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李守信这人，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来说，眼生。所以开篇之前老梁先简略的介绍一下这人。

李守信，蒙古族，不过拿他哪小照片瞅瞅，你会发现这家伙和蒙古人的长相完全不搭边，一张瘦脸蛋子，一对耷拉眼，小肩膀比正经蒙古人少一小半，就这副德性，脑袋上扣一顶小鬼子的短舌帽，他要不说话，完全就是一个小鬼子的德性。人说面由心生，就凭这长相您要拿蒙古人的好爽和他交往，您就把自己洗的白白等着挨宰吧。

这就是一个以利字当头的人，为了利字转头就能把你卖了，您还自以为是的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嘚瑟找了一好朋友，所以这人脑袋瓜好使着呢！最后老梁再送他一个标签，一个臭名昭著的混蛋。

好了，咱转入正题。

李守信的经历

小地主出生的他，蹲在自己的家门口扯了块白布写了个“信”字，一帮子吃啥啥不够的土匪就开始聚集在李守信的脚下。

凭着手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帮人，再加上他的心狠手辣，很快李守信就在热河这地头上，打出了名号，当然作为食草动物的老百姓也被他祸祸的不成个样子。

那个时候，还是满身窟窿眼的满清蹲在大华夏的地头上，也没时间管他这破事，所以李守信的小日子过的还可以。但转眼这就到了民国，开头的民国那也是百废待兴，实在看不下去了，派了张连同来收拾，他们这帮子无法无天的混蛋。这不他顶不住了，这就被收编了，变成了张连同的手下。

你还别说，脑袋瓜好使的家伙到哪里也吃香，进了部队从营长可就升到了团长。1922年的时候，大华夏的局势那叫个乱，张连同带着自己的家伙事，就投靠了小个子张作霖。

捎带着李守信也鸟枪换炮的坐上了骑兵团长的宝座，老梁在这里插一句，团长和团长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骑兵团长，这是当年数得上号的机动部队，走哪牌子都是响当当的。

可到了1925年，李守信脑瓜顶上那颗给他提供遮风挡雨的大树，张连同被宋哲元给收拾了，张连同这就基本上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而他留下的一帮子大头兵，就被李守信接受了。

这帮人就是李守信起家的资本。

从这一刻开始，李守信就开始了投敌叛国的道路。

九一八之后，李守信还和矮地瓜小鬼子干过，可转过两年，在1933年的时候，小鬼子端着三八大盖，挑着膏药旗就冲进了热河。

李守信揉着耷拉眼，瞅着局势似乎不对，他那小心思可就翻了出来，带着他那东北军十七旅，一撅屁股就跪到在了地上，向着小鬼子投降了。

当然小鬼子也有着千金卖秃噜皮的想法，就把这货所在的部队收编了，丢了个“兴安西警备军”的番号给他。

俩汉族支队六千三百来人，一个蒙古兵支队一千七百来人，外加一额外赠送的炮兵大队，这就齐装满员了。

小鬼子瞅着齐装满员，穿着小鬼子军服的李守信，心里总觉的没底，总感觉自己养了个狼崽子。

所以一脚就把李守信踹到前线去，和同样投靠了小鬼子，但不受小鬼子信任的刘贵堂所部七千多人搞一下。

你还别说，李守信还真有俩把刷子，把个刘贵堂从多伦给踹了出去，整个过程刘贵堂只有夹着尾巴跑路的份。

这多伦可就落在了李守信的手里。

在这多伦李守信可是唱了一出有名的双簧戏。

当年大脑袋冯玉祥在察哈尔这地，组建了一支抗日同盟军，手底下的吉鸿昌带着抗日同盟军将多伦周边那些个小鬼子的伪军，揍的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程度。

随后就把整个多伦给包了饺子，大家伙都知道，这打攻坚历来就是个苦力活，对于攻城部队那就是个无底洞，那得填进去不少的部队才能拿下来。

所以吉鸿昌就派了个人，去说服李守信。

咱前文也说了，这李守信是个有脑子的家伙，这不从之前吉鸿昌揍那些个杂牌日伪军的枪声中，就听出来吉鸿昌的部队只有轻武器，没有攻城的重武器。感觉抗日同盟军，也就那样，没啥出息，不如小鬼子来的实在，拒绝投降。

