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我是萨沙,我来回答。近代军阀的士兵,都是私人财产。大家都知道民国将军张自忠。张自忠最早从军的时候,投靠的也是北洋军阀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近代军阀的士兵,都是私人财产。
大家都知道民国将军张自忠。
张自忠最早从军的时候,投靠的也是北洋军阀的部队,车震部。
张自忠自己是山东人,却去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加入陆军第二十镇(师)第三十九协(旅)第八十七标(团)。
为什么大老远的跑过去?很简单,团长是他们的老乡,有关系。
第二十镇的很多官兵是山东人,车震则是临清县人,还是张自忠三哥(张青山)的朋友。
果然,车震看到张自忠他们6个年轻人来了以后,立即觉得他们不适合当兵。
为啥?这6个人都是地主家的孩子,最差也是富农,还都是读书人。
看看他们的双手,就知道都是没有吃过苦头的,没干过重活。
所谓是兵不是兵,先背40斤,这些人恐怕连负重行军都搞不定。
即便如此,出于老乡的面子,车震还是收下了他们。
从此之后,这些孩子心中只有车震,并没有什么大帅,少帅,总统。
除了车震的话,他们谁的话都不听。车震在,他们就是军人。
后来车震的部队战败,车震不愿意继续打仗回家赋闲,张自忠他们也就散了。
说通俗点,这同水浒梁山好汉跟大哥没什么区别。
当兵的跟着大哥出生入死,大哥给他们吃饭穿衣、还给钱让他们养家糊口。
这种讲义气其实也是一门生意,就是为了利益。如果大哥不能给这些当兵的足够的利益,也就是军饷、战利品等等,那么大哥连性命都有危险。
民国时期,众多军阀被部下杀死,就是因为他们发不出军饷。
但是士兵一般也不会随便干掉大哥,再去跟别人。因为每个大哥军阀手下都有自己的一班子人,你去了以后不容易进入人家的圈子,甚至会被百般排挤。反应在打仗上,所有危险的任务都是让你们新来的去做,别人坐享其成,拿的钱还比你多。
所以,很多军阀部队并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只听自己大哥的话。
而石友三、吴化文这种大哥,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就跟谁干。
抗战中,中央军嫡系部队几乎没有人投敌,做汉奸的军官最高不过是一个文职上校。
相反,军阀部队西北军、东北军则有几十万部队投敌,十大汉奸将领中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就占到8个。
不少军阀维系军队都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血缘——亲戚关系。军阀,说白了就是土皇帝,所以沿用了皇帝们的一些统治办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肆提拔使用亲戚。皇帝们为了巩固天下,往往大封同姓王,或者重用老婆一系的外戚。这一招,不用学谁都会,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张作霖把儿子张学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曹锟也把儿子曹锐和曹瑛作为心腹,杨森则让侄子杨培元和杨汉忠掌握军队。他们感觉是自家人,放心。
地缘——老乡关系。亲戚虽然放心,但缺点是人数有限,所以必须扩大用人对象,于是地缘接近的老乡成为重点考虑对象。当年,人口流动性不强,人们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自然而然由熟悉而产生亲近感。因此,其中一人发达之后,就会到老家找老乡扩大事业。这一点,湘军和淮军带了头,后来的军阀们则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有桂军、粤军、川军之类的称呼,就是军阀利用地缘关系维系军队的注脚。
业缘——朋友关系。军阀不少是土匪变身而来,而土匪最喜欢结拜兄弟,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事业”把他们拴在一起,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起共同搞事。比如张作霖最喜欢干这种事,义结金兰的兄弟不少。此外,建立军校也是维系军队的重要途径,这方面最成功的非委员长莫属。
当然,军阀们维系军队往往不只采取一种方式,而是综合使用,而且除了上述三种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办法,如利用迷信(刘湘),利用宗教(冯玉祥)、利用儒教(吴佩孚)等。军阀们维系军队的做法,甚至今天的一些管理者还在借鉴。
自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初步形成了北洋军阀。袁世凯凭借着演练新军,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包括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形成了北洋军阀的雏形。
袁和部下们:
袁世凯死后,这些跟随他的部下们由于各自的利益,不断分裂,也有的不断整合,逐渐形成了几大派系。
包括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还有关外张作霖的奉系,山西阎锡山的晋系等等各派系,他们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或以同乡同学相引,或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形成了有着不同政治诉求的利益集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军阀是中国政坛的主要力量,他们名义上听从中央政府的,但纷纷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治利益,形成了明统一,实分裂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局面。
