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制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经历了汉、隋唐和宋等朝代的发展。但是明朝的两京制和之前的相比是有所创新的，这就是它在南京和北京各设有一套中央行政机构，也就是题主所说的两个朝廷。那么两京两个朝廷是否会造成朝廷的混乱呢？

明朝两京制是如何确立的

明朝建国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将金陵定为南京，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定为北京。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又出于私心，将自己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定为中都，这样就形成了两京一都的格局。

可是，南京虽然地势形胜，但毕竟偏安一隅。在明朝建国之前尚可作为指挥中心，进能征伐四方，夺取天下，退能据守长江天险，是符合当时战争的形势的。可统一全国以后，金陵的位置无法统筹全国布局，所以朱元璋并不能完全满意。所以，他又将大梁和凤阳定为北京和中都，弥补南京的不足，作为都城的备选项。

凤阳完全是因为太祖的家乡才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的，它地域封闭、资源匮乏、灾害频发，显然不适合作为都城。大梁作为宋代的古都，在位置上相比偏北，只是期望作为控制北方的一种权宜之策，当时四面受敌，也不适合作为都城。相比之下还是南京更适合作为都城，所以最终两京一都的格局瓦解，南京的都城地位正式确立的下来。

后来也考察过西安、洛阳、北平这些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也老了，对此事力不从心。何况当时的南京占据着人口和经济优势，北方又有藩王镇守，一切都很安定，朱元璋不想折腾了，定都之事也就告一段落。

之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并未关注都城之事，两京制开始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封王的燕地起兵，从朱允炆手中夺取了帝位。他即位以后，便着手迁都北京。

一是因为他自己的兴王之地是北京，毕竟是夺来的皇位，与正统观念不符，迁都北京能够削弱建文帝的影响，稳固自己的统治。二是北方由于朱棣的大力削藩，造成边防空虚，蒙古残余势力侵扰，边境不宁，定都北京可以亲自镇守边关。三是作为元朝的大都，能够继承元朝版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迁都北京后，因为考虑到江南地区的财富，所以还把南京保留着。后来仁宗、宣宗继位时，又对都城的选择造成了反复。这与当时的经济原因还有皇帝的个人情感不无关系。但是最终在英宗继位以后，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才最终确立下来。

两京制下南京和北京关系是怎样的

明代两京和以前的朝代不同的是，南京留都是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的，也就意味这存在两个朝廷。要弄清楚会不会造成混乱，就需要我们了解这个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尤其是南京的“朝廷”和北京的朝廷的管辖范围。

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他们和北京的机构一样都是中央的，官员也可以叫做京官，但是其实没有实权，还是受到北京的管制和监督的。

留都南京的机构事实上行使的权力只能管南京还有南直隶地区，一般来说其他的地区它是管不到的。他的六部只管南京的事务，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机构。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的六部掌管着天下各个地方（包括南京和南直隶地区）的事务，所以在机构管辖上南京就受到北京的制约。

再者，南京机构是没有决策权的，他的奏章要先给北京的相关机构看了，然后才能给皇帝，皇帝审核通过才下诏让南京的机构去执行。所以南京事实上权力很有限，政令主要是由北京来出。

另外，南京和北京的地位也存在差别。从两京制确立开始，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就已经被北京取代了。南京的官员没有什么职权，整日比较清闲。所以明朝官吏都把南京官看作是闲职，谁要是调任了南京，那就是被贬官了。南京也成了明朝中后期权力斗争中被排挤的官员的去处。

但是南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之所以保留南京，也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最显著的就是它经济中心的地位，因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经济发展远高于北方。南京作为留都承担着发展江南的经济、征收赋税的重任。但这些都不足以威胁经过长期建设的都城北京的地位。

作为备选都城，或可在北京城受到入侵时作为临时都城，可以作为抗击倭寇的指挥中心，接纳移民以及外放的北京官员等等。起到对北京都城功能的补充作用。

总结

总之，明代的两京的设置并不会造成朝政上的混乱。概括起来原因如下：

1、南京和北京的行政机构管辖范围不同。北京的机构管辖全国范围的事务，包括南京在内，而南京则只能管南京以及南直隶地区，二者类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南京和北京的权力大小不同，是一种上下隶属关系。南京的奏折需要北京机构以及皇帝的批准方可执行，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3、南京的象征性意义更大，但也承担着一定的职责。相比于北京官员，南京官员更加清闲；北京作为主要的行政中心，而南京只是辅助作用，对北京的地位构不成威胁。

