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出一个界线：1，什么算明朝灭亡？2，明朝什么时候灭亡？

如果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挂东南枝算灭亡的话，明朝定格于1644甲申年。如果说吴三桂在昆明勒死永历帝算终结的话，明朝定格于1662年（康熙元年）。

郑成功、郑经、郑克爽政权则继续尊明朔，沿用永历年号，直至1683年郑克爽投降，宁靖王朱术贵自杀，南明彻底终结。

个人认为，明朝实亡于1644年。所谓南明政权，不合法（非崇祯直系亲属）也没成为既成事实（弘光、隆武并立），郑氏政权更是扯龙旗做虎皮。

那么重点来了，哪个是亡国的罪魁祸首呢？这锅崇祯不背：努尔哈赤崛起于万历朝，明末农民起义则爆发于天启七年（1627年）。他接手的明朝承重墙已经折了。

是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吗？也不是，他没有灭掉大明的实力和动机。不信可看看“大顺”的势力范围，全国十分之一都不到。

攻入北京前他还与崇祯谈判，诉求是封自己为西北王，索要白银两百万两。多乎哉？不多也。不说每年的辽饷和练饷合计超过1000多万两，光征收镇压农民起义的“剿饷”就要330万两。明末每年财政收入才2000万两左右，还包括粮食等实物折算。

对付满洲每年花的1000+万两，已经让明朝经济接近崩溃，没有辽东战事，洪承畴哪用西北东北来回跑，孙传庭、袁崇焕、祖大寿、吴三桂等也不用钉在北方，十个李自成也早被剿灭了。辽东不平，即使没有李自成、张献忠，明朝也会崩溃，他们只不过加速了清军入关的进度，提早了时间进程。

明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满清，就是皇太极。虽然清朝官方号称自己政权是从大顺接手，也口口声声要替崇祯复仇，明白人都知道这无非是政治作秀和笼络汉人的政治手段罢了。

灭亡明朝的罪魁祸首有好几个；

首先、是明代灭亡前夕已进入末世，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仅朱家子孙到处封王，后衍生有几十万，上百万寄生虫一般，需要人民供养，还有豪强贵族，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尖锐。

其二、明代后期的朝廷极其腐朽，没有作为，皇帝不管事，大臣们扯皮推委，维持都困难，看看《万历十五年》就是。

其三、天也不帮忙，明代后期水旱灾难不断，仅崇祯皇帝最后连续十七年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饥民沿路乞讨。

其四、后金在东北强势崛起，不断的与明王朝叫板施压，明军已成疲惫弱势，不能发起有效进攻，只能被动防守。

其五、因为后金大敌当前，明王朝全力以赴。李自成趁势而起钻了空子，明军腾不出手来镇压。以至李自成做大，打入北京城。

其六、崇祯刚愎自用，良莠不分。没有方法手段，没有钱粮，施政无能，明王朝解体是迟早的，必然的事。

综上，应该说后金对明王朝的打压，是主要原因。消耗了明王朝主要的大量钱财，牵制明军的主要力量。所以，李自成能够号召饥民造反而得手，最后被满人趁乱入主中原。

我是【今古言堂】，感谢题主的邀请，这个问题我来答。

明朝是一个奇特的封建大一统王朝，自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之后，这位出身贫寒的草头皇帝，凭着自己异于常人的远见，为明朝建立一整套政治制度。

从不费国家一粒粮的卫所兵制度到巩固国防开发边疆的开中法，为促进工商业发展将工商业税收定位十分之一的较低水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朱元璋自认为自己的安排已经把该考虑的都考虑了进去。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子孙未必会有自己的智商高。担心子孙会挨饿，于是便制定了国家优待宗室的规定。并制定了有功名之人享受优免政策的方式，以此希望这些士大夫们能够感念国家对他们的优厚待遇，拥护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为此，他还特意将这些他制定的规定以极为严肃的法律形式发布确认，并明确后世子孙不得更改，这才安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

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政策也制定的非常不错，但是关键是后来执行的人都是些聪明的文人，但自古以来都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于是朱元璋所写的好经书，慢慢的就被后来人给念歪了。

首先，卫所制开始腐朽崩溃

一开始，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对卫所屯田制度执行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卫所，确实为明朝初期的开疆拓土提供了大量合格兵员及后勤补给，也为明朝建立奴儿干都司将东北纳入明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是自明成祖朱棣死在了第五次北征蒙古的路上之后，新继任的仁宗皇帝明显没有朱棣那么强烈的开疆意识，毕竟紫禁城比茫茫大漠来的舒服，而满朝文武也早已厌倦了常年没有带来实际利益的征战生活。