军阀集团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组成,要想维持本集团的稳定,就一定有着独特的维系纽带。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紧紧的抱在一起的呢?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军阀们的联合,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比如皖系军阀,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人。
他们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又编练军队,扩充实力,想以武力统一全国。
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南方护法势力,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
他们的目标是压制直系,实行一系专制。段祺瑞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皖系军阀,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能够臭味相投,紧紧抱团,争取更大利益。
中国人是最讲究乡土观念的。“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从古至今,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有同省会馆,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乡是一种很有用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同乡关系,可以帮助你打通人脉,关键时候帮你排忧解难。
所以中国人对同乡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事实上,抱成团的同乡们也更容易做一番事业。
各大派系军阀,虽然不是清一色的同乡,但里面核心成员必然是同乡的。他们通过乡土纽带紧紧的联结在一起,通过对家乡的关系笼络更多的同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势力。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中国人心目中,血总是浓于水的,自己人才是最能够信任的。所以很多军阀都把自己的兄弟子侄着力培养,被培养者也必须听话,必须忠诚,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规则。
张作霖把张学良当接班人培养,张大帅死后,少帅就自然而然的接位,是最好的例子。
张父子:
如果兄弟子侄不够用,还可以通过联姻,认亲,拜干亲等方式,加强之间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军阀割据的年代,政治联姻是很常见的。
甲与乙结了姻亲,乙与丙又结了亲,这样甲和丙也有了裙带关系,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关系越来越紧密。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很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古代就有门生故旧胜亲人之说。一个军阀得势了,他就会提拨他的学生、下属、朋友、故人,制造出一个忠于他的社会圈子。
老蒋为什么一直要兼任黄埔的校长,就是因为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军校学生全是他的弟子,而且大多不会背叛他。在中国背叛师长,是特别不齿的事。
蒋:
这些特殊的社会关系,形成了军阀维系的纽带,这些人也是军阀势力的坚决拥护者。
中国人讲究有情有义,有恩必报。军阀们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各方势力,拜把子,认兄弟,送财物,“我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我”,不断加强控制力,让手下忠于自己,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
宗教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同化能力。越是神秘的会道门,越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冯玉祥人称基督将军,手下士兵有很多都是基督徒,就算原来不信教的,也在周围人的感召下信教了。
冯玉祥:
他向手下灌输忠诚、勇敢、吃苦和死后再生的观念,不但使部队战斗力增长,也使士兵们更加忠于自己。
还有些军阀,利用毒品、钱财、女人控制自己的下属。
比如黔军和川军的不少军阀,每月发放鸦片给手下士兵,利用鸦片控制军队;张宗昌喜欢用钱来收买手下官兵;曹瑛更有奇招,经常带手下军官去逛窑子,用女人来加大军官们对自己的忠诚度。
总体来说,各路军阀为控制自己的命根子——军队,是不惜血本,花样百出。
但由于军阀们的历史局限性,使他们最终被人民军队打败,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不管他们当初为手下的军队花了多少心血,在人民战争中,都是不堪一击的。
歪眼小史工作室
核心作者:冯生 原创,侵权必究!