但两京制却也存在不少弊端，比如南京的建设和机构设置以及官员供养造成了财政负担，留都官员违法乱纪、结党营私也给明朝统治带来隐患。这些都是当初明朝统治者建立两京制度所未预料到的。

明朝两京都制度指的是明朝有两个首都，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因此有人会疑惑这两套班子会不会造成当时明朝的混乱，在这里就讲一讲明朝这两京制历史的由来及两京职责：

两京制形式由来已久

两京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最早周王室的都城是在镐京，地处关中，后来武王灭商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中原地区，就在洛邑这个地方建了一座新城，就是现在的洛阳。后来的一些大一统王朝也延续了这种两京制的模式，比如汉朝、隋朝、唐朝都采取了两京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陪都）。元朝除了大都（北京）是首都外，还有中都和上都；清朝除了北京是首都之外还有陪都--盛京。就连南宋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两京制，临安只不过是行在，也就是临时陪都，真正首都是开封。可见两京制模式历史由来已久。

明朝两京制

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活动区域主要在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所以在1368年，他称帝的时候自然就将南京作为当时都城，但是由于当时南京地处长江流域，对北方的控制不够，加之当时还未实现统一，所以朱元璋也想将都城迁到北方，以方便军事部署和管控。后来在徐达攻占了河南之后，他就实地去汴梁进行考察，最后选定将开封定位陪都，号称北京，重建开封城。但是由于开封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并不合适作为陪都，所以在洪武十一年，在天下大定以后，朱元璋就将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另外朱元璋也在自己的老家凤阳建造宫殿准备作为中都，后来由于耗费太大，加之那个地方不适合作为陪都而放弃了。所以明朝初期的时候，两京指的是南京和开封。

后来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推翻了南京建文帝的政权，夺取皇帝宝座，由于北京是他的根基所在，当年被封为燕王的时候就一直待在北京，经常和元朝残余势力较量，知道北京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朱棣登基第二年就将北京作为行在。并在永乐十九年，朱棣将明朝中央政府文武百官迁到北京，南京作为留都，毕竟是太祖的龙兴之地。虽然朱棣将明朝中央政府迁到了北京，但北京一直都是以行在的名义，真正的首都名义上还是在南京。一直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英宗朱祁镇下令北京各衙署去“行在”二字,南京各衙署加“南京”二字。这时北京也真正意义作为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而留都也设置与北京一样的机构和官员，这样明朝一个政府两套班子的两京制正式形成。

明朝两京制度特点

明朝两京制度与其他朝代两京制度有所不同

一是明朝的两京制度，是两个首都，南京并不是陪都，地位也是和首都一样的。而像汉唐时期的长安、洛阳的两京制，洛阳就是作为陪都，陪都的意思就是首都以外的副都。而明朝的南京并不是副都。两者性质不一样。

二是行政机构设置不一样。其他朝代的两京制，除了首都有中央行政机构外，陪都不设中央六部的行政机构。而明朝除了北京有六部的设置和各部官员之外，在南京也同样设有六部和各部官员，而且职级和品级也都是一样的。不过南京的机构和官职都冠以南京两字以作为却别，比如户部，在北京就称为户部，在南京就称为南京户部。还有就是南京各部官员并无实权，大多都是虚职。而一般到南京就任的官员基本是政治上斗争失败的或者受到排挤的官员。

所以，综上所述，明朝实行的两京制虽然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北京是实权，南京是虚职，并不会产生混乱。

不会乱，明朝的两京制度并不等于两个朝廷，自朱棣迁都后，北京才是大明的京城，南京只是辅京，主次分明。

其实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一个以上的京城，例如：王莽篡汉后以长安为“新室西都”，洛阳为“新室东都”，刘秀恢复汉室后，以洛阳为京城，依然称西汉旧都长安为都；辽国最夸张，共有五个京城。