好吧，这战斗可就打起来了，这过程中，小鬼子的侦察机还凑了几次热闹，向着同盟军丢了几颗不大不小的炸弹，让同盟军的气势下降了不少，而且同盟军毕竟只有轻武器，攻击城墙还真有点吃力，最后局势就僵持在哪里了。

没办法吉鸿昌又派人去说服李守信，毕竟这几次接触下来，李守信也是有损失的。

苏联给冯玉祥一百万支枪，如果你投降了冯玉祥，不仅能的美名，还能从中捞不少实惠。

说实话以上这句话就是吉鸿昌说服李守信的话，这整个就是画饼充饥的节奏，李守信也不傻。名声？拉倒吧！他李守信自打当了土匪就没有爱惜过。枪？那是给冯玉祥的，跟他李守信没啥关系。

李守信脑袋摇的就像拨浪鼓一样，嘴巴都快裂到了后脑勺上了。

没得办法，信使又拿出来第二套方案：“我们借你多伦一个月，一个月后你们派人来接受，我们同盟军就撤。”

看到这里，大家伙一定有个疑问，为啥会有这么一个惊掉人下巴的方案。没得办法，大脑袋冯玉祥这才抗日，全国人民都再瞅着呢？你说你连个县城都拿不下来，也不是回事。不管用啥办法能名义上占那么一会，对于当前的局势还是很有好处的。

摸着光下巴的李守信，一琢磨就回过味了，这就是一出借荆州啊！

咱前边说了，李守信就是一个以利字当头的人，小鬼子又是给枪又是给炮，临行前还给他发了六万发黄澄澄的子弹，守了这么长时间，也对得起小鬼子了。而冯玉祥这里，那是个炙手可热的大军阀，李守信也不想彻底得罪了大脑袋冯玉祥，所以同意了。

有人就要问了：“这李守信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这要是万一同盟军最后不给这多伦，咋办？”

你想多了，这李守信根本就不怕，因为同盟军根本就守不住多伦，别忘了李守信手底下还一个炮兵大队，夺回多伦那也是分分钟钟的事。

所以，这两头就都答应了，冯玉祥的脸上的金子可就贴上了。

于是对打的双方，这就表演上了，首先李守信先是来一出快要守不住的假象，这部队里那个负责监视的小鬼子就是一怂货，腿肚子就哆嗦了，没有让李守信催促，这就给上司打报告，多伦守不住了。

好吧，名义有了，李守信退了，同盟军就占了多伦。

一个月后，李守信又跑回来把多伦占了回来。

就这么一家伙，小鬼子对这李守信居然另眼相看，在小鬼子的授意下，又参加了那个所谓的德王建立的伪蒙古政府，还坐上了副总司令的宝座，接着又挤掉了前任，总司令的大帽子扣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到了这里李守信一路顺风顺水活的也叫个滋润，可他也有踢到铁板上的时候，这不百灵庙战役被傅作义给收拾了。

随后小鬼子投降了，这货忙不迭的和德王凑一起去拜见了蒋光头拜山头，这第十陆军的帽子又一次的扣在了脑袋上，不久内战爆发又和咱八路大军干上了，那他能有个好，他的军事生涯算是玩完了。

之后转到北平，又跑到台湾，接着在利的趋势下，又跑了回来和哪倒霉孩子德王又勾搭在一起，搞什么蒙古自治政府，这一家伙又被剿灭，跑了。但被咱强大的政府部门给引渡回来，接着赶上特赦，在咱大华夏当了一个文史管理员，这辈子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纠题，必须称之为“伪蒙军”总司令，因为这支军队是由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控制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建立的，武器和训练也都是由日本侵略军提供，完全彻底的是伪军。1936年绥远抗战中，晋绥军名将傅作义指挥取得的“百灵庙大捷”，打的就是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军，因为内蒙古地区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的，其所宣扬的“满蒙生命线”便是此意。

