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男性的诱拐女性的动机来看，除了极少部分是拐犯处于善意，希望帮女子脱离苦海，抑或是男女因奸情意图私逃外，多数都以赚钱营利为目的，正因为如此严景耀将这两种罪名归结为“经济罪”。对于被诱的女性来说，则多是“被人价卖为娼、婢女或被卖入戏班学戏，有的则被嫁卖与他人为妻妾。”笔者将结合一些史料简述如下：

被卖为娼妓是这些女性最常见的下场。《北洋官报》记载过这样的一起案件：

保定人王顺见周子国的女儿姿色颇佳，将其诱骗至家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在数日之后将其价卖为娼。待周子国反应过来之时，女儿已被卖至北京。因此保定监察厅还无法审理此案，“既被尔婿王顺卖至北京为娼，应即赴京师内城地方监察厅呈请传究，所请未便照准。”此事最终悲剧收场。

被拐卖的女性中，很多被卖去东北。严景耀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被拐妇女大都被送到东北当妓女的。那是因为在东北有广大的市场，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们大多数是男人而且是未婚的单身汉。因此，对女人的需求高了，娶妻的代价也高了，这些外来户只好以原始的方式为他们发泄性欲而采取最省钱的办法。因为对女人的需要高，故拐犯都认为到东北作这种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1933年，山东省政府还专门出台命令：

“莱芜县政府，赵容鉴，遵令查禁卖良为娼情形请鉴核。”

可见，当时山东莱芜地区的卖良为娼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妇女评论》有这样一篇文章，节选摘录如下：

本月七日，各报都载着法租界会审公厅判罚威逼利诱幼女卖娼的一条新闻。这种新闻，向来是没人注意的，因为人人心中觉得这种事是上海所常有的。不错，这种确乎是上海所常有的，但正惟其是常有的，我们不得不格外注意啊！我们真的忍心看那些清白的幼女，葬送在火坑里吗？

这条新闻，大致是说：

法租界里，有一家王顾氏开的妓院，骗来十三岁的女子苏小三子，逼其卖娼......王顾氏辩解说，苏小三子是由伊底母亲领来押娼的，实在是伊自愿的，并非是我逼勒伊的；据苏小三子说，因为父母穷苦，没有法想，只能将我押娼......会审官罚了那鸨妇二十五元银币，把苏小三子送堂留养。

十三岁的苏小三子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理想，而被家人略诱至妓院，希望将她“押娼”。还好最终脱离了火坑。但是这段文中让人在意的是“这种新闻，向来是没人注意的，因为人人心中觉得这种事是上海所常有的”这句话。这说明了，首先，当时针对妇女的诱拐案的确非常的常见；其次，诱拐后被卖入妓院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以至于即使是十三岁的幼女，也让群众们见怪不怪了。

除了最常见的被卖为娼妓外，也有很多女性被卖为婢女、妻妾等。而当时其实不乏一些社会名流、政界人士也通过这种手段来买婢女。《海涛》杂志曾记录有《孙元良将军买婢记》，讲述孙元良在正妻之外又派手下去苏州、无锡等地替他购买婢女的事件。虽然八卦小报的故事不知真伪，但是名人买婢女这种现象一定是存在的。

而被卖为妾也是当时所常见，《妇女评论》杂志有过这样一篇小文：

本月十一日，各报有一段“逃妾交夫领回”的新闻。一个鞋店老板蒋鹤林，花了三百十元，买的一个被人从广东诱来的婢女香桃做妾。不到一月，伊就逃之夭夭了。前几天被蒋鹤林在路上撞见，扭入捕房，解送会审公厅；结果交其夫领回。据伊在公堂所说：伊自小父母双网，在广东人家里作婢女。被诱至此地，卖给蒋鹤林做妾，因蒋时常虐待，所以不愿同居。这不幸的女子是否真受虐待，受虐待者应否许其自由，固然有研究的价值；再进为根本的观察：花钱买女子做妾，在法律上应予以保护吗？......