以上这些朝代虽有多个京城，朝廷也只会以一个为主，其它京城最多有皇帝的行宫，就是名义上好听一点，和别的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但明朝的两京制度却不同，北京和南京都有一套独立的行政班子，互不统署。

也就是说，明朝南京也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朝廷机构，官员的级别和正式的京师北京那一套是相同的，且南京各机构行文时需要注明“南京某部”。

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大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的，这里对明朝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可以称为朱家的“龙兴之地”，因而朱棣迁都北京也没有取消南京的京城地位。

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周边地域，朱棣不想破坏这种格局，以免引起人心动荡，便设置了前所未有的两京制，让南京直接管辖十五个府及三个州，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及上海，这就是俗称的南直隶。

南京六部中，各部设一位尚书，两位侍郎，职责和北京的差不多。

户部主要负责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等省份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和全国盐引的发放审核，并且管理着全国的户籍，相对来说权力比较大；

兵部负责南京地区的守备，南京地区的49个卫由兵部尚书统领，有兵就有权，因而这也是一个实权部门；

剩下的吏部、工部、刑部、礼部就乏善可陈了，就是负责南京地区相对应的工作而已，事情不多，职权也小，是妥妥的养老单位。

尤其礼部，本应主办皇家的各种大型活动，但皇帝一般不去南京，龙子凤孙们的婚礼也在北京举行，南京礼部就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六部，南京还有两个职位值得一提，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

镇守太监在全国各地都有，是皇帝派去监督各地军事的，南京的兵部尚书就受着南京镇守太监的监控；南京守备则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是南京最高军事长官，兼管民政。

南京兵部尚书、镇守太监、南京守备，这三个人共同管理着南京大部分的事务。

那么，南京既然也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而且不隶属于北京各部门之下，是否说明这是两个朝廷呢？

当然不是。

从意识形态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皇帝只能有一个，京师自然也只能有一个，皇帝长住的才是真的京师，南京虽然也是“京”，其政治地位和北京无法相提并论。

如果硬是把南京和北京提到一样的高度，别说皇帝，就连普通百姓都会怀疑说这话的人是不是有异心。

从迁都之后的明朝政治架构来说，六部并不是权力巅峰，上面不但有皇帝，还有内阁。

立朝之初，朱元璋按照前朝惯例，设丞相一职管理百官，后来觉得丞相的权力太大了，威胁到皇权，便借着胡惟庸一案撤销丞相这个职务，他自己直接管理朝政，虽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很多事情还是由他来处理，累得半死不活。

朱棣不愿受这份罪，提升了大学士的地位，让他们参与机密事务，最终形成内阁，拥有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虽然内阁一直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但实际上六部已经成了内阁的下属部门，南京六部也不例外。

北京六部管不到南京六部，但内阁可以管，不但管六部，也管南京其它行政机构，一切都在内阁掌控中。

明朝中后期，南京的机构成了极为微妙的存在。凡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却又还有一点势力的文官、太监，都被调往南京，南京班子成了政坛的养老院。

不过，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这两个职位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能担任，他们也许不是最得势的，却是皇帝最信任的。七下西洋的郑和就是首任南京守备太监。

因此，明朝虽有两京制，但不是两个朝廷，两套班子各司其职，互不冲突，又有内阁统一管理，不会生乱。

明朝的两京制度在历史上不是独有，以往的朝代都有设多个京城，称为陪都，比如隋唐也是长安洛阳两京制，北宋是四京制，辽和金还是五京制，所以这套管理制度应用比较成熟，大的方面不会出现混乱，当然局部肯定会有亢杂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是，以往朝代多京制度，陪都除大肆修建，多派兵多派官外，其政治体系基本空设，而明朝却实打实的搭起官僚班子，还一直在运作，但混乱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图为南京朱元璋孝陵。

老朱家打下江山，以应天为南京，定都于此，没多久成祖朱棣“靖难”成功，迁都北京，其实在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北京、南京的地位并没有确定下来，当时的皇帝在北京，太子在南京监国，可能这段时期，两套班子为争权有混乱产生，直到明英宗时期，也就是1441年，正式定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从此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

