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关于夏朝和三星堆！众所周知，三星堆时期从新石器时代到商朝末期。延续了了近两千年。而夏朝是从神话时代到有史以来的一个标志性王朝。两者可以说存在于同一个时代。

并且，两个文明或者说国家，都没有任何文字流传，这个巧合加上巧合的事情，就不那么巧合了！

第三，有一个关键人物大禹。大禹出生地在北川，而金沙，三星堆遗址，仅仅相隔一百五十公里。

我很奇怪，突然生出一个想法，三星堆遗址是否就是夏朝呢？

先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发掘出了不少的青铜器，其中有不少青铜尊。其外形和规制看起来和商朝极似，是否为一脉相承呢？

再看青铜树，古代汉族传说，有扶桑树，上有十日，九日居下枝，一日上枝。化为十只金乌。而青铜神树上正好九乌而顶端空虚，也许曾经也有一只金乌。

再看金沙遗址国宝，太阳金乌金箔。

中原传说却在这里得到印证。也是巧合？

再说关键人物大禹。如果夏朝不是在三星，金沙，而是在河南二里头。大禹会从北川舍近求远去河南？不去一百多公里的地方，而去一千多两千公里的地方？说不通！

再说大禹治水，四川从来水系发达。而大禹出生在川西北，黑河，白河，岷江，黄河，金沙江，大渡河，等等都流经这片流域。如果四千年前，天气突然变暖，导致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此地极有可能发发洪水。大禹治水十三年也有可能只在川陕片区。

说到大禹，咱们再看一图。

这是大禹像。

然后再看一图。

这是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大立人手中是否拿的就是大禹治水的工具呢！

从大立人的服饰拓片上可以看出，立人穿的是三件衣服，最外的到膝盖，中间的到小腿，然后是内衣。这简直和大禹图神似了！！！难道这是夏朝后裔对祖先的祭祀崇拜？

关于三星堆遗址是否是夏朝的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奇怪。这种想法与推测，自从三星堆问世以来的九十年间，从未间断过。因为夏朝在考古方面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夏朝的考古文字记载。

正因如此，这才诞生了类似于这种想法的许多推测，都想挖掘出一些关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三星堆同样不可避免，但历史考证向来都是一个严谨的问题，不但要敢于推测，更要勇于去证明和探索。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巴蜀文化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的认识。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发掘表明，三星堆文明既不是天外文明，也不是所谓的土著文明，而是与夏商期间的中原文明息息相关。我们说的三星堆文明主要是指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第三期，即商朝早期至武丁时代。

现在只能说三星堆文明与夏末商初的中原我们有着某联系，但不能直接将夏朝与三星堆划等号，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三星堆文明是夏文明从中原带入蜀地的，而且三星堆文化遗址中有许多与夏文化遗址相近的文化存在。

三星堆文明，是在夏灭亡后出现的，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公元前1766年，成汤在鸣条打败夏桀后，夏桀渡黄河跑到三腊，后又被成汤所败，夏桀一直跑到南巢，战事才告结束。根据史料记载，这个南巢就在四川，位于成都彭州至广汉一带，与史书中的“成汤放桀于南巢”相符合。这一带距三星堆遗址很近。

成汤伐夏时，夏桀并不是孤家寡人，韦、昆吾、尹国、葛国等部族一直是夏桀的忠实跟随者。夏桀在鸣条失败后，被迫放弃都城安邑而撤退。夏桀除带走王族与华夏族的一些部族外，还有一些亲近的部族，如九夷的蜀人和三苗等。此处的蜀并非发源于四川，而是山东一带。

跟随夏桀迁移的遗民，带走了最重要的宗庙礼器。这些夏朝的宗庙礼器除九鼎外，其它的商汤没有获得，但其下落史书中也未记载。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的第一二期文化比较落后，而三期文化中突然出现大量高质量的青铜器，这些器物与二里头遗址的文物非常的相似。

有人认为这些青铜器是山东泰山的有缗氏部落因满夏桀的暴政，带着泰山大庙祭天的铜器，西迁逃到三星堆，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来历。但史书中记载的是，有缗氏在夏末叛乱，被夏桀剿灭，并未迁徙。所以，此说法并不成立。但有专家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夏朝宗庙礼器，是由夏桀带领的遗民带去的。