对于这些被诱拐的女性，脱离原有的环境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脱离苦海，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悲剧之中。如被迫失身，有些甚至会因此丧命。1913年徐家汇就有数名已婚女性被诱拐强奸的案子，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样是1913年，郑海与其母郑阐氏杀死李俊儿一案中，则因二人将幼女李俊儿诱拐藏匿后担心案情败露而将之致死灭迹。

由上可见，被诱拐的女性，无论其出走是否有主观想改变生活现状的意愿，其下场多半是很悲剧的。当然也有少数女性得以成功脱离苦海，如合肥的两个十五岁少女，上学路上被拍花贼弄晕拐走，但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在南京脱险。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重视女性贞操以及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下，就算拐逃犯的确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受害的女性也会感到难以做人。而且就笔者看到的材料来看，多半的情况下，女性都会落入狼窝虎口。

《后汉书》有个记载汉朝时拐卖妇女的案例，一人叫黄昌，年轻时当个小吏，他老婆回娘家省亲，路上被土匪劫走，卖到四川成了别人老婆，多年以后生儿育女，黄昌官路亨通，升到了蜀郡太守。一次她儿子犯法，作为母亲去顶罪，太守黄昌跟这女人交流，觉得她没有四川口音，恐其有诈，这女的马上回答说，我本是会稽余姚人，黄昌的妻子，因为省亲被劫卖到这里，黄昌大惊，忙问，你怎么识别黄昌，她说，黄昌左脚心有黑痣，还常说自己将来能当二千石的大官，于是黄昌伸出自己的左脚，两人相拥而哭。

在古代诱拐妇女的目的，一般是卖人当老婆，卖人当奴隶，卖到青楼，卖作其它用途，这里的其它用途有点瘆人，比如食用、陪葬、炼丹、祭祀等，拐卖的方法大致有诱拐、迷拐、药物、暴力等；被诱拐的地区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受灾的地区，尤其四川、贵州拐卖人口猖獗，在有些灾荒年月，甚至大片抢夺人口的行为，暴力抢夺、杀夫捆妻、杀父母捆子女等，被诱拐的，先以殴打、拘禁、强歼等手段予以控制，手段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拐卖人口的罪犯，称为“掠卖人”，历朝历代律法都对其有严酷的惩罚，抓到了都是个死，只是死法不同，汉朝的《二年律令》记载，掠卖人直接处以磔，大卸八块的意思，《唐律》是绞刑，《大明律》也是绞，家人流放。有个问题要区分一下，古代虽然严禁拐卖，但又允许人口买卖，允许人口买卖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还有官府的印章，称为“和卖”，而律法打击的是采用各种方式的“掠卖”。

北宋时期曾破获一起重大的拐卖人口案，宋真宗年间，广东提点刑狱周湛，在检查从湘鄂南迁至岭南的人口时，发现很多人来源与记录不相符，多方查证后，破获了一起重大的跨省掠卖良人案，在这其间已有大量的人口被卖出，最后解救出男女2600多人，轰动一时。讲一个民国时期的场景吧，鲁豫交界的集市上，经常会有年轻的女人，只穿裤衩和背心，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不等的数字，她们或蹲或蜷缩着，脸上只有恐惧和羞辱，身边是拿着皮鞭和棍棒的粗壮汉子，对了，这些女人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人贩子在一旁高声吆喝，黄花闺女了，快来买回去做老婆，又便宜又好使。周围马上聚满了人群，有指指点点的，有邪恶表情的，更有如狼似虎的眼神紧盯着，似乎要开始一场大动干戈的斗争。

无论在哪个时代，拐卖妇女无非就是为了泄私欲、贩卖谋取利益、让这些妇女成为自己挣钱的工具、贩卖到其他国家获取利益，而这些也就成了这些妇女的下场。

中国历史上贩卖妇女的行为一直都有，只是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那时候贩卖妇女到处可见，而这些妇女经常不敢出门，下面羽评就列举几个妇女被贩卖后的生活。