于是明朝对蒙古的战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平衡，而从国家重点关注的卫所屯田部队，随着战事趋于平静，除边疆卫所由于战事需要卫所制还相对健全以外，内陆地区的卫所则开始逐渐腐朽，军田大多成为将领的私田，而卫所的士卒则成为了将领的佃农，卫所逃卒与日俱增，卫所制逐渐陷入崩溃状态，不堪大用。

其次，废除开中法导致边疆建设急转直下

朱元璋在一开始就考虑到边疆建设的不易，他很清楚单靠国家力量来建设边镇不是长久之计，为充分利用民间力量来建设边疆的屯田建设，他出台了“开中法”，即采用盐引来吸引民间商人协助国家将物资运送到边疆的方式，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成本，同时也促进了商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进而直接在边疆军事重镇附近开建商屯，由于商屯的兴起，平抑了边镇的物价，甚至使得边镇经济为之繁荣，大量内容民众大量迁居边镇，向九边之北开垦屯田，在无形之中将明朝的边界向北推进了数百里。

但是到了弘治初年，户部尚书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直接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使得原本需要将军粮等物资运送到边镇才能换取高额利润盐引的运粮开中体系遭到破坏，天性逐利的商人们自然的选择了“纳银开中”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来获得盐引，边镇原本数量众多的商屯在无法获得持续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荒废。

失去商屯辅助的边镇经济出现倒退，边镇物价也为之出现暴涨，各种军事支出成本随之增加，叶淇“纳银开中”为明朝短期带来了百万两盈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被不高攀升的边镇军费所吞没，而依靠国家持续投入军费维持的边镇也成了明朝率落的根源之一。

第三，宗室太能生，渐渐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朱元璋是个苦出身，知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于是他便让自己的二十六个儿子和侄孙朱守谦在内的二十七个王分封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北疆分封了较为勇武的藩王为明朝开疆拓土。

但他估计到死也从没想到燕王朱棣会在他死后就起兵造反，最终依靠他给的军力推翻了自己心爱的皇孙朱允炆的皇位，取而代之。

本来宗室大多是有封地，自给自足不给国家增加财政负担的角色。但是自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得皇位之后，在他的眼里这些原先的战友就成了最大的威胁。

于是他将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事业执行的更加彻底，剥夺了这些藩王的军队、封地，规定藩王不能出藩王所在城池，但在剥夺他们权力的同时，朱棣还给予了他们大量的福利待遇。

在当时，宗室数量还不多，这点支出在朱棣眼中看来不过九牛一毛。但是，估计他如果知道不过百年各藩王宗室的规模就已突破百万的时候会后悔死。

而这庞大的宗室数量也成为了压垮明朝财政的一大重要因素。

第四，士大夫优免政策及极低商税造成国家过度依赖农业税收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吸引士人为其服务，所以给予了有功名的士人们一定的徭役优免权。

但是随着明朝文官势力逐渐发展，尤其是在明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勋贵集团几乎覆灭的情况下，明朝的朝堂逐渐为文官集团所控制，这也就使得士大夫的优免政策开始逐渐扩大化和泛滥化，原本只是徭役优免的政策逐渐发展为连赋税都优免的地步。

为此民间田地开始出现诡寄、飞洒等滥用优免政策的土地吞并现象，比如明朝首辅徐玠在老家松江就拥有良田万顷，首辅如此那么其他官员又会如何，而那些广布乡间的秀才、举人又会有多少？

这就使得明朝可征收赋税及摊派徭役的土地急剧减少，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以前，明朝土地较朱元璋时期减少几乎将近一半。

而曾经疲弱的商业及贸易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已然使明朝成为了东亚的贸易中心，但掌握这些贸易的大多为东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利，已不得修改朱元璋不与民争利的祖制，抵制国家征收商税或将商税定义在极低的水平。

由于赋税土地数量的大量减少，以及繁荣的商业未能给明朝带来真正的财政收入，这使得明朝只好将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全部压在了剩余可征收赋税的平民头上，极大的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结语

