙，引起了岛上将士的哗变而发生的。

　由于后金的崛起，明朝在山海关之外的势力几乎全部被后金荡尽。但由于袁崇焕的英勇抗击和毛文龙的地理优势，使他们两支军队，成为了关外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军事力量。随着宁远和宁锦之战的胜利，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重用，升为了蓟辽督师和兵部尚书，节制关外的军队。和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不同，皮岛的军事势力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因此毛文龙除了向朝廷索饷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向朝廷汇报。鉴于毛文龙的骄横跋扈，袁崇焕设计诛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死后，皮岛的将士们不干了，开始发生哗变。为了有效地节制皮岛的兵力，朝廷又派遣孙元化去领皮岛总兵之职位。孙元化是原来跟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的将领，后来孙承宗被调任之后，孙元化成为了山东按察副使和登、莱二州巡抚。他接收了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等人。后袁崇焕因为被崇祯皇帝杀害，后金的骑兵趁此机会，开始向孙承宗和袁崇焕构筑的关宁防线进攻。时关宁军的将领祖大寿正在大凌河城内修筑城池，被后金军队围困在城内。孙元化下令让孔有德率领八百铁骑前往大凌河救援，当孔有德行至吴桥的时候，发动了兵变。

　　在一些文史中提到，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崇祯诛杀袁崇焕，其中一条罪名也是擅自诛杀大将。但是从吴桥兵变的背景中可以发现，毛文龙遗留下来的将领，在毛文龙死后都不受节制，可见皮岛兵忠于的对象不是朝廷，而是某个个人。

　　吴桥兵变过程

　　吴桥兵变过程是从崇祯皇帝诛杀袁崇焕开始的。在后金的反间计下，崇祯诛杀了其大将袁崇焕，而后金趁此机会，开始向明朝的关宁防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关宁军的将领祖大寿被后金军围困在大凌河城内，朝不保夕。　　

　　东江皮岛总兵孙元化得到朝廷的号令后，派遣孔有德率领八百骑兵去大凌河城增援祖大寿。当孔有德所部行军到吴桥时，恰好降下了一场大雪，军队行进不便，只好暂时停留下来。吴桥属于山东境内，登州的士兵和山东的士兵向来有矛盾的。这时又发生了一名士兵抢夺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只鸡的事情。他们把这名士兵抓起来游营，于是东江兵就杀死了王象春的家仆。王象春的儿子不肯就此干休，要求查明真相。

　　恰好此时，李九成把孙元化给他买马的钱用光了，他怕孙元化怪罪，因此就鼓动孔有德哗变。孔有德因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事情，心中对朝廷多有不满，因此在吴桥发动了兵变，连续攻克了山东几座县城，并且把那里的总兵黄龙抓了起来，割掉了他的耳朵和鼻子。

　　吴桥兵变的发生，让朝中的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孙元化，说他放纵孔有德。这时孔有德又率军杀了回来，直逼登州。孙元化急忙令张焘前去登州防守。但是张焘和孔有德是旧相识，因此也加入到孔有德哗变的阵营里，他们一起攻克了登州，俘虏了孙元化。

　　后祖大寿从大凌河成脱困，率军南下和孔有德所部交战。孔有德岂是管宁铁骑的对手，很快就被祖大寿击败。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只好向投奔后金，吴桥兵变以明军胜利告终。

　　吴桥兵变影响

　　吴桥兵变虽然最终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对于明朝和后金来说，吴桥兵变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造成明朝方面的人才和火器的大量流失。　　

吴桥兵变的时候，明朝和后金已经先后交战了好几年，袁崇焕依靠红衣大炮将后金的军队抵挡在山海关之外。叛将孔有德率领着其一帮叛军，一路连下山东的好几座城池，令明朝方面不能坐视不理，因此派出关宁军前去镇压。在祖大寿和张韬等人的镇压下，孔有德于崇祯五年八月在沙河战败，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只好投降后金。在孔有德和耿仲明给皇太极的降书中称，其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也就是说，叛军将大量的明朝火器带到了后金，使后金军队的装备也大幅度提升，从而使得明朝在火器方面失去了优势。而在后金入关后，一路南下，依靠的就是孔有德的这批火器。