图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明末倾其所有家财赈灾劳军，城破后自尽。

两京制度的确定，权利划分就清晰了，北京是中央朝廷，而南京是守备机关，一切以北京为主，南京撤销太子监国，也不委任藩王或勋贵居守，除了内阁、司礼监等内府衙门外，其他六部等中央机关的班子都保留，特别是国子监和科道场子比北京办的还红火，但是各部从不给配齐官员，六部不是缺尚书就是缺侍郎，都察院不是缺左就是缺左副，所以，尽管南京保留朝廷班子，但一直处于缺丁少员的状态，不能自成体系。

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瓮城是南京的中华门。

另外，确定两京制度后，将南北二京划为直隶中书省，也称为南直隶和北直隶，而南直隶所辖的应天等府州直隶于南京朝廷，所以南京朝廷的管辖范围仅为应天府下辖的几个州县，说白了，就是南京城那一小圈儿，以外的地方无职权插手，所以南京朝廷虽存在，但权力范围有限，工作量小，平时管管辖区的漕运和赋税，修修皇城，看守着老朱的皇陵，是官员的“养老”圣地。

“两京制”古已有之，西周有镐京和雒邑，东汉、隋唐有洛阳和长安，北宋有汴梁和洛阳，明朝只是延续和发展。两京制与两个朝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产生的？

明朝的两京制是从两京一都格局发展而来，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对建都金陵（南京）并不满意。从大一统王朝的角度来看，定都金陵并不符合战略要求。

但如果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金陵的位置又有利于取得战争胜利。明朝开国数月之后，朱元璋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并没有明确定都金陵。

第二年，朱元璋有下令将老家临濠（凤阳）营建为中都，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六年后，由于凤阳的地理位置和淮西集团的存在，朱元璋罢建中都。

大梁因是四战之地，并不适宜建都，最终两京一都的格局名存实亡。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取消大梁北京的称号，将南京定为大明京师。

虽然如此，朱元璋一直未放弃对都城的考虑，西安、洛阳、北平都被考察过，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在朱棣即位后，都城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以北平为北京。三年后，北京宫殿正式营建。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至此，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格局形成。

明仁宗即位后，两京制再次发生变化。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下令修葺南京皇城，准备次年返回南京。但遗憾的是，明仁宗当年就已病逝。

明宣宗即位后，名义上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仍为行在，但实际上北京还是京师。明英宗即位后，陆续修建北京的皇城，在正统六年（1441年）全部竣工。

同年，英宗下诏更改两京衙门印，北京各衙门去“行在”二字，而南京各衙门增加“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确定下来。

二、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运行的？

明代的两京制与以往有所不同，它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两京制下并设官制，同属朝廷行政系统，两京主要机构设置基本相同，略为复杂。

两京都设有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宗人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除此之外，南京还设南京守备，它与协同守备、守备太监构成权力核心。

这三个守备统辖南都一切留守、防卫之事，其中守备太监权力极大，虽然是三者互不统属，但守备太监是代表皇帝意志。另外，南京还有一个参赞机务。

南京机构名义上是朝廷官员系统，却无实权，基本上受制于北京机构。从职权范围看，留都机构职权仅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无权过问其它地区事务。

从政策执行程序看，南京机构的奏章多要经北京一些部分覆议，才能上报皇帝，再由皇帝下诏南京机构负责执行。明代两京制总体呈现出上下隶属关系。

这种隶属关系的形成，避免了政治权利斗争，缓和了内部矛盾，加强了明朝的统治。南京一直充当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少影响。

随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并未完全失去政治功能。南京的政治功能有三点，一是收容京师仕途失意的官员，二是在危急情况下，成为备选都城。

三是不可替代的抗倭指挥中心。除政治功能外，南京还是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和南直隶是京师商品和粮食的保障地，另外其办学和修书活动也很兴盛。

三、两京制有哪些作用与隐患？

明代两京制打破历朝传统，在留都南京也设置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不再单纯的作为天子的出巡行宫，赋予其实质意义。两套系统也是互不干扰的运行。