以上四点原因，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其实本来张居正改革可以为明朝逆天改命，但可惜张居正的改革过于刚直，触动了大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以致在他死后，改革成果大多被推翻，唯有加税权被统治集团所利用，自此明朝彻底陷入“无钱”、“无粮”、“无兵”的三无境地，在无法开源节流的情况下，明朝为了边镇军备对百姓加税，然后边镇军费越发高涨，继而继续向百姓加税的死循环，硬生生的将明朝拖入了灭国的悲剧之中。

所以，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不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满清统帅皇太极，引狼入室的吴三桂，洪承畴，更不是用人不善的崇祯，说到底明朝的灭亡，是它两百年来利益集团负面影响不断积累的最终结果，无关个人，而在于国家根基已然腐朽。

我是【今古言堂】，喜欢我的文章，可以关注我！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兴衰起落的过程，而造成王朝衰落最终灭亡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有不少从其内部因素分析的，有言明朝亡于党争，有论明亡于宦官专政，或言明亡于财政危机，亦有言其亡于农民起义。至于外因，有认为满族入侵而至明亡，有认为明末白银输入减少导致明亡。

这些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这些都是人这一层面的问题。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世缺一不可的，对于明朝灭亡这个问题，关于“天时”的探讨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明代的气候，一个最显著的异常，就是历史上关于明皇宫火灾的记载。永乐十八年、嘉靖三十六年、万历二十四、万历二十五年，紫禁城四次大火，每一次都是损失惨重，而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这就反映出明代北方气候干旱的特征，而干旱一般是和寒冷联系在一起的。

明代史籍关于天气寒冷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本文末粗略整理了1600——1643，也就是明朝最后四十余年的气候寒冷记载，可知当时的气候确实经历了一个降温寒冷的时期。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明清小冰期”，又称“明清宇宙期”。

气候寒冷这个“天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因为气候寒冷，东北的满族有了向南扩张的压力，明朝不得不疲于边患。努尔哈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八旗铁骑不断南侵。

因为寒冷干旱，农业生产受影响， 朝廷的经济命脉，赋税收入减少，财政压力渐增。明廷迫于无奈，只好采取各种措施缩减财政支出。这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裁汰驿夫，而在这些忽遭裁汰，无计谋生的的驿夫中，有一个人叫李自成。

李自成像

因为寒冷干旱，灾荒不断，民以食为天，吃不饱肚子就要造反，于是朝廷不得不从入不敷出的国库里拨银赈济灾民。而西北地区大范围的旱灾最终造成流民起义，朝廷又不得不筹饷发兵，镇压民变，这又进一步加重了财政的危机。

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综合的，以上诸多异常的因素结合起来，足以让一个庞大的帝国疲于应对，左右支绌，进而分崩离析，无力回天。

下文附录明末气候寒冷气象记录 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大水。杭州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

个人观点，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内政极度腐败，二是党权之争。

明熹宗朱由校时期，由于“九千岁”魏忠贤大权独揽，祸乱朝纲，致使贪腐现象日渐加重，再加上魏忠贤手腕血腥，不仅眼线遍布各地，为了巩固地位更诬陷忠良，导致内政混乱。

说难听点，朱由校是皇帝，而魏忠贤就相当于“二皇帝”，因其专断国政，阻碍发展，可谓误国误民，而其党羽权倾朝野，有谏言者皆视为异己，采取各种手段诛杀，弄的国不将国，明面上诋毁忠良，暗地里大肆敛财，内政无用，致使经济节节衰退，到最后辽东军情告急，朝廷内竟然出现了拿不出军饷的尴尬境遇。

到了万历年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大力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党羽，使政局逐步回归稳定，再加上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时期也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欣欣向荣。

然而万历之前的明朝，财政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而万历以后，张居正上台主持改革，则将税收逐步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由此深深触及了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利益，官员与豪绅们互相联合，对抗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逐渐形成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陷入权力争斗。

此为党权之争的开端，尤其在张居正死后，党权之争更是趋于白热化，很多暗地里才敢谈论的事情，也都摆到了台面上，内政再一次陷入混乱，东林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在万历皇帝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逐步把控朝政，东林党为富不仁，再次将国家税收由工商业倾斜回农业，繁重的赋税致使天下农民苦不堪言，而农业税本身就无法与工商税相比拟，即使全面依靠农业税补充国库，仍显空虚，最荒唐时，竟出现江南工商业发达却不缴税，而北方农民累死累活却要上交重税，还要忍受天灾水患的摧残。