在三星堆遗址三期中发现了与二里头夯筑工艺相同的城墙和宗庙建筑，这是一座建于商初，废弃于商晚期的都城。这正是夏朝遗民迁徙到四川后的“南巢”。由此可知，商朝建立后，夏朝并未灭亡，而是迁都到了“南巢”。此处与夏王朝的南阳、江汉平原和鄂西一带相毗邻。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株青铜神树发现于二号祭祀坑。神树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是一株桑树。对桑树崇拜是从炎黄直到夏代的共同现象。炎帝娶承桑氏部落之女，黄帝正妃嫘祖发明“养蚕取丝”，尧舜在桑林禅让等，都说明这株神树属于夏文化。

还有出土的许多青铜人像，实际上都是夏朝宗庙中的“神主”，也就是诸代国君的铜铸像。这些铜像都有形状像河一样的眼睛，上下眼眶平而长，有像大海一样的嘴，非常宽阔。而这些特征与《史记》中记载的夏朝王族的形象一致。而最大的铜像身高1.7左右，重180公斤，根据所拿的木耒耜，推测是大禹“神主”。

除此之外，还有与二里头相似的青铜铸造作坊等等，这些都说明三星堆与夏朝末期的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自三星堆文明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三星堆之谜，提出了各种猜想。其中有好多说法荒诞离奇，这明显是对中原上古文献和出土文物缺乏了解。人物头像上并不是金面罩，而是贴金箔。还有所谓的金杖，其实就是木质耒耜的金箔装饰。

三星堆是不是夏朝？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之所以会将三星堆与夏朝相联系，恐怕是因为二者都太过神秘吧！对于三星堆是不是夏朝，我认为存在可能性，但可能性不大，原因如下:

首先，个人认为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似度，与中原文明没有继承关系，至少在商朝之前，二者间其本质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发展的互不隶属的文明体系。

只是到了后来，商朝中后期，蜀中文明才与中原文明交往开始增多，并在帮助武王伐纣之后，受封成为诸侯，最终融入华夏文明！

其次，我认为夏朝的主体，是从今天甘肃陇东一带的天水等地向东迁徙的伏羲部落，这从天水的大地湾遗址等史前文明考古发现可以得到一些线索，伏羲部落一路从大地湾出发，向东迁徙，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

而黄土高原上松散的土质很适合骨制农具的生产使用，因此，伏羲部落最终会迁徙到黄河中下游，而不是长江流域的黏土地区。

再有，之前的考古发现，在二里头出去了一些青铜器，专家鉴定为商朝之前器物，与商文明有继承关系，那么可以相信那是夏朝的遗存。

综上，个人愚见，三星堆有可能是夏朝，但可能性不大，我还是更相信夏朝是存在于古黄河流域的。

个人愚见，有不同观点或有不正之处，还望指正见谅，如果觉得我在手机上打这么多字也挺不容易，就赏个赞吧，十分感谢。

三星堆炒作的太过了，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一个流传太久的历史谣言，那就是大禹是四川人——在已经回答的人里面，不管反对或赞成三星堆和夏朝关系的，居然都相信大禹就是四川人。

答主我前不久还去过汶川，那里的人，无论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对此坚信不移。

不过，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这是一个流布了十分久远的历史谣言——随手百度一下大禹出生地，就可以看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息都是这样的：

1、《孟子》：禹生石纽，西夷之人。

2、《史记》：大禹生石纽，西羌之人也。

然而，很遗憾，“西夷、西羌”是有的，但“禹生石纽”，是没有的。原文如下：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后汉书·载良传》：大禹出西羌。

《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

最重要的：《孟子》，完全无载。

孟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大禹是哪的人。

在大禹还是人们普遍信仰的夏商周秦汉时代，从来没有人说过大禹是四川人，更别提汶川。

那么，“大禹生石纽”，到底是出自哪里呢？

答：源自一本非正史之书。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蜀王本纪》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但经考证，实为三国谯周。

这本书可以算作史书，也可以不算作史书，为什么了？

首先，它是一部《地方志》，不是通史。

其次，研究古巴蜀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另一部重要书籍《华阳国志》（同样也是地方地理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有话说：

“《蜀纪》言：“雀墒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纪》既以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卷十二·志序》

常璩的意思说的很清楚，《蜀本纪》里说，蜀人认为穿越秦川的「褒斜道」（即秦栈道）是他们的古蜀王蚕丛、鱼凫等人用牛车开凿的，但是《史记》却清楚的记载是秦历公开凿的，战国史籍也可以互相印证。