（傅作义卡通像）

我们当然不能称其为汉奸，因为李守信是蒙古族，准确称谓应该是“蒙奸”。

李守信乃是内蒙地区的土匪出身，奉系军阀张作霖曾奉北京政府命令在内蒙东部剿匪，李守信1922年被招安后摇身一变成为奉军的骑兵团长，曾杀害过内蒙古著名的起义军将领嘎林梅达（有同名电影）。1933年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部队进攻热河，奉军统帅汤玉麟不战而逃，李守信则率部投敌，先后任“热河游击司令”“察东警备司令”等伪职。

（李守信）

日本关东军效仿伪满洲国，在内蒙古地区也准备建立傀儡政权，并且选中了蒙古族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这厮名字过长，历史上习惯以“德王”称之，是被清王朝册封过的蒙古郡王。伪满洲国建立后，德王谒见傀儡皇帝溥仪，既梦想恢复清朝统治，又幻想扩大自己的王爷特权，于是在日寇的支持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走上了认贼作父的道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近万人的部队，李守信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不久转正。

“伪蒙军”不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威胁着北平的西北方向，还成为日本关东军侵略的帮凶，打头阵进攻不肯投敌的内蒙古其他部落。1936年10月，兼任“伪蒙军”第一军军长的李守信率领四个师一个炮团，在日本顾问的指挥下，与“德王”的第二军和汉奸王英部分三路出动进攻绥远，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给他们打气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绥远的军队也不过如此”，这帮家伙过于乐观了，他们碰到的对手是晋绥军名将傅作义将军。

（德王和李守信）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打响，整个抗战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在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的策应下，傅作义指挥晋绥军第35军为主力大破“伪蒙军”，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打死打伤，日本人吓得全部撤走了青海、绥远和宁夏地区的侨民，撤销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并且从此再不敢相信“伪蒙军”的战斗力，事实证明，对待日本人就该如此，奉军上下确实该学习傅作义将军的敢战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蒙疆建立了隶属华北方面军的“驻蒙军”，经常性辖有两个骑兵旅团为主力，李守信的伪军成为看家望门的配角，1938年又升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与德王一起又到重庆拜见蒋介石求饶，完全是见风使舵的土匪作风。

考虑到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对德王和李守信未予深究，所部伪军又开始进攻解放军，1947年被冀热辽军区部队全歼，李守信只身逃跑。

1949年6月，李守信从台湾再赴内蒙，与德王继续组织分裂活动，阴谋破产后被逮捕入狱，1964年特赦。

李守信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汉奸，他当的是伪蒙古军总司令。

李守信，1892年生于内蒙古，早年在热河省以“信”字为号聚匪祸害百姓，后被张连同收编，1922年和张连同一起投靠奉军，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李任团长，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镇压过嘎达梅林，1925年张连同被宋哲元击败，其部大部分投靠李守信，这支部队成为李守信起家的资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守信率部抵抗日军，1933年投日，同年夏天率部打败刘桂堂进占多伦。在多伦，李守信与冯玉祥唱了一出双簧，在李守信进占多伦的时候，冯玉祥也在察哈尔组织起抗日同盟军，随后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把多伦县周围的日伪武装都清除了，并很快对多伦形成了包围之势，吉鸿昌派人去做李守信的工作，他认为围城的部队都是轻武器，并且自己已经上了贼船，所以决不放弃多伦，要在日本人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抗日同盟军由于是轻武器，并且李守信有日军飞机支援，所以同盟军一直攻打不下多伦县，之后姚景川又去做李守信的工作，并对他说：“苏联准备给冯先生100万支枪，不久便运来，你如果归顺冯将军，将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还有其他实惠。”李守信知道冯玉祥的为人，便委婉拒绝，姚景川又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如果你让出多伦，冯将军决不亏待你。”李守信还是摇摇头。