　　在战略方面，吴桥兵变影响着后金和明朝之间的局势。原本明朝依靠东江牵制后金的后方，但吴桥兵变后，山东腹地遭到了叛军的蹂躏，登州的局势彻底崩盘，因此从实质上来讲，东江的牵制作用已经失去，明朝在关外的军事力量只剩下唯一的一支队伍关宁铁骑。

　　在清军入关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成为了清军的马前卒，一路攻下南明的多座城池。在平定江南，扫清西南的多次战役中，孔有德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顺治五年，孔有德在和南明的军队交战时，被南明的名将李定国击败，在桂州城内引火自焚才宣告结束。

这里就要说到袁崇焕杀毛文龙了，袁崇焕杀毛文龙，生生把毛文龙手下三名武将杀成了满清五大异姓王。

毛文龙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

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之后，东江镇随即人心涣散，再也无法形成对后金有效的牵制。后金兵马从此再也无所顾忌，就在毛文龙死后三个月，就发生了皇太极率领大军绕路突袭北京城的“己巳之变”，虽然最后皇太极退走，但是明军仓促应战，也是损失惨重，袁崇焕本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崇祯皇帝处死。此后女真人还多次攻入长城深入明朝的腹地，其中有两次打到了北京城。

　　 与上面直接的影响相比，间接的影响更为可怕。在毛文龙死后，他的旧部深感惶恐不安，很多人都先后投奔了清朝，其中最著名的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清朝初年一共有五位异姓王，他们就是其中三个。耿仲明封靖南王，孔有德封定南王，尚可喜封平南王。这三个人统帅大军替清朝南征北战，为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当初跟随毛文龙的将士，大多数都是辽东本地人，他们的家乡受到后金的侵扰，国恨家仇，骨子里就对女真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最终他们选择掉转刀头，用曾经砍杀后金军的武器去与明军开战，背叛自己的祖国。

袁崇焕，当真是——明末文官领武将制度下的罪人啊！

吴桥病变，就诞生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牵扯到毛文龙的手下如何叛变。

吴桥病变，与清军入关有脱不开的重大关系。

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於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祖大寿受困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於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於是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於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 ，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於波涛，借词于风汛”。

后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馀位，西洋炮三百位。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 ，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元化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馀”。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启，终无法挽回。

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孔有德兵败於沙河的祖大弼、张韬等关外兵，莱州之围遂解。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 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日后成为大清南下横扫千里的大军。

我是小九，很高兴您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把题目分为两段来做解析；

1:首先小九来简单介绍明末时期“吴桥兵变”:

历史上的一次兵变。崇祯三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此前，前督师袁崇焕杀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久刘兴治等人又发动兵变，杀陈继盛。

2:我们了解一下清兵入关的主要事迹:

清兵入关是指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

明朝自从嘉靖时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万历、天启以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满洲看到明朝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并中原的野心。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清朝为了入主中原，一方面招降纳叛，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自崇祯登基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约十万八旗兵入喜峰口，进犯遵化、良乡、固安、香河、永平、顺义、迁安、滦州等地，被称为“己巳之变”。1642年，清军取得松锦之战的全面胜利，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尽失，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清军入关的道路被彻底打通。

回到题目:吴桥兵变与清兵入关有没有关系

小九认为吴桥兵变对清兵入关来说有着关联

吴桥兵变虽然最终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对于明朝和后金来说，吴桥兵变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造成明朝方面的人才和火器的大量流失。　　

　在战略方面，吴桥兵变影响着后金和明朝之间的局势。原本明朝依靠东江牵制后金的后方，但吴桥兵变后，山东腹地遭到了叛军的蹂躏，登州的局势彻底崩盘，因此从实质上来讲，东江的牵制作用已经失去，明朝在关外的军事力量只剩下唯一的一支队伍关宁铁骑。

所以说吴桥兵变对于当时的清兵来说产生了有利的效果。我对与题目的回答是有着重大关系（以上为小九对于题主的回答，不知是否理解错误题主本意，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