一：最惨的是被贩卖到国外

自从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长时间处在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他们不断在中国谋取利益，其中“猪花”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猪花指的就是被贩卖的妇女，原本一开始列强只是单纯的贩卖猪仔，即男性，让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自己国家服务。

然而这些被贩卖至境外的猪仔，经常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于是纷纷逃跑，列强为了留住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将中国的妇女贩卖过去，和猪仔一起，原本只是让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他们国家免费提供劳动力。

到了民国时期，没想到这种做法让境外的资本家看到了另一个暴利，就是将这些妇女贩卖到境外，充当妓女，一时间娇小可爱的中国女子在境外得到追捧，这些被贩卖到境外的女子，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面对外国人的凌辱，想自杀都没有机会。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据说英国人在广州大肆收购妇女，一个妇女40个大洋，很多国人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他们的爪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妇女。

而英国人再贩卖到美洲可以获得1000块大洋，据说当时在美洲的华人女子高达数千人，95%的女子最后都沦为青楼女子，受尽凌辱和折磨，最后自尽。

这或许是妇女被贩卖后最惨的遭遇了。

二：被贩卖到工厂做苦力

民国时期很多工厂需要劳动力，此时的贩卖已经成风，他们称贩卖男孩叫“搬石头”，贩卖女孩叫“摘桑叶”。

主要是从农村去欺骗这些女子，说到了大城市什么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还可以享福，最后大多被贩卖到工厂，工厂给人贩子大洋，如果是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则会被贩卖到青楼，让这些裹脚了的女性为那些上层阶级的人跳那些所谓的小脚舞，跳的不好就要挨鞭子，很多人贩子因此获得巨大利润。

而这些妇女只能不断的工作，稍有怠慢就遭到屈打。

三：充当别人的妻妾

除了上述的几点之外，这些妇女还被贩卖到一些偏远地区，做了别人的老婆，整天不能出门，逃又逃不掉，运气好的自然成了有钱人的小妾，运气不好的被贩卖到穷人家，还要遭受挨打，凌辱，这些女子一辈子只能过着被绳子绑起来的妻子，成了他们的泄欲工具、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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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一种勒索其家人要钱，得手也就放妇女回去了。妇女可以再嫁人。但是如果隔了夜的，再嫁也就名声不好了。不过还是嫁的出去的。

一种把妇女卖掉，通常是卖去做妓女多一点，也有卖去做童养媳或者小老婆传宗接代的。

做妓女那基本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卖身不行的时候，或者留着妓院打杂伺候别的年轻妓女，或者乞丐流落街头。更多是没等到那天已经死了。

做童养媳的年纪小，记不清楚事情，往往在夫家是生育机器和各种干活的。如果遇到宽厚的人家，再生个儿子，儿子有点出息，可能寿终正寝。大多数被繁重体力活或者年幼生育的后遗症折磨，或者家暴，早早去世了。

传宗接代的那些就更可怜的，生出来孩子和她也没关系，混好就是一个奶娘角色。更多也是几经转卖，更为悲催。

一种就是卖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概累死居多。

任何一个时代，被拐卖的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花国的猪仔和猪花。

人口贸易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伴随着工业文明塑造了法治社会精神，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标配，可是世界发展是不充分不均衡的，于是不发达的地区成为了法外之地，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亦是如此，这其中十里洋场上海是一个典型代表，华洋混居产生了鱼龙混珠的三教九流，上海滩三大亨的故事妇孺皆知，他们生意最重要三项就是妓院和赌场及鸦片，其中妓院的妓女来源除部分贫困家庭主动贩卖女儿外，为了节省成本更多的是来自于拐卖人口。