对于李守信的拒绝，姚景川又说：“冯先生派我这次是想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就和我们合作，如果没有办法，我就将多伦还给你。”李守信心动了，在他回忆录中记载，他觉得自己对得起日本人了，而且也不能得罪冯玉祥，于是将多伦借给冯玉祥一个月。李守信将多伦让出后，佯装撤退骗过了日本人，一个月后李守信再次攻占多伦。

1936年5月，李守信投靠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被任命为伪蒙古军副总司令，随后升任总司令。随后日本方面要求他们进攻绥远地区，对于这个伪蒙古政府蒋介石十分痛恨，于是电令阎锡山对进攻绥远的伪蒙军采取攻势，之后又派遣陕西附近的中央军开往前线，驻守绥远的傅作义指挥晋绥军和中央军打败了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

1938年，李守信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投靠蒋介石，内战爆发后受命在内蒙古东部招纳旧部配合国民党军队，1947年其部被解放军全歼于开鲁。1949年4月逃往台湾，6月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逃往蒙古国，1950年被引渡回国，1964年被特赦，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任馆员，1970年5月死亡。

如有错误，望斧正。

李守信是马匪出身，他的这个所谓的“蒙古军总司令”也的确是混上的，年中，李步步升迁，从排长直升到团长职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不久之后李守信即主动投靠日本，先后充任伪“热河游击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李守信被日本人重用，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要职，在任伪职期间，李守信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投降后，李守信又投入蒋介石的怀抱，继续与人民为敌。解放以后，李守信逃到蒙古国，后被捕引渡回国，关入监狱改造。1964年12月，我国特赦了一批战犯，李守信就在其中。

特赦之后，李守信被安排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最终于1970年5月病死，这个为祸多年的军匪，至此终于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1918年，26岁的李守信加入热河游击马队，先是亲自出去当了将近4年的胡匪，到30岁他升官以后，也从未中断与胡匪的联系和勾结。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李守信这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以至最后成为热河一带最大的胡匪头子，变为伪“蒙疆”的第二号战争罪犯。

李守信当胡匪时，比一般拉“杆子”的交游要广得多，因而路子很野，几乎是四通八达。他深知商人胆小怕事，从不敢沾胡匪的光，不象地主敢施出毒辣手段。

因此，他总是以“烧、当”两行作为自己的“窑儿”，一般都是在商号中落脚。这些商人都惧怕李守信这号人物，生怕得罪了会截他们的货物或绑了他们的票，所以纷纷上赶着跟他拉关系。

汤玉麟丢了热河后，李守信就正式做了汉奸。没想到在抗日的时候没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做了汉奸之后发挥得淋漓尽致。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7月初派出万余人进攻多伦。李守信为在日本人那里取得一定政治资本，决定坚守多伦。抗日同盟军于7月7日夜发起进攻，8日，日本飞机给李部运去6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

抗日同盟军因天气缘故，给养供不及时，再加上多次进攻不下，一时斗志衰弱。为守住多伦，以博得日本人信任和重用，李守信常是日夜不眠，总在最吃紧的地方亲自指挥。致使抗日同盟军虽将多伦三面包围，但却很难攻下。

于是冯玉样遂派姚景川出面同李守信谈判。李守信为给自己多留条后路，便答应将多伦暂时让给抗日同盟军占领，时间约定为一个月。李守信为使“撤出多伦”的话由日军方面说出，便接连发出粮草弹药告急的电报。

他的日本人顾问见多伦被抗日同盟军包围数日，也怕城陷身亡，故亦夸大其辞，将双方作战描绘得十分激烈，以敦促上峰早下撤退命令，在此情况下，松室孝良乃于7月11日夜决定让李守信所部撤出多伦，把部队撤到围场县内的锥子山一带。

李守信所部到锥子山后，休整数日，日方又给他补充了20万发子弹，500枝步枪和9万元军饷，然后就摧其反攻多伦。按照预先约定，李守信借故又拖延些时日，至8月10日再度“攻占”多伦。

李守信第二次占据多伦后，深得日本人信任和称赞。不久，日军即将李部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李为司令，把原来的第一第二2个支队改称为师，由原来的刘继广和尹宝山2个支队长任师长。

