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汉人的地位如何？

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1230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劝皇帝不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块地方放牧。这种政策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别迭建议的“悉空其人”，有人认为是大屠杀，把中原一带的汉人杀光。这类事情，成吉思汗的骑兵很擅长，但也未必用得着一刀一箭地苦干，只要空出地来，汉人流离逃亡，大规模死亡必定出现。

　　耶律楚材(字晋卿，1190～1244年)是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这从他名字所依据的“楚材晋用”的典故就能看出来。耶律楚材知道，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牧业，他对皇上说：

　　“陛下即将讨伐南方，军需从哪里出?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地税、商税，征收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得50万两白银、8万匹帛、40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以供应军需了，怎么能说‘无补’呢?”

　　皇上说：“你为朕试试看。”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路建立了征税体系。1231年秋，皇帝到大同，十路的税收登记册和征收来的金帛都陈列于廷中，皇帝看了，笑问耶律楚材：“你一直在朕左右，人不离开就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还有如你这么能干的吗?”当天，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

　　上述白银、粮食和布帛的总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大约可以折为70万两白银12，这笔钱救了多少中原汉人的性命呢?当时占据北方的金国人口在6000万上下13，金国设中都路(今北京一带)等十九路，扣除人口最多的南京路(开封一带)和山东东路(今山东半岛一带)，人口再折一半，比耶律楚材设置的十路少一两路，仍有两千万条性命，平均每条命每年可以贡献三分五厘银子，约等于人民币14元。皇上为什么不降旨扫空汉人?关键就在这14块钱。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命的价格，也不过14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14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开封重演。在攻克汴梁(今开封)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皇帝请示。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拒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

　　耶律楚材闻讯后，“驰入奏”，对皇帝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比较虚，压不住皇上的杀心，“帝犹豫未决”。于是耶律楚材很实际地说：“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皇上同意了这个说法，下诏只杀姓完颜的，其余勿问。开封城内147万人因此获救。

　　我还见过关于这场对话的更详细的记载，但一时想不起出处。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1279年元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元朝统一时，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台湾、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史籍记载元朝的疆域：东尽辽左，西及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汉族文人可能地理知识也不特别健全。北逾阴山，阴山在内蒙古，内蒙古一过再往北就到北极圈了，元朝的领土上你能看到北极熊吗?元帝国极盛的时候，大概有2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解体前2240万的苏联。

　　如果算上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的金帐汗国，中亚新疆的察合台汗国和西亚的伊儿汗国，大概蒙古人占了4千万平方公里。这三大汗国后来跟元帝国本土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到第二代、第三代汗的时候就伊斯兰化了，肯定是被当地民族给同化的。元朝疆域的广阔表现在汉人到边疆，边疆各族迁入中原。注意，这不是双方交换场地。汉族人去边疆估计是被强制拆迁或者流放的，边疆各族迁进中原是因为中原好，我们打下天下就得坐天下。

　　元朝人分四等，蒙古人属于第一等，二等人叫色目人。色目人的意思不是说眼珠跟咱们不是一个色，是各色各目，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共31种，可能也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后来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马可波罗为什么做扬州的达鲁花赤，他一个外国人都能做扬州市委书记，因为他是色目人。汉人是第三等，就是原来的金统治区各族人。而原来的南宋统治区各族的人叫南人，南人就是第四等。

　　“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南人不许习武、不许打猎，不许结社，汉人、南人组成的军队不得在长江以北驻扎，兵器是木头的，打仗的时候才给你发金属兵器。

　　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概皆没收;民间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

　　至元五年规定： 不成副的铠甲，“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

　　所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它如果像现在那些御用的历史学家吹嘘的那么好，他能90多年就灭亡吗?清朝吸取了他的教训，汉化程度就比他要高得多。忽必烈有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忽必烈的儿子皇太子真金倾心汉化，但忽必烈老东西80多该死了还不死。所以汉族的儒臣们就着急，这些人就想了一个臭招，给忽必烈上书，你该退休了，让位给真金太子，真金太子身负人望。