近代军阀维持自己军队有三层境界。
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以及西北军冯玉祥都处于这一层。
这一层的特点是军队完全靠领袖个人威望或者金钱维系的,这种“维系”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输一次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比如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他是山东人,可是发迹却在南方福建,他麾下军官要么是同学,要么就是江南本地人,他始终没有在南方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势力,江南士绅总把孙传芳看做是自己请来看家护院的。
这种军阀看似威风,但是输了一次就很难东山再起。
张作霖父子、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这些能存活到抗战爆发前夕的军阀,他们维系部队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同乡会”。
再有能力,再有本事的将领,只要不是同乡就不可能得到重用。
这么做的好处在于部队相对有凝聚力,只要不是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军阀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比如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常凯申和张学良想了许多办法,但是只把晋军系统里的河北人商震拉过去了,山西籍将领没有一个能被拉走,这些山西籍将领就是阎锡山东山再起的本钱。
滇军系也是如此,龙云虽然被中央军用武力“请”到南京任职,但是滇军系领袖的职务也必须交给云南籍将领。
但是这种“靠乡谊”团结起来的武装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如果军阀本人有“统一中原、混一宇内”的打算,准备在自己派系里“海纳百川”,那么很可能遭到反噬。
比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最风光的时候从广西、武汉再到北平都有桂系的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度想着“彼可取而代之”,于是就在桂系里任命了几位湖北籍将领,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广西籍将领李明瑞、俞作柏带着两个广西本地师通电全国反李、白;李、白也被逼下野,虽然后来机缘巧合重新执掌桂系,但是从此再也不敢在桂系里任命非广西籍的高级将领了。
近代军阀里唯一在这一层的是常凯申和他的黄埔系,社科院近代史副所长汪朝光教授就说过,黄埔军校是第一所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武装学生思想的军校。
这种靠理想、靠主义认同凝聚起来的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那不是一般军阀武装可以比的,甚至只有在这一层的军阀才有可能去“统一中原、混一宇内”,因为手下军官不是用钱、不是用乡谊凝聚的,而是靠理想,靠认同。
所以我们看到近代那么多军阀里只有常凯申可以下野好几次依然能控制手下的军队,我们也能看到常凯申麾下的军队在淞沪抗战时整师、整军的填进战场,却没有一支部队哗变。
说到民国军阀维系自己的军队,有个说法,靠三缘:血缘、地缘、业缘。
咱们分别来说一说。
近代社会,宗法色彩还是相当重的,一个人发迹了,提携自己家族亲友,这是责任义务,而被提携的家族成员或者亲戚必须忠诚,并且有责任义务去监视外人,不能让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简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
这是朝好了说,血缘是忠诚的纽带,如果朝坏了说,血缘对维系一支队伍同样有着“钉子”般的作用。
此话怎讲呢?
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如果背叛了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仅本人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其他人轻易也不敢收留,放在军阀圈子里,如果有人这么干了,这个人就算是废了,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
正因为亲缘既是纽带,又是钉子,所以自家人一定是军阀的第一选择,而且还会尽力栽培,争取都放在关键位置上,以达到维系整体的目的。
简单举几个例子:张作霖培养张学良,那可是早早地就交出了奉军的家底;直系的曹锟,向来以自家亲兄弟曹锐、曹瑛为心腹;皖系军阀张敬尧,大事只用“舜、禹、汤”三兄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军中的机枪大炮全都交到了侄子杨培元、杨汉忠手里。
如果本家没有能干的,众军阀们也会将家族中的平庸之辈放到诸如参议、参谋、顾问、军需官之类的闲散岗位上去,一来是给一只有油水的饭碗,二来是让这些人在基层中充当眼下。
然而,纵观民国时期的军阀史,北洋时代任用亲缘的,最终都是维系了一时,毁了一世。张作霖的奉系是这样,曹锟的直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是老蒋明智,先进行高端联姻,再用以此结成的血缘来打造核心班底的一部分,明显高明了许多。
自古以来,中国人用人,除了自家人,都好用老乡。
其中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当社会处于传统而又封闭的农业社会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固化,长期共处于同一个地域、同一个环境,大家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都差不多,这样彼此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从而建立一种很可靠的乡土认同感。
简单举几个例子:奉系的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立刻就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了;山西的阎锡山,用的多是五台人;湖南的何键是醴陵人,更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贵州的周西成,干脆把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全都拉出来做了官,到最后弄的乡里连个写信的人都找不出来。
有一个现象,过去很多,现在也有,那就是一个人发迹之后,往往对家乡格外施恩施惠,像张作霖于海城、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民国军阀们这么做,除了“富贵还乡”的心理,更多地还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进而能够前仆后继、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血缘牢固,地缘可靠,但这两缘都有致命不足,那就是自家人、老乡能力跟不上,不能与时俱进又该怎么办?