明代两京制有利于维护统治，它协调了防虏与发展经济间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发展趋于稳定。两京制还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明朝向心力。

两京制虽有正面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两套系统会增加财政负担，南京守备太监位高权重，又不在皇帝视线范围内，难免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

两京并设官员，由于留都大多属于闲职，会产生大量无事可做的官员，增加负担。两京制在给明朝社会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带来极大隐患。

综上，明朝两京制并不是两个朝廷，而是两套行政系统，具有上下隶属关系，且职权分工比较明确，不会发生混乱的现象。

明朝原本只有一个京师，就是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将自己原来的封地北平改为北京，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成为明朝两京制度的雏形，但是整个永乐年间，京师一直是南京，北京称为行在。到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朱祁镇正式下令北京为京师，南京保留，明朝正式形成南北两京制度，南北两京都设立六部等中央机构，但最高决策权在北京的皇帝手里，以确保政令统一。

通常人们认为，此后的南京六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其实不然。南京六部等机构虽然不如北京六部那么繁忙，但是也有不少工作可做。主要有这么几项工作：

1.南京周遭的南直隶15个府和3个州，没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些地区直接归南京的六部管辖。

2.南京地区的官员考核由南京吏部负责，报皇帝裁决，无需经过北京的吏部。

3.南京地区的司法工作由南京的刑部负责，北京的刑部不得干涉。

4.南京的工部负责南京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

5.南京的户部负责南京地区的钱粮税收，户口管理，南粮北运的漕运有关工作，等等。

6.南京的礼部相对弱化，因为明英宗以后，明朝皇帝只有正德皇帝来过南京，南京礼部平常事情不多，不过明孝陵、朱元璋的祖陵还是由南京礼部负责。

总的来说，南京六部管理南直隶的15个府和3个州的行政、司法、军事等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相当于是一个小朝廷。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分工明确，倒也相安无事。别看南直隶那些地方不大，但是都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加上南京气候比北京好，所以在南京的官员也乐得自在。

两京制度是明朝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大明朝弄了两个京师，有两套中央机构，会不会天下大乱，其实大家是想多了，两个京师并不会导致多个朝廷，相反对于皇帝的统治而言，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

大明朝为什么会出现两京制度

大明朝之所以会出现两京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朱棣借助清君侧推翻建文帝登上皇位，之后将统治活动转移到自己的地盘北京，由此大明朝在事实上形成两京制度，南京还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六部，但是这并不会影响皇帝的统治，相反对于大明的统治更加有利。因为大明最主要的威胁在北方，京师转移到北京之后，天子守国门，而打仗所需的经费需要从江南等富庶地区来获取，所以在南京留下六部，按照上面的指示开展各项活动，可以更好的为战事提供军需物资，所以设置两京是必要的，而且太祖皇帝的孝陵位于南京，那是大明王朝的根基，所以南京是大明朝廷必须要重视的地区，直到明英宗时期才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

两套中央行政机构会导致朝政混乱吗

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想要知道两套中央行政机构会不会导致出现两个朝廷，会不会引起混乱？大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皇帝只有一位，所以不可能有两个朝廷，即使在南京有完整的六部，但是权力上受到了很大制约，管理的范围仅限江南各省，而且凡事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所以将其看作北京六部的附属或是派出机构更为贴切。大多数官员都不愿意到南京六部就职，因为到了南京，就意味着自己被排挤除了权力核心，所以两京制度并不会引起朝政的混乱。

所以，对于明朝的两京制度，大家要看清其本质，按照现代行政学的观点，将其看作朝廷在南京设立的办事处，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制度，权力还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所以乱不了。

明朝的两京制度不是两个朝廷，这是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行政管理系统不同于历代汉人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

定都南京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集团攻破江宁，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此后攻城略地，均以应天为根本。明朝建立后，以应天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定都，称京师。