同时，蜀人又称自己有3000年的历史。

对于这些，常璩都认为是“横传”——也就是传言，并未证实公认。

?常璩自己本身就是四川人（崇州），这说明他的评价是客观的。

毫无疑问，《蜀王本纪》的内容，除却那些地理信息外，大多数是采用当地的一些口口相传而非文献记载的故事辑录而成，尤其是人物典故，整本书充盈着神话色彩。

对照中原史籍，《蜀本纪》可以称为「半信史」，但不能称为完全的信史。

那么，《蜀王本纪》为何这样写了？

自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蜀本纪》并不是第一个称“大禹生石纽”的书，在它之前还有一本，那就是东汉照晔的《吴越春秋》：

“高密（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和《蜀王本纪》不一样，《吴越春秋》可以算作一本信史，但是，和《国语》《春秋》《史记》等比起来，它依然有它的不足征信之处，历代就有人指出过一些问题。如伍子胥托梦等，故谓之“类小说家之言”。

就研究吴越史而言，它不如《越绝书》权威和严谨，所以你更加可想而知关于大禹的记载的真实性。

毫无疑问，赵晔虽为浙江人，但是曾辞官去四川（资中）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一去就是20年。因此，其所作《吴越春秋》里的“石纽在蜀西川也”，当然也是他这20年间在当地听回来的。

也就还是常璩说的“横说”——就是相传而已。

从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到《竹书纪年》，再到春秋战国诸典册，及至秦汉，从来没有大禹生四川的说法，由此可见。

大禹的父亲「鲧」的封国——《春秋》云：“有崇伯鲧，在秦晋之间”。

《国语·周语下》记载：

“昔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秦晋之间」与「有虞」都是在中原西部地区，「羽山」则在江苏，从来无异说，要是大禹生在四川。

那他父亲跟四川一点都扯不上关系又作何解？

?所以，对“禹生石纽”保持怀疑，是应该的。

至于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称“孟子云‘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则不仅是一句完完全全的孤证，有托古之嫌。甚至，他说的根本就不是「石纽」。而是：

「石坳」

?就是山沟里出生的意思，别无他指。

后来南朝的刘宋裴駰在给《史记》注解的时候，把「坳」误训作「纽」，由此造成了后世的讹传。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吴越春秋》早于《帝王世纪》，因此，可以推论皇甫谧也很可能是受了《吴越春秋》的影响。

那么皇甫谧为何不直接沿袭赵晔的说法用「石纽」，而用「石坳」？

答案当然是他看出了「坳」与「纽」实容易混淆，同时，作为一名博览群书的学者，他大概知道不管是坳，还是纽的来源。

揭晓答案：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淮南子·修务篇》。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100%就是神话。

?这很正常，上古时代的人物都有「神性」，这是因为他们既是帝王，又是宗教领袖。

▲又西汉谶纬书《循甲开山图》云：“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水”。

?这是「石纽」的第一个出处。

这里面的「石纽」根本没有任何地理位置之所指，就是指错综复杂的石缝。

▲西汉后期，与整个东汉，儒家从进取的「公羊派」逐渐转向偏保守的「谷梁派」，且由于汉光武帝的钦定，与带有巫术色彩的方士之学「谶学」合流，产生「谶纬学」。

此种学问在巫风盛行的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自然是得天独厚——赵晔都得跑四川去找四川人（眉山彭县）杜抚为师，可想而知，四川的文人当必有人看过《淮南子》《遁甲开山图》。

★★★谜底解开：

由于汶川有个地方叫「石纽」，所以可能是大禹后人的西羌把「禹生于石」附会在石纽。

为什么西羌要把大禹附会到汶川石纽了？

?大禹是西羌，是历来无疑问的，羌人在先秦时代与汉代都是一顶一的大族，从甘肃到西南地区都有，其中有大禹的后人并不奇怪。而羌人自殷商时候起就和中央王朝敌对，特别是东汉，持续打了一百年的仗。

期间，大量羌人南下逃入西南地区。

这里面，有可能有大禹的后人。

?《后汉书》：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

大禹与四川的关系，就说到这。

下面来看看，夏朝和四川有什么关系？

《古本竹书纪年·帝启》篇云：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这里的「巴」，不少人解作「巴蜀」之巴，但是观甲骨文里的「巴」是否就是春秋战国的「巴国」，这还有个很大的疑问，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晋陕或湖北地区。

就逻辑上而言，夏朝要是有那么强的实力，连“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地区都能控制。

那他又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被东夷两次夺国了？（注：一次是太康时代的后羿，另一次是帝「相」时代的寒浞）。