再加上万历三征的后两次失败严重消耗了明朝的根基，于是天下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辽东又有皇太极借机起势，战事不断，最终导致内忧外患的困境，随着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与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大厦将倾的明朝，终是在风雨飘摇中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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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明朝的灭亡不是某一种因素单方面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的连锁反应。如果非要选一个罪魁祸首，我觉得应该是封建王朝的自身特性。

封建王朝自身特性

每个王朝的开创者必定不是昏君，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治理国家。所以，开国之初老百姓都能得到土地，不说能过上小康生活，但温饱基本还是能解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皇帝与贵族就开始了享乐，毕竟他们不知道江山来之不易，从小就含着金钥匙出生，不能体会民间的疾苦。一个王朝想要变强是需要很多皇帝上百年的努力，而变弱只需要一个昏庸的皇帝即可，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是奇葩，什么炼丹、什么几十年不上朝，什么不爱皇帝爱木匠，有这样的皇帝国家不走下坡路那反而不正常了。

其次，这些贵族将老百姓的土地完全兼并了，贫富差距太严重。老百姓只要一口饭吃就满足了，而现在他们已经没饭吃了，再加上晚明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繁重的税收，彻底让百姓没活路了。横竖都是死，起义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起义军蜂拥而起。

基本上每个王朝的灭亡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土地兼并严重。

党争激烈

自万历起，朝政日益腐败，党派林立。这些党派不顾百姓的死活，完全只顾自身的利益，今天你踢我一脚，明天我打你一拳。党争最后导致朝政腐败，而朝政的腐败也将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官追求财富是社会主流价值，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财富，使得农民没有土地，转变为流民，最后动摇了统治基础。

自然灾害

崇祯的运气那不是不好，而是极其不好。自他继位以来，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蝗灾、旱灾、涝灾等都被他遇上了，这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明朝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天灾，朝廷已经无力赈灾，让老百姓自身自灭，这样就造成了许多流民，明末的内难之所以从陕西开始，是因为当时陕西是严重的受灾区，流民聚集在一起，左思右想最后拉开了起义的大旗。

军队战斗力下降与军费增加

自万历三大征起，明朝军队的战队力就一落千丈，以前的军人只管打仗就行了，现在他们不但要打仗，而且还要常年忙于耕种，没有时间训练。在辽东不断的败给努尔哈赤，致使万历不得不增加辽东的兵力，而此时的大明已经没有钱去支付军费了，没军费谁跟你玩。所以这笔军费就只能算在老百姓头上，增加税收没商量，百姓本来连温饱都是问题，哪里还有钱上交，反正都是死，不如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崇祯皇帝自身原因

崇祯虽不是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首先，他的政治眼光不行。上台就将阉党一网打尽，导致国家很多机关都不能正常运行；阉党的灭亡也使东林党一党独大，而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其次，过多干预武将打仗之事。最终军事的失败，说明了他的干预是错误的，他以为他是朱元璋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后，不敢承担责任。作为一个皇帝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和谈泄露后，直接将锅甩给了大臣。亡国时更是来了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来掩饰自己的过错。

所以，明朝的灭亡并不是一个两个原因导致的。

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一个共同点，是内因，自已搞垮自已的，一个新朝代的诞生，皇帝有很多的儿子，儿子们都被封为王爷，再出一个皇帝，就再出很多王爷，王爷的儿子就是候爷，以使类推，百年之后，王候遍天下，人民负担不起，就产生了起义和造反，所以每个王朝都是自已打倒自已的。

谢邀。

先说答案

表面上看，是满清入关，覆灭了明朝的江山；

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是投降的明军汉奸覆灭了明朝的的江山；

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资本使然。

是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边军武将集团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

这一切，都要从朱元璋说起。

明太祖的立制

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

蒙元，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放弃农业税，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

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恶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

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的税收，重新以农业税为本。

第三，明太祖重征农业税，但由于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

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

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

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了，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

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

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

于是，就有了胡惟庸案。

皇权与官僚、资本的战争

胡惟庸案，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连和明太祖一起打天下，手握重兵的李善长，都隐瞒着明太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

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

一切都是因为钱。

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

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

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于是，到了朱棣时期，不得不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

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胡惟庸案以后，明太祖从禁卫军改组，成立了锦衣卫这个军事组织，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

是整个官僚集团。

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

这就是战争，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

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

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

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的日子，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