同时，日本还调拨来8门野炮和2门山炮，补充给李的炮兵大队，此外又增设了1个通讯队和1个宪兵队，自此，李守信便更加死心踏地为日人卖命，生活也越发腐化堕落了。

1936年5月10日，日本在蒙古建立了伪蒙政权，任命汉奸德王做伪“蒙古军”总司令，1937年10月，日本人觉得德王不能独揽大权，于是让李守信担任伪总司令。

李守信在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期间，更加拼命的为日本人效力，直到日本投降后，他还心存侥幸，企盼日本“东山再起”，只是可惜了这么一个大汉奸，居然让他活到了七十年代！

作为日本关东军最要好的“朋友”，李守信无疑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汉奸。1936年5月，李守信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并出任了伪蒙古军副总司令。1938年，李守信又出任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

（右一为李守信）

不过，明明做了卖国贼，李守信却总是要以清新脱俗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比如部下问他抗日问题的时候，李守信就回答说：“抗日当然要抗日，但抗日总得需要武器装备吧？现在日本人给我们扩充装备，我们就不要节外生枝了，要耐心等待时局变化。”

另有部下问他，不怕背上汉奸的骂名吗？李守信说：“假如以后国共一起惩治汉奸，那和我同命运的人有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人响应我。但如果国共分家，只要我有人有枪，就更加有活动空间，可以左右逢源。”

实际上，李守信也不是生来就是汉奸。

李守信本属于奉军序列，在1922年，他还是奉军一个骑兵团的团长。之后十年中，李守信也参与过镇压嘎达梅林起义，但却始终不得晋升。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李守信仍然只是东北军驻热河的一个骑兵团团长。

1933年，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联军共同进犯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不战而逃，李守信则果断地选择了投降。

投降之后，日军将李守信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管理下属6300的人汉族支队和一个1700多人的蒙古兵支队，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大队。

从团长瞬间变成司令，并且武器装备也都更新了一遍。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让李守信十分着迷。日本在占领整个热河地区后，又开始向察尔哈地区进军，战略重镇多伦首当其冲。

（汤玉麟旧照）

为了检测新编的部队是否忠诚，日本人便派遣李守信向多伦发起了进攻。李守信当然知道日本人的用意，为了能挣个好的印象分，他让部队倾巢而出，誓要拿下多伦。

当时多伦的守将是日本人不太信任的刘桂堂，城中守军共有7000多人。李守信全力出击，又善于谋略。他故意卖出破绽，引诱刘桂堂进行偷袭。在刘桂堂陷入圈套后，李守信大开杀戒，一战歼灭了刘桂堂2000多人。

刘桂堂被迫撤出多伦，一路逃向张家口。李守信则兵不血刃地进占了多伦。

驻守多伦期间，李守信上演了一出震惊世人的双簧。

实际上，在刘桂堂败退后，冯玉祥就已经在张家口组织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迅速攻占了多伦周边县城，并对多伦形成了包围之势。为了减少损失，吉鸿昌派出了姚景川去做李守信的思想工作。

关于这件事，李守信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谁是真抗日，谁是真投敌，只有盖棺了才能定论。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拉上线了，绝不能轻易放弃多伦。必须要死守几天，看一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如何，再瞧一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

抗日同盟军派遣了一万兵力进攻多伦，但大部分却都是轻武器。这就更加坚定了李守信守城的信心。随着雨季来临，抗日同盟军的进攻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吉鸿昌只得又派出姚景川去做工作。

（冯玉祥旧照）

姚景川告诉李守信说：“现在苏联人已经决定给冯玉祥100万支枪，不久就可以通过外蒙古运过来，如果你归降冯将军，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实惠。”但李守信却认为，冯玉祥此人不可信，他如果投靠，根本不会得到什么优待。

眼看进展不顺利，姚景川又劝说道：“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这次连多伦都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只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这就是对抗日的最大贡献。”

李守信有些动心，随即他与姚景川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最终，李守信答应暂时借出多伦一个月。并且他表示，如果到期不还，他定然会兴兵来取。