业缘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简单说,同学、同事、师生、结义兄弟,都能归结到业缘的范畴,其中,军阀大佬们最爱用的是制造师生关系,因为这种方式,效率高,能尽可能多地笼络到需要的人才。
民国时期,通过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北洋之虎段祺瑞。
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祺瑞均为名义或者实际上的总办,因此凡是北洋系统各学堂出去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
皖系的核心骨干,例如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郑士琦等等,都是他在小站时期随营学堂的学生。
相形之下,在这一点上,袁世凯领悟的反倒比段祺瑞晚,后来到控制不住局面时,还跟段祺瑞学步,搞了一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想以此重新将北洋军权重新聚拢到自己手里,可是袁世凯忽略了一点或者说关键条件不具备,这么搞需要一个栽培的过程,然而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显然已经大势已去了。
段祺瑞的这一招,也是脱胎于过去,但却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实际,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但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并且都要由自己来兼任校长或者主官。
当然,最成功的还是老蒋,凡国民党的各种军事学校,他都是校长,嫡系部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凡黄埔出身的,均可称呼他为校长,以示亲厚。
看民国军阀大佬以“业缘”用人,厉害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会耍家长作风,又舍得撒钱。
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就是一种准父子的封建关系,韩复榘都是方面大员了,让跪就得跪。
如果从这方面比较谁最成功,个人觉得是张作霖,一来他不做作,二来他的打骂有江湖情义的味道,关键是打骂之外,舍得撒钱。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那就是民国军阀大佬好拜把子,这其中张作霖依旧是佼佼者,他的那些拜把子兄弟如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个个都不白给。
吴俊升做到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张作相做到了辅其子上位;张景惠至少给其收了尸。
站在今日的角度看,不管是“血缘”、“地缘”还是“业缘”,都不过是一条绳索,现如今这些绳索依旧还在,只是又有了一些更高级的绳索罢了。
军阀是民国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势力。维系这种政治势力存在的,主要是他们数量庞大的军队。因为有了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能够独霸一方,耀武扬威,成了民国时代地方上的混世魔王。
(民国军阀照)
那么,这些地方军阀,是依靠什么来维系他们庞大的军队的呢?