显然，夏王启派遣的这个司法官员孟涂去的「巴」国，就不可能是古巴蜀国。

夏王帝桀，他也不可能如三星堆的粉丝幻想的那样，被商汤流放在「南巢」后，还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逃亡，然后逃到四川建了起一个不逊色于商的「三星堆古王国」。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两个祭祀大坑，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青铜器是原产的。

?第二，最著名的那棵「青铜树」，专家研究过，无论如何都无法站立起来——它是祭祀的时候作临时用的。

至于说夏朝就是三星堆，纯粹脑子有病。

个人认为，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夏商周是一脉相承的中原文明，可以从“陶寺遗址”——“二里头”——“二里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上看到清晰的传承关系。而三星堆是典型的巴人文明，文化类型截然不同。

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三星堆文明，它并不是传说中的外星文明，也没有超越中原文明。它虽然47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但直到公元前21世纪才进入文化阶段，这时候的陶寺遗址已经有了青铜器和300万平方米的城市。三星堆出现青铜器是公元前18世纪，这时候二里头已经有精美的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具了，而且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很大可能从中原传来，因为有中原文化的影子。三星堆青铜器最发达的时候是商末周初，青铜神树、铜立人都是这时期的，但商朝技术明显更高，四羊方尊就是代表。

三星堆之所以被传的神乎其神，是因为奇葩的青铜器造型，并不是技术，它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靠近铜矿产地。其实在国际上看来，商朝青铜器造型和三星堆一样神奇，只是我们自己不习惯罢了。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三星堆存在了1千多年，始终都没有发明文字，其文化也没有外扩现象，直至被别的文明吞并。你还觉得它先进吗？

最后再回答一下您所提的大禹出生于北川，这还是有争议的。现在考古学的最新观点，夏朝活动核心区域在山西南部。别忘了大禹父亲鲧就是治水被杀的，他也是北川人？父子俩千里迢迢跑到山西治水？因此，还是等待考古成果吧。

不是。三星堆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处古文明遗址。三星堆经过几十年的发掘、研究，考古学家认为这处文明是与夏商并存（甚至更早）的一种文明。

在三星堆没有被发掘时，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而后向东南西北渐进。然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以前中国其它地方的任何文物的风格迥异。按其年代推测，这些文明可以追溯到5千多年前。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文明（有物证的），也只能追溯到5千多年前。因此就打破了以前的认知。

因此三星堆的发掘就证实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于三星堆的所有文物都没有文字符号，所以这里的文明是早于夏朝多少年就没有有力的证据。而且据考古界的研究，这一文明至少持续1500多年，而后突然消失，中间断代又至少2000多年，而后才与正统的中原文明相衔接。与中原文明相衔的部分已有历史记载，大体已为周朝了。所以按此推算，三星堆文明与有历史记载的中原文明至少是同一时代的文明。

蚕丛氏是羌族，黄帝后裔，青神县是其家族的封地，其母亲是从横断山下来的“蜀山氏“部落成员。从中原人造“蚕“和“蜀”字分析，当时应为男子狩猎或圈养驯化羊等野生动物为生，古时“羊“通“羌“，以羊作为图腾而命名羌族。农业还不发达，女性以栽桑养蚕织锦为主要生产活动。古蜀人与中原黄帝后裔进行交往时丝绸是极其重要的媒介。蚕丛氏接到周幽王烽火警报后能带兵救驾，说明此时古蜀地已经发展很快，非常富有，并且此前一直和中原王朝关系良好。而“彝“既有米又有糸，说明该群体已进入农耕时代，过的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所以中原人结合其发型创造了“彝“这个会意字。故羌和彝只是古蜀人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形象表达。至于和“身毒“及其他南亚甚至西亚古国进行象牙等货物及贝壳贸易，“蜀山氏“对高原商贸路径再熟悉不过。不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哪代蜀王的杰作，古蜀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而非中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在开启长篇大论之前，先说结论吧：夏朝当然不是三星堆，但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于“夏朝是否就是三星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小问题构成的。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是夏文化。其次，我们需要明白三星堆遗址的性质。这样的话，就可以清晰明了的得出相应的结论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金面罩（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网站）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夏文化？

“夏文化”包含了两个指标，首先是要在夏朝的纪年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其次是夏王朝的统辖范围内夏族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先驱，徐旭生先生就曾经指出，他所认为的夏文化，就是夏代夏后氏所建立的文化。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明白，夏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的文化遗存，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夏族人的文化，不是夏文化，夏王朝灭亡之后夏族人继续生活所创造的文化也不是夏文化。