从改集庆为应天、又以应天为南京、为京师，经历过一个决策定都的过程。早在朱元璋南下至定远妙山时，冯国用就提出，金陵龙蟠虎踞，为帝王之都，建议“先拔之以为根本”。攻克克太平，陶安也认为：“金陵古帝王之都，龙盘虎踞，限以长江，若取之，据其形胜，出临四方，则何向不克？”话虽如此，可谁都清楚，南京固占地利，但在此建立基业的，全是据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偏安政权，大一统帝国却没一个定都江南，冯国用、陶安的建议，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

举棋不定

明太祖称帝时，定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又册皇后、立太子，唯独没有定都。称帝七个月后，才以应天为“南京”，而以开封为“北京”。可见在定都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

洪武二年九月，明太祖与群臣商议建都之事，仍是不得要领。有人主张建都长安、洛阳，有人倾向开封、北京，当然也有人坚持定都南京。虽然明太祖自己曾经表示，“建业江南形胜，真足立国”，但主要是考虑“平定之初，民未苏息”。如定都关、洛、汴、燕，供给力役皆赖江南；如定都南京，则可省去转输之劳。加上南京有吴王时所建的宫殿，可暂免大兴土木。

洪武十一年，改称南京为京师，看上去定都问题已经解决，但明太祖心里并不踏实。正如后来郑晓所说：“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说：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之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淆、函、终南之阻，涧、瀍 、伊、洛非有泾、渭、灞、滻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明太祖为其言所动，故有懿文太子朱标的关中之行。因此，人们认为朱标的西行，巡抚是虚，筹划迁都才是实。

但是，胡子祺关于定都的一番议论，却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所列举的“可都者”，只限于历代汉人政权定都之处，却将元大都北京摒弃不提。虽然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均是“胡人”政权，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基显然比文人胡子祺有更博大的胸怀和更卓越的见识，他明确表示过北京作为都城的无可取代的优势：

元氏入主中原，佐以姚、刘、许、耶律诸君子。虽因其迩于阴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强，实甲天下。抚据全盛，几将百年。一时文章，亦颇有奇气，未必非山川形胜风气之观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四方鼎沸，而国都固犹晏然自若也。盖其东连沧海，西接晋冀，前者弥潴大陆之利，北有重关天险之固。若非天命所归，其主自逊于荒，而以势利相持，虽引百万之兵顿之坚城之下，岁月之间，成败利钝，未知其势孰为得失也。

其实，明太祖也未尝没有考虑过定都北京，据何孟春《余冬录》记载，明太祖曾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边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鲍频认为北京“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并重弹帝王之兴“在德不在险”的老调。而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明太祖暂时放弃了迁都北京的念头。加上太子朱标的去世，秦、晋、燕、宁诸王扼守诸边以及其他因素，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内未行迁都。

迁都北京

成祖“靖难”夺位成功，迁都问题重新提出。北京既为燕藩故邸，是兴王之地；而靖难的成功，在成祖看来，又未尝不是因为北京的“形胜”压制了南京。加上来自北方的边患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快就确定营建北京。

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上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李至刚等人是秉承成祖的意旨，故很快“报可”，以北平为北京，并仿南京应天府，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八年九月，诏告天下，以北京为京师，改京师为南京。经过仁、宣时期的酝酿和争论，最终在英宗正统六年十一月定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

南京地位

迁都北京之后，如何摆正两京的地位，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一方面，既要使南京继续起着控制江南财赋重地并保证北京漕运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使南京成为某些野心家另立山头、对抗中央的基地。既然成祖可在北京起兵、南下夺位，谁能保证日后无人在南京起兵、问鼎中原？因此，自宣宗北上继承皇位之后，南京不再以太子监国，也不委派宗室居守，而是以中官、勋臣、兵部尚书为首，组成守备班子，负责处理南京及江南事务。

内外守备

南京守备太监始设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即仁宗即位的前十天。成祖病逝榆木川后，仁宗一面调北征部队回防京师，一面命太监王景弘率出使南洋的官军赴南京镇守。这是南京有“镇守中官”之始，王景弘也成为第一位南京镇守太监。为区别于各地的镇守中官，南京的镇守中官称为“守备”太监。一个月后，又命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为南京守备。