这一点,实际上是士兵们愿意当兵打仗的最重要的原因。
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乱,还有外国列强的欺凌,贪官污吏的剥削,因此,老百姓经常衣食无着,挣扎在贫困的生死线上。不过,如果他们去当兵,在部队里就能够吃饱肚子,而且还能够挣钱养家糊口。也就是说,当兵就相当于在做活,虽然有些冒险,有时候会丧命。但万一没死呢,不就赚到了吗!再说了,呆在家里也会病饿而死。与其这样,还不如到部队里吃两年饱饭。
部队里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军阀在独霸一方以后,他们就对这个地方拥有各种权力,尤其具有税收的权力。他们收缴起来的税收,是不需要上缴的,因此就足够他们军队的开支。而且,由于军阀们手中有军队,有枪。因此,军阀们规定的税收,老百姓都不敢不上缴。否则的话,就会面临家破人亡的威胁。
军阀本身是割据一方的。这种割据一方的做法,实际上给整个中国的统一,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不过,由于在民国时期,整个中央政府的力量不够强大,同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因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就大行其道。
军阀在号召老百姓当兵的时候,常常就以保护地方老百姓,免遭外人侵略,保护家乡地盘为理由。
对于本身就没有多少知识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局观的老百姓来说,这条理由是最具有蛊惑性的。因为在中华文化中,团体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团体观念,实际上是小团体观念,也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常常会让老百姓热血沸腾,积极地送儿子当兵。也让军队里的士兵们,具有更大的凝聚力。
(军阀阎锡山)
家族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维系整个中国基层的观念。
古代政权不下乡,整个地方上的治理,基本上都是靠家族长辈来维系。这样一来,族权也成为古代中国基层最重要的权力。
一个军阀在维系军队的时候,军队中的人际关系,主要靠的就是族权来维系。比如当时的川军,长辈对下辈就具有一种管辖权。在川军里面,除了上下辈之间的族权以外,还有袍哥体系。这种袍哥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族权。
除了川军外,在阎锡山、李宗仁、张作霖等的部队里,实际上也是一种族权维系的方式。这种依靠家族关系维系,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过却也可以让军队具有某种向心力。
除了族权这种人际关系以外,实际上在民国军阀的军队里,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由于近代军队在建立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小站练兵”,开设“保定学校”,开设“黄埔军校”等等。因此,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派别与派别之间,形成各种裙带关系。
依靠着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军队得以排列组合,因此也成为维系军队的一种重要方式。
(黄埔军校旧址)
在中国古代,江湖义气一直在民间流行。这种江湖义气,成为民间老百姓之间的一条重要准则。在旧式军阀军队里,军官和军官之间,靠江湖义气,他们成为朋友。军官和士兵之间,靠江湖义气,士兵们愿意为军官出生入死。有时候,士兵们对军队纪律不感冒,但如果军官拿出江湖义气,反而能让士兵们信服。
当然了,由于民国的军阀们,本身没有高尚的理想信念,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他们组建军队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尽管这些旧式军队里面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成为一种约束,同时也成为一种羁绊。而当军队只是为了谋取私利,又没有理想信念的情况下,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最终民国军阀都成为了过眼云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参考资料:《民国史》等)
近代军阀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衍生而来,他们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有着比较特殊的含义。
袁世凯在1916年病逝后,北洋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具有代表性的是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皖系段祺瑞。
他们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曾经直接或间接掌握着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只不过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他们都只能偏安一隅,做着封建土皇帝的美梦。
今天笔者用张作霖来举例子,阐述这些军阀头子如何养活庞大的军队。
张作霖从土匪到东北三省最高统治者,确实很有管理者的天赋。1917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委任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从此东北三省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的统治。
在张作霖的带领下,奉系军队一度超过了50万人,这么庞大的军队开支,仅仅依靠张作霖自己是根本周转不开的。
张作霖为了维护张氏集团的统治地位,采取了系列措施来维系军队。
第一就是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他向日本借了5亿的贷款,条件就是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受到保护。张作霖用这些钱来购买武器装备军队,战胜最大的对手冯德麟。
第二,民国时的东北三省有3500万人口,每年的税收就有数亿元,这些大部分都被张作霖作为军费,购买先进的军舰和飞机。
第三,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张作霖用了理财能手王永江来管理东北经济大事,王永江组织兴建了造船厂和炼钢厂。这些工厂不仅让东北重工业体系建立起来,而且为奉军提供了制造武器的钢铁和火药。
第四,在农业方面,张作霖听从王永江建议,鼓励农民开荒耕地,减免农民的赋税,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些措施让张作霖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凭借着张作霖的出色表现,在外依靠外国势力支持,在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让他管辖的地方成为当时比较富裕的地区,张作霖的50万军队开支就自然不在话下了。
这些军阀养活军队,基本上和张作霖大同小异,只是这些军队成为了各大军阀的私人财产,为了一己私欲而建立的武装注定不能长久。
—END—
原创
作者:冷月钩沉
编辑:冰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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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辛亥革命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中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那么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军队的呢?