就这样，抗日同盟军开始虚张声势地加紧进攻，而李守信则不断向日本顾问诉苦，希望上峰能主动下达撤退命令。收到求援信息后，驻热河日军负责人松室孝良担心李守信被抗日同盟军消灭或是收编，于是很快下达了撤退命令。李守信顺利将多伦送了出去。

之后，冯玉祥将这一消息通电全国，整个民族士气为之一振。

一个月后，李守信率部来取多伦，双方又默契地进行了一场战斗，李守信最终重夺多伦城。

这件事之后，李守信开始卖力地为日本人效力。甚至于，他还跟随德王去东京拜见过天皇。1950年，出逃的李守信被蒙古边防军逮捕。他在同年被引渡回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改造。出狱后，李守信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并写下了三十万字的回忆录。

1970年5月，李守信病死在呼和浩特，终年78岁。

（参考资料：《李守信自述》《民国军阀档案》）

从贫苦人家的孩子，到喇嘛庙里的喇嘛，再到揭竿而起的一方豪强，最后成为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的人生经历也是异常的丰富。

李守信出生于1892年7月11日，出生在内蒙土默特右旗的普通农民家庭，祖上是闯关东来到此地的，几代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他是家里第3个孩子，出生时起名叫做李义。

父亲希望他继续做一个好的农民，但是小李义又机灵又好动，一张不像父亲老实巴交的样子，不愿意去田里劳作。正好这时候有一座喇嘛庙需要出家人父亲就把家里的老三李义送到庙里去当了喇嘛。当年小李义只有12岁，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称他叫三喇嘛。

李义活泼好动，根本不是那种能静下心来好好念经的人。当时的年月，兵荒马乱，一年到头有扛枪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三喇嘛李义很是好奇又很机灵，容易的就和那些兵痞打成一片。1918年李义离开喇嘛庙，加入县民团，正式当上了大头兵。

这时候李义仍然是一位为人豪爽且善于交际的人没多久他就和附近势力较大的几个土匪搞熟了关系。慢慢的他觉得似乎自己拉起队伍来干土匪也挺好的，于是离开县民团，单干当上土匪。不到两年时间凭借着积累起来的人脉他就落了800多人的队伍。

热河游击司令张连同很赏识这位有胆有识，十分机灵的土匪，于是将其招入麾下给了他一个连长的职务，李义也为了表达张连同知遇之恩的感谢，将名字改为李守信。

后来李守信也是多次立下战功，从连长升到营长，又从营长升到团长。

日本人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不断扩张，巩固在这一地区统治，拉拢了一批汉奸土匪为自己所用。李守信也成了他们要拉拢的那份名单上的人。

1933年3月，李守信团击落了一架日军侦察机，俘虏机组人员4人电台两部。日本人发现这是和李守信进行接触的一个好时机，于是指明要求让李守信带着机组人员和电台到关东军处用俘虏交换物资。

不知道李守信和日本人交流过什么，总之不久李守信打开他所镇守的开鲁地区大门，将日军迎入，从此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1933年4月，李守信的队伍被整编为热河游击独立师，他当上了司令员，纳入关东军的战斗序列，接受日本顾问团的“指导”。

李守信投靠日本人之后的第一场大战是在多伦。李守信带领伪军占据多伦，当时恰逢中国军队组织长城抗战。以冯玉祥为首组织起全国抗日大同盟召集战士上万人准备围攻多伦。

进攻之前，冯玉祥派人找到李守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希望他能为了民族大义反戈一击。但是李守信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想白白损失自己的力量优势同冯玉祥达成了一份协定。

1933年7月7日冯玉祥率领全国抗日大同盟近万名战士浩浩荡荡工打多伦，双方攻守三天三夜，战事胶着。三天后李守信的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告诉日本顾问如今只有死守等待多伦城破之后和抗日战士拼大刀片。日本顾问听后也不想丧命于此，于是联系关东军总部，允许李守信军撤离多伦。

