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和后秦两个政权的统治者为何大多笃信佛教？

南北朝时期人们笃信佛教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当时佛寺遍地开花，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底层平民，都开始信奉佛教。杜牧曾经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能有这样的诗句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这个时期人们真的像被佛教控制住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首先考虑一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汉武帝大一统使得汉朝社会和谐发展，不过不久后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统治者的野心渐渐膨胀，他们无心管理政事，反而滥用权力，骄奢淫逸，政治环境十分混乱，人民苦不堪言。虽然东汉末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了一定经济，但是百姓抵抗情绪高昂，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社会十分动荡。

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混乱的社会环境反而会使思想更加活跃，佛教传入中国，当时混乱的生活环境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再者，统治者身体力行，带头信佛，受封建伦理思想统治的中国人，会无条件听取统治者的命令。统治者还大建佛寺，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佛教信奉轮回，认为世界上有极乐世界，如果虔诚就能超度，进入极乐世界。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精神世界却极为空虚，佛教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了栖息之所。反观底层群众，现实生活中已经很苦了，他们也急需寻找精神寄托，想短暂地逃避现实，佛教刚好能让他们暂时忘却烦恼。

佛教是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但信佛的人不多。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的僧人陆续来到中国，佛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一直处在战乱、灾祸、死亡等黑暗恐怖之中。人们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于是佛教乘虚而入。因为儒家、道家学说，都是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和来生。而佛家专门宣扬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教认为人的肉体可以消灭，但灵魂是永生的，这让人从因果报应中得到心灵藉慰。十六国(包括前、后秦)的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教义，大力推行佛教，以麻醉人民，听天由命。

当时佛教的大力推进者是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他们中一个是用法术、一个是用传教、一个是用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根据有些资料显示，不管是前秦还是后秦，都不禁止与海外的联系。甚至有学者认为，秦是当时最早同红海等地域交往的朝代！所以当时的信息流通非常广泛！

我个人推断当时的皇帝特别推崇佛教的那种信仰方式，把自己比作如来佛祖，可以掌握众生生死！因为当时皇帝所建立的王权模式，几乎和古埃及的模式一模一样！

一是从汉代遗留的崇佛之风，二是乱世杀伐需要佛教安抚止息之心。乱世无傍，精神慰安。

前秦和后秦属于五胡乱华后胡族建立的政权，这两个国家执政者大多笃信佛教。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抄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

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支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第一次激荡、动乱的大时代。胡人的入侵把汉人的国土搞的乱七八糟。尤其是“佛教”。担惊受怕的人民，希望有所寄托。统治者则希望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佛教”。从魏晋留下来的岩壁佛教文化遗产，可见当时执政者对佛教的重视，也因为佛教，这群原本居住在北方的胡人，彻底的融入了汉人社会，成为汉族群之一。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时代，令佛教与中国人融成一体。

前秦皇帝符坚

前秦是继后赵之后北方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统治者符坚笃信佛教，由于他的提倡，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重镇，代表人物是佛图澄的弟子、名僧道安。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大儒世家，早年读书，通达五经六义。12岁出家，因相貌丑陋，不受师傅重视，但博闻强记，过目成诵。 20岁时受具足戒，并得到师傅允许出外参学。约于公元335年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遇当时名僧佛图澄，深得赏识。佛图澄死后，道安为避石赵内乱之祸而到山西的镬泽 (今山西临汾)，辗转至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弘扬佛法，后又回邺都。在这约15年的时间里，道安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主要是研习和宣传禅法。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河南。后应襄阳大名士司凿齿的约请，率众南下，率弟子慧远等人到了襄阳。道安在襄阳的十五年，是其一生中最有建树的时期。他着力于讲习般若学；考较《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译本，注释经文；创制经录；制定僧尼规范，从宗教仪式方法到日常修行起居的规定。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派苻丕攻占襄阳，道安被请到长安，住五重寺。以后的七年里，道安领导数千人的大道场，组织并亲自参加译经，兼讲经说法，总结了佛经翻译中的“五失本、三不易”的情况。道安学说集中在禅学和般若学两方面。其讲求的是小乘禅法。道安又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主要代表。他有弟子数百人，其中著名的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

后秦国主姚兴

　　后秦的佛教比前秦更加兴盛，后秦统治者姚兴也笃好佛教，著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及其教团为后秦佛教谱写了绚丽的篇章，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鸠摩罗什(Kum a raj I va，344—413)，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父鸠摩罗炎原是印度国相，后舍相位迁居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罗什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9岁随母去魁宾游学，从名德槃头达多法师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12岁随母回龟兹，时遍通小乘经论及世俗文典。后随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复从佛陀耶舍授读《十诵律》等。罗什回龟兹后，广学大小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名闻西域诸国，在汉地也有传闻。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谴吕光破龟兹，劫罗什至凉州。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兴攻伐后凉，迎罗什至长安，请入住西明阁及逍遥园，待以国师之礼，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尔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传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间，共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其所译经典影响很大，多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据。罗什门下甚众，最有名的是僧肇、道生、道融、僧睿。

　　僧肇(384，一说374—414)俗姓张，京兆 (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即遍览经史，犹善老庄。他在东晋隆安二年(398)，远赴姑臧(今甘肃武威)师从鸠摩罗什，后随师到长安，并奉命与僧睿等参与译场从事译经，评定经论。鸠摩罗什曾称赞他说：“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三中说：“若肇公名肇，可谓玄宗之始。”后人在讲关河传承时，往往什、肇并称，可见僧肇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僧肇的著作，有《维摩经注》及各种经、论的序，最著名的则为《肇论》。僧肇对般若学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最高水平。僧肇在般若与中观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另作阐释，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僧叡对般若经典的传播用力甚勤，他对般若理论在中土发展过程的总结，至今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道生天资独具，在未见经典原本的情况下，倡“一阐提皆可成佛”与“顿悟成佛说”，是中国佛教义学实现由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鸠摩罗什死后，僧肇、道融等仍留长安；道生、慧观、僧叡，僧导等迁居南方，鸩摩罗什所传大乘经典流布到了江南。

　　另外，从坞摩罗什始，佛教译经正式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由国家出资，组织人力，进行翻译，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时，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首先创立了管理僧尼的国家机构，鸠摩罗什弟子僧被任命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和慧斌共掌僧录。此后经北魏至隋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

五代十国是佛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战乱人民渴望和平佛教正式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