　　忽必烈宠信那些色目商人，这些人能敛财，而色目人又是汉族儒臣最看不起的，所以双方争的很激烈。忽必烈看到上书之后非常生气，把真金叫来痛骂了一顿，真金就被吓死了，他可能本来身体比较虚弱，皇上一骂就哽屁了。这样一来忽必烈更恨这些汉族儒臣，离间我们父子，还把我儿子吓死了。

　　真金的儿子铁木耳做了皇太孙，就是后来的元成宗。皇太孙也很恨这些儒臣，想想要不是你们给我爷爷写信让我爷爷退休，我爹至于给吓死吗?所以他也抗拒汉化，自从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后面的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字都不认识，不会说汉语，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原。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这些达鲁花赤们也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

　　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在征服中原之前，他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所以就不会被儒家文明彻底征服。他不像辽金或者匈奴鲜卑，没见过别的，一进入中原，文明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得就你了，拜在你门下。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觉得你中国也没比人家强太多。

　　窝阔台攻宋之战：蒙古窝阔台汗七年至十三年(宋端平二年至淳祜元年，1235—1241年)，在蒙宋战争中，蒙古军进攻南宋四川、荆襄、江淮地区的作战。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后，宋乘蒙古军北撤之机，派兵北上收复西京、东京、南京(今河南洛阳、开封、商丘南)，被蒙古军击败。七年夏，蒙古窝阔台汗以宋背盟为借口，遣军分两路大举攻宋。东路由其三子阔出(曲出)及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等统率，攻宋荆襄、江淮地区;西路由其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率领，攻取四川。

　　战初，东路军沿汉水南下。八月，先锋口温不花军攻克唐州(今河南唐河)，继而转攻淮西，掩护主力进攻襄、郢(今湖北襄樊、钟祥)。十月，塔思率军攻破枣阳(今属湖北)，阔出率军西掠襄、邓(今属河南)，攻取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西北)。塔思率军一部南攻郢州，遭守城宋军顽强抗击，屡攻不克，掳掠北还。

　　十一月，西路军以巩昌总帅汪世显部为前锋，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南进。攻占沔州(今陕西略阳)后，进围方进屯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北)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宋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率军救援，击败蒙古军。蒙古汪世显率军转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又被曹友闻军击退，宋军北上扼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沔州之战)。

　　八年三月，阔出率东路军攻降鄂北重镇襄阳，使南宋在长江中游的荆湖战略要地失去了屏障。四月，阔出军攻克随(今属湖北)、郢二州及荆门军。八月，破枣阳军、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九月，阔端率西路军分兵两路合击成都。阔端亲率主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攻取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击败宋将李显忠军，占领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一部猛攻大安军，主力攻阳平关(今勉西县西老勉县)。

　　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未纳曹友闻坚守沔州仙人关要隘的建议，强令其前往无险可守的大安御敌。数经激战，曹友闻于阳平关全军履没，蒙古军长驱南下。宗王末哥率军攻克宕昌(今属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后，挥军南进，攻取文州(今甘肃文县)。宋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向率军民固守，蒙古军久攻不克，后断城中水源，破城。继招降吐蕃18族，经石泉(今四川北川西北)等地，趋汉州(今四川广汉)。

　　十月，东路军主帅阔出病死于军中，窝阔台派忒木台率军继续南攻江陵(今属湖北)。为突破江陵东西防线，兵分两路，一路攻复州(今湖北天门)，一路在枝江(今湖北枝江西南)、监利(今属湖北)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宋廷闻讯，急遣节制蕲黄光信阳四郡军马孟珙赴援。孟珙巧施疑兵计，反复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夜点无数火把，以少示众，并遣军袭击蒙古军，破24寨，夺回被掠军民2万余人，迫蒙古军北撤。

　　与此同时，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也被击退(参见真州之战)。是月，西路军阔端攻破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后闻东路主帅阔出死，率军北归，至汉州会末哥军，遂留部分兵力扼守沔、阶、兴元等要地，主力退出四川。不久，所占州县均被宋军收复。

　　九年十月，蒙古东路口温不花、塔思军破光州(今河南潢川)，继而进取随州、复州、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围攻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守军迎战失利，孟珙率军救援，将其击退(参见黄州之战)。口温不花率军东进，会史天泽攻安奉军(今安徽寿县)。