大航海时代让内陆传统的贸易都市变成了鬼城，鬼城效应让许多经商家庭破了产沦为贫民，贫民们汇聚一起形成了贫民窟，上海滩黄浦江为界，一半天堂一般地狱。美国人为了西部大开发规划了西部铁路，铁路全程万余里需要大量人工，由于美国本土已经禁止奴隶贸易，美国的华商买办就另辟蹊径到内陆来贩卖猪仔和猪花，猪仔被分流到南洋的种植园或者美洲铁路工地，猪花则沦为猪仔的泄欲工具，对于西方来说东方是欲望之都，曾经的天朝上国沦为了罪恶之国，没有了丝绸和瓷器及香料的故事只有百年孤独的红与黑。

那么，民国政府对于贩卖人口采取了那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效果呢？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真的一夜之间丧失了千年礼仪文明了吗？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57条规定：“和诱、略诱未满20岁之男女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移送被诱人出民国领域外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935年新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提高了“略诱”犯罪的惩罚力度。该法第241条规定：“略诱未满20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护权之人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

第242条规定：“移送前二条之被诱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当时拐卖儿童罪的最高刑罚仅为无期徒刑，而且只要不将受害者运出国境，人贩面临的最高刑罚仅为有期徒刑10年及罚金1000元。

对于民国刑法嫌轻的惩罚力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妇孺会的徐乾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失拐案如斯之多盖亦有故，法律与习惯二者皆有莫大之影响存乎其间。假使国家对于拐匪斩人子嗣离人骨肉较之强盗尤为残酷，一经破获讯实即治之以极刑，杀一做百必寒匪胆。”可见主张对人贩一律处死的想法并非时人首创。 民间组织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打拐”力量 在政府之外，民间组织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打拐”力量。

大社会小政府

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发布公告，鼓励公众协助“打拐”： 此次洪水为灾，幅员甚广，灾民扶老携幼来沪避难者，数以万计，无知牟利奸徒，乘机收买难民子女，贩卖为奴婢妾妓者，亦常有所闻。本会以保障儿童权利，谋求儿童幸福为宗旨，深恐无告灾童，被拐匪骗卖，沦入地狱，乃广为宣传，俾同情人士通风报信，以便调查，并在轮船码头与火车站，严密访查，遇有形迹可疑者，严为盘诘，得有证据，即送请法庭讯办。本会现据人报告，业已会同探捕，破获拐匪者数起，送请法院彻究矣。所望同情人士，遇有贩卖儿童情事者，速来博物院路廿号本会所报告，本会必能彻底根究，如有必要时，并当为报告人严守秘密云。 此外，“人民举报”也是挽救被拐儿童的一种方式。

1937年《风采月刊》报道，荻海区园岭村12岁小童余明锐被亲戚拐骗，卖至虎山村，后又被带往他处出售。所幸拐卖途中被乡人发现，及时向队长报告，人贩得以拘捕，小童得以救回。前后所耗时间不过数日，银钱不过18元。 尽管如此，在被拐卖的儿童中，还有大量的受害者未能得到救助。而凭自力得以脱困的，更是犹如奇迹。

1947年《沪西》登载通讯报道了一则异事。上海郊区龙华镇的一户农民女儿3年前走失。女童被拐后，被人贩打得体无完肤，黏上狗皮，做成身高不盈3尺，人首狗身的“狗妖”。人贩为免女童呼救，还将她的舌头剪去，使她不能言语。 3年后，买了女童的江湖艺人带着她来到龙华镇表演。一日，女童生父正好来看“狗妖”表演，女童当即泪如雨下。农夫眼见生疑，次日再带妻子前来。女童含泪在地上写下父母以及自己的名字，方才得以与父母相认。后来女童获救，但身心所受创伤仍是无比沉痛。此案女童的悲惨经历，直是众多被拐儿童的一种写照。不幸如她遭受戕害者，不知几何，而有幸如她能脱离魔爪的，却恐怕只在少数。哀哉可叹。

拐卖儿童所伤害的不仅是千万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整个社会。而要营救这些被拐儿童，也绝不是仅靠被拐儿童的家庭就能完成的。国家应当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投入资源、提高能力，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也需要得到动员和鼓励。两相配合，双管齐下，也许才能实现“天下无拐”。那个积贫积弱时代不是借口，健全法治和加深道德信仰才是治标治本的方案，我们需要全民投入其中捍卫人类尊严和底线。