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

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

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

怎么才能赚大钱呢？

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

控制全球贸易。

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

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

官僚集团的思路是：

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

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

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

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

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

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

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官僚集团。

而国内的资本家和国外犯边的夷狄，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尤其是倭寇，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

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

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

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

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集体反对，刘大夏甚至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

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

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

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

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为什么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的诉求是：

资本。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

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是什么精神呢？

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妨碍了他们赚钱的目的。

所以要摧毁明帝国的军队。

可是，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于是，他们等来了一个机会，设计了一个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的局。

长城之战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

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

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

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

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

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

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

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

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

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于是，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

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

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

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

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

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

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

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

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

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

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

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

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

为什么呢？

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

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

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

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

前后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

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

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

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

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

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官僚集团，官僚资本家。

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

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

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

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

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

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

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

并不是。

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

资本的崛起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

官僚资本家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

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

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

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

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

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

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

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

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

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

关键词：减税。

官僚集团宣扬说：“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

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官僚们，资本家们所说的“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征税，是为了国家建设，是为了保护国民，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了让真正的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

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国税崩溃，税收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

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被官僚们钻了太祖“官绅不纳粮”的规定，也崩溃了。

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

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操纵了从大海到北方的众多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

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

这股狂潮，一步步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

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

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宗教改革。

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

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万历最后的反击

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

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

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

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

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

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

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

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

崇祯皇帝在帝国落幕的时候说，文臣个个都该杀。

他直到那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

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

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

对官僚资本家而言，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他们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

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

如果按照《明史》里的说法的话，题主列举的这几个人都不是。

《明史》记载“盖论者谓明之亡，万历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认为方从哲是明亡罪首。理由是方从哲任命姚宗文检阅辽东兵马，而姚宗文与辽东领略熊廷弼不和，进谗言让熊廷弼去职，换上无能之辈，导致“辽事糜烂”。这理由很强大，只是因为方从哲的“蝴蝶效应”导致明亡这个理由实在是有些牵强。

而清圣祖康熙显然也是“蝴蝶效应”的支持者。他在晚年当着内阁学士王掞的面，指出“明亡罪首”应该是万历时期的首辅王锡爵。理由如下:王锡爵极力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洛在位不到一个月就驾崩了，导致国家落到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天启皇帝手中，到了崇祯接班，国势已经不可挽回。按照康熙的思路，“明亡罪首”应该是丘处机才对...

所以我们不要拘泥于古人的史观。按照现在的历史学观点，任何统治阶级生来就带有原罪，任何封建王朝从建立就开始了衰落的过程，所谓“王朝周期律”是也，所以明朝灭亡也是因为大限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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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谢谢仁兄份邀请！

这个问题太大，我可以理解为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对吧？

1644年的中国出现了很诡异的现象，华夏大地同时出现位四位皇帝:明崇祯帝，顺李自成、清顺治福林、大西国张献忠。

更诡异的是，崇祯皇帝竟然要独立对付这三方尾大不掉的势力，历史上从没有一位皇帝有过如此难堪的局面。

崇祯皇帝年轻有为，一心想光复祖上的基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只有先跟满清议和，集中力量消灭眼皮子底下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股势力，毕竟他们都是一群缺兵少粮的农民，只要政策到位，抚剿结合，平定他们不是一件难事。假以时日，在和满清蛮子决战，天下可定。

从现实来说，崇祯皇帝的想法不错，一旦成功，压在大明身上这头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需大手轻抚，如羽毛般飘落！

作为一直主战的领袖，崇祯自然不能在朝堂上主动提出这项不成熟的政策，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背上卖国皇帝的黑锅，要知道朝臣们骂街可是有一番功力的。

于是，崇祯决定暗度陈仓，指派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主导议和大事，几次三番沟通后，满清也有了罢战息兵的意思。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陈新甲事情办的不错，崇祯对他的赞赏之词也是毫不吝啬，于是这位年轻的兵部尚书有些嗨了！竟然在和风尘女子调情时泄露了和满清议和的条条款款。

没几天，这项暗中进行的国家大事竟然尽人皆知。

大臣们组团在朝堂上质问崇祯皇帝，一项严厉的崇祯竟然哑口无言，答应大臣们彻查此事。

事情很快有了结果，陈新甲私通满清，违暗中投敌，立刻在菜市口斩首示众。

作为一国之领袖，国家政策的最后决策者，竟然让属下背黑锅，以后谁还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呢！

于是本就病入膏肓的大明继续进行着两线作战，最后被活活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