　　蒙古军集敢死士强攻，遭宋守将杜杲率军奋勇抵抗，攻城失利，遂填平城濠，筑27坝，乘风纵火攻战;宋军反击，奋勇冲杀，夺取高坝;后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率军入城增援，合力守御。蒙古军屡攻不克而退兵。西路汪世显部袭掠武信城(今四川遂宁)、资(今四川资中)、普(今四川安岳)等州。达海绀卜部将郝和尚拔都及梁秉钧窥开、达(今四川开县、达县市)二州，进逼瞿塘(今四川奉节东)。

　　十年九月，窝阔台复派察罕率东路军攻庐州(今合肥)，欲造舟巢湖，以窥长江。蒙古军筑高坝攻城，守城宋将杜杲率军奋力抵抗，大败蒙古军。蒙古军遂转军东下，克滁州(今安徽滁县)，又转战天长(今属江苏)，被宋军击败，察罕被迫引军退出宋境(参见庐州之战)。西路蒙古军由达海绀卜率领复入四川，攻克隆庆(今四川剑阁)后，四出掳掠。

　　十一年四月，孟珙乘东路蒙古军进攻淮西，对长江中游放松进攻之机，遣军收复京襄诸郡。六月，阔端遣达海绀卜、率军入蜀，再战成都，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死。汪世显部经开、达二州，进至万州，宋军守大江南岸，蒙古军以夜乘革舟迂回渡江之策，击溃宋军，东下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抵巫山，企图出三峡，入两湖。

　　十二月，宋将孟珙分兵屯峡、归(今湖北宜昌、秭归)、施(今湖北恩施)诸州，控扼蒙古军东进之路，于归州大垭寨一举击溃蒙古军的进攻，收复夔州。宋廷旋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加强四川防御(参见大垭寨之战)。十三年十一月，蒙古军复入蜀，破20余城，进围成都。宋制置使陈隆之固守10余日，其部将夜开城门出降，陈隆之被俘杀。是月，窝阔台汗病死。蒙古军主力北归，蒙宋战争暂告一段落。

给大家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看看当时普通汉人和普通蒙古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立合同大吉婚书文字人：领北傀列地面系太子位下所管军户脱欢等
今为差发重仲，军情未定，上马不止盘缠厥少，无可打兑照期。今有弟脱火赤军上因病身故，抛下伊妻巴都麻，自为只身难以独居住坐，日每无甚养济。今凭媒证人帖哥作媒说合，与亦集乃路屯田张千户所管纳粮军户吴子忠家，内存日从良户下当差吴哈厘抛下长男一名唤哈立巴台，说合作为证妻。

这是元代亦集乃路的一份结婚证书，内容说的是当地有一个军户（也就是蒙古人）脱火赤，因为当兵，负担很重，搞得家里很穷。脱欢死后，他老婆巴都麻日子过不下去，脱火赤的哥哥脱欢就找人说媒把巴都麻改嫁给了一个叫做“吴哈立巴台”的人，这个吴哈里巴台是当地负责种田的民户（也就是汉人）吴子忠家的一个“下人”，吴哈立巴台从名字上看，是个蒙古人，但因为是吴家的下人，所以跟了主人的姓。

可见，普通蒙古人和普通汉人，分工不同，蒙古人一般负责当兵，汉人负责种田，当兵的如果立不了军功，或者碰不到可以抢东西的时候，因为打仗的负担重，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蒙古普通人当兵，不但没有工资，而且还要自己配备武器装备，样样都要花钱。另外，混得差的蒙古人，甚至有可能在汉人家里当下人干活,像吴哈立巴台那样。

另外，看了几个其它的回答，觉得很是震惊，没想到到了现在，对于元史的认识，还是这么简单粗暴，缺乏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了解，就敢胡说八道，宣扬民族仇恨和对立的情绪。元朝的统治集团是蒙古人，他在政策制订上偏向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两种人就是今天人理解的汉人）在法律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不平等，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汉人和南人在官场，无法跟蒙古人、色目人竞争，从而保证朝廷大权在蒙古人和色目人手中。