1.靠血缘关系。这样的军阀以家族血脉为纽带,任命自己的亲人、亲戚、宗族为各级军官,牢牢把握军队的权力。几乎所有近代军阀,都或多或少会利用血缘关系来控制军队。
2.靠金钱利益。军阀自然是没有信仰的军事组织,那么为了聚拢人心,金钱就不可或缺了。很多军阀打仗前都会有“开拔费”,就是为了收买人心,为他卖命。
3.靠地域也就是老乡关系。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不同风俗人情,因此老乡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紧密。很多军阀就以同乡关系为纽带控制部队。比如最著名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他的部队就有一句话:会说山西话,才把洋刀挂。也就是山西老乡,才有可能被提拔成为军官。
4.靠师生关系。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蒋介石了。蒋介石以黄埔军校的师生为纽带,牢牢把控着中央军的军权。在很多影视剧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黄埔生称蒋介石为“校长”,而不是他的职位“委员长”。
5.靠宗教关系。而靠宗教关系把控军队的,最著名的就是西北军冯玉祥。冯玉祥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叫“基督将军”。他要求所有的部下全部信奉基督教,以基督教为纽带,把控部队。
两个字“关系”。
首先是宗族血缘关系,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如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团长以上大都姓刘,有能干的外姓军官就嫁女儿(刘家是大姓,侄女多)。二十四军号称刘家军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保证了刘文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要反蒋就反蒋、要起义就起义。与之类似的还有杨森的核心部队。
其次就是熟人、朋友、同乡、宗教会门道等、同学、同一社团(黑社会)等关系。这一点在四川军阀中特别明显,很多军队就是袍哥武装,全靠兄弟伙支撑维系。而孙殿英就是依靠会门道拉起队伍。
当然,像马家军那种回、马、河几种关系维系的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就很强,但盘子做不大。
民国史就是一部有主义的战胜无主义的、主义强的战胜主义差的历史。
也说明了中国人的圈子:本人--亲人--朋友熟人--同乡--民族--国家。
首先是血缘,张作霖重用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曹锟重用四弟曹锐,西北马家军高层都出自马氏一族。主要是通过重用亲人来维持军队的稳定,但是这样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些亲属的才能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整体实力。
第二个是地缘。相信每个人都听说过“奉系”、“直系”、“皖系”、“湘系”。通过拉拢重用同一个地区人才来维持军队。
最后一个可称为“业缘”,包括师生关系,提携之情、义结金兰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军队管理上的。
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与金钱肯定是分不开的。然而,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军阀们哪里来的钱去维持庞大的军队?
第1条:借外债
这个容易解释,即从外国借钱。袁世凯曾从西方银行借钱,常凯申也从英美财团和江浙财团借钱,地方军阀也可以互相借钱。
第2条:苛捐杂税
这在中华民国时期也是非常普遍。民国时的杂税太多了,仅江苏就有170多种税。最严重的还有“未来税”,意思就是提前征税。
第3条:鸦片税
鸦片税分两种,一种是贩卖鸦片要交税另一种就是鸦片的过路费。贩卖鸦片只要交了税,地方军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在广东的鸦片税为每一两一块多,云贵川外加两广鸦片税几乎都占大头,许多军阀都很依赖鸦片税。鸦片过路税是指军队帮助商人护送鸦片,然后收取过路费。
第4条:抢劫,盗墓。最着名的盗墓贼就是东陵大盗孙殿英。孙殿英将清帝陵翻了个底。其中的金银珠宝和古玩字画都成了孙殿英的,这些东西一卖就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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