洪熙元年（1425）正月，郑和领下西洋的官军主力回到南京，也受命为南京守备太监。从此，南京守备太监和守备勋臣均定额二员，各授关防一颗，并称为内、外守备，名为协同办事，实则相互制约。仁宗给郑和的敕谕说：“于内则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有外事，同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商议的当，然后施行。”宣宗给李隆的敕谕则说：“凡事同守备太监郑和、王景弘计议，昼夜用心。”谁也不能单独作主。

南京兵部

英宗即位，国虽不疑，主幼却是事实。为加强对南京的控制，特命南京兵部尚书黄福参赞襄城伯李隆机务。南京文臣参赞机务由此开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定制，专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确立了内外守备和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三位重臣共理南京事务的制度，与当时各省镇守中官、镇守总兵、镇守文臣“三堂”并立的局面相似。

与此同时，南京还配备了除内阁、都督府及司礼监等内府衙门以外的全部中央机关，却又多不配齐官员，六部缺左侍郎，都察院缺左都御史。但国子监、科道却是诸官俱备。这样一来，使南京设官既能满足实际需要，又不能自成体系。

褒贬不一

对于明朝的两京制度，在当时已是褒贬不一。不少人认为南京吏部不典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散之实，诸司皆设，实为冗员。但也有人认为，两京并立解决了北京无法控江南之财、南京又无法制西北之患的矛盾。

应该说，明朝迁都北京以后，以南京为陪都，对于管理江南财赋及漕运，并控制南方地区，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但若说为了这些目的就非要采用两京制，则显然过分。且不说元代和清代定都北京，并未将南京作陪都，江南漕运也未出大乱；就是在明代，南京许多官员的设置事实证明也是多余的，所以后来多行裁革。

成祖迁都北京，其实是在不断排除干扰、逐步将政治重心北移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一过程直到正统六年才最终完成。而土木之变后，仍有人提出还都南京，可见在定都问题上的分歧。因为毕竟还没有过汉人的全国性统一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北京，而自汉末以来，这里一直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先是匈奴、鲜卑，后是契丹、女真。

因此，明代两京制的形成，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还有观念上及南北文化差异上的原因。明史学家郑克晟教授曾详细论述明代南北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之间的斗争，以及明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定，既协调二者之间关系、又利用二者之间矛盾而采用的举措。

悦读文史，我是子彧。

两京制并不是明朝独有的。北京才是都城，南京只是陪都，主次有序，一点也不乱。

一、两京制和多京制

事实上，两京制度由来已久，并不是明朝开创的。

最早开创两京制度的是西周王朝，周武王时身感镐京离东方太原，不便于控制中原，于是在东方营建了成周洛邑。周成王时，平定东方叛乱，周公和成王重新营建了东都洛邑，并建立了军队成周八师保卫东都，控制东方诸侯。

从此，西周的两京制就确定下来了。一直到西周灭亡，成周洛邑升级成为东周的都城。

所以，史上第一个两京制营建，是政治原因，为了控制辽阔的领土。而镐京和洛邑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长安和洛阳最早的遗址，而这两个地方还会长期担任很多王朝的两京。

而在这方面，曹魏也起到了一个开创性的作用。曹丕代汉称帝以后，以洛阳为都，同时长安为汉旧都；许昌为汉献帝旧都；邺城为曹氏做魏公和魏王时的都城；谯郡为曹氏龙兴之地，均冠以都号，称五都。

所以，曹魏的开创性在于，龙兴之地以后也是京都了。

隋时，正式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东都，将两京制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唐朝和武周时，一度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成为都城，也曾学曹魏营建太原为北都。后来虽然恢复长安为都，但皇帝和大臣们经常也会到东都洛阳办公。唐肃宗定安史之乱，在原三京的基础上加上自己振兴的凤翔府、玄宗难逃的成都府，分置五京。