中国历史上贩卖妇女的行为一直都有，只是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那时候贩卖妇女到处可见，而这些妇女经常不敢出门，下面羽评就列举几个妇女被贩卖后的生活。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据说英国人在广州大肆收购妇女，一个妇女40个大洋，很多国人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他们的爪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妇女。

而英国人再贩卖到美洲可以获得1000块大洋，据说当时在美洲的华人女子高达数千人，95%的女子最后都沦为青楼女子，受尽凌辱和折磨，最后自尽。

民国时期很多工厂需要劳动力，此时的贩卖已经成风，他们称贩卖男孩叫“搬石头”，贩卖女孩叫“摘桑叶”。

主要是从农村去欺骗这些女子，说到了大城市什么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还可以享福，最后大多被贩卖到工厂，工厂给人贩子大洋，如果是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则会被贩卖到青楼，让这些裹脚了的女性为那些上层阶级的人跳那些所谓的小脚舞，跳的不好就要挨鞭子，很多人贩子因此获得巨大利润。

被拐卖的女性中，很多被卖去东北。严景耀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被拐妇女大都被送到东北当妓女的。那是因为在东北有广大的市场，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们大多数是男人而且是未婚的单身汉。因此，对女人的需求高了，娶妻的代价也高了，这些外来户只好以原始的方式为他们发泄性欲而采取最省钱的办法。因为对女人的需要高，故拐犯都认为到东北作这种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对于这些被诱拐的女性，脱离原有的环境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脱离苦海，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悲剧之中。如被迫失身，有些甚至会因此丧命。1913年徐家汇就有数名已婚女性被诱拐强奸的案子，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样是1913年，郑海与其母郑阐氏杀死李俊儿一案中，则因二人将幼女李俊儿诱拐藏匿后担心案情败露而将之致死灭迹。

由上可见，被诱拐的女性，无论其出走是否有主观想改变生活现状的意愿，其下场多半是很悲剧的。当然也有少数女性得以成功脱离苦海，如合肥的两个十五岁少女，上学路上被拍花贼弄晕拐走，但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在南京脱险。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重视女性贞操以及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下，就算拐逃犯的确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受害的女性也会感到难以做人。而且就笔者看到的材料来看，多半的情况下，女性都会落入狼窝虎口。

无论哪一个朝代，被诱拐的妇女都鲜有好下场。有的被拐到深山老林给人当媳妇，有的被拐到青楼当妓女。

在民国那个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加上社会的动荡，当时的人口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大洋。人贩子为了牟取暴利，使用一切手段拐卖儿童、妇女、青壮年。

1947年的《海潮周报》便报道了一例。溧阳县少女包秀珍自幼家贫，1939年家乡遭日寇占领，生活更是悲苦，便托邻居潘谢氏代谋一帮佣工作。岂料潘谢氏伙同其弟将包氏骗至芜湖，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日军，充作雏妓。包秀珍“受尽虐待拷打之酷刑，约一载余”，后又被潘谢氏先后转售给浦口一家旅社与天津一家妓院为娼。

那个时代的儿童和妇女没有任何人权可言，一旦遇到灾荒，更是成为商品。被拐卖的妇女下场好一点的到个有家人家当奴隶仆役，下场差的可能进了妓院为娼，再差的可能连命都不保。然而，民国时期的政府乏力，无心也无力打击这种犯罪行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将贩卖人口定为违法犯罪！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时候肯定没地位

卖给达官贵人做妾;卖到妓院;姿色差的会被折磨成残疾人，被控制着在街上乞讨赚钱活命。

在清末、民国时期，乞丐中的坏人会伺机抢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弄瞎双眼，弄成跛子，带着女孩挨家挨户乞讨。女孩稍大一些还要被乞丐们轮流奸淫。

有幸运的，有不幸运的，命运不一样。郭兰英后来成了歌唱家，他算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