对于第一个指标，夏朝的纪年范围，现在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这段时间内，因此，年代不落在这个范围内的考古学遗存，都不是夏文化。

第二个指标，夏族人及夏王朝范围，族属这个问题在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法”来界定，用这个方法将不同文化文化区分开来并不难，但是将不同文化归入到历史上特定的族属，实际上有很有难度的，这部分研究实际上是一个逆推的过程，很有意思，不过由于要写这个方法的话，可能要写很多字，这里就不细说了。那么夏王朝的活动范围呢，主要是根据史书记载。徐旭生的考证，认为夏王朝的活动范围可能有两个，其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河上游一带，其二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夏文化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夏族人在豫西晋南一带所活动留下的文化遗存。

大禹（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第二个问题，三星堆遗址的属性是什么？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广汉，这个遗址包含了三个文化时期，最早的一期是宝墩文化，第二期是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是十二桥文化。其中宝墩文化是新石器末期的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三星堆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十二桥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600年之间。十二桥文化年代太晚了，就不说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中间有300年的断层，应该以后会能有发现填补。这两个文化，无论是从分布范围、年代，都不满足夏文化的界定（其中宝墩文化太早，三星堆文化年代只能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晚期到商晚期），所以肯定不是夏。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网站）

那么，三星堆遗址与中原的夏有什么联系么？

这是肯定有的，根据以上的年代数据，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晚期到商晚期这一阶段，其中，如果把三星堆文化再细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6期，其中第一、二两期，是三星堆文化较早的阶段，包含了部分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比如，一、二期的陶盉，具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风格；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与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神似；三星堆出土的陶觚，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一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网站）

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区域性青铜文化。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

孙庆伟：《界说与方法——夏代信史考古学重建的途径》

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说过，古蜀人“不晓笔墨，未知礼乐”。三星堆有成熟的青铜器，但是没有文字，只有只言片语的古老传说，这加强了研究三星堆的难度。但是扬雄多少提供了一点线索，“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需要说明的是，蚕丛、鱼凫都是指一个氏族，不是指某个君主，这里说了蚕丛的活动时间有数百年。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也提到了蚕丛，“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巧的是，三星堆的确有“其目纵”的青铜形象，反映出以上两部史料还是非常靠谱的。

一、蚕纵氏——先羌部族，D、N 、O2a

这个面具是世界上最早的，凸出的眼睛代表了古蜀人对于眼睛的崇拜，他们认为眼睛可以洞察一切，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有点像“千里目”。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如是说。蜀地先后变换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由于没有文字，鬼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姑且解一下，从考古上来说，三星堆文化的时间为公元前2800年-前1100年，共分为四期，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前半期。根据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意见分为：

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前2800-前2100），

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200年），

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前1100-前900），

前后约二千年，没有中断过。但这个分期大致了解一下就行，有些学者的划分时间会有所差异，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仅分为三期，分为四期主要是为了更好对应四代大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蚕丛对应宝墩文化，宝墩属于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期（前2800-前2100），文化特征有先羌部族的痕迹，是一种先夏的遗存。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认为夏朝就是三星堆，真是反智啊。最可能是夏朝的无疑是二里头文化，我们来简单比较二里头文化和三星堆文化。

第一，从时间上下限说，二里头文化大概是前1900年—前16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是前2500年—前1000年左右。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是前2070年—前1600年。那么最接近夏朝的无疑是二里头文化，而不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横跨了文献中的夏商两朝，如果真是夏朝，何来商灭夏呢？

第二，从空间位置来看。文献中的夏朝地名，方位主要分布在山东西部、河南、山西南部。《逸周书·度邑篇》说洛阳一带是“有夏之居”，夏朝的核心区域可以说是中原一带。三星堆文化有什么证据表明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呢？有人说大禹是北川人，但这只是汉人扬雄《蜀王本纪》的说法。更早的《孟子》说禹是“西夷人”，《史记》说“禹兴于西羌”，都没有指明是四川。而上古的河南西部才是羌人势力大本营。

第三，从文化传承来看。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和中原文化没有形成序列。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周文化则可以形成完整的文明传承关系。这也是符合文献中夏商周礼制大同小异的说法。比如孔子就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为什么目前还不能认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朝？其实就只是缺乏文字证据而已。但从其他旁证来看，二里头文化无疑是最符合文献中的夏朝，而不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三星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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