元代普通蒙古人相对于普通汉人来说，虽然有一些特权，比如元代有法律明文规定：

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这条法律说的是如果蒙古人和汉人发生争执，蒙古人打了汉人，汉人不许还手，但可以去官府告状，由官府来解决争端，为了是防止蒙古人和汉人有争端的时候，双方私下解决，而私下解决，汉人就有人数优势，对蒙古人不利。这条法律当然是不平等的，对蒙古人有利，但不等于蒙古人可以随便打汉人。

但对于普通汉人老百姓来说，所谓政治特权，本来就是没什么意义的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资格当官，同样的，对于蒙古人来说，那些法律上规定的特权在实际生活中，只对蒙古贵族有用，对于普通蒙古平民，也没有什么优势。元代普通蒙古人的生活，也不比汉人好，甚至因为他们要承担“兵役”，而使得生活质量很差。事实上元代，在贵族统治的压迫之下，普通汉人和普通蒙古人都是受害者。

至于什么忽必烈杀了1800万汉人，到元朝末年汉人只剩90万人，这些数字不知道从那里看来的，随便想一下，也知道这些数字是乱编的，简直不可理喻。元代编修的《经世大典》记载：“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计有户1300多万，口5800多万，而这些编籍在册的人口，主要就是“民户”，也就是给元朝朝廷提供赋税的汉人。此外什么道听途说的初夜权之类的，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胡编乱造，关于初夜权我之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反驳过了，就不再多说了。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落后之极。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史天泽，一是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早期到末期，几乎增加一百倍!

　　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如此，汉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蒙古暴君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强逼征调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当时普通汉人无权拥有自己的名字，都被蒙官以数字命名，如：赵十一，钱二十八之类的；不能有铁器，菜刀要几家用一把，还要定时交给蒙官检查或收回；蒙官有初夜权，导致汉人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往往被父母悄悄杀死，以防混淆自家血统！汉人没有生存权，蒙人随意杀人，没有惩罚或惩罚很轻！等等很多反人类的歧视性条款 ！蒙元造成汉族人口损失90%！一句话，汉人活着都难，谈何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主除了“坐古谈今”老师和“只爱潘多拉”老师相当理智之外，其他人都有错误引导的嫌疑，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元朝这个政权的实质，并不是所有的蒙古人都是统治者，也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被剥削者。被剥削的只有底层的蒙古百姓和底层的汉族百姓。就是说在元时阶级矛盾是远远大于民族矛盾的。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份载于《元典章·吏部卷一·内外诸官数》上的数据，这份数据记载了元朝内外官员的数量，朝官总数量为2089人，其中汉人数量为1151人；京官总数量为506人，其中汉人数量为351人；外任官员19859人，其中汉人数量为14236人。从人数比例上来看，汉族官员在元朝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我再请大家看一则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的事例，有一个叫汪惟和的大臣严格执行了忽必烈关于兵器的禁令，连自己家族的兵器也一律上缴。就在此时，忽必烈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你们家和别的汉人是有区别的，你们家不禁止持有兵器。

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

整个元朝对兵器的禁令那是相当严格的，可是这个禁令对与元政权合作汉人的地主阶级却相当的宽容，看来元朝对兵器的禁令只限于广大的底层汉族群众。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元廷的政权性质就是蒙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在这个政权体系中，汉族地主的权益尽管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注意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尤其是江南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元廷的保护下经济规模那是相当的庞大，“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佃户”那是普遍现象。所以汉族地主阶级在元朝时政治地位相对于蒙古贵族偏弱，而经济地位那是相当的高。

而底层的蒙古人和底层汉人一样的悲惨，首先我来说说底层汉人的遭遇，就以寄身于汉族地主家的佃户为例，那些大地主对上涨租税随心所欲，比官府的赋役还要沉重，佃户若生男孩，便要接受奴役；若生女孩，不是为婢女就是为妻妾。甚至佃户中男女婚姻，由于交不起地主索要的财帛而结不成婚。还有像奴隶一样随意典卖，这些悲惨的事实都一一记载于《元典章》中。

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伤奔俗。

而蒙古底层百姓的情况如何呢？

先请大家看一则元仁宗时期的史料吧！

帝谕省臣曰：“比闻蒙古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其命有司赎之还各部。”