后来的辽、金、元为游牧政权，更是将多京制度发挥到了极限。

辽“四时捺钵”，并无固定都城，先后营建了辽五京，均以皇族重臣镇守，称留守。

金克辽后，为了更好的控制东北、中原，也设有五京。皇帝平时驻中都，后在蒙古人的威胁下屡次迁徙就不说了。

此后的元明清基本也都是两京制或多京制，基本没有一个都城的王朝。具体如下（排名第一为帝都，其余为陪都）：

西周：镐京、洛邑；

东汉：洛阳、长安（西京祭祖）；

曹魏：洛阳、长安、许昌、谯、邺；

北魏：平城；洛京（洛阳）、北京（平城）；

隋：长安（大兴城）、东都（洛阳）；

唐：长安、东都（洛阳）；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成都；

武周：神都（洛阳）、北都（太原）；

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

辽/契丹：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

金：上京会宁府(黑龙江阿城)、中都(北京)、南京(河南开封)、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

元：大都（北京）、上都（开平府）；

明：洪武建文二帝时-南京（应天府）、北京（开封府）、中都（凤阳）；

永乐以后：北京/京师（北平府）、南京（应天府）、中都（凤阳）；

清：京师(北京)、盛京（沈阳）；

二、明两京的不同

虽然大家都是两京制或多京制度，但明朝的两京一都制还是与其他王朝有所不同的。

明成祖以燕京为藩所，夺位成功后，总感觉南京待着不爽，而且蒙古人频繁的骚扰边境，北部缺乏军事约束。于是在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燕京，为北京顺天府，后改名京师。

但由于南京是太祖生前的都城，不便废除。加上祖先陵寝在凤阳，于是明朝的两京一都制度正式形成。

其他王朝的陪都大多是象征意义，或者祭祀祖先。但明朝的南京是有一整套中央行政机构的，北京正式形成后，南京成为清闲衙门，平时也就管管南直隶一省的事务。

因此，南京的六部人数较少，一般是边缘化的官员贬谪之所。到了明朝中后期，党争或者政治失败的官员都到南京去，由于大量聚集政见不同的官员，甚至还出现了两京之间互掐的情况。

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是不乱的，京师的官员们该干事干事，南京六部的官员们则该喝茶喝茶，该翘班翘班。

但有两个时期，南京的官员们比较忙。

一个时期是，海瑞升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时候。这个时候南京的官员们都在忙着应付海大人的绩效考核，也不敢翘班了，也不敢喝茶了，天天按时打卡，也不知道能做啥，反正至少看起来很忙。

另一个时期是，崇祯死后。

虽然南京是清县衙门，但有两个官员是比较有实权的，这两个人就是南京留守太监和南京兵部尚书。因为南京的行政权虽然被架空了，但还管着南方的军事大权，因此北京这坨被打烂了，南京这坨就要想着如何拥立新帝了。

比如后来的南明第一实权人物史可法在明朝灭亡前的职务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实权人物马士英是凤阳总督，也就是中都的军事主官。

所以，总的来说，大部分时候，南京和北京是不乱的，除非有意外发生。

文/子彧

馆主来了，我是無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明朝的两京制度，是从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开始的。

明朝的首都最早是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是朱元璋一朝的首都所在。

朱棣干掉朱允炆，登基称帝后，一开始仍然定都南京。

但朱棣毕竟是燕王出身，他的班底根基都在燕京，不在金陵。

虽然朱棣的帝位也是杀出来的，但镇压不住人心。

加上对于明朝而言，蒙古一直是帝国最大的威胁，远在南京很难第一时间对蒙古的动向做出反应，蒙古以骑兵作战为主，机动性强，等战报送至南京，蒙古骑兵早跑回草原去了。

另外，据风水大师的堪舆，金陵的帝王气数已衰，不如燕京的气运强盛。

在众多因素考虑下，朱棣下旨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但是南京的朝廷也被保留了下来，作为陪都。

其实在帝国内部，同时保留几个首都，并不少见。

比如北宋，就有东西南北四京，分别是汴梁、洛阳、临安、大名府。

后来的金国更是有东南西北中五京。

只是明朝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陪都也保留了一套执政班子。

这套班子的建制与北京如出一辙，只是没有实权，相当于备用班底。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在朝堂上混不下去的臣子，或者临近退休的老臣，就放到南京去，保留官阶品秩，却没有实权。

所以，也不存在两个朝廷权力混乱的情况，因为南朝就是一个养老院而已。

無月文化，品读经典，品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