撤离多轮之后李守信部休养了15天，补充了大量的物资给养，又接到日军命令夺回多伦。

李守信与冯玉祥的约定是“借地20天”，所以在出发路上又磨蹭了几天，当他到达多伦城下正好20天吧。所以多伦城下当天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冯玉祥“撤出”多伦城，李守信又“立一大功”。

多伦城一战全国抗日大同盟“一度占领多伦城，极大的打击了日伪敌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对于抗战的士气。而李守信也通过这样一战彻底的获得了日本关东军的信任，也算“双赢”。

不久日本关东军开始导演伪蒙政府的成立，有内蒙德王和李守信共同负责。但是由于德王一直强调“主权国家”，所以在最终协调之后，将“蒙古军总司令”一职授予李守信，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伪蒙政权纳入其中，但是地方自治。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八路军劝李守信投降，的李守信冥顽不化拒绝会见八路军代表，表示只向国民党投降，而且还下达了见到八路军要坚决反击的命令。

李守信投降之后，手下的队伍接受傅作义的改编，无兵无将，只得贿赂国民党高层，给予部分权利让他自己回到热辽蒙边境组织“人民自卫军”，李守信又回到了拉杆子当土匪的日子。或许是李守信在该地威望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拉起了5000人的队伍，但是在1946年12月被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剿灭。仅李守信一人仓皇出逃。从此他在国民党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1949年带领全家飞至台北安家。但是此时蒋介石有召见德王和李守信要他们去组织“蒙古自治委员会”，于是他又飞往宁夏一带开始最后的挣扎。

德王（左）和李守信（中）

宁夏解放之后，德王与李守信流窜至中蒙边界。本希望蒙古国能看在同族份上收留他们，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其一行接至乌兰巴托关进监狱不久引渡回国。

1950年9月20日，李守信被引渡回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直到1964年12月被特赦出狱。

出狱之后李守信被安排在内蒙古文史馆担任馆员，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而且逻辑清晰，将他对内蒙古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历史状况全部口述整理出，作为昔日伪蒙政权2号战犯，他几乎就是一部内蒙古近现代史书。

1970年李守信因心力衰竭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他的骨灰仍在北京，由外甥保管，按照他的意愿将会在两岸统一之后带回台湾和他1949年带到台湾的大太太合葬。

李守信，蒙古族人，其一生中所担任最重要的职务，是伪蒙古军总司令，同时兼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期间，李守信与侵华日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出卖祖国、主权的龌龊坏事。

伪蒙古军，以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是由侵华日军关东军所掌控的军队和地方政府，从照片上即可看到，当年的李守信，曾头戴日军军帽，身着关东军的制服，是个典型的投降派。

李守信，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小地主家庭，14岁时娶媳妇时，已练得一手好枪法，成为了民团的一名马警，在当地非常有名声了。

此后，到建平县参加了直系的热河游击队，旋即，李守信随队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提拔为连长、营长，东北军骑兵第17旅第34骑兵团长，参加了镇压嘎达梅林组织的保卫蒙古土地的起义。

“九一八事变”后，李守信曾率部抵御日军的侵略；关东军进攻热河，汤玉麟丢甲弃盔，继长城抗战失败后，李守信率部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北部林西县投降。

靠投靠日本关东军以后，李守信当上了“热河游击师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并率部攻打在察哈尔地区由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双手沾满了抗战军民的鲜血。

日军投降以后，李守信见风使舵，随德王赴重庆晋谒国府高层，竟然被任命为第10路军总司令、热河省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骑兵第六军军长、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中将军事参议等职。

李守信，昔日投靠日军的蒙奸，未被国府追究投降日军、镇压察哈尔地区抗日武装的责任，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正牌的国军，极具讽刺意味。

解放战争中，李守信所部被为解放军全歼于内蒙古通辽市西部开鲁县境内；此后，李守信如丧家之犬，逃之北平、台北、蒙古，最终，被蒙古国边防军逮捕，引渡回国以后，以伪蒙疆政府战犯身份，在北京锒铛入狱。

晚年，李守信被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李守信自述》回忆录，病逝于呼和浩特，时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