所以，底层的蒙古人身为被剥削在元朝生活的也是非常的惨，甚至为了活命也是卖儿卖女。

不仅如此蒙古人还被贩运到海外去当奴隶。

根据《元典章·刑部卷十九·禁下番人口等物》记载就在大德七年的三月，元政府明文规定市舶司官员要对出洋下海船只进行严厉的搜查，若船只携带蒙古人口被发现，就立即拘留治罪。

如有将带蒙古人口，随即拘留，发付所在官司解省。

还有《元典章·刑部卷十九·禁典买蒙古子女》反应出汉人、回回人、南人有买蒙古之子女为驱口的事实。以致于元廷不得不下此禁令。

所以，在元朝广大的底层蒙古人和汉人是被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剥削的对象，生活都好不到哪里去。

元朝所说的汉人是指原金国统治区，而不是南宋地区，南宋百姓称为南人，南人等同于牲口，真正最苦难者为南人。北方金国地区的汉化女真丶汉化契丹丶汉人统称为汉人，受压迫好点，做官的也有。南人中的南宋卖国贼也可以有土地，也有做官的。

犯了法的蒙古人也有被当成南人，作为奴隶处理，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蒙古统治者滥杀，从立国起一直到其灭国止，从未改变过。这个问题有大量正史丶野史为证。劝出题者一句，历史是过去的统治者的事，与现在没关系，总挑起这种问题，对国家不利。若您是汉人，请多为社会着想。若您是蒙族，这也是古人的问题，挑出火来，对蒙族绝不会是好事。若您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族，那您就居心不良！

就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在人也分等级的，没钱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蒙古人非常少的和汉族的交集也少，元朝时蒙古人只管税收和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汉族只管种地。初夜权就纯属扯，以蒙古人的审美和做派当时汉族村姑的形象是不屑看一眼的。不刨除个别的蒙古人有但不是当时的主流，既然汉族被定为四等人就不会碰汉族女人，倒是欧洲人和波斯人挺符合蒙古人的口味。

元朝时期，汉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由于蒙古人文明程度较低，而且拒绝汉化，所以对待汉人和其他民族是有区别的。元朝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第二等是住在毡房里的人，也叫色目人，其实也就是蒙古以外的外国人，他们在元朝地位很高，收税、敛财等重要的事都包给了他们；第三等就是北方的汉人，他们归顺较早，长期和蒙古人混居交往，出了很多汉奸；第四等就是南人，就是南宋的人，南宋由于归顺最晚，而且反抗最为激烈所以地位最低。

尽管元朝把国民分成了四等，但是这种划分是不牢靠的，很多南人入朝为官地位很高，很多蒙古人穷困潦倒混的非常惨，甚至被卖到海外。所有说元朝还是和历朝历代一样，是统治阶层和老百姓的关系，在统治阶层圈子的地位自然高，普通百姓不管哪个民族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元朝对非汉人相对好一些罢了。

元朝汉人在当时没有地位，是蒙古人的被统治在，甚至比殖民地的人民地位还低。

因为蒙古人本身是奴隶制度出生，统一中原后，种族歧视极度扩大，把人分成四等，即蒙古人，色盲人，云贵一带的汉人种宋统治下的汉人。所以说汉人的地但十分低下，跟奴隶差不了多少。

首先蒙古人打汉人而汉人不可以打蒙古人，蒙古人杀死汉人只受鞭刑，说是受罚其实也只是做做样子，然后给几文丧葬费，而汉人杀死蒙古人不仅抵命，还要充其家产，卖其妻儿给死者家属。蒙古人可强行侵占汉人田产，传说蒙古人对汉人女子享有“初夜权，虽说有些夸张，

\"但凡是蒙古人看中的汉人女子是难逃厄运的。而且汉人不允许有寸铁，就是菜刀也只能以石刀代替，现在江苏苏北一带还有称菜为石刀的，可见影响之深。

在对官员任用方面，只接由朝庭指派有的黄金家族或有战功的人担任，一度废除了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汉人作官员的微乎其微，由此可见，汉人在元朝的地位是何等低下。

我不接受元朝是中国一个朝代这个说法，其实是异族入侵，汉人已经基本变为奴隶。中原已经变为大蒙古国一块属地。落后文化领导先进文化，使中原文明严重的倒退。所以元末农民起义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同样我也不接受清朝是中国一个朝代，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就说明一切。没有